湮灭之城

当今，在瞬息万变的世界面前，在莫衷一是的纷争之中，在越来越极端观点的撕裂之下，我们还能区分是与非吗？文明与野蛮只是相对的吗？

比如俄乌战争，有些人认为，正义与非正义都是相对的，文明与野蛮也是相对的。

于是，是非被混淆了。而人，乃至国家，正在丧失“方向感”！

“方向感”是清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他用常识对“相对论”提出反问：

我们承认不承认有生活得好一点与生活得坏一点的区分？承认不承认生活中有幸福和痛苦之分？在与野蛮相对应的意义上的文明，指的就是人类为了活得更好一点，在文化、行为方式、生活方式、制度安排等方面所获进步的积累。人类的历史就是脱离野蛮朝向文明努力的过程。

农村常有土地纠纷，有的地方是用古老的群体械斗的方式来解决，今天更多的是用现代法律的方式解决。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国际上，用不断的战争征伐方式来解决争端，与用建立国际组织、订立国际条约、谈判妥协的方式解决争端，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记载，在国内政权更迭上，是用死伤无数、血流成河的方式来实现，还是用人们认可的程序与选举的方式来实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公共事务上，由少数人专断与能有更多的人参与，从而使更多人的意志能得到体现，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在社会生活中，一部分人有力量歧视和压迫另一部分人，与平等相处，在真正的平等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至少保障法律和权利意义上的平等，这其间文明与野蛮的区别有疑义吗？

……

上述十分显见的常识性认识，竟会造成人们如此严重的思维混乱，谁之过？

由此想到近年来媒体常说一个句型：“我们既要……也要……”或者“我们既不能……也不能……”

有意思的是，连结上述句型前后两部分的本是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却被人为地“对立统一”成了一个，而且振振有词、慷慨激昂，全不顾逻辑上的互斥，“完美”地体现了对“辩证法”的纯熟运用。

说到辩证法，我们曾被教育说，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而由此形成的“党文化”，数十年来已经成为国家治理的特征之一，它无处不在，屡试不爽，并且越来越为全世界所认清。

在“辩证法”的大旗下，“翻手云、覆手雨”成为常态。一句话，无论我怎样做，都是正确的。

只是，其中的是非曲直，从此没有了标准！

一旦否认了文明与野蛮之间的区别，没有了起码的是非观，就意味着认识的迷失！

我们这个民族，还能一而再、再而三地承受起迷失（美其名曰“伟大实践”）的代价吗？

其实，国人擅用辩证法，并非全是马克思的缘故，这其中有着深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渊源。

在传统看来，世间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网上有人加以归纳，这一成系列的“俗话说”，读来让人忍俊不住：

俗话说：明人不做暗事；可俗话又说：兵不厌诈！

俗话说：男子汉大丈夫宁死不屈；可俗话又说：男子汉大丈夫能屈能伸！

俗话说：金钱不是万能的；可俗话又说：有钱能使鬼推磨！

俗话说：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可俗话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俗话说：兔子不吃窝边草；可俗话又说：近水楼台先得月！

俗话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可俗话又说：有仇不报非君子！

......

如此对照，不胜枚举。

有人以此证明：中华文化博大精深。

博大精深不假，但前提是要深得要领才是！否则，认识模糊、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只代表着对中华传统存在错解！

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群起，儒、墨等众家坐而论道，是非、巧辩竞相登场，一时间成争鸣之势，谁也说服不了谁。有鉴于此，庄子以超越争论性的“三言”，交织成了一部充满着鲲鹏、蝴蝶、兽语的奇妙故事，嬉笑恣纵，“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出世派哲学至此而立。

庄子擅用“三言”，这三言系指：寓言、重言和卮（音zhi）言。

后人将其概括为“悟道”的三个阶段：

所谓“寓言”，就是讲故事，在庄子自己的虚构中寄托了他试图向人们明了的道理，或古怪离奇，或禽言兽语，海阔天空，漫无边际。但却是入门的悟道之言，面向的听众大约是没有基础的一般人，所以需要借助于“象”（寓言）这个中介而引人入道。

而“重言”，则是更高一步的“体道之言”，庄子常以先贤古人之语拉大旗作虎皮，借以增强自身所论的权威性与说服力，至于那些先贤古人是否存在？可曾说过那些话，并不重要。较之“寓言”，“重言”无需中介，直言玄道。因此听众当为有一定悟性的人。

到了“卮言”，便进入了“言无言”的“悟道之言”，代表着“悟道”的最高层次——“知”道。

我们今天常说的“知道”一词，其渊源或自于此？

面对以儒、墨为代表的各家在是非问题上的激烈纷争、各不相让，如何以不变应万变？

老子认为：“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即：宇宙间一切差别、对立均可以在“一”中得到消解。庄子继承发展，将其用之于言说之道——卮言。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

不言之辩、无可言之道，高于有可言之道。因为任何言，都无法与“道”完全相合。况且，一旦进入无我之境，“言”便是多余。所以，体道之人既不必言，问道之人亦不必问。

“道无问，问无应”才是知道。

言，只是手段，不拘形式，甚至可以忽略，所谓“得意而忘言”。而体道、显道才是目的。

因此，“卮言”是合道之言，所谓“寓言”、“重言”皆在其统领之下。“卮言”为体，“寓言”、“重言”为用。

可惜，正是这种“说不清道不明”最为朦胧，也最容易被人误读。特别是“卮言”，更令人费解。于是，围绕着对其的解释，可谓精彩纷呈：

有人解：“卮”为古之一种能盛水的倾斜器具，具有“虚则欹，中则正，满则覆”的特点，即该器具水空了便倾斜，水多了便翻倒，只有水不多不少时才能平衡端正。于是古人常将其置于座右，以告诫人们不要自满，持中有度，“座右铭”因此而生。只是，“空虚倾斜——注满倾覆”却是常态，如此周而复始，绵延不断。

亦有人解：在庄子看来，宇宙间一切事物的存在模式，就象一个不断运转的大圆盘，一旦体察到它的存在规律，立足于“道枢”，就可应对争鸣的百家，从根本上消解是非，所谓“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所谓“卮言”，便是立足于“道枢”、进而超越了一切对立关系的言辩，它不离开“道”的根本点而立论。它是彼此是非浑然莫辨的本然状态。因此，“卮言”者，合道之言。

最有意思的，还有这样的解读：“卮”，为战国时期人们普遍使用的一种盛酒器。受先秦时期重酒、好酒传统的影响，庄子极可能欲以卮代酒，以酒喻言。

这要追溯到楚巫文化。

古人以为，神灵喜酒，所以酒当首先用于祭祀。据说祭祀中一旦有酒，神灵便乐于降临。在楚巫的祭典中，人们暂时抛却了任何禁忌，一扫平日所刻意掩饰的羞涩举止，在音乐、舞蹈以及酒精的催化下尽情地宣泄，自然地展露出原始的野性，在酒醉神迷的欢愉中与自然混为一体，与神鬼合而为一，由此抵达物我两忘的迷狂状态。而卮言，便是一种透过祭典中的饮酒与“神”相遇时以及醉境中的言语。

正如“庖丁解牛”的寓言，庖丁进入的是一种只用精神去体会、只用心神活动去进行的“与道合一”的体验，此刻完全不必用眼，其它官能知觉也处于停滞状态，那是“与道合一”的神遇境界。

联想到古希腊酒神（Dionysus）的节日，尼采对此的描述恰好诠释了庄子的“卮言”：

在酒神的魔力下，不但人与人重新团结，而且疏远、敌对、被奴役的大自然也重新庆祝她同她的浪子人类和解的节日。大地自动地奉献它的贡品，危崖荒漠中的猛兽也驯良地前来。酒神的车辇满载着百卉花环，虎豹驾驭着它驱行。……人与人之间树立的僵硬敌对的藩篱土崩瓦解。此刻，在世界大同的福音中，每个人感到自己同邻人团结、和解、融洽，甚至融为一体了。人们轻歌曼舞，俨然是一更高共同体的成员，他陶然忘步忘言，飘飘然乘风飞扬。他的神态表明他着了魔。就像此刻野兽开口说话、大地流出牛奶和蜜蜂一样，超自然的奇迹也在人身上出现：此刻他觉得自己就是神，他如此欣喜若狂、居高临下地变幻，正如他梦见的众神的变幻一样。

此时的人，不再是艺术家。人，成了艺术品。

这“卮言”，恰如老子的“道之为物，为恍为惚”，是一种沈醉之中的“恍惚”。

只是，“悟道”的过程中也可能“走火入魔”，辩证法之“陷阱”也正在于此。

庄子说：不言则齐，齐与言不齐，言与齐不齐也，故曰无言。言无言，终身言，未尝不言；终身不言，未尝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恶乎可？可于可。恶乎不可？不可于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

字面之意可理解为：既然言论无法做到与自然的天性相同，那么说还不如不说。不说，何尝不是更为深刻的表达！

可，有可的缘由；不可，有不可的道理。

是，有是的缘由；非，有非的道理。

世上无可无不可，对错皆在道中……

如此辩证，真的没有了是非？

并非如此！

人，追求悟道的状态。但人终究不是“道”！

道，是上帝的视角。而悟道，只是人的追求。

在人看来，悟道似乎是消弭纷争、解除是非的过程。

在上帝看来，悟道的过程却是一个更接近上帝是非的过程。

人，言之凿凿地强调“是非”的相对性，无非是为了证明自己的“是”和他人的“非”。在此作用下强调是非的“相对性”，不但不会消弭纷争，反倒更会使纷争加剧。

故而，作为追求“悟道”的人，一旦混淆了自身与“道”的关系，错将“悟道”当成了“道”本身，自己就成了上帝，也就跌落进“辩证法”的陷阱。

况且，许多人压根还没有进入“悟道”的过程呢！

人们对传统文化的误读，或在于此。

记载，美国南北战争期间，林肯的下属知道他信仰上帝，便建议他祷告，求上帝站在他们这一边。

林肯回答：不，不是要求上帝站在我们一边，而是我们要站在上帝的一边！

这是对人与上帝（“道”）关系的正确理解，显现出有信仰之人的信心与睿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