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夫一手操办了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这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最重要的会议之一。没有什么比六届四中全会更集中体现中共傀儡党性质的了，共产国际怎么说，中共就得怎么做。这个傀儡党在这次全会之后，更加快了傀儡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
在共产国际操办下，中共从党到国搞分裂
《伐林追问》第73期，2020年3月18日首播
◆高伐林
上期《伐林追问》我在图片说明中转述党史专家杨奎松说：李立三是“第一个敢以中国革命号令莫斯科的中共领导人”。我感觉大家可能会听一听就过去了，甚至可能误解。应该把当时的情况进一步介绍一下，而且这段历史，也牵涉到我想讲的主线，也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这个国中之国怪胎的来龙去脉，说它是个分裂政权、是个傀儡政权，就得说清楚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党人的真实关系。
这个故事中的几个时间点很重要，集中在1930年6月到10月，请大家留意。
列宁为巩固苏俄政权，于1919年3月在莫斯科建立共产国际，对外输出革命，是中共的顶头上司。
当时共产国际正秉承斯大林的旨意，全力反对布哈林，总的观点是认为世界资本主义总危机尖锐化，到了“大规模阶级搏斗”时期，要求各国共产党将反对右倾、反对“调和态度”列为主要任务之一。这一指示精神也传达到了中共这个支部。没想到，中共党内左倾走得更远。这段时间，中共是向忠发当挂名总书记，李立三实际掌权。1930年4月7日，李立三在政治局会议上畅谈“中国梦”，提出“中国革命必然可以推动世界革命的爆发”。6月11日，李立三推动在中央会议上通过了决议，部署全国搞暴动，掀起新的革命高潮，争取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喊出的口号“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共产国际远东局代表、德国“毛子”罗伯特头脑没有发昏——“毛子”，本来是中国人对俄国人的俗称，也可以说蔑称、贬称，当时中共党人也沿用这个称呼私下称俄国人，后来扩大，对国产国际派来的各国洋顾问，都这么叫。罗伯特与李立三等人秘密会面，明确表示不同意中共领导层对时局和任务的分析，也不同意李立三下发这个决议。中共领导层就直接致电共产国际告罗伯特的状：他是右倾，不准革命。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1930年7月29日听取了周恩来和雷利斯基等人关于中共中央和远东局分歧的汇报，通过了一个决议案，肯定远东局基本正确，同时改组了远东局，任命莫斯科中山大学掌门人、有一大把中国弟子的米夫，担任远东局书记。
李立三提出“立三路线”，部署全国暴动，要“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远东局向中共传达了共产国际的裁决之后，李立三等人不服气。以前遇到这样的情况，中共领导人思想通不通，行动得服从，就算不服气，最多私下发发牢骚说共产国际的毛子们瞎指挥。但这次李立三吃了豹子胆，8月1日和3日两次开政治局会，狂言国际“错了”，继续讨论和部署全国暴动──既然你莫斯科没长眼，对即将到来的全球“决战”视而不见，我李立三就自主承担起指导世界革命的重任！他提出：中国党应当负起责任争取国际了解：你们“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武装西伯利亚的几十万中国工人，组织他们回中国参与进攻；暴动一胜利，蒙古就应该回归祖国，成为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挂名总书记向忠发也十分激动地说：“今天证明我们不仅充分执行国际的路线，并给国际以很多的帮助。这决不是表功，而是事实。”
向忠发因为出身工人，被共产国际扶上中共总书记的职位。
这两次政治局会议的记录按共产国际的规定，上报给共产国际驻上海的远东局，李立三等人发言中对莫斯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大不敬，顿时就在远东局这些“毛子”中引起震动。由於翻译原因，李立三有些说法被演绎成向共产国际赤裸裸的挑战──“需要改变共产国际的路线，需要为此同共产国际作坚决的斗争”。这种口气让远东局惊异到了极点，何况李立三还以命令式口吻——你们“必须”如何，“应该”如何，要苏联和蒙古出兵中国，向世界帝国主义宣战！
别搞错了：谁是上司谁是下级？共产国际远东局与中共中央的矛盾急剧恶化了，情况报告给了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总部：李立三成了脱缰野马，一意孤行，要拖着中共冲进虎口、冲下悬崖！共产国际让周恩来和瞿秋白赶快回国纠偏，贯彻7月份的中国决议案。
周恩来奉共产国际之命，赶快回国纠偏。
那个年月不像今天，坐上俄罗斯航空公司的飞机几个小时就飞回来了。他们辗转回国，回来后还得与向忠发、李立三一个个谈，打通他们的思想，周恩来等人看到：白区举行的同盟总罢工和武装暴动，无一例外地失败；在6月底以后两个月里，十余个省委机关被破坏。上海党员人数由2000锐减到600，天津500多党员只剩下几十人。
9月下旬，中共中央终於冷静下来，9月24日到28日，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一座临时租用的洋房里秘密举行，承认“中央的策略与工作布置犯了冒险倾向的错误”，李立三受到批评，从此离开中央领导岗位，瞿秋白成为实际上的主要负责人。不过，对8月初与远东局大吵和要求苏联出兵等问题，向忠发、李立三只是很简单地说了抱歉，没太当回事。
瞿秋白接替李立三，成为中共实际上的负责人。
就在局面看似已扭转之际，共产国际突然变了脸。
不像今天有手机、互联网，那个年月交通和通讯十分不便，中共与国际的互动，有长达数周甚至数月的滞后效应，经常还得通过远东局转达信息。周恩来和瞿秋白启程回国时，共产国际还没有看到8月上旬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这个记录还在从远东局寄给总部的路上，共产国际认为李立三的错误只是策略上、认识上的，批评语气比较温和。当会议记录一摆到共产国际执委的办公桌上，总部大楼里马上炸了锅：李立三竟想把战争祸水引向苏联！这是苏联最忌讳的。对“立三路线”的定性顿时升级，认为李立三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而且“不但是路线问题”，还在组织上“进行反国际的斗争”。在收到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文件之后，共产国际对这次全会也不满意：对“立三路线”的批评轻飘飘！
位于莫斯科特维尔大街36号的柳克斯大厦，为共产国际总部所在地。
共产国际给中共写了一封指示信，史称“十月来信”，不仅严厉批评李立三与国际政治路线对立，而且批评三中全会抹杀了两条路线的原则区别。
上海这边，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贯彻共产国际的7月决议、9月底举行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
莫斯科那边，却根据8月初中共政治局会议记录对“立三路线”上纲上线，10月发出了指示信，对中共中央下令“给这种反共产国际的立场以致命的回击”！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对“十月来信”的严厉批评还茫然不知，直到11月16日才收到。
如果有哪位导演来拍对中国革命来说很重要很关键的这几个月的电影，这里一定要用交叉蒙太奇的手法——信息传递的时间差，造成了双方巨大的心理差。
共产国际发出“十月来信”之后，中共11月中旬收到之前，这两个日期之间的11月上旬，在莫斯科清党中过了关的陈昌浩、凯丰、王盛荣等五名中共党人回国，抵达上海。这几个人，是中共党史上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几个。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是1929年夏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出现的一个非正式群体，王明、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等都被说成是其中成员。
王盛荣。摄于2005年11月24日。这位“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人生中最后一次接受采访，当时他98岁，不到一年即过世。（高伐林摄）
我在2005年曾经在武汉采访过98岁的王盛荣，他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当时唯一健在的，我请教过这一段历史，不过他记忆力已经衰退，无法清晰地回忆。我采访他第二年，他就去世了。我查阅其它史料：他们几个人离开莫斯科之前，青年国际负责人沙发洛夫专门召集他们训话，声色俱厉地大谈中共的盲动错误，断言中共走上一条对抗共产国际的“立三路线”，你们回去务必要同之坚决斗争。他们一听当然感觉非同小可。几人到上海还没同中央领导人接上关系、正式汇报呢，先见到了比他们早回国的同窗王明等人，透露了共产国际严厉批评中共中央的这个最新精神。王明大为兴奋。他对两个月前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是不满的，此前他因反对“立三路线”受过处分，但三中全会上不但没得到表扬，甚至也没平反，这时认为有了上方宝剑；据博古回忆，同为留苏学生的沈泽民趁在中宣部工作之便，收到共产国际指示信之后偷偷先拿给王明他们看了，这些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串连起来，大反党中央对“立三错误”的调和主义。11月13日，王明、博古联名向中央写信，指责三中全会没有充分揭露立三路线的本质，中央政治局没有采取必要措施，迅速贯彻国际路线。王明等还串联因反“立三路线”受到打击的另外派别，以何孟雄、林育南等为代表的江苏省委干部，以罗章龙等为代表的全国总工会和上海工联的干部，配合行动，提出召开紧急会议改组中央，闹起了一场大风波。
王明（陈绍禹）被看中能够坚决执行共产国际路线。
博古（秦邦宪）与王明一起挑战六届三中全会之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
这时候，周恩来瞿秋白都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在他们的抨击面前摸不着头脑，接到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才恍然大悟：王明等人先于中央知道十月来信精神，不但不报告中央反而突然袭击向中央发难，瞿秋白十分恼火：“这不是帮助中央，而是进攻中央！”
在众多不满“立三路线”的中共党员和党干心目中，政治局的地位不可避免地动摇了。王明和何孟雄这两派人对中共中央几乎所有决定和文件都不放在眼里，整个上海地区中共几乎陷於瘫痪。用周恩来的话说，“闹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
1930年年尾，新被任命为共产国际远东局负责人的毛子米夫，秘密来到上海。像8月初向忠发、李立三那种公然对抗莫斯科的现象，共产国际成立十多年来可以说绝无仅有。周恩来、瞿秋白带着莫斯科旨意回国，竟没有大刀阔斧整改，让共产国际大为恼火。莫斯科决定除搞掉李立三外，还要拿瞿秋白开刀。
米夫以钦差大臣身份，对中共说一不二。
米夫一手操办了1931年1月7日只开一天的六届四中全会。
为什么只开一天？一来确实是环境非常严酷，就算在租界，一旦查获也是要抓、要引渡给警备司令部、要杀头，为了安全，最好快闪；二来这也是米夫刻意安排的。米夫评估了反对“立三路线”的三股力量，王明这批“海归”根基浅，影响小；何孟雄长期做实际工作有一定威信；罗章龙控制全国总工会党团有一定实力。米夫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扶持王明一派，就不能让中央委员、代表们七嘴八舌，夜长梦多，要一锤子定音：我说了算！
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下属支部，活动经费一大部分来自于莫斯科，拿人的手软。米夫给中共中央施压，要求撤销对王明等人的处分，说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已是一个“天才的领导者”，搞中国革命没他是不行的。中央政治局只好照办。1930年12月25日，中央任命王明为江南省委书记，博古为团中央宣传部长。江苏省委在三中全会后，改组为江南省委，是党在白区最重要的地方领导机构，管辖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地区，无论党员人数，还是机关健全程度，在国民党统治区都位居第一。有了米夫强力支持，王明用不着再去联合何孟雄、罗章龙，来对付瞿秋白了，并翻过脸来打击他们。
晚年罗章龙。他当时是中共中央委员，坚持认为米夫操纵的六届四中全会不合法。
政治局两次起草了四中全会决议草案，都被米夫否决。米夫把他和王明商议起草的决议案交中央讨论。1931年1月7日，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公共租界一幢西式洋楼里秘密举行。出席会议的代表37人，其中中央委员14人，候补委员8人。而王明、博古等自称为“国际派”的人中没一个中央委员。米夫安排15名非中央委员参加了会议，包括王明、博古等，享有和中央委员同样权利。
全会召开之前严格保密，有的代表在会前几十分钟才接到通知，有的代表走进会场还不知道开什么会，还有的人根本没被通知到。会议由向忠发主持，他说：“今天召开的会议，是六届四中全会。”许多人大为吃惊。他接着说：“会议只开一天。”
代表和列席代表纷纷发言：“连开什么会都不知道，就匆忙宣布召开四中全会，这怎么行？”“这么重要的会议，无论如何一天不能解决问题。二中全会开了六天，三中全会开了五天，四中全会仅开一天，能解决什么问题？”
米夫出来说话了，大帽子压人：“四中全会得到共产国际批准，并要求马上召开！无论多少问题，只要用共产国际的尺子去量，一切矛盾都会解决。”“谁反对开四中全会，就是反对共产国际！”
双方争执不下，最后举手表决。赞成召开四中全会的19票，反对的17票。2票优势通过了，这次就是开四中全会。向忠发宣读了王明起草的报告后讨论，每人发言不许超过15分钟。因会议争论，打乱了原来的会议进程。米夫起草的《四中全会决议案》来不及讨论通过，建议由王明等人组成修改委员会，实际上把修改权交给了王明。
最后一项议程是选举中央委员，改选政治局，周恩来宣读了名单。这是与会者最为关心的事，争论达到了高潮。罗章龙问：“哪些人有表决权？”米夫毫不思索地回答：“参加会议的人都有表决权。”罗章龙听很生气：“这不符合党的组织原则。”
决定瞿秋白等人退出政治局后，有人提周恩来也应退出。米夫以家长的口气说：“恩来同志自然应该打他的屁股，但不是要他滚蛋，而是在工作中纠正他，看他是否在工作中改正错误。”
李立三在中共党内被边缘化，五十年代初，他代表全国总工会参加第一届政协会议。
米夫保驾护航，名单获得通过。瞿秋白、李维汉、李立三被赶出政治局；新政治局委员九人：向忠发、项英、周恩来、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王明、陈郁、任弼时；候补委员七人：罗登贤、关向应、温裕成、毛泽东、刘少奇、顾顺章、王克全。王明当年26岁，此前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步登天进了政治局，因为他是米夫的得意门生。
1月10日，政治局开会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三人为政治局常委，王明为候补常委。虽然向忠发仍是党的总书记，实际上王明开始执掌中央大权。
王明1974年在苏联逝世，安葬于莫斯科的新圣女公墓。
只举行了一天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是中共党史上少数最重要的会议之一。在米夫一手操纵之下，突然召开，又草草收场。它结出的恶果兼苦果，是把王明推上前台；而且对这次会议合法性的质疑，导致罗章龙一派，与米夫、王明分道扬镳，另立中央。没有什么比六届四中全会更集中体现中共傀儡党性质的了，共产国际怎么说，中共就得怎么做。这个傀儡党在这次全会之后，更加快了傀儡国中之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筹备。
中共的悲剧并没有结束，也不可能结束，很快，一场更大的变故从天而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