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之后毛主席再也没有穿过绿军装。所以当他1966年重新穿上军装登上天安门城楼，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时，成为了共和国与这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历史上具有深刻象征性的一刻。

他顿时又重新变为了战士，他回到了他所毕生热爱的群众中间，他用军装这一强烈革命传统色彩、朴素无华的服饰表达了对分级制度、官僚主义和特权的蔑视；表明了自己回归群众路线、亲自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民再革命的决心。

17年前，他领导这个国家的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并奠基了它的一系列基本制度；今天，他重新穿上绿军装，将要再次领导他的人民进行一次痛苦的自我革命，大刀阔斧改革这套他亲手建立的制度，向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

挑战既存的制度和利益格局，阻力和风险是巨大的。即便是这场运动的当事人，从中央到地方，能够真正透彻理解他心结的人少之又少，甚至可以说没有一人。

他超越同时代的人太远了，面对这场运动，一贯支支持他的战友也感到了迷茫和排斥。这场革命，也只有借助于他的声望，以他的名义才能排除阻力，进行到底。

其实，他或许一开始就明白自己会失败。在滴水洞闭关11天后他说道：“吹得越高，跌得越重，我是准备跌得粉碎的。”但他不惜身败名裂，还是放手一搏了。他曾说，中国人民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我不能让他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

数十年前，被反动派囚禁于集中营的烈士们许下如此诺言：为了免除下一代的苦难，我们，愿意把这牢底坐穿！是啊，如果能够免于人民当家做主地位的颠覆，他，愿意摔得粉碎！

他一生憎恶官僚主义与特权。他曾说，如果我们革命16年后，建立起来的社会是这样一个工农无权的状况，那么先烈的血就白流了。难怪他取消了军衔、降低了军队薪水，要求厂长下工，干部下地；难怪文革期间中国实现了空前的民权，他强调要实行民主管理，实行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实行“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难怪在他的推动下，人民罢工和大鸣大放大字报的权利被破天荒写入了宪法；难怪，他支持学生和工人成立了自己的革命组织;难怪，他要破除人们对党委、政府权力的迷信，难怪他要大喊：革命无罪，造反有理。


他一生都在革命，为了这个党这个国家，和他热爱的人民和热忱的事业。过去他战胜了枪林弹雨，现在他要向无形的敌人发起进攻。

在这种情形下，文革发动了；在这种情形下，文革失败了。他或许是太过于相信自己的人民，他说：我准备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他们在斗争中接受锻炼，知道什么路可以走，什么路不可以走。当运动之初中央有人派工作组去北大清华“指导工作”的时候，他愤怒了——只有北洋军阀政府才会镇压学生运动！但历史毕竟不是可以凭借个人意志而创造的，正如历史证明的那样，他所毕生信赖的民众并没有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演习答卷。层出不穷的武斗、派系斗争、盲目的造反、个人恩怨在时代的洪流中得到释放、斗争的扩大化、无政府主义接踵而至，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出来纠左、发出指示纠偏，这令他疲惫的身体更加疲惫。

或许，人民从来没有真正领悟过他的良苦用心。
四五的全民公投，为毛泽东所赞扬、鼓动、训练、指挥的“造反有理”，现在全面哗变，矛头倒转对向了他自己，他肯定感受到深刻的孤立无助。他走后，市场经济的大潮迅速席卷全国，他的塑像被推倒，没有人再向他再多看一眼。

晚年的毛泽东是孤独的。他亲眼见证了20世纪革命的兴起和衰落，以及为了挽救革命的这种衰落和蜕变的顽强抗争的失败。

20世纪60年代的世界——旧世界和旧体制显示了它们的坚固强大，革命已经褪下了它神秘迷人的光环。革命政治的想象力早已经驶回到旧的轨道上。人们普遍已经看到了革命的尽头。窒息的感觉，绝望的气息。这个时代以叛逆、青春和浪漫透支了未来的激情，某种定义下的革命已经走上了它最后的征途。

革命变成了执政；权力本身变成了共产党的目标。革命不是敌人被攻陷了，而是窒息和腐化了。
 同样的绝望，同样的困境，在另一个半球，一位叫做格瓦拉的年轻人以毫不妥协的精神拒绝腐化，他重返丛林，誓要只身对抗美帝国主义和苏修，重燃革命火种。

毛泽东和切.格瓦拉，毫不妥协的精神激发他们出走，理想精神带着他们不断重新出发。后来，毛泽东所培育的反修防修机制土崩瓦解，他所寄希望的抵御和平演变的一代青年成为了资本主义的先锋；而格瓦拉最后倒在了玻利维亚的异国土地。

革命腐化了，他们却以一种不屈的革命的姿态倒下，他们以青春的形象死在革命的路上，他们以死亡拯救了革命的理想。毛泽东和切.格瓦拉，成为了20世纪革命最纯粹不朽的遗产。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标志！

毛泽东和切.格瓦拉；东半球——西半球。他们悲壮而绝望的抗争如此地孤独难解，又如此令人着迷。

他们失败了。革命已死，革命万岁。毛泽东和切，格瓦拉万岁！国际共产主义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