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张纪恩1979年在接受采访中提出对向忠发叛变的疑问，引起党史界的震荡。还有人说：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敌人在监狱里散布，是敌人的挑拨离奸计。曾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的李维汉也认为中共革命历史复杂，此事值得研究讨论


　　向忠发没有破坏中共组织？三件事实不被采信

　　《伐林追问》第82期，2020年4月08日首播

　　◆高伐林



　　我们接着上期《伐林追问》节目，继续追问中共总书记向忠发的叛变问题。
　　文革结束后，中共征集党史资料。1979年9月，上海历史研究所的李华明、沈亿琴采访了向忠发案的知情人、当事人张纪恩。向忠发被捕后，担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他和妻子张月霞（一作张越霞）也被抓起来。以1925年加入中共的资历，中共建政后的职务一直都不算太高：他担任过华东煤管局设计院副院长、煤炭部下面的煤炭科研总院上海分院顾问，1982年离休。上海作家叶永烈多次采访过他，还写过一篇《一位特殊的历史老人》，说他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多年。八十年代他还被中央档案馆请去几个月，完成一项特殊的任务：鉴定一批中共早期文件和手稿的笔迹，确定是谁写的。
　　在党史界，张纪恩有一定知名度，但党史界以外的人知道这个名字，是从邓榕所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书中多处写到张纪恩，张告诉邓榕，当年他与张月霞在五马路租房子，他俩住二楼，楼下开的一个杂货铺，原来是邓小平开的。

毛毛（邓榕）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三卷本图文版。

　　叶永烈对他写得比较详细，说他们夫妇后来搬到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恒吉里的一处石库门房子，他俩住楼下，楼上的正房是空着的，但装饰成住人的样子，张纪恩对邻居说，楼上登报招租。他事先编好这一说法，以便万一出事有人搜查，可以一推六二五：租户的事我不知道啊。其实二楼正房是用来做中共领导人开会和看文件的地方，向忠发、周恩来、王明、博古、张闻天都多次来过。

　　叶永烈《出没风波里》一书中记载了张纪恩的传奇经历。

　　张纪恩、张月霞夫妇住在这上海戈登路（今江宁路）恒吉里1141号，楼上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开会和看文件的地方。

　　二楼的亭子间，还住了两名中共女地下党员，一名叫周秀清，以张家照顾婴儿的保姆身份住在这里；另一名叫苏彩，因怀孕住此，公开身份是房客。
　　向忠发是1931年6月22日上午9点多被捕的，第二天即6月23日，被引渡到国民政府的淞沪警备司令部。而这天凌晨一时，中西巡捕、特务突然敲开张纪恩和张月霞家门。张纪恩知道不妙，开门前将厨房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那是表明有意外的警号。巡捕在二楼搜到一份共产国际文件和一份王明的手稿，以此逮捕张家夫妇。张纪恩声辩说，楼上房客是登报招租的，文件与他无关，但还是没用。但他说周秀清是佣人，苏彩是房客，她们完全不相干，这话倒是有用，巡捕也就放掉了二人。张月霞叮咛佣人周秀清带好婴儿，并要她转告“亲戚”，转告哪些亲戚，同样是地下党员的周秀清，当然心领神会。
　　这段经过我讲得比较详细，因为张纪恩对向忠发叛变的质疑，与这些情况有关。

　　中共中央联络处旧址：四川北路1953弄135号，张纪恩曾在此居住。

　　李华明、沈亿琴兩位采访张纪恩后，整理出《周恩来同志在上海革命活动片段及其他》，文中披露张纪恩说：“有的同志认为向忠发是叛徒，我认为值得研究。有以下实际情况可作依据。”张纪恩提出四点：
　　第一点：“当时，在我们机关破获前一天已有风声，我们觉得机关可能出问题。6月21日开始，邢萍舟（即徐冰）、浦化人先后搬出二大木箱文件，已有所准备。”他的意思是，中央机关被搜，可能并不是因向忠发叛变造成的。两大木箱文件在向忠发被捕前一天被转移走，这一点，对中共来说很重要，这些文件若被查获，后果不堪设想。但对我们判断向忠发是否叛徒，相对来说不很重要。

　　向忠发被捕时担任中共中央机要主任的张纪恩（1907-2008）。

　　第二点就很重要了：“向忠发明知道我们四人（张纪恩夫妇、佣人周秀清和房客苏彩）都是党员，也知道四人的真实姓名，机关的性质和真实情况，以及一套事先虚构的口供，但敌人没有说我的供词是假造的。而且没有将苏彩、周秀清逮捕……敌人只能以我的口供为根据，以‘窝藏赤匪、隐而不报’的罪名，判我五年有期徒刑。张越霞宣判无罪，交保释放……和向忠发同时被捕的陈琮英，当时她就住在向的家里、向没有向敌人供出她的党员身份，向忠发当面对国民党特务讲了陈琮英是任弼时的妻子，但并没有说她本人也是中共党员。她也被宣判无罪，交保释放……在这前后6个月中，我们这一案的政治犯都没有因向忠发的关系而被牵连，也没有向忠发被捕以后、因牵连而被捕进来的人。因此，我认为向忠发没有向敌人供出我党组织。”
　　第三点，“向忠发被敌人处决后，流传着一个约两千字的向忠发传和供词，写上许许多多党组织和姓名等等。……”
　　（我们上一期节目讲过，1933年，国民党中统特务机关印发了一本题为《转变》的小册子，附录中有一篇《前共党中委兼总书记向忠发的自供》。上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有位网友Peter Shen留言说：
　　高老师，我觉得小册子《转变》中的向忠发自供似乎很有问题。如果说自供的内容涉及到当时共产党的方方面面，而且还有数千字之多，那么从收集到整理，起码也要一段时间。就算只做收集，起码也要好几天时间。但是向忠发从被捕到被杀，只有不到48小时，何况这48小时内差不多一半时间还是在租界巡捕房等候引渡。就算国民政府特务工作效率高，迅速解决收集供词的问题，但又是如何做到在这么短时间内，不仅收集供词，还带他去认人，又或者到中共领导人的住址和机关地址抓人？不合常理。
　　Peter的分析很有道理！这也正是张纪恩这四条中第三条提出的疑问。我们回到张接受采访所说的话——张纪恩说：）
　　“这个东西我认为是敌人捏造的。向忠发自被捕到处决时间不过几天，不可能写成那么多具体的组织和人、事。如果他写过这些东西，当然首先要写我们机关的情况和我们四人情况，但我们的关系他根本没有片言只语暴露，证明向忠发并未对党有什么破坏行为。这个东西，最有可能的是顾顺章这个叛徒炮制出来的，冒用向忠发的姓名，以欺骗不明真象的人们，混乱我党的视听。”

　　中共重要干部关向应，当时被关押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并未被向忠发揭破身份。

　　第四点，“在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还有关向应、余昌生（这个人，是向忠发的秘书，曾经与他一起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在我被捕之前，向忠发、周恩来等曾在我们的机关商议如何营救关向应、余昌生。向忠发知道关向应、余昌生已经被捕，并知道关押的所在……关向应和余昌生都于1931年冬宣判无罪，交保释放。如果向忠发供出了他们，可正当重要‘见面礼’，作为功劳而保存自己，而关向应和余昌生当然会全部牺牲。还有乔生发，是法电工人领袖，也于1931年春被捕。向忠发、周恩来也曾讨论过如何营救他。我进看守所前，乔也已关在看守所二弄，后来也被释放了。”
　　以上我念的，是1979年张纪恩接受采访中提出的疑问。发表后在史学界引起震荡。还有人也提出：向忠发叛变的消息是敌人在监狱里散布的，这是敌人的挑拨离奸计。争议不断扩大，1980年4月28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维汉在湖南党史工作者座谈会上也提到此事，认为中共革命历史复杂，此事值得研究讨论。李维汉曾经担任过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秘书长，他说这个话，份量很不一般。

　　李维汉在中共建政之后只担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长，但早期曾进入领导核心。

　　讨论中说什么的都有，以讹传讹的、张冠李戴的……例如有篇文章说：在审讯陈琮英的法庭上，向忠发亲自出面对质，对陈说：“你不要编口供了，有什么就讲吧。我们是什么人，他们都知道了。”就那么一两天功夫，法庭怎么可能开庭呢？
　　1980年《党史研究》第4期发表《关于向忠发叛变问题》。有人走访了当年在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部分老人陈琮英、朱端绶、李沐英、周惠年等。陈琮英的看法我上一期《伐林追问》节目中介绍过，这里不重复了，只说另三位的回忆：
　　1，朱端绶说：我们的机关是中央政治局开会的地方，几次同志被捕，我们都没有搬家。就是向忠发被捕后，中央通知我们说向忠发有问题，这个机关才不能用了。
　　——朱端绶不是真正的知情人，是“中央通知我们说向忠发有问题”；
　　2，李沐英说：我是在监狱里知道向忠发被捕叛变的。向忠发一被捕就听国民党特别监一个国民党的下级军官说，共产党的向忠发被捕了。第二天，他又告诉我说，向忠发反映不好，意思是叛变了。李沐英还说，张越霞同志曾告诉她：向忠发被捕后叛变了，对敌人什么都说，说我们党分成几派等。
　　——李沐英是听国民党一个下级军官和张月霞告知的。
　　3，周惠年说，向忠发被捕后，我们中央特科的一些同志都武装起来，准备去抢救他。但很快听说他叛变了。所以我们就没去抢救。周总理也因此转移到我们那里。看出来像是出了事的样子。
　　——周惠年也是“听说”。
　　所以这几位的证词意义不大，能证实的一点只是，确实有很多人认为向忠发叛变。
　　曾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受向忠发直接领导的黄玠然（他也是《进出中组部》一书作者阎淮的前岳父），于1979年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发表《党的“六大”前后若干历史情况》一文，也对向忠发叛变这种说法表示保留。文中写道:“对向忠发被捕后的表现有两种说法；一种是说他叛变了，一种说他没有叛变。后一种说法的根据认为与向忠发同案的同志和向忠发已知道已经被捕在狱中的同志，都没有发生问题。”

　　1982年5月，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黄玠然（右）与张纪恩在中共中央联络机关旧址前。

　　黄玠然的文章，引起邓颖超的注意，便约黄玠然面谈。后来，邓颖超于1988年8月30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专门写了《关于向忠发叛变的问题》的材料，明确指出“向忠发是一个证据确凿的叛徒”。她写道：“我觉得黄玠然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于是我在1983年9月约黄玠然同志面谈，将我所知道的确切情况告诉他，谈后他同意我所说的情况是可靠的。本拟将我们谈话记录在上海《党史资料丛刊》上及其他党刊上发表，未果。”
　　邓颖超对黄玠然谈了些什么“确切情况”？怎么就说服了黄？他们的谈话记录为什么没有发表？不得而知，留下了很大的疑团。使这个疑团浓上加浓的是，邓颖超写好的材料报送中央之前，先交陈云审核。陈云批注：“向忠发确实叛变了，邓颖超同志讲的意见是对的。”向忠发被捕之时，陈云担任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是了解情况的人。陈云这样地位的人对邓颖超的材料背书，但材料仍然未曾发表，只有一个解释：最高层认定她说的是真的，但摊开来对这个政治集团的声誉危害极大，党承受不起，所以“家丑不得外扬”。
　　我们讲过，毛泽东1966年、周恩来1972年都曾谈及向忠发问题，都认定向就是叛徒。这里还补充一个材料：1967年5月19日，周恩来给毛泽东信中明确指出向忠发叛变，在信的附件《大事记》中具体说明：“1931年6月，向忠发被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周恩来最了解向忠发被捕情况，设法弄来向被捕之后的口供来核实。

　　穆欣著《隐蔽战线统帅周恩来》这本书中披露了一个重要情况：向忠发死后，周恩来派潘汉年调查抄录向忠发在审判时的口供。中央特科通过打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当法文翻译的鲍文蔚和情报科欧阳新的关系，以及上海社会局长吴醒亚的属下，去找审讯时的记录员，许以重金（另外有一份材料说“周恩来决定不惜付出上千银元”），设法偷偷抄录向忠发的口供。周恩来看过这份口供，开始曾经怀疑这些是国民党伪造的。经仔细研究，认为很多机密只有中央少数人知道，却都出现在口供中，因此肯定了向忠发确已叛变。
　　说到向忠发的供词，据张纪恩回忆，他当年在被转到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受审时，审问者给他出示过向的供词，张纪恩说：“是用毛笔写在十行毛边纸上的，约两三页。”
　　仅仅二三页的十行毛边纸，还是用毛笔写，就算向忠发小楷写得再好，能写几个字？何况向忠发文化水平不高，未必能写蝇头小楷。而那份“向忠发自供”，目录都有十条之多，叙说了中共很多重要的组织及人员情况，不可能容纳在两三页十行毛边纸内。
　　以上这么多证词，说法不一，有些明显是矛盾的，例如：向忠发什么时候去其情妇杨秀贞处，就有几种说法。周恩来说：是6月21日晚离开周恩来、邓颖超的住处，周听见门响，赶出去劝阻未成；邓颖超说：“当恩来同志和我不在时，向忠发就溜出去到一家外国人的旅馆看他的小老婆，我们回家后，见他不在，当晚没见他回来”；再如：张纪恩对叶永烈说：如果出意外，将厨房窗台上的淘米箩取下；而邓颖超说的是“看到在亭子间窗户放的花盆不见了”，这是警号……
　　这些矛盾之处，可以解释为年深日久，难免记忆中出现差错。而且，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枝节。与我们讨论“向忠发是否叛徒”也没有直接关系。构成主要疑点的，用时兴话说，就是三件“硬核”事实，也就是张纪恩所讲的第二、三、四点：
　　▲ 向忠发确实没有向敌人出卖住在恒吉里的一男三女这四个中共党员；
　　▲ 向忠发也确实没有出卖当时已经关在牢里的关向应、余昌生；
　　▲ 向忠发确实不可能在短短两天一夜转去转来期间，写出三千字自供。
　　说是“硬核”，这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但是另一部分事实，也是“硬核”的，就是周恩来、邓颖超他们坚信向忠发是叛徒的那些事实：毕竟只有向忠发才知道的地点，包括这个恒吉里，都被查抄了，这足以认定他就是叛徒。至于他没有出卖某些人，这就不重要了。不影响对他的认定。
　　何况，这些事实是硬核，却可能有多种解释。例如，有没有这种可能呢：那份“向忠发的自供”是半真半假，真中有假，毕竟后来人们看到的是印出来的小册子，不是手迹原稿；而且是1933年的小册子，他已经死了一年多快两年了，为了起到对中共被捕党员攻心的作用，国民党特务完全可能在向忠发的供词基础上添加大量他没有说过的话。当时顾顺章还活着，正在为国民党中统、军统效劳，他完全有动机、也有能力来参与其事。
　　至于放过了张纪恩等人，有没有这种可能：向忠发急迫地要保住自己的命，他要立大功，擒贼先擒王，先要逮住周恩来、王明，顾不上一般工作人员；
　　或者，有没有这种可能：向忠发没料到自己被抓的前一天，就那么巧，恒吉里的中共机密文件被转走两大箱子，否则，文件要是还在那里的话，这四个人肯定一个也跑不了；
　　甚至，有没有这种可能：他与张纪恩这四个人的个人关系不坏，他们又带着孩子，向忠发一时动了恻隐之心？
　　我没有根据，只是推测各种可能的情况。很可能没有别的原因，唯一的原因就是他以为来日方长，今天没干完的，明天接着干就是。但是上天没给他这个机会，6月24日凌晨3点，他死了，没有来日了，永远干不了了！
　　这就引出了又一个谜团：为什么国民党要这么仓促地处决这个中共最大的头子？今天讲到这儿，咱们再找机会来“伐林追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