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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和吴国桢的遗憾
送交者:  2023年03月09日19:08:1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千吹百恋

3月5日的时候,是周恩来125周年诞辰日。中国大陆多地举办活动,如周的出生地江苏淮安、周的母校南开大学和周曾经长期工作过的上海等地的各界人士都纪念周的诞辰。然而,身在异国他乡的我,却想到另一个人,他是周恩来的同窗好友吴国桢。

吴国桢和周恩来都是中国现代史上的风云人物。两人曾是同窗好友,但成年后却走上截然不同的道路。吴在南开学成后上了清华,后成为留美博士。归国后成为蒋介石的心腹智囊,历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国民党宣传部长、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等要职。周在留法勤工俭学中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并协助毛泽东展开武装斗争,最终夺取了政权,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俩在青少年时代是交谊颇深的挚友,成年后却成为政治上的敌手。如今他们虽然均已谢世多年,但由于他们都在这个世上留下深深的脚印,因此网络上都可以很容易查到他们的详尽的资料。

吴国桢,字峙之,1903年10月21日生于湖北建始。周恩来,字翔宇,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历史的命运使两位少年成为了中国著名教育家张伯苓主办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同学。吴国桢于1914年夏入学,年仅十一岁,是当时全校年纪最小的学生,人称“小吴”,被编入己一班。据说张伯苓校长晚上查巡学生宿舍时,看见他把被子踢掉了,还曾为他盖被子。周恩来则属丁二班,比吴早到校一年。尽管吴国桢和周恩来不在同班,又有着五岁的年龄差距,但他们之间却逐渐“铸就了至密的友谊”。事实上,构成这个特殊圈子的还有另一个叫李福景的同学,他性格温厚,成绩优异,年龄介于吴和周之间。吴国桢回忆:“至少大约在两年中,我们三人不仅共度了大部分的业余时光,还彼此交流内心深处的思想和青春抱负”,“三人对宇宙间的一切事物均能达成一致意见”,以致旁人常将他们称之为“三剑客”,而他们也差一点模仿《三国演义》里刘、关、张那样“桃园结义”。共同的见解源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和意识形态,三个孩子都深受儒学教义的熏陶,在吴氏看来,当时的周恩来“是完完全全的孔子信徒”,绝对想不到他将来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者。

1960年11月,吴国桢在哥伦比亚大学接受口述采访时,对南开中学时期的周恩来做了这样的概括:

周恩来是个卓越的学生,他的中文在校中名列前茅。他还参加过演讲比赛,但那时他并不像个好的演说家,由于声音太尖,所以只取得了第5名。他是个了不起的组织者,在南开组织了一个社团,名称很有趣,叫敬业乐群会。他很喜欢我,我那时是全校岁数最小的,所以他特地在该社团内建立一个童子部,并选我为部长。那时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他经常阅读我的日记,也很重视我的日记,并在社团月刊中予以刊出。他还是个很好的演员,参加了学校的话剧社。他长得很清秀,声音又尖,如果我们演戏,他总是扮演女主角。他要我也参加剧社,但我是个笨演员,没有适合我演的角色,但他设法让我当一个夫人的差童,这角色完全不用表演。他是个非常好的女角扮演者,每年南开都要上演一出戏,而且是面向公众的。他演戏如此出色,以致经常收到向他表示崇拜的大量信件。

察证相关史料,吴氏的说法相当准确。在校期间,周恩来的作文经常被老师批上“传观”两字,获得的国文奖项至少不下四个,分别是丁二班国文传观第二名(1914年12月)、三年二班默国文最优者(1916年5月)、全校国文会考第一名(1916年5月)、毕业考试国文最佳者(1917年6月)。周也是各类课外活动的积极参加者,在1916年10月初的一次校内演讲中的确获得了第五名,前四名分别是郑道儒、马骏、段茂澜和孔繁矞。至于敬业乐群会,则由周恩来和二十多位同学联合成立于1914年3月,首任会长是张瑞峰,副会长常策欧,周恩来任智育部长,以后又先后担任该会的总干事、副会长、会长和《敬业》杂志总编辑。童子部增设于1915年夏,吸收十五岁以下的低年级同学参加,周恩来负责指导该部,李福景任部长,吴国桢为重要干部。

周恩来、李福景和吴国桢还是南开中学新剧团的骨干成员,参加编剧、导演、布景,并演出了许多新剧,后来被著名剧作家曹禺称为“革命话剧的先驱”。当时正处五四前夜的新文化运动时期,以反封建为主要内容的新剧,是作为旧剧的对立面而被倡导起来的。新剧在南开的活跃则源于校长张伯苓的倡导,演出的剧目大都取材于现实,有较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受到了广大校内外观众的欢迎。不过由于社会风气毕竟未开,男女不能同台演出,女角由男子扮演。周恩来在剧中多扮演女主角,例如《一元钱》中的孙慧娟、《仇大娘》中的范蕙娘、《华娥传》中的华娥、《千金全德》中的高桂英、《醒》中的冯君之妹等等。尽管周恩来是业余演员,但由于演技突出,“不仅在天津一个地方有名,在北京和上海的名声也不小”。事实上南开的许多师生都参加了这些剧目的演出,吴国桢虽在其中,但的确都是演一些小角色,如《一元钱》中的秋葵、《仇大娘》中的仇禄、《恩冤缘》中的烧香小孩等。

周恩来和吴国桢的遗憾3+.png

   (前排左一是吴国桢,后排左一是周恩来)

也就在排戏的过程中,周恩来提议三人结拜为异姓兄弟,吴国桢首先赞成,李姓同学也点了点头。后来,正在周恩来考虑选择一种庄重的仪式来结拜时,李姓同学说只要感情真,结义倒不必。如果结义,彼此就要以大哥、二哥、三弟相称,这样太露痕迹,反而不好。但既然兄弟感情特殊,也要用特殊的方式来表示。现在民国都称名而不用字,我们不如用字来彼此称呼(以后周就称吴为“峙之”,而吴称周为“翔宇”)。李的说法是托辞,周吴都感觉到了,但不明原因。周恩来有个特点,凡事都要弄个清楚。周后来曾为此事专门到李家拜访。李父虽未明言,但意思也表达出来了。原来李姓同学三代单传,按迷信说法,结拜兄弟可能有不良后果。这已经是1917年春夏之交的事了,因为李有心思,三兄弟结拜未果。周甚至主张和吴两人先结拜,然后再说服李。吴认为让李知道反而不好。这期间,周恩来曾到吴国桢在北京的家,并拉他到照相馆去照相。当时周身着薄长衫,吴也想如此穿戴,但吴母没同意,硬叫他穿学校的童子军制服。就是这张七十年后又到了吴国桢手上的照片,在某种意义上,也就是周吴两人的结拜纪念了。

作为《敬业》杂志的总编辑,1916年10月周恩来在《敬业》第五期上也确实刊发了吴国桢的部分日记,并且加上了大段的按语:

既入南开,处稠人广众中,所交益多……相交以天真,相待如兄弟者,仅得二人焉。一曰李新慧(福景),一曰吴峙之(国桢)。新慧年长峙之三龄,聪敏异人,非同凡俗。峙之年十有三,入南开方十一龄耳。彼时吾一见即许为异才。逮相识既久,始知峙之之才,纯由功夫中得来。盖幼秉异资,复得家庭教育,锻炼琢磨,方成良玉。读峙之家训,阅峙之日记,知峙之修养之纯,将来之成就不可限量,盖叹世之子弟不可不有良好家庭教育作基础于先也。不仅此也,吾之处新慧、峙之,既一秉诚心矣。而吾每睹新慧,辄令余化愁作喜,推心置腹,有愿作竟日谈,何可一日无此君之慨。及晤峙之,则促膝论道,抵掌论文,欢愉快乐中寓庄严之气象,心神为之清朗。故二君虽幼于余,而实余之益友、诤友。

字里行间,反映并证实了周、李、吴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契合,而且周恩来对吴国桢的家教、天赋、人品、才学均极敬慕,并且预言了“他这位知心朋友的远大前程”。吴国桢四五岁时就是个异才,甚至能够熟练地逐字倒背《三字经》,有“神童”之誉。周恩来对这位小弟弟的格外偏爱当然不是没有道理的。

吴国桢被刊发的日记共有十八段,约5,000字,多为读《资治通鉴》、《战国策》等书的心得,以及校园里的学习和生活情况。其中有三段直接涉及到与周恩来的交谊,而且这也是迄今所见吴谈及周的最早文字:

课暇,与周君翔宇(恩来)、刘君浩、沈君祖征等商议球队进行方法……

四月八日余偕会中童子部队队员,往高家庄李氏小学比赛筐球。是晨七点半由校中起身,同行者十一人,内有姜更生先生,为吾作向导。会长周翔宇君送吾至门前,祝吾等凯旋归……

课余与友人周翔宇谈及会事,翔宇曰:办理会事当用开诚布公之法,凡有益于会者必当竭力为之,然后方能使会务发达。余曰:岂独此耶,治国者亦然。今袁项城以不诚待人,故至于死,此其明证。古语有云:以诚待人,以奇用兵,岂不信哉。翔宇闻言,颔首者再。且曰:善哉汝言也!

在三年的密切交往中,有一件事令吴国桢颇感蹊跷,那就是总是侃侃而谈的周恩来惟独对自己的身世避而不谈,也从未向人谈过自己的父亲。“尽管他经常到我北京的家里来玩,但他只邀请我到天津的家里去过一次。从偶尔的谈话中,有时是他流露出来的,我感觉他的父亲要么是早已死去,要么陷入了某种不名誉的、难以启齿的事件中。”吴国桢因此推断,周恩来可能存在着某种家庭问题。

1917年夏,未及毕业的吴国桢提前考入了北京的清华学校。周恩来则在拿到毕业证书后和吴国桢同时离开南开中学,1917年8月至1919年4月赴日本留学,其间曾短暂回国探亲。1919年5月,两人分别在北京和天津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1919年9月周恩来入南开大学,次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周出国前,两人还经常通信和见面。李福景离开南开后,亦随同周恩来赴欧勤工俭学;归国后,他成为了一名技术人员,以后一直在京奉铁路任职,从不参加任何政党和政治活动。后来吴国桢一直打听李福景的消息,但因为自己一直在南方工作,与李会面无期,两人不知不觉中疏远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几十年后,令吴国桢寻思的是:“三剑客”在青少年的成型期有着如此密切的交往和相同的见解,“但在以后的人生中,竟然各自走了完全不同的道路,我成了一个坚定的民主信奉者,而周恩来则变成了纯粹的共产党人。至于李福景,就我所知,他对政治从来不感兴趣,而是保持中立。”对此,吴认为应当从三人各自的家庭背景中寻找原因:“无疑我们都来自中产阶级,我们的家庭既不富也不穷。我的家庭是很幸福的,但周恩来则不同。他是由他的伯父养大的,尽管他表面上给人感觉一切都好,但我总觉得事实并非如此。显然他雄心勃勃,但从南开中学毕业后却没能进入高等学校学习,而不得不自己谋生。要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促使法国和英国在中国招募劳工,并聘用能说外语的大量翻译随同前往,周就决不会有出国的机会。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内心一定非常痛苦。正是靠这次机会他去了法国,并且深入到那场大屠杀带给欧洲的混乱与不满之中,以致狂热地信奉了共产主义学说。”李福景的情况又是一回事:他兼祧两家,两个叔叔都无子女,他的生活受到严密的庇护,人生道路从一开始就标定好了,后来他成了一名工程师

1921年吴国桢从清华学校毕业后,获选赴美国留学。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学位后归国。周恩来于1920年11月赴欧后,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曾发起组织旅欧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后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从巴黎回国。

一个在美国,一个在欧洲,两人失去了联系,却分别深受西方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自由民主和共产主义──的熏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吴国桢回国后,一直找寻周恩来的下落,只听说他已经回国,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并在黄埔军校任职。一次有人告诉吴国桢,周恩来可能在汉口,吴遂前往寻找,但没有结果。回国之初,吴国桢应张君劢之请,曾短期出任位于江苏宝山(今属上海)的国立政治大学教授。但其志毕竟不在学术,而是从政,旋即在蒋作宾和孔庚的介绍下加入了国民党。1927至1928年间先后任国民政府外交部江苏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科长等职。

有一天,吴国桢去上海法租界看朋友,在一辆无轨电车上偶然看到了一个留着络腮胡子的人,从走路姿势和脸的其余部分看,很像是自己的老朋友周恩来,于是挤过去同他谈话。但此人说他不认识吴。吴说:“听声音你就是我的朋友周恩来。”此人回答却是:“不,我不是周恩来。”车一停,那人就匆匆跳下车,头也不回地消失在人群中。这个人究竟是不是周恩来?如果是,那为什么不相认呢?或许在国共分裂以后,周恩来是被通缉、悬赏头颅的要犯,一来怕暴露自己,二来也怕连累吴国桢。当然,这只是推测,真相究竟如何,恐怕只有历史才知道。

从1928年起吴国桢转赴华中任职,1932年初还临时担任过蒋介石的私人秘书。蒋对这位年轻练达的留美博士印象至深,很快任命他为汉口市长,吴时年仅二十九岁,可谓仕途青云!然而周恩来的命运却大相径庭,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对立面,1927年8月1日他领导了著名的南昌起义,随后长期在上海、武汉等地从事地下工作。后来,他又前往中共在江西的根据地。

吴国桢在美国留学期间接受了西方的自由民主思想,对共产主义自然持批评态度,他对周恩来从一个读圣贤书的儒家信徒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实在感到费解:“我难以想象他那样有理想有智慧的人,一个我在南开所了解的人,竟会真的去信奉共产主义。”当时蒋介石在汉口设立了剿匪总部,作为当地的主要行政官,吴国桢的部分职责就是协助铲除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在此过程中,他获得了许多有关周恩来行踪和活动的秘密报告,对周可谓格外关注,“尽管我早已了解了共产主义的真实本质,对其不抱任何指望,但对昔日的同窗好友,我仍然有些心软……总是倾向于做一些有利于他的保留。”

然而有一件事令吴国桢受到了强烈的震撼。1931年,共产党的一个重要干部顾顺章被国民党抓住了,他立即被带到蒋介石在汉口的总部。顾供出了约三十个散布在各省的共产党地下组织,他还揭发说,周恩来对许多这样的组织有一种监督权,而且还训练了一个特别行动队来执行共产党的纪律。那时顾顺章的家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由于国民政府对外国租界没有警务权,因此决定立即从汉口派一个特别分队给顾的家属,提供秘密保护。于是匆忙间从吴国桢的市警察局抽走了一个警官。但那人很快就回来了,他告诉吴一个很惊人的消息:顾顺章全家已被“解决”,据某位邻居证实,一个长相酷似周恩来的人也曾到过现场。这个报告令吴国桢十分不安,虽然他从各个角度进行查证,但无法找到否定性的证据。此时的吴国桢最想弄清的问题是:周恩来是否真的改变了,以及是如何改变的?直到1937年下半年他才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两人分别二十年后终于在汉口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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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和西安事变的周恩来,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潮流下来到了汉口。此时他再也不是那个头颅被悬赏十万大洋的“逃犯”,而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政治部副部长,此外还是“陕甘宁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代表。

自南京失守以后,武汉三镇成了抗日的重镇,作为汉口市长的吴国桢政务非常繁忙。一天他下班回家时,妻子黄卓群突然告诉他,周恩来来过了,并留下一张名片。吴国桢立即赶往八路军驻汉口办事处(旧日租界中街89号大石洋行),于是就有了他俩久别后的第一次团聚,两人紧紧握手,彼此间很有礼貌。在吴国桢眼中,“就外表而言,尽管过了这么多年,周恩来仍然是老样子,他的特点仍同昔日在学校里一样,看来年龄和许多的艰苦经历都没有在他那平滑而俊俏的脸上留下印痕。”为了重叙旧情和尽地主之谊,吴国桢决定举行晚宴招待周恩来。至于怎样招待这位老友,吴国桢和妻子考虑了很长时间。他们认为周恩来是个共产党人,可能不愿出席一个正式的宴会,于是就办了一桌十六元的三等晚宴,只请了少数几位在汉口的南开朋友作陪。周恩来那天非常高兴,老朋友们都在,他喝了一杯又一杯酒,令每个人都感到快慰。“当他对谈话兴趣盎然时,看上去仍然富有生气。一谈到“昔日的好时光”,他的表情会洋溢出感人且恰到好处的温暖。”

饭后,周恩来对吴国桢说:“我得还礼,但我的住处不如这里舒适,可否借你的家,请今天这些人再来叙旧,由我订菜。”吴国桢应允了。到了这一天,大家吃到了由银行公会大厨师料理的三十六元一桌的酒席,这是汉口所能有的最好最贵的一餐,而周恩来带来的酒也是最好的。大家气氛融洽,喝了又喝,都有点醉了。南开同学段茂澜冒昧地问周恩来:“你的薪金是多少?”周答:“5块钱”。“就这些?”大家吃惊地叫道,周说就这些。于是有人问:“你怎么付得起这顿饭钱呢?”周说:“由我的党来付。”又有人问:“那你的皮衣呢?”周回答说:“也是党提供的。”还有人问:“有没有什么东西不是党提供的呢?”周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共产党人,我们共享一切,我什么也不占有,党提供我所需要的一切。”客人们一个个走了,只剩下周恩来和吴氏夫妇俩。周问吴:“你对现在的职位满意吗?”吴说满意。周想了一会儿说:“我估计你最多能当上一个部的副部长,你的抱负是不是比这还高?”吴说:“我的抱负是尽我所能为祖国服务。”周说:“我也一样。”于是就告辞了。

二十年后的重逢尽管表面上一切都是高高兴兴的,但吴国桢内心却对这位故友深怀疑虑和警惕。吴在1955年这样写道:“对任何一个不太了解他的人来说,他似乎没有多大变化,但对我则不同,我太了解他了。在南开时,我就能凭直觉辨别出一个长于扮演女角的周恩来,和另一个向我倾吐真心的周恩来之间的差别。在汉口我俩重逢时,我发现真实的周恩来不见了,主要是那个作为演员的周恩来在谈话……”

尽管如此,两人的表面关系一直是友好的,彼此都避免谈论国家政事,以免伤及私人友谊。1938年5月张伯苓来到武汉为南开筹款,南开校友闻讯后,一下子聚集了一百多人在汉口金城银行二楼欢迎老校长,吴、周均出席。此后,吴国桢为张校长洗尘,请周恩来等校友作陪。张伯苓也在汉口味腴川菜馆宴请过周恩来和吴国桢等。1938年10月下旬当汉口行将陷落时,一天晚上周打电话给吴问:“你的厨师还在吗?”吴说还在。周说:“我的已走了,我想同你再吃一顿饭,我设法弄些酒来。”不一会儿,周恩来果然带了两瓶高级红葡萄酒来。周问吴:“蒋委员长已经走了,你打算什么时候走?”吴说:“我要尽可能长地留在这里。”周问:“你到哪里去?”吴说去宜昌。周于是建议吴坐车和他一起走。吴国桢想了好一会儿,客气地说,也许时间会很紧迫,届时两人没法联系,还是各自安排走人最安全。周恩来走后,半夜又给吴国桢打来电话。当时日本人的炮弹已打到郊区。周问:“你现在走吗?”吴说:“我还要等一会儿。”周说:“你有没有重新考虑我的建议,我们一起离开?”吴说:“我还是原来的想法。”于是两人就此分手,后来各自到了重庆。据吴国桢的事后认识,周恩来当时很可能是试图对其实施统战。

重庆时期,吴国桢先后担任重庆市长、外交部政务次长和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等要职,而周恩来作为中共代表团的团长也几乎一直长驻重庆,住在曾家岩八路军驻渝办事处。据吴国桢回忆:“除了在公共场合或开会,我们再也没有见面。”如果说,在抗战初期国共间的合作尚称融洽,那么在进入中期以后则是纷争不断,尤其是1941年的皖南事变,更是几乎导致两党的破裂。这些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当时,南开校友总会曾推定周恩来、吴国桢、王文田、杭鼐如和杜建时五人为总干事。吴和周有时同到津南村南开中学碰头,或到张伯苓家吃饭,彼此相遇常因政见不同展开争论。面对两个得意弟子,张伯苓从中调和说:“我看多晚你们两个人不吵了,中国就好了。”当然,两人的裂痕并不是老校长的一句话所能弥合的。据吴国桢的哥哥吴国柄(同是南开校友)回忆,当时弟弟曾劝说他要与周恩来保持距离:“周恩来这家伙是共产党的老狐狸,现在虽然是国共合作,但是终究将是势不两立,立场与我们不同,他是位危险人物,你以后不要与他接近。”

经过了这些年的接触和观察之后,吴国桢终于意识到周恩来“已变成了中共一个多么厉害的人物!”在他看来,共产党通常不太靠个人来争取朋友和施加影响,几乎没有哪一个共产党人会努力去塑造自己的风度和个人魅力,但周恩来却不同,他运用其独特的才干有力地推进着中共的事业。吴国桢曾将与之接触过的共产党人分为四个类型,即沉默寡言型、狂风大作型、以愚掩精型和紧张不安型,但周恩来似乎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种,他是独一无二的:

当一个人同毛泽东谈话时,不管毛是否开口,都会让你始终记得他是个共产党人。但同周恩来谈话时,你就会逐渐忘记他是个共产党人。当一个人同别的共产党人谈判时,会强烈地意识到对手的刺耳语言和无理立场。但若同周恩来谈判,则会被诱使相信,事物有两面性,在搞清楚之前,只有先相信他的话才是公平的。

如果说抗战时期吴国桢和周恩来的关系,可以用“大合作,小龃龉”来概括,那么在此后的国共谈判和内战中,双方则处于针锋相对的位置。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国共两党为争夺中国的执政权而展开大搏斗的缩影。

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担任中共代表团团长,奔走于延安、重庆、南京和上海之间,吴国桢则是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部长。尽管吴没有直接参加和谈,但作为政府方面的主要新闻发言人,在中原内战、东北停战、军队国家化、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等问题上,都与周恩来展开了频繁的论战。两位昔日的挚友为了本党的利益,借诸报端,常常指名道姓,唇枪舌战。彼此见面时,也时常充满了原则性的争论,据吴国桢回忆:“我到南京不久,他就拜访过我。国民党军队刚占领了东北的长春,对用武力占领长春,他提出了强烈抗议。当然,我是站在我们政府一边,会谈一点也不和睦。”

1946年5月中旬,吴国桢调任上海市市长。周恩来亦时常从南京来到上海活动,下榻于马斯南路(今思南路)107号的周恩来将军公馆。期间,周恩来夫妇曾前往拜访吴国桢夫妇,四人举行过一次茶会。但两人裂痕已深,双方谈话不多,只是寒暄而已,惟恐涉及敏感的政治问题。7月间,社会上曾有传闻说,中共将派一万名武装农民袭击上海。为此,周恩来曾专门面见吴国桢并向其保证:“此说绝对不确,莫亲信此种谣言而惊慌。”10月间又有一天,周恩来来到吴国桢的办公室,抱怨说自己在沪外出活动时,总是被特务跟踪。吴则辩解说,这是为了保护周恩来。不久,周恩来离开了上海,此后两人虽然都还有约三十年的生命历程,但再也没有见过面。

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国共争斗的焦点。在此过程中,吴国桢常常赤膊上阵,出现在冲突纠纷的现场。吴因此屡屡指责周恩来是那些“混乱”的幕后制造者!在这场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中,两人作为己方的主将之一,你来我往,以特殊的方式,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彼此拼杀着。1948年底中共军队胜利在望,由周恩来作为主要成员的中共中央将吴国桢定为战争罪犯。然而,共产党的政策一向有其灵活性,就在解放军即将发起渡江战役,攻克南京和上海之前,周恩来还安排了一次对吴国桢的策反。一个吴国桢的留美同学受派前来转达中共的意思,但具有坚定反共思想的吴国桢拒绝了诱降。

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

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17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战犯归战犯,能干归能干。在国民党高级官员中,吴国桢一向以亲民、勤勉和干练著称,其作风确实与旧官僚迥然不同。对于这一点,周恩来也是承认和赞赏的。1949年4月25日凌晨,北平崇文门外的电车公司发生重大火灾,烧毁了五十九辆电车。在处理过程中,该市公安局官员出现了官僚主义作风,周恩来得知后严厉斥责:“发生了这么大的事,领导不到现场,甚至连知都不知道,还不如吴国桢呢!吴在重庆当市长,发生重大事件,像重庆大火和日本飞机轰炸后都亲自赶到现场。国民党市长能做到,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公安局长还做不到吗?”周恩来就此下令,以后北平发生重大事故,公安局长、处长要去现场调查情况、处理问题。

国共内战以中共的全面胜利而告一段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成立,周恩来出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作为红色中国仅次于毛泽东和刘少奇的第三号人物统治着大陆。而吴国桢在上海易手前夕,即辞职前往台湾。为吸引美援,蒋介石在1949年12月任命其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吴也逐渐成为国民党内影响力仅次于蒋介石和陈诚的第三号人物。一方要“解放台湾”,另一方要“反攻大陆”,吴国桢和周恩来的争斗依然紧锣密鼓。根据现有的材料,即使在海峡两岸剑拔弩张的时代,国共双方的最高层人士通过中间人仍保持着一些秘密接触,但周恩来却再也没有与吴国桢发生过联系。周可能认为,吴的反共思想既系统又根深蒂固,要策反他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当时吴国桢也是身怀氰化毒物,一遇不测,便准备随时成仁。

在几年的对峙以后,吴国桢这一方出现了重大变数!吴氏主台期间,他所迷恋的“民主政治”逐渐与蒋氏父子的特务政治发生冲突,而且愈演愈烈。1953年4月,吴辞去“台湾省主席”一职,旋即赴美。1954年2月,吴国桢藉美国新闻媒介强烈抨击台湾当局,由此公开决裂。吴国桢反蒋并不亲共,甚至反共要远甚于反蒋。他自流亡以后,先是住在芝加哥附近的埃文斯顿(Evanston),靠替报纸撰稿和演讲为生,有时也为美国的反共和远东政策提供一些谘询意见。

1955年12月他写就了长篇英文手稿《夜来临》(The Night Cometh),这既是他的回忆录,也重点回顾和研究了共产主义在华的崛起、发展和成功的技巧。其中,吴国桢对周恩来作了强烈的批评,嘲讽他是“天才的演员”。吴国桢为什么要以如此犀利甚至是谩骂的笔调来对付自己的老友呢?吴的解释是:他要揭示周恩来的“真实本性”,不让他继续成为整个自由世界的阻碍。一方面是大陆易手,另一方面自己又不见容于蒋介石和国民党,真是有心复国,无力回天,这些都令吴的内心极度愤懑,以致屡出恶言。

1960年11月1日至10日,吴国桢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接受了美国中国学家裴斐(Nathaniel Peffer)和韦慕庭(Martin Wilbur)的采访,主题是1946至1953年间吴任上海市长和“台湾省主席”的政治经历。其中有一节专门谈及他和周恩来的关系,措辞要比《夜来临》温和许多。

1962年美国纽约皇冠(Crown)出版社还出版了吴国桢撰写的一部英文政治小说《永定巷》(The Lane of Eternal Stability)。该书以1900至1949年北方某地的历史变迁为背景,其中的两个主人公兰玉文和何大刚,就是以吴国桢和周恩来为原型的。在书的结尾,何大刚终于意识到了主义的“欺骗性”,幡然悔悟,与兰玉文携起手来。当然,这样的情节安排可能只是吴国桢的一厢情愿而已。关于《永定巷》的撰写缘由,吴国桢曾声称:“小说能使更多的人知道历史的真相!”

1965年,吴国桢迁居佐治亚州的萨凡纳(Savannah),并应聘为州立阿姆斯特朗大学(Armstrong State College)东方历史和哲学教授,直至1974年退休。根据其同事的回忆:“国桢谈过他和周恩来是同学,因为他经常用那段经历,来解释周对时事采取的行动和可能的反应。”显然,尽管远隔重洋,在野的吴国桢始终密切关注着在朝的周恩来。

和吴国桢早在1954年就脱离政坛不同,周恩来的政治生涯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终结──1976年1月8日。二十多年间,他和毛泽东几乎主导了中国大陆所有的政治运动和经济进程,其历史作用自有公正、全面的评说。不过,可以确认的是,周恩来也没有忘记吴国桢,这里有几件事可以证明。

其一,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去世,在吊唁过程中,周恩来曾对南开校友说:“小吴可以回来么!”

其二,吴国桢的四叔吴经文在50年代初曾去找湖北老乡董必武谋事,董一见他就说:“你是国桢的叔父,我写信与周总理请他想办法。”周恩来获悉后将吴经文安排在文史委员会工作,一直到他1976年去世。

其三,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访华,中国大陆和美国的关系重新建立。美国华裔科学家曾组团回大陆参观,团员中有许多人认识吴国桢的二女婿厉鼎毅博士。他们到北京后周恩来亲自招待,谈话间,周突然发问:“你们哪位知道吴国桢的近况?”问了一两次。尽管团员们大多知道吴国桢的情况,可是彼此观望,没有一个肯贸然说话。

1976年周恩来去世后,吴国桢“甚为哀痛”,世界各地报纸登载许多追悼文章,凡是登在纽约报纸上的,吴都仔细阅读。其中有一篇文章曾提到周恩来每次到沈阳,一定要亲自去看一位老友,最少也要打电话给他,好多年都是如此。虽然文中并未提到这位老友的名字,但吴国桢推测此人就是李福景。

1982年11月,吴国桢的长婿俞益元博士从美国回到北京参加学术会议,齐燮元的女儿去看望俞时(齐在世时,与俞的先父交谊甚好),送了一张周恩来和吴国桢当年的合影。这张照片是1917年南开中学放春假时,两人一起在北京的某家照相馆照的,周十九岁,吴十四岁,周穿的是一件薄长衫,吴穿童子军制服。周坐在长靠椅上,吴站在椅子的后面,两人手牵着手,面带笑容,情同手足。

周恩来和吴国桢的遗憾1.png

俞益元返美后将此照呈给了自己的岳父。吴阅后触景生情,沉浸在回忆之中。睹物思人感慨万千的吴国桢随后在照片背后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周恩来和吴国桢的遗憾4.png

七十年事,今又目睹。约为兄弟,后来异主。龙腾虎变,风风雨雨。趋途虽殊,旨同匡辅。我志未酬,君化洒土。人生无常,泪断沙埔。

字里行间,概括了吴、周的交往历程,也浸透了吴国桢的惆怅和感伤,两人一切的恩恩怨怨都已成为了过去……

吴国桢晚年十分关心中国大陆的发展,对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开放政策极为赞佩。他曾应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邀请,拟于1984年9月回国访问,并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的庆典,其间也必然要走访他曾与周恩来共度少年时光的母校──天津南开中学。然而,天不遂人愿,6月6日他在美国的寓所突然去世。耄耋之年,吴国桢之所以打算返回内地,并不表明其意识形态已发生了根本性的扭转,主要还是因为他思念故土,希望中国富强。正如其夫人黄卓群所释:“虽然他不赞成共产党,但是他对大陆寄予希望。他曾说,像现在这样好好地做下去,五十年后,中国将成为世界一大强国。”

每每读着周恩来和吴国桢的故事,我心中总有怅然所失的感觉。他们是同窗挚友,却又分道扬镳。用吴国桢的太太黄卓群的话来说就是“同窗不同路”,“同窗”即他们是在南开时最要好的中学同学;“不同路”即他们在成年后在政治上分道扬镳。在那一代人之中,如同吴国桢和周恩来这样“同窗不同路”的例子并不鲜见。象至亲至爱的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也因为政见不同而分隔在海峡两边。难道她们都不会相互思念相互牵挂吗?他们从至亲至爱变成老死不相往来难道就不觉得遗憾吗?不可能的,他们那一代人只是把心中的思念强压在心底。象吴国桢晚年在收到自己与周恩来的合影后情不自禁地在照片后面题诗,周恩来在接待美国华裔科学家代表团时特别问起吴国桢的消息,还有宋庆龄临终的心愿是想见妹妹一面,以及宋美龄有一次对宋庆龄的画册爱不释手地看了整整一晚上......这些无不说明他们(她们)依然没有割断心底的对旧挚友与亲人的思念。不仅他们,还有无数当年被迫逃往台湾与大陆亲人骨肉分离的军民,直到80年代三通之后,少小离别老大相会的他们抱头痛哭,心中的思念才象海峡的浪潮得到宣泄。他们的分离是中华民族的历史悲剧。我们这一代人,多少还与他们的人生有些许重叠,所以多少也会理解,倘若再过几代人,他们再回过头来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后代人,他们会理解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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