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罪责，而不到处甩锅，更不讲什么“恢复帝制是正确的，撤销帝制也是正确的”之类屁话，他将幕僚起草的“撤销帝制令”中责怪劝进者的语句统统删去，直接承认“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这样就成为一份“罪己诏”

　　袁世凯犯下大错自己担责，不肯甩锅

　　《伐林追问》第68期，2020年3月4日首播

　　◆高伐林


　　想起一段往事。多年前刚来美国，担心十来岁的女儿中文退步。但她还不错，四处找中文书刊来读，有一次她读到一首诗，惊讶骇笑，跑来给父母“奇文共欣赏”：
　　八十三天皇帝梦，
　　“洪宪”给历史添臭粪。
　　逆水行舟翻了船，
　　龙袍里空包个大野心！
　　此诗作者是谁？是中国二十多年唯一一份诗歌杂志《诗刊》的主编臧克家。诗的水平我就不评价了，然而可以看成那个年代对袁世凯的盖棺论定。读读这首诗，可以感知时代有了多大的变化，对袁世凯的评价有了多大的变化。

　　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

　　很多人说袁世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最糊涂的一件事，就是试图把“中华民国”变为“中华帝国”。在前两期节目中，我讲述了当时把袁世凯带到沟里去的一些人和事，杨度、古德诺、蔡锷，以及埋藏在大多数中国人心底的帝王情结。讲述这些，是与观众一起回到历史现场，了解造成袁世凯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政治社会环境和他当时的处境。但是了解他，不等于同意他。毕竟是身为大总统的他，做出恢复帝制的决定，最终铸成大错。
　　回想一个世纪前，经过建国初期权力争夺与混乱之后，中华民国迎来了一次走上民主共和正轨的机会。1913年初，依据《临时约法》举行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国会选举。宋教仁领导国民党在选举中获得压倒性胜利，出任内阁总理已成定局。推行议会政治，用选举替代暴力的权力更迭，这种中国从未有过的全新政治制度初露曙光。
　　令人万分痛心的是，一声枪响，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这一历史进程戛然而止，整个中国就此滑向深渊！

　　宋教仁遇刺案，百年之后仍然争议不断。

　　孙中山发动“二次革命”武力讨袁，开创了民国武力解决政治争端的先例；袁世凯以“叛乱”为由发布《解散国民党通令》，进而解散国会，事态更加不可收拾。在推翻帝制四年后，“中国走什么路”竟然又成了一个大问题。从北京到地方，各级官员进入了一种中国人熟悉的“表忠心竞赛”，开始是比表态的先后速度，然后是比表态的肉麻程度，最后发展到极致——谁表态不积极，甚至没有表出新意，就是“不忠诚”。
　　历史学家唐德刚说：他按日查看袁大总统的起居注，看到他对恢复帝制左思右想，煞车减速不下十余次之多。有人把他这种表现一概解释为虚伪和阴谋，但众多学者认为，袁世凯是犹豫不决。

　　唐德刚著《袁氏当国》。

　　作为民国初建时期的元首，袁世凯对民主制度的感觉很不好。他更习惯做专制国家的统治者，而不习惯做共和国家的公务员。政党和国会都让他烦，尤其是国会，不仅那么多人难伺候，而且总是处于互相吵架之中。在袁世凯眼里，许多议员头脑愚笨，或目光短浅，用李新宇教授的话说，有的激情有余而理智不足，有的成事不足而败事有余。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袁世凯明白民主共和的大道理，让他迁就那群乱哄哄的平庸之辈，心里也觉得别扭。历史并没有为中国准备好合格的公民和民意代表，也没有为中国准备好合格的现代国家公务员。在专制文化土壤里土生土长的大总统，与他的选民一样，对民主制度很不习惯。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在《领导者》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长文，纪念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首任大总统百年忌辰。文中回述说，1915年12月12日百官聚集于大礼堂，袁世凯宣布接受帝位，明年元旦登基。但是袁世凯没有成功的兴奋，而是情绪很低沉，他的讲话也令人诧异。据曹汝霖回忆，袁世凯说：当今国事艰难，全国人民代表恳请更改国体，并推戴我登帝位，既是万众一心，我亦义不容辞。只是时局艰难，当此大任，无异跳入火坑，我为国民，亦不能不跳；并希望百官当共济时艰。百官都窃窃私语，曹汝霖心里也在嘀咕：为何新皇帝第一声，即说“跳火坑”的不祥之语……
　　为何？这就是因为袁世凯接受帝位，是半推半就，他策动了民意，又被所谓“国情”和“民意”所裹胁，接受帝位时才说“跳火坑”。
　　袁世凯想不通，国情与民意怎么一下子大翻个儿：半个月后，1915年12月25日蔡锷等人宣布云南独立护国讨袁；随后，1916年1月27日，刘显世宣布贵州独立；3月15日，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4月6日，广东独立；4月12日，浙江独立；5月9日，陕西独立；5月22日，四川独立；5月29日，湖南独立……

　　云南护国军讨袁战争中重要的棉花坡之战，后人立像纪念。

　　而且，亲信、好友、甚至亲人，纷纷弃他而去。赵尔巽等老官僚，先后递交辞呈，离京而去；农商总长张謇，本是请假回原籍探亲，到家后却立即递来辞呈；副总统兼参政院院长黎元洪，托病请假，不再出席会议；就连他的老友徐世昌等人也躲得远远；王士珍请假，说是伤风感冒了；段祺瑞称病隐居于北京郊外；教育总长汤化龙辞职躲到上海去了；做过总理的熊希龄，以省亲为由回湖南……就连弟弟袁世彤、妹妹袁书贞，也都登报声明，因为他称帝而与他脱离兄弟姊妹关系。不是顺应人心吗，怎么会大失人心！？袁世凯才知道杨度、梁士诒等人弄出来的“国情”和“民意”多么不可靠！
　　比起成功，失败更能够检验一个人的人品。就是在袁世凯众叛亲离的时候，我们看到：他原来是真的愿意顺从民意，而且知错能改，不失为光明磊落！当看到人们其实并不真赞成他做皇帝，袁世凯尽管觉得丢脸，却没有坚持错误。如果袁世凯坚持一错到底，坚持黄袍加身，仍然可以按计划在1916年元旦登基——不是没人劝他这样做。蔡锷的军队在云南，短时间内打不到北京来，护国军的兵力也不足以推翻他；如果他态度强硬，一些观望的人也可能不会追随蔡锷。历史上许多皇帝是在自己的力量不够强势时就登基的，真想当皇帝的人，并不在乎有人反对。中国后来不是也有不少领袖将错就错，一条道走到黑，反复证明自己亲自缔造、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怎么伟大、光荣、正确么。
　　可是，袁世凯却没有那样，元旦那天他没有登基。
　　但他当时还没有充分意识到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居然理直气壮强调：恢复帝制是“遵从民意”。随后一个多月，各地抗争势头继续，2月23日，袁世凯再一次宣布暂缓登基；一缓就到了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袁世凯才打消了做皇帝的念头。
　　3月21日，他请几个老哥们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等人前来商议大事。他们倒还给面子，差不多都来了。袁世凯开门见山：各位说说看，帝制是该继续还是该取消？他们一个个心情沉重，不知说什么好。见大家不愿开口，袁世凯也就明白了：我看还是取消了好。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这个日子，3月22日，历史上发生了几件事，有点不可思议：1913年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抢救两天后，3月22日身亡；而一年后的1914年3月22日，北京各界为中风去世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举行追悼会，他是当时传为策划刺杀宋教仁的主谋。

　　袁世凯最信任的幕僚张一麐，三次对袁世凯提出反对恢复帝制。

　　袁世凯请总统府秘书长、最亲密的幕僚之一张一麐起草撤销帝制的告令。张一麐1903年就与当时担任清朝直隶总督的袁世凯结缘；民国建立之后，1914年，袁世凯设政事堂，下设机要局，让张一麐为总统府秘书长兼机要局长。在袁世凯称帝问题上，张一麐三次劝阻，两人分道扬镳。但这次袁世凯把他请来，对他说：“我真糊涂，没有听你的话，以至于此。今欲下撤销帝制令，非你起草不可。”一边说着一边把王式通起草的稿子给张看，并说：“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并将推戴书焚毁。”
　　张一麐回忆：他对袁世凯说“这件事你是被小人蒙蔽了”。袁世凯则说：“这件事是我自己不好，不能怪罪别人。”
　　待张起草完毕交他审阅，他将责怪劝进者的语句统统删去。后来他还对张说：“我历事时多，读书时少，咎由自取，不必怨人。”

　　《张一麐回忆录•古红梅阁笔记》中讲述了如何代袁世凯起草撤销帝制令。

　　这说明袁世凯作为一个政治家，敢于承担罪责，而不到处甩锅，更不讲什么“恢复帝制是正确的，撤销帝制也是正确的”之类屁话。最后改定的这份总统令，说明了帝制运动的起因、过程，也表白自己一再辞让的诚意没有得到人们的体谅，最后终于酿成帝制之祸。这份文件，标题是“撤销帝制令”，事实上就是一份罪己诏——用文革语言，就是一份请罪书。其中自责是把话说得相当重的，比如说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苦我生灵，劳我将士，以致群情惶惑，商业凋零……总之万方有罪，在予一人。”
　　站在政敌国民党立场上的沈云龙，后来在《徐世昌评传》中说：袁世凯虽到了失败边上了，仍不肯诿过于群小，毕竟不失其倔强之本色，比那些只懂责人不懂责己的人强多了！

　　袁世凯葬礼。

　　一直有传说，袁世凯后来在临终弥留时说了四字“Ta害了我”，好像他到底还是要推诿责任。有人另作解释说，这个“Ta”，是“它”不是“他”，不是指人，而是指袁世凯心中的帝王思想。我看也有点牵强。我认为，到底他临终所说指的是什么，很难弄清楚，不管怎样，临终时神智混乱，我们判断袁世凯的明确想法，还是更应该以他对张一麐的话为准，以“撤销帝制令”为准。

　　袁林。

　　袁世凯知道自己犯了一个极大的过错，但他还是把事情看得太轻了，似乎取消帝制，不当皇帝，他可以回头继续当总统。可是，那些起兵保卫共和的人们能让吗？大错铸成，常常没有改正错误的机会。
　　这里想介绍一下严复的观点。严复对中国从传统到现代的转型中起过很大启蒙作用，他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提倡西学，呼吁变革，当过复旦大学校长，京师大学堂校长。但在帝制运动中，严复的形象并不光彩——他是“筹安六君子”之一，所谓“六君子”，在人们心目中是“六小人”。从此边缘化，很少有人再倾听他的声音。然而被忽略的声音未必没有价值。在一片要袁世凯下台的呼声中，严复与众不同，他认为，弄出这样的乱子，袁世凯当然有责任，但责任并不只在袁世凯，而是也在革命党人，如果不是他们捣乱，使国民寒心，就不会回过头来盼望强有力的中央，也不会接受帝制。

　　严复认为：袁世凯应该等到全国秩序稳定之后，再下台谢罪。

　　严复认为袁世凯万万不可马上下台。他说：如果袁世凯还有良心，就不能辞职下野；如果袁世凯还能为国家和百姓着想，就不能辞职下野。因为袁世凯若下台，中国的秩序将会大乱。应该等到全国秩序稳定之后，袁世凯再下台谢罪。
　　可惜的是，1916年夏天，没有多少人能如此宽容地对待袁世凯。当时有影响的人物，像当过民国首任总理的唐绍仪、还有张謇、伍廷芳都敦促袁世凯退位，就连冯国璋也召集东北、直隶、山东、河南、江西、安徽、湖南、湖北、山西等地代表到南京开会，讨论袁世凯去留。蔡锷、梁启超等人就更是如此——这也可以理解，如果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谁能保证他不会秋后算账？

　　袁世凯墓。

　　南开大学李新宇教授的长文推测：如果当时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民主共和国的命运，也许会好一些。当然，我们都知道，历史没法假设；实际上也并不是这些人不让袁世凯继续做总统，而是老天爷不让：不幸的是，袁世凯很快病重、病危、病故，同样不幸的是，57岁的袁世凯6月6日去世后没多久，42岁的黄兴10月31日去世，34岁的蔡锷11月8日去世。群雄不再被威慑，一些善于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人物，一些为争夺权力而不择手段的人物，渐成气候，人们所担心的乱局成为事实，而最后降临的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中国走向共和的这个机会被错过了！
　　袁世凯离世后，人们在他的桌上发现袁世凯亲自写下：“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前一句话不难理解，纵观袁世凯一生，确实是日本之大敌；第二句话，有不同的解释，在我听来，是他反省自身，勉励后进，瞻望中国重新缔造共和的前景。

　　墓碑立于袁林碑亭内，碑文为徐世昌书：“大总统袁公世凯之墓”。

　　大家还记得我说过古德诺吧，美国的权威学者，袁世凯的宪法顾问，在近距离观察和深入了解中国之后认为，中国的社会经济条件极有利于专制独裁制度的发展，家族制度以及孝道义务使中国人有很强的习惯性顺从心理，“国”就是一个放大了的“家”。与英国不同，迫使英王签署保障公民权和政治权的《大宪章》的大封建领主和教会组织，在中国是缺席的。他之所以倾向于君主制，就是基于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认识。
　　面对袁世凯死后军阀割据的局面，古德诺说：“我们还不可能预测，这次混乱的结果，是会产生一个新的大一统专制国家的新天子，还是在西方思想的影响下出现另外一番局面，从而为中国历史的发展带来某种新的改变。”背负了支持帝制恶名的古德诺，对中国未来的这些思考，一直未曾引起国人的关注。时至今日，我们不得不承认：古德诺对中国的观察是非常深刻的，是符合事实的。老百姓至今还在呼唤、还在期盼明君、救星，还是未能习惯当家作主，对自己的公民权利被侵夺逆来顺受。也正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从袁世凯止步乃至失足的地方，回到正路，继续前行。古德诺的观察虽然深刻，但是他主张迁就顺应中国的国情，回到帝制，并不可取。我们应该在了解国情民意的基础上，对国人的帝王情结对症下药，而绝不能容忍任何新的领导人，用国情民意的理由，用任何花样翻新的名义走回头路，恢复终身制。

　　《经济学人》杂志用习近平做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