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记·四千八百六十叁

　　早在2021-8-10的〈也谈史学家余英时〉中，就引用了他人的「师从钱穆」，就该对钱穆有深入的了解了，然终因不善细致做学问，而最后竟忘记。

　　近日的〈余英时余茂春余杰是汉奸吗？〉一文，再度引用到「师从钱穆」，趁偶得闲暇，遂稍深入地了解了一下钱穆；我以为，钱穆一生有几点，当为人们知道的。

　　一、「钱穆」词条曰：「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并大量引用雷学淇的《竹书纪年义证》，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后发表《刘向歆父子年谱》一书，该书以论证完整的二十八个不可通驳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使当时再无学者替康有为辩护，清末以来影响极大的经学今古文之争方才告一段落」。

　　我以为，这是钱穆治学的立身之本。即便不是，也是成名之作，一如李敖的「中西文化论战」。可见「反骨」于治学的文化人尤重要。其实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不亦因有「反骨」？

　　二、钱穆没读过大学，而由顾颉刚推荐，执教北大、进入主流学术圈，当年北大讲坛上最叫座者乃胡适和钱穆二人；然，钱与胡二人在老子生年、《说儒》等学术上观点迥异，钱对「新文化」亦不以为然。在胡适有生之年，钱穆未成为中央研究院院士；日后，李敖认为不公，「钱穆的理学怪说固不足论，但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却更该先入选成院士」等。

　　早十几年，因我「打倒鲁迅」，有人向我推崇胡适，我则不以为然。我一直都觉得：那一代人，即便学问没啥问题，做人亦未必完美。此，不就为一例？不就是胡适之短？其实，做学问，有公允之心，是必须具备的，甚至还是第一位的。

　　叁、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在〈丢掉幻想，准备斗争〉一文中道，「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中国的反动政府只能控制其中的一部分人，到了后来，只能控制其中的极少数人，例如胡适、傅斯年、钱穆之类」。为此，钱穆极为愤怒，甚至担心遭受共产党的迫害。

　　此，当为反应过度。其实，被毛泽东或蒋介石文章提到（无论说好说坏），都是长脸。比如，若此刻蔡英文肯骂我，我就谢谢她。

　　四、李敖在〈蒋介石和钱穆之间的一些臭史〉之中，批钱穆的〈总统蒋公八秩华诞寿文〉中的「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李敖曰「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

　　李敖亦属反应过度。钱穆不过感激知遇之恩，郭沫若还有「赛过我亲爷爷」呢（昨日，我的〈评秦晖【真正的大国，能给国民带来尊严和自由】〉一文后，有网友云乡客跟帖「一语中的！这也是某些『自由派公共知识分子』的通病」。其实，我没想批评秦晖，而是批评最近网友中出现的对秦晖的盲崇）。

　　学问就是学问，一旦盲崇就不是学问了。若钱穆没有「反骨」，他哪敢驳斥康有为？而若没有《刘向歆父子年谱》等，钱穆又哪能与胡适叫板？后人又哪会将他捧出来为余英时站台？

　　自然，让优秀师者为学生站台，是蠢事。但这是题外的话。

　　我谨以「钱穆的『反骨』」与「胡适也有短」，邀大家探讨。我以为，「反骨」不是啥坏东西，尤其作为学者；而没有公允之心，也不是啥好东西，亦尤其作为学者。

　　朋友们以为呢？

　　　　　　　　　　　　　　顾晓军 2023-2-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