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2021-1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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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不得是哪位作家曾经说过，只有了解世界上有一千种苦难，才能真正理解中国人。毋庸讳言，近代以来一百多年里，苦难一直是中国社会图卷的主色调。如果一个民族面对苦难会做的只是展示自己的伤口给别人看以博取同情，那这个民族一定是没有希望的，迟早会陷入衰落和灭亡的命运而无法自拔。幸运的是，曾经有这样一群人，面对国破家亡的命运不甘沉沦，奋起抗争，使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从覆亡的阴影下摆脱出来。正是有了这些人的艰苦奋斗，苦难才可能孕育出辉煌。

近代以来，我们频繁遭遇外敌入侵，中华大地被切割得支离破碎。特别是我们的近邻日本，给我们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深重灾难，中华民族从未如此接近覆亡的边缘。抗日战争若是打输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割地赔款，也不是投降当顺民，而是亡国灭种！这是南京给我们的启示。

       我们总是反复控诉侵略者的凶残无度，我们很少检讨自己为何衰弱至此。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我们欢呼中华民族取得了近代以来反侵略战争的第一次彻底胜利。我们是胜利者，可是敌人并不怕我们，日本鬼子从来不认为自己是被中国人打败的。直至一九四四年，日军还有能力在2400公里长的战线上发动大规模攻势，打通大陆交通线。国民党军损失兵力近七十万，丢失国土二十余万平方公里，几乎迫使国民政府迁都西昌。中国军队的大溃败让国人看不到一点胜利的希望。原国民党军伞兵中校蔡智诚回忆，当时他的想法是：“拼光我们这一代人，干掉日本所有的男人，才能取得胜利。”中国军队的表现让列强对蒋介石失去了信心，背着蒋签署了《雅尔塔协定》，以出卖中国主权的方式换取苏联对日出兵。也许我们真的应该想一想胜利为什么对我们而言来得那么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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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说过要“抗战到底”，那么这个“底”在何处？蒋介石在一九三九年一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说，这个“底”是指恢复卢沟桥事变以前的状态；毛泽东则在一九三九年六月著《反对投降活动》一文中强调，抗战到底是指“打到鸭绿江边，收复一切失地”。汪精卫曾和冯玉祥有一段对话，汪问“大家都说抗战到底，那么这个底是什么？”冯玉祥答：“日本投降”。汪转头就对别人说：“这简直是一个丘八的狂妄和无知”。这次对话后没多久，汪精卫就出走越南，投入了日本人的怀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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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国民党政府大批高官、将领投敌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殊死的战斗。让日本人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的后方会成为激烈的战场，前方战线的势如破竹绝不意味着后方的稳定和巩固。日军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对此深有感触：“今后华北治安之癌即为中共党军，如何击溃此一立足于军、政、党、民有机结合之上的抗日组织，实为现阶段治安肃清的根本。” 1940年8月至1941年2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给日军华北方面军以沉重打击，同时也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到底的信心。自抗战爆发以来，国民政府高层一直与日本方面保持有秘密接触，蒋介石始终幻想与日本侵略者达成和解，这种期望即使南京屠城之后也没有放弃。一九四零年，双方的接触（日方称之为“桐工作”），已经到了历次会谈最接近达成协议的程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彻底打破了当时社会上弥漫的投降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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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道路上的，毛泽东不是第一人。曾左李、康梁、孙中山，都是先行者，那么为什么只有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因为毛泽东发现了蕴藏于人民群众之中的足以改天换地的巨大力量。中国共产党人从来不是单纯的把普通民众看作是被领导和拯救的对象，而是把他们看做推动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历朝历代，只有中国共产党彻底的组织和发动了群众。改造旧中国的社会结构，从“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已”到今天最具组织和动员能力的国家，毛泽东居功至伟。

      群众组成了军队，群众创造了奇迹。美国时代周刊曾编著过一本书——《人类一千年》，将1001年到2000年对人类历史影响最大的100件事遴选出来。有关中国的有三件：一，火药的发明；二，成吉思汗的帝国；三，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来自不同国家的数十位学者的种族、肤色、文化背景乃至意识形态都不尽相同，但他们却不约而同的给予了长征以极高的评价。毛泽东说:“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如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远征吗？”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远征，它所表现出来的人类勇于奋斗、不惧牺牲的精神力量的强大是前所未有的 。蒋介石在给薛岳的信中说：“自古以来，未有流寇能成大事者。”就是他眼中的“流寇”，创造了人类军事史上的奇迹——“昼夜兼程两百四，猛打穷追夺泸定”。二十四个小时行军一百二十公里，这个速度是相当骇人的。要知道这可不是空着手在操场上跑步，而是背负着沉重的武器弹药、穿着草鞋甚至赤脚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全速冲刺，而且持续整整二十四个小时，之后还要立即发起攻击，夺取泸定桥。若不是有红军的实例摆在眼前，谁能相信世界上还有这样强悍的军队？当时担任红一军团二师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回忆：长长的行军队列中，有一小群人忽而聚集，忽而散开，边跑边大声的说着话，这是部队中的党支部在开会。时间紧迫，不能停下来，只能在行军途中讨论作战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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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在他数十年的“剿共”生涯中，一定对中国共产党顽强的生命力百思不得其解。从西安事变日记里写的“惜乎只差两星期”到解放战争时“三个月解决问题”，再到台湾时发出梦呓般的“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完成”的口号，蒋不过是给世人留下了一次又一次的笑柄而已。蒋介石不明白，共产党为什么剿灭不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并不仅仅表现在苏维埃政权和工农红军身上，它更多的是一种代表着为普通劳苦大众谋福利的政治信仰，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种信仰能用军事手段消灭的。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面对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话是可以这样说的，可是有几个人相信？中国共产党人打败了国民党，夺取了政权，可那是内战，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日本战犯为什么抗拒改造？——他不服你！我们常说要“以德服人”，可是，没有“威”支撑的“德”真的能够感化恶人吗？如何让世界重新认识中国，怎么让那些目高于顶的白种人给中国人起码的尊敬？抗美援朝战争给出了最好的答案。

       今天的中国和美国，国力逐步接近，差距日益缩小，而在1950年，美国那个国家，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跟外星差不多。在与对手实力差距小得多的今天，人们恐怕很难理解当时的人面对空前强大的敌人会有什么样的恐惧和绝望。曾任民盟中央常委，抗战时坐过日本人的大牢，为北平和平解放作出过重要贡献的北大哲学系教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张东荪，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近乎慌不择食的主动与美国特务联系，并为其传递机密情报。就是这样一个曾经坚定的爱国者，连日本人都不怕的知识分子中的精英，国家领导人，在他看到的美国的实力面前，绝望了。拿他自己的话说：“无论哪个国家和美国开战，最后胜利的都是美国。” 张东荪的想法，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人们看到的是，在八年抗战中对我们如同梦魇般的日本，在美国面前是如何的不堪一击；携二战胜利余威的美军，一出手就将朝鲜人民军逼入绝境。在朝鲜那块弹丸之地，美军的飞机遮天蔽日，地面上坦克成群，海上樯橹如林，美国兵如同天兵天将一般的存在。过鸭绿江的时候，要面对的可是这样的对手。对于列强国家来说，战争只不过是一种实现战争之外的目的的手段而已，而对1950年的中国则不是这样。在那场战争逼近到家门口之前，没人想打，也没人敢说能打赢，因为那是一场别人强加给我们的战争，是真正的向死而生的命运之战！面对空前强大的对手，怯者，惶恐不安，甚至开始为投降做准备找门路；勇者，则抱着赴死的决心奔赴战场，为国家和民族奋力一搏。任何一个民族走上复兴之路，首先必须是精神上的复兴。抗美援朝给予了中华民族强有力的精神支持，胜利给了人们空前的自信，中国人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走出国门，拥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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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东荪

      克劳塞维茨说，军队的精神力量来自苦难和胜利。军队如此，国家也一样。辉煌不是埋在苦难中的种子，不会自己萌发，若没有艰苦奋斗和流血牺牲，辉煌永远只是梦想而已。一个民族的崛起和复兴的标志，绝不仅仅是物质财富的累积，更重要的是对成就背后的精神力量的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