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中国大陆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从而使得东西方关系尤其是中美关系，有了一个长达近40年的大融合、大交流与大促进的状态。然而，在2012年中共18大之后，尤其是2016年美国川普政府时期，中美关系因贸易关税摩擦而迅速演变成为一种全面的国家之间的对抗。到2019年末“新冠肺炎”爆发，中美之间的关系就几乎处于无法调和的对抗状态。事实上，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始终贸易真正处理好与西方世界的关系问题。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精英人士的心态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在20世纪的50年代之后，则是“超英赶美”的追赶与超越的简单的政治思维。亚洲国家与西方关系最成功的国家是日本，明治维新日本确立的社会思维是“脱亚入欧”，从而，即使日本经历了二战的惨痛打击，包括美国对其的核打击，但是，日本在社会经济与文明程度的进步方面，始终是亚洲最领先的国家。1980年开启的全球化的国际格局，在世界上各个主要国家的贸易争端以及意识形态与制度对抗中戛然而止。接下来的世界形势将是一场全球性的大争战和大重组的时期。2019年末的大瘟疫的爆发是直接的导因和开端。全人类已经处于在经济、政治以及自然环境等各个方面的不确定的状态中。从中国大陆社会内部的情势看，1980年直至2020年的40年，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推动下，可以被视为一个中国的商业化和市场化的机制的初步形成时期。在中国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中，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这样的社会局面：一方面，整个产业结构与技术基础的大规模且迅速剧烈的转型；另一方面，政治层面对于经济增长与公权力贪腐的视而不见与极度容忍。这样的矛盾使得中国的产权制度始终缺乏坚实的前提和理念支撑。

因此，当“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走到尽头之时，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缺乏对于社会现实与如何化解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并且缺乏对于如何走向美好未来的文明历史观。因此，中国 的危机随即一股脑的涌现出来。

在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中国大陆的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虽然存在一系列的观念与社会障碍，但是，相对来说，由于1966—1976年十年“文革”的种种恶果以及普遍的社会贫困，所以这个社会生活以及政策转向以“发家致富”的经济中心，并没有实质性的障碍与阻力，但是，在2020年代的关头，中国走过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际，面对比1976年的要复杂许多倍的社会状况之时，中国如何走出并且超越“经济中心”的政策思路与社会运动模式？这首先需要具有超越邓小平一代政治领袖的智慧，然而，出生于1950年代的政治家，无论在大的政治智慧还是在具体的政策层面，都显现的力不从心。

在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理当开辟一个超越“经济中心”的全面的社会文明升华的局面。然而，一系列的现实状况，却导致中国不仅极大的消耗了改革开放时期经济高速增长的成果，同时也深陷更大的社会停滞与经济萧条的局面。这为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大动荡和政治革命准备了条件。

可以说，1980年代开启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有效化解了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留给中国的社会危机。改革开放时期客观上成为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社会物质财富创造方面增长最快、最大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中国人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总量，要远远超过以往4000年社会财富的总和。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一个如何调正社会发展的路径和方法？这是进入21世纪以来的22年中国执政党仍然没有能够真正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中国大陆在1976年9月毛泽东之后，经过大致3年的痛苦探索与思考，开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即是对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也是确立以实质不同的社会建设方法。

三年的瘟疫“清零”，是对社会生活的严重而普遍的破坏。这种破坏力在未来的2—3年里可能仍然存在并且明显的表现出来。爆发于2019年底武汉的“新冠肺炎”大瘟疫已经持续三年，对“新冠肺炎”的三年“动态清零”，导致社会生活在整体上出现一种大停滞的局面，因为“动态清零”本身是对正常社会生活的一种大破坏和大浪费。2019年末爆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之后的3年时间里，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大毁灭。毫无疑问，瘟疫本身是对人类生命健康的一种严重创伤，而因为对瘟疫的无知或者盲目害怕制定的一些不切实际的行政性的防控措施，更会对正常的社会生活雪上加霜。

历史地看，这场大瘟疫必然催生中国大陆发生一场伟大政治文明升华，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因此，客观上，大瘟疫必将充当21世纪华夏民族进行一场伟大政治变革的先导。

在现有的科技条件下，对于这场大瘟疫，理当进行精准的统计数据，以为治疗和社会治理提供可靠的大数据，并且充当正确决策的依据。然而，由于决策层的有意隐瞒真实情况，或者认为不应告知公众，由此，从武汉爆发大瘟疫和“武汉封城”起，便始终缺乏准确的数据统计。中国大陆对于公共事务的数据化管理，其理念仍然是愚昧的，因为指导观念存在严重的主观荒谬性。

三年大瘟疫以及“动态清零”防疫措施，把中国推到一个悬崖边上。中国面临1950年代以来的一个最关键的转折点。截至当下，中国执政党应该明白：1950年以来的“政治挂帅”与“经济中心”均走不通真正的社会文明之路。因为所谓政治与经济，只是化解一系列社会问题与矛盾的方法、手段和策略，而这两方面都必须服从于人类文明的根本要求。

1950年之后的“政治挂帅”和1980年开始“经济中心”，皆是一条无法走通的社会运动模式。也就是说，1950—1980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挂帅和1980年之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都不符合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根本要义与历史运动的基本规律。站在21世纪的目前关头，华夏民族必须高举起文明与幸福的旗帜，以期真正走好21世纪百年的剩余未来之路。

事实是：195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走过“政治挂帅”—“经济中心”—“集中统一”的否定之否定的社会循环。对于中国大陆而言，认真探索和确立超越40多年改革开放时期的正确方法，依然是最关键的社会任务。

可以判断，中国在没有真正走出现行的政治结构的情况下，已经无法再次真正的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搞好关系。在2016年美国的川普政府之后，整个西方国家为了在科技、教育、文化与经济领域围堵中国，而结成了一个最广泛的联盟。尤其是2022年1月24日爆发俄乌战争之后，中国与美国、日本的军事对抗演变成为一场战争的条件正在具备。

2023年的中国大陆：需要在“大瘟疫”蔓延中觉醒和重整旗鼓、浴火重生，在“大瘟疫”的废墟上觉醒和重整旗鼓。2020—2022年三年“新冠肺炎”大瘟疫，是中国进入21世纪以来经历的一场最大的社会灾难和挫折。眼下，这场大瘟疫仍然在蔓延中。已经来临的2023年的大部分时光可能仍将淹没在大瘟疫之中。可以断定，2023年中国将依然深处“新冠肺炎”大瘟疫的泛滥中。这场大瘟疫的继续蔓延，对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社会破坏力甚至将大于1950—1976年的毛泽东时代。

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在社会治理方面严重缺乏准确数据并且不以数据为依据进行治理的国家。自2019年底大瘟疫爆发以来，中国对于患者人数和死亡数字的统计，以及医疗投入与财政支出，在这些数字的统计上，恐怕又是一笔永远的“糊涂账”。在大数据以及统计手段如此发达的情况下，对于这样的重大的瘟疫事件，本来是应该也十分容易进行准确的数据统计的，但是，在中国大陆，三年多来“新冠肺炎”的统计，只能是一笔“糊涂账”，就像“1959—1962”年“三年大饥荒”一样，成为一个历史问题，而且是永远无法研究清楚的问题。现在，社会各个不同阶级与阶层，最有可能导致政治动荡的因素包括：1、学生与整个知识分子阶层，2023年7月左右的大学生毕业季，是中国大陆在政治上面临的一个极其危机的时节，大致1100万的大学生在面临无法就业的情况下，很容易走上集体抗争之路，如果再加之与社会失业人口结合在一起，那么，现行的体制根本无法应付这种状况。2、大部分企业家阶层，包括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的所有行业的企业家，处于一种极其浑沌的迷茫状态，一方面，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几乎“躺平”，不思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可以说，本来就严重缺乏创新能力的国有企业板块，会处于一种较长期的死气沉沉的状态中；另一方面，民营企业根本无法在现在的社会政策于经济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壮大。从实质上讲，把企业按着国有、民营划分，把经济按着公有制、私有制划分，着本身既是不懂得经济的实质规律的表现。3、城市劳动者阶级，包括制造业与服务业的一切行业的普通劳动者，为了保证基本生活需要的苦苦挣扎，可以说，在2000年前，中国的家庭是一个最大的盈余部门，因此，城乡居民的高储蓄是支撑中国经济高增长的一个支柱因素，然而，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高房价以及其它的一些因素，导致许多家庭在20年间成为高负债的部门，包括房贷、车贷与各种消费贷，压的许多家庭喘不过气来。从而，使得这种现象成为中国在政治上的一种不稳定的因素。同时，企业负债同样无法得到有效的化解，所以，这种经济因素势必会导致政治动荡。

总之，中国大陆社会自19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时期积累的各种问题与矛盾的集结，终会在某个时间点上爆发出来。而当社会经济几乎处于完全停滞的状态之后，各阶层的劳动者必将把社会注意力和关注点转移到政治领域。显然，2023年对于中国大陆极有可能是一个在政治上的实质性的转折之年。由此，一场全体社会成员针对政治变革的诉求，必然通过“大瘟疫”而全面的爆发出来。因此，各种社会迹象均显示，2023年有可能是全民性大抗争的开始之年。如果内部矛盾快速转化为对台战争，那么，中国就深陷于内部动荡和外部战争的局面。

社会的发展于进步，即不能运用极端的“政治挂帅”，也不能依靠简单的“经济中心”。社会文明的培育、成长与升华，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40年改革开放时期之后，中国大陆必须也必然需要进行一场旨在社会公平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的重新设计与再造。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和要求。三年大瘟疫只是加剧了中国大陆对于政治改革的要求，并且，把这种要求转化为一种具体的行动。当然，中国大陆欲要实现和完成一场真正的具有伟大意义的政治变革，还需要许多具体而可靠的条件。现在，这些条件已经逐步积累并且演变为成熟：一是民众的普遍觉醒；二是普遍的抗争与不合作；三是体制内部的配合；四是极其不利的国际环境；五是崭新政治领袖的涌现；六是经济停滞与面临崩溃。目前前，中国大陆已经具备爆发一场政治大动荡和大革命的条件。但是，却仍然不具备完成一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政治文明升华的条件。一是从法律上允许高质量的政党组建；一是具备完善的行动纲领、政策规划与施政团队；三是具备文明的价值以及对社会现实和未来方向的正确认知。

对于中国大陆，在未来的5—10年时间里，必然发生一场触及根本的政治变革和政治文明升华的伟大实践。从现实看，这已经是不以任何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的趋势。出生于改革开放时期即20世纪80—90年代的年轻的社会成员，不会继续容忍生活在被禁锢的政治条件下，同时，他们也普遍受到较为良好的自然科学教育、拥有较高的知识程度、他们的政治诉求已经开始通过手中高举的白纸进行表达。同时，在现行体制内部，也应该存在一支坚持和继承改革开放理念的政治人物。这些因素都会转化成为进行一场伟大的政治文明升华的现实的力量，从而把中国大陆的政治形态、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全面翻新。

徐国进

2023年1月29日星期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