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恢复帝制这个历史事件，有极为儿戏的闹剧一面，更有非常严肃的悲剧一面。他评估改变国体这样重大的政治决策，主要看两方面：一看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的博弈格局，二是看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议，前者是权衡强弱成败，后者是探究对错是非


　　袁世凯搞君主立宪：皇帝没当上，宪政也毁了

　　《伐林追问》第65期，2020年2月26日首播

　　◆高伐林


　　袁世凯称帝，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决定性的败笔。不仅使得他的千古伟人声誉毁于一旦，也引发百年来中国陷入灾难轮回的悲剧命运。
　　袁世凯走出恢复帝制这一步，现在的史书总是写“冒天下之大不韪”、“全国朝野一致反对”。这种说法相当不靠谱。
　　当时激烈反对称帝的人不少，如进步党党魁、司法总长梁启超坚持反对变更国体；但拥护劝进的声浪更强。一说拥护劝进，历史书也好，媒体文章也好，往往就要说梁士诒策动的各种走马灯一样的请愿团，甚至有妓女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全国一窝蜂进行国体投票，完全一致同意改共和为帝制，给我们的感觉，1915年举国陷入一场大闹剧。
　　其实不少是刻意丑化。这个历史事件，有极为儿戏的闹剧一面，更有非常严肃的悲剧一面。请愿团劝进书之类是对老百姓大造舆论，克服民意阻力，对袁世凯本人不能说毫无作用，不过他这样政治经验丰富的人，评估改变国体这样重大的政治决策，主要看两方面：一个是看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力量消长的博弈格局，一个是看国内外学者的理论争议——看前者，是权衡强弱成败；看后者，是探究对错是非。

　　传为民国初年社会人士组成各种请愿团要求恢复帝制的照片。

　　说到劝进的声音，首先当然得说“筹安会”。筹安会是1915年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等六人成立的一个政治团体，支持袁世凯，公开宣扬恢复帝制，实行君主立宪。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
　　杨度被称为民国史上一位奇人，我们现在挂在嘴边的“中华民族”一词，虽然是由梁启超率先提出，但并不明晰，杨度则说：“中华，不仅非一地域之国名，而且非一血统之种名，乃为一文化族名。”更强调文化认同对于“中华民族”形成的重要意义，立刻得到知识界精英广泛认可，成为一个民族亮堂堂的通向世界的名片。

　　　　杨度是袁世凯称帝的头号吹鼓手。

　　关于他的传记出了不少，因为他后来秘密加入中共，周恩来1975年病危时才透露，于是官方对他的评价180度大转弯。这是后话了。
　　且说1915年8月23日，杨度亲自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发表，大声疾呼：“我等身为中国人民，国家之存亡，即为身家之生死，岂忍苟安漠视、坐待其亡？特纠集同志，组成此会，以筹一国之治安。”

　　　　杨度上海故居。

　　他们的宣言书交代了他们的思路，大体说来是这样的：辛亥革命时，人民情绪很激动，只着眼于推翻异族也就是满族的统治，没有很好地筹划政治框架。仓促之中，创立共和国体；是否适合国情，来不及三思。几年来“国家所历之危险，人民所感之困苦，举国上下，皆能言之。长此不国，祸将无已”。宣言书列举了南美中美和欧洲一些共和政体的国家如巴西、阿根廷、秘鲁、智利、葡萄牙，祸乱不已，生灵涂炭。最厉害的就是墨西哥：各党党魁，拥兵互斗，胜则割据，败则烧城；劫掠屠戮，无所不至；“五总统并立，陷国家于无政府之惨象。难道不是前车之鉴吗？”
　　没多久，他们又发表第二次宣言，进一步说，中国实行了一段真共和，没治理好，当下是伪共和，更治理不好。“宪法之条文、议员之笔舌，枪炮一鸣，概归无效，所谓民选，实为兵选”。拨乱返正之法，只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君主立宪），乃能名实相符，表里如一”。

　　袁世凯接受了杨度的分析：“所谓民选，实为兵选”，只有“去伪共和而行真君宪，乃能名实相符”。

　　杨度认为国家必须定于一（字面上有些像习近平的马仔栗战书所说的“定于一尊”，但实际上当然大有区别），才能安定，在安定的环境中才能立宪，并逐渐富强。他在《君宪救国论》中提出了两个论据，来证明只有实行君主立宪才能救中国。第一，中国人文化程度低，与其名为共和实则专制，不如名正言顺君主立宪。其二，共和国选举总统时容易发生动乱，把大总统改为君主，使一国元首处在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才能够止乱。
　　杨度是洪宪帝制的策划师，更是筹安会的组织者和灵魂人物。然而当洪宪帝制失败时，杨度于1916年5月1日向《京津泰晤士报》记者发表词意坚决的谈话，大意是说：政治上的帝制运动虽然失败了，但我杨某的政治主张绝无变更：兄弟我仍是彻头彻尾主张君宪救国的一个人，一个字不能增，一个字不能减：大约十年前在日本，孙中山、黄兴主张共和，兄弟就发表文章反对，别的不认只认共和是病，君主制是治病的药，人民讳疾忌医，这是国家大不幸。

　　安葬袁世凯的袁林。

　　又过了一个月，袁世凯病逝，杨度在挽联中对帝制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说得更明白：
　　上联：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之后，再平是狱；
　　下联：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对联还有另外的版本。这个版本是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导马勇教授在《杨度为什么不忏悔？》一文中引用的。马勇说，仔细体会这幅挽联，杨度一点不认为自己有错，他甚至在强硬回应各界指责——君宪救国主张没有错，如果一定要说有错的话，就是这个主张没有得到完整准确的贯彻执行。
　　杨度的底气是从哪儿来的呢？马勇说，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杨度在这里呼唤重立君主，重建君主立宪体制，大约与后来的新权威主义相仿佛，就是要以一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推动政治进步。“杨度那一代中国人中的绝大多数确实相信君宪主义是解救中国的最佳方案”。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逼着中国签订“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中华民国遇到的最大外交危机。在这个历史节点上，杨度发表《君宪救国论》，结论是，中国如果不能就此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中国终归亡国。

　　梁启超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必定在共和，但认为袁世凯称帝的时机不对。

　　不仅杨度有这种想法，按照许多人的分析，即便后来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最有力量的梁启超，也并不认为中国的出路一定在共和，只是他认为杨度和袁世凯选择的时机不对；甚至在先前极端激进的革命阵营中，比如章太炎，也不认为袁世凯一定不可以称帝，不认为共和就是中国的唯一选项：章太炎在1913年面见袁世凯时就说过这样的意思：袁公称帝不是不可以，假如袁公能够振作精神发奋为雄，出兵踏平蒙古，让蒙古回归，那么不是袁公愿意还是不愿意当皇帝，是人民期待袁公当皇帝。

　　激进的革命党人章太炎（章炳麟）也并不认为共和是中国唯一的选项。

　　杨度不肯忏悔，人们自然会认为他就是毛泽东所说的“花岗岩的脑袋”“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但他不仅是因为有世界级法学权威背书，更自信他的方案是晚清以来中国人的艰难探索形成的共识。
　　黎元洪继任总统，发布惩办通缉帝制祸首令，杨度列第一名。他心灰意冷，遁入空门，学佛参禅。但到底不能忘记国家黎民。后来的几度转变，让人们瞠目结舌。1922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国民党。1927年，为搭救朋友李大钊，杨度把京城的住宅卖了；几年后，为了救济李大钊及同案烈士们的遗属，又把青岛的洋楼卖了。杨度自己没了住房，在上海靠杜月笙提供住处。

　　杨度1929年秘密加入中共，在中国有了被塑像纪念的资格。

　　1929年秋，杨度申请加入中共，由潘汉年介绍，周恩来批准秘密入党，与周单线联系。有人讥讽他投机，他反驳说：当今白色恐怖，投什么机？我认为，不管他的政治主张对还是错，错了多少次，但我对他保持一份敬意：他是按照自己信念的指引活着的。
　　谈到学者的意见，不能不提国际学者，例如美国人古德诺和日本人有贺长雄，尤其是古德诺。今天提到此人，很多人以为他不过是个蛊惑人心的政客和说客；说得更邪乎一点，简直就是帝国主义派来搞乱中国的阴谋家。但是实际上，他却是一位世界级的学者。
　　古德诺全名叫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1882年毕业于哥伦比亚法学院，后来是哥伦比亚政治学院终身教授，教授历史及美国行政法。1903年他成为美国政治科学学会的首任会长，不仅在学界地位很高，还得到时任纽约州州长西奥多·罗斯福、美國第27任總統塔夫脱等政要的器重。

　　美国著名学者弗兰克·约翰逊·古德诺。

　　1912年10月，他接受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推荐，担任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袁世凯在前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艾略特的极力推荐下聘用了古德诺。1913年3月，古德诺到中国赴任，和有贺长雄帮助起草中华民国新宪法。古德诺认为，民国建立以来之所以始终无法恢复秩序重建和平，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宪法对总统权力约束太大，使大总统徒有虚名，不能有所作为，因而导致政局不稳：而政局稳定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几乎成了唯一诉求，中国必须建立一个强固的中央政府，然后才有可能去实施各项政策。
　　1914年他回到美国当上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第三任校长，第二年，1915年8月20日，他在《Peking Daily News》（北京每日新闻）发表了一篇英文文章，译成中文题为《共和与君主论》，认为共和与君宪本没有优劣之分，但总统集权或者君主开明专制更有利于中国。这个观点成了支持称帝派的主要理论依据。像筹安会第一次宣言中就说：美国是世界共和之前驱，“美国人之大政治学者古德诺博士即言，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而中国则尤不能不用君主国体。”以共和国的国民，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然更为深切、更有说服力。
　　有贺长雄是日本的法学权威、早稻田大学教授，清末曾参与预备立宪，曾被瑞士国际法学家提名为1909年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这是日本人的首例。1913年3月出任中华民国政府法律顾问，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四任大总统，1919年辞职。

　　　　　　　　　　有贺长雄（1860－1921）

　　1913年，他在总统府内组织“宪法研究谈话会”，座上宾有曹汝霖、陆宗舆等人，当时中国从政的法学家，几乎都奉有贺长雄为导师。有贺对中国宪政的前景十分悲观，认为“再过二十年，恐中国宪法尚未确定也”，他也主张修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让总统集中权力。他认为中华民国的主权来自于前清的转让，反对“人民主权”学说，对中国宪政的负面影响很大。
　　1915年8月，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中国的帝制派很高兴；他们不喜欢有贺长雄几乎同时发表的《新式国家之三要件论》，觉得它过于含蓄。有贺长雄这篇文章认为，中国必须先做到三条：国会步入正轨、司法独立、小学教育普及，政治现代化才不至于邯郸学步。
　　1915年下半年，恢复帝制进入紧锣密鼓的最后冲刺阶段，有贺长雄以日本皇室典范为蓝本，向袁世凯呈递了一份《皇室典范》，共十条，其中：
　　四、皇室自亲王以下，犯法治罪，与庶民同一法律；
　　五、亲王、郡王得为海陆军官，不得组织政党、当重要政治官吏；
　　六、永远废除太监制度；
　　七、永远废除采选宫女制度；
　　十、凡皇帝亲属，不得经营商业，与庶民争利。

　　袁世凯给人以赳赳武夫的印象，但实际上他懂得运用学术思想的威力和国际学者的权威。

　　在袁世凯推行洪宪帝制的短暂时期，有贺长雄的这十条皇室典范被袁世凯施行。
　　袁世凯高薪聘请这两位世界级宪法学者来担任顾问，是个高招。两人中，对当时中国政坛新生代人物影响更大的是有贺长雄。当时中国无论是革命派还是立宪派，核心人物大多留学日本，关于共和宪政的知识基本来源于日本，国会议员中仅早稻田大学留学生就有六十多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在宪政知识上自知不如国民党、进步党，请来这些新派人物的洋教头学术权威，就能在宪政学理上掌握制高点。这也说明袁世凯并不是一味蛮干、仅仅凭借武力的粗人，很懂得运用学术思想的威力和国际学者的权威。
　　如果仅从学理层面而言，杨度以及古德诺、有贺长雄的研究也不算什么错，一家之言嘛，所以袁世凯也不愿冒干预学术自由的风险。然而，杨度等人很快将这种尚在讨论中的不成熟方案转化为政治实践，对袁世凯产生了误导；到古德诺、有贺长雄两篇文章出来，袁世凯更觉得中国弊病的根本解决只能是废除共和，重建君主立宪，让国家政治重回正轨。
　　陶菊隐的《北洋史话》中说，从武昌首义之后，部下有过几次拥戴为帝，都被袁世凯拒绝。抛开脸谱化的历史观来看，袁世凯并不是一心想过皇帝瘾，而是想建立有权威的中央政府，从体制上理顺，平息混乱，所以想学习英国和日本的经验，从共和改到君主立宪——君主立宪，到底仍是立宪，而不是君主专制，当代的历史学家端木赐香给予肯定，评论说：无论如何这也是千年大跃进吧。
　　有几个历史事实我们还要重申：

　　1913年12月23日冬至，袁世凯身着十二章衮服，来到天坛按传统方式举行祭天仪式。被后人误以为是登基大典。

　　其一，中华帝国，是在成立过程中即告流产的国家。直至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他都未正式登基，也没有在国际上正式宣布成立中华帝国，更没有任何国家承认中华帝国，在外交中袁世凯一直用“中华民国大总统”的身份应对各国。有人不相信他没有登基，晒出了很多照片：他和文武百官穿着类似古代帝王的服装，举行正式仪式。实际上那并不是他登基大典，而是1913年12月23日冬至那天，袁世凯身着明朝正式礼服，到天坛按传统方式祭天。
　　其二，袁世凯称帝是要推行君主立宪而非君主专制，有史实为证：
　　他没有废除国会制度，
　　没有动摇司法独立，
　　没有取缔新闻自由。
　　其三，不管袁世凯动机如何，称帝的效果，对他本人和对中国社会，都非常糟糕——民国初年社会情况确实很混乱，但是恢复帝制加剧了混乱。君主立宪不被理解、不被谅解，社会各界认为袁世凯要当专制皇帝，强烈抗争。袁世凯醒悟得晚了，“后果很严重！”（套用电影台词）但就他个人而言，毕竟还是醒悟了，服从民意，赶快纠正。他也没有推诿责任，说称帝“咎由自取，不必怨人”，毕竟自己拥有最终选择权啊。
　　关于袁世凯称帝，还有些重要问题来不及分析，咱们再找机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