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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为何要学毛泽东坚决不下罪己诏
送交者:  2023年01月05日12:41:10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1957年青岛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能像胡老头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晚年毛泽东又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革,但“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毛的经验是,硬着头皮顶住一段时期,以后权力就更大。习近平领会了毛这一绝招的精髓


  习近平为何要学毛泽东不下罪己诏

  《伐林追问》第51期,2020年1月30日首播

  高伐林



  “罪己诏”,就是古代帝王在政权出现麻烦、国家遭受天灾、陷入危机时,自责自省的御用文书,也可以说就是皇帝的请罪书。对谁请罪呢?对上天,也对臣民,反躬自问:我做错了什么?为什么上天震怒?沐浴斋戒,拜祭天地,公开忏悔自身的过错和失败,承诺一定会改正错误,并要求天下人监督自己,以此获得上天原谅,不要降罪给百姓受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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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说:我是不下罪己诏的。

  毛泽东成为现代帝王之后,多次说过不下罪己诏。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披露:“在审讯‘四人帮’之后,胡耀邦讲过这样一件事:毛泽东曾对毛远新谈到可能有很多人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当时毛泽东说,我们不学胡志明,任何时候我都不下罪己诏。”早在1957年7月18日的青岛会议上,毛泽东在邓小平发言的插话中就说过:“不能像胡老头(指胡志明)一样,罪己诏千万不能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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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宴请越共领导人胡志明。毛泽东对胡检讨自己的错误,很不以为然。

  为什么呢?毛泽东对毛远新说过:“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一语道破天机!他不下罪己诏,是怕“亡国”——也就是下台丢权。
  皇帝下罪已诏就一定会亡国吗?考察历史,显然不是。
  “罪己诏”的起源,古人认为是从“禹、汤罪己”开始的。大禹见民心涣散,深感内疚,认为自己没有领导好,主动承担失查的责任。商灭夏后,汤也布告天下,检讨了自己的过错,安抚民心,此布告史称《汤诰》,被收进《尚书》。禹、汤“罪己”,收到了预期效果,后来经渲染,遂成为后世皇帝效法的“罪己诏”。
  《论语》记载了周武王的名言:“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吕氏春秋》也有一句话:“余一人有罪,无及万夫”,“余”“予”都是我的意思,这就成为后代“罪己诏”通用性思路和格式化语言。
  中国学者萧瀚从《二十五史》中找到了260份“罪己诏”,他统计,中国历史上共有79位皇帝下过罪己诏:汉朝15位、晋朝7位、唐朝8位、宋朝7位、元朝4位、明朝3位、清朝8位,等等。还可以把袁世凯算上,他1916年3月的撤消帝制令,反省自己“诚不足以感人,明不足以烛物,予实不德,于人何尤?”“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确实算得一份罪己诏。据历史学家章立凡的说法,包括袁世凯,总共有89位最高统治者下过罪己诏。最早是公元前179年汉文帝所颁,最后是1916年袁世凯的“撤销帝制令”,2085年里,平均八年一份罪己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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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世凯(中)。1916年颁布《撤销帝制令》,反省谢罪。

  这些罪己诏,有的敷衍了事走过场,有的刻骨铭心真忏悔,有的大祸临头抱佛脚,有的犹抱琵琶半遮面。我简单介绍几个例子——几个“最”。因为原文都是文言,写下来并不难懂,说出来不易听清,我尽量用现代汉语复述。
  最早颁布“罪己诏”的人是汉文帝刘恒。他即位后连续几年天灾不断,收成很差。对此,他忧心如焚,下罪己诏说:连续几年作物歉收、水害疾疫成灾是不是自己执政有失?又或者养官的俸禄太多?没用的事做得太多?有人建议汉文帝要早立太子,他不同意:如果我现在立太子,就更加重了我的不道德。
  罪己诏中这几句话值得注意:“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其中提到疾病瘟疫。在中国260多份罪己诏中,针对瘟疫不太多。中国古代瘟疫并不少见,鼠疫、霍乱、天花、麻风、痢疾……但一般来讲,瘟疫很少是原发,多是派生;很少单发,多是伴生:由于饥荒战乱造成大批人畜死亡无人收尸掩埋,引发瘟疫,雪上加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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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武帝刘彻《轮台罪己诏》自责:“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最牛的罪己诏,莫过于汉武帝刘彻的《轮台罪己诏》。汉武帝雄才大略,功业辉煌,但其一生穷兵黩武、横征暴敛,又好神仙方士、求丹问药,加之大兴土木、挥霍无度,导致民力枯竭,匪寇并起,他晚年竟对卫皇后和太子都处以极刑,后来发现太子等人无辜,痛悔不已。公元前89年,大臣桑弘羊等人奏请在今天的新疆轮台县屯田,汉武帝一口回绝,并决定“弃轮台之地,而下哀痛之诏”,自责“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后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还追悔曾屡受方士欺骗往事,说“天下岂有仙人,尽妄言耳!”他公开承认自己犯了任用奸人扰民害民的大错,检讨自己为打垮北方的匈奴导致国力消耗巨大,现在痛定思痛,表示要爱护百姓,蓄养国力,让大汉王朝复兴。汉武帝痛改前非,全面调整内外政策,使政权转危为安,而且也为西汉中兴打下了基础。
  最受诟病的罪己诏是唐太宗李世民下的。唐太宗是历史公认的有作为的皇帝,但公元628年,旱灾蝗灾并至,李世民在罪己诏里发誓,让百姓有饭吃,宁愿上天把一切灾难都降临到他一人身上,姿态太高,高到天上,却内容空洞,人们讥评他是为博得爱民的好名声而作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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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世宗顺治皇帝临终时下罪己遗诏,给自己列了14条大罪。

  罪己次数最多的要算是清世祖顺治皇帝了。他寿命很短,只有22岁,但在位却长达18年。这位少年天子亲政后,自然灾害很多,“水旱累见,地震屡闻”,“冬雷春雪,陨石雨土”。他把这些都归罪于自己的“不德”,不断自我反省,屡屡下诏罪己。临终之际,又留下了一道罪己遗诏,淋漓尽致地为自己列举十四条大罪,对列祖列宗,对太后母亲,对王族兄弟,尤其是对部下见贤而不能举,对宦官与前朝(也就是明代)没有差别,还有图安逸、尚虚文、不节省等等,回顾一生给自己盖棺论定,相当全面、深刻,用文革语言来形容,触及灵魂,刺刀见红,称得上亘古第一人。
  最悲摧的罪己诏,是明末崇祯皇帝朱由检,他17岁即位,干掉大奸魏忠贤,为东林党人平反昭雪,大刀阔斧改革,大张旗鼓反腐,节俭勤勉,是明朝少有的勤政皇帝,也是中国最倒霉的皇帝,连年天灾,加之农民起义和关外满族势力的兴起,内外交困。而且他刚愎自用,杀袁崇焕自毁长城,致使众叛亲离,又为筹集庞大的军费开支,苛捐杂税搞得民不聊生。史书上说,在位17年,先后颁发了六次“罪己诏”。其中1637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就下了一道“罪己诏”,这道“诏”的重点不在自责,而是口无遮拦,痛批了一通官场黑暗内幕,来了个官场腐败大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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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上吊之处。

  崇祯皇帝在煤山吊死前在衣服上写道:“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朕死无面目见祖宗,自去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无伤百姓一人”。这可以看作最后一道“罪己诏”。但又责怪“然皆诸臣误朕”。
  最滑稽的罪己诏,是慈禧太后下的。1900年庚子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逃亡途中,慈禧太后感到由她垂帘听政操盘的政局已经失控,决定向八国联军求和,并以光绪帝的名义发出了一道“罪己诏”——这哪是自我请罪,而是诿罪于光绪,国家将亡,实权执政者不担责,甩锅甩到没有实权执政的人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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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禧太后让光绪皇帝谢罪。

  帝王们的“罪己诏”,不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获得推崇的和批判的两种评价。推崇的说这是帝王们的“魅力型统治”,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具体操作,能自我批评总值得肯定。批判的说这是帝王们做出“与民同甘共苦”姿态、收揽民心的表演,忽悠人民千年。但是不管怎样,并不是像自称读了17遍《资治通鉴》、理应很懂历史的毛泽东所说:“历代皇帝下罪已诏的,没有不亡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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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自己从不检讨,却喜欢让人检讨。

  毛泽东很提倡批评与自我批评,他说过:“错了,就要检讨,这是我们党的规矩。”但他自己从不遵守这个规矩。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说:“他还喜欢让人写检讨。”毛泽东经常叫身边的手下检讨,即便像刘少奇、周恩来这样位居中共党内第二、第三位的人物也不例外,但毛本人几乎从不检讨,至少没有像样地做过。1949年后,他屈指可数的一次所谓检讨是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当时因天灾人祸,以至天怒人怨,毛本人不得不有所表示,他怎么说的呢:“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就这么两句,没了!轻描淡写,不痛不痒,既不涉及错误事实,又不分析错误原因,更不像他要求别人那样去深挖什么思想根源、阶级根源了。这样的检讨,换在任何人的身上都是无法通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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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泽东紧紧抓住权力不放,一直到去世。

  毛泽东为什么坚决不检讨更不下罪己诏?从他的角度看有他的道理。古代帝王,由于血统嫡传,权力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不用担心下了罪己诏后就会失去合法性,危及政权。通过下罪己诏还能够笼络人心,帮助他们渡过统治危机。而毛泽东如果下罪己诏,对他的统治有百害而无一利。因为在所谓无产阶级专政国度,最高领袖的权力并不具有世袭的合法性,领袖的产生是不断的权力斗争的结果,需要不断宣传自己绝对正确,代表真理。一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失误,就打破了“领袖是真理化身”的神话,势必引发“拥戴你是因为你正确,你犯了错误,就该别人取而代之”的舆论和行动。已故剧作家沙叶新在《检讨文化》文章中说,只有自己永不检讨,为自己树立一个一贯正确、始终英明、向来伟大、永远崇高的形象,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也只有让别人经常不断地检讨,使之抬不起头,才能支配和控制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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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的重大关头,到云南考察三天。

  旅美学者胡平先生几年前预测,习近平很可能像毛泽东一样,就是不下罪己诏。根据当年毛泽东的经验,只要硬着头皮顶住一段时期,以后权力就更大了。一般人只知道独裁者因为做对了事而加强了权力,不知道独裁者也会因为做错了事而加强了权力。为什么会这样呢?胡平分析,独裁者做错了事,招致内外批评和反对,很多人都想这下独裁者该下台了吧,至少也该下罪己诏自贬三级吧。殊不料独裁者硬着头皮顶住,等风头过去还要秋后算账。众人发现这个独裁者明明犯了错,明明有那么多人反对,居然拿他无可奈何,到头来依然毫发无损,俨然金刚不坏之身,打不倒又惹不起,于是以后更没人敢公开批评反对了,独裁者的权力就更大了。
  还真被胡平说着了,习近平好像真学了毛泽东这一绝招。在中美贸易、香港、台湾风波迭起之际,2019年12月底中共政治局开了两天“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专题民主生活会,政治局委员要“逐个发言,按照要求进行对照检查”“交流思想,检视问题,深刻剖析,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新华社报道,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讲话中对政治局各委员的对照检查发言进行了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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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2月26日,习近平主持中共政治局民主生活会,要委员们对照检查。

  习近平本人作为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对照检查了没有呢?是不是该带头对照检查呢?一字未提。新华社的报道却用了一大段来对习近平歌功颂德,不知道这是哪个马屁精写的,不打算要脸了,习近平看了这一大段,难道自己不脸红吗?我念一下:
  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统揽全局、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作出一系列重大科学判断,提出一系列重大战略策略,推动一系列重大工作,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上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展现了共产党人坚定的理想信念、人民领袖深切的为民情怀、马克思主义政治家高超的政治领导艺术。
  政治局开这个名为发扬民主、实为加强专制的会议时,新冠肺炎正在急剧扩散。当疫情暴露之后,民众恐慌,问责官员,很自然也质疑习近平这一期间的表现,尤其是在武汉周市长说了前段疫情通报不及时的原因,是因要“授权”才能公布信息,民众更问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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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声称抗疫是他“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习近平1月28日会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时说,“对这次疫情的防控工作,我一直是在亲自指挥、亲自部署”。
  人们要问:习总书记是怎么亲自指挥、亲自部署的?武汉疫情最关键的几天应该是1月20日前一星期。1月19日武汉肺炎确诊人数每日增加数十人以上,十几名医务人员感染,习近平却去云南考察,持续三天直到21日,这几天官方媒体对习近平那么多报道,没有一个字提到武汉肺炎;1月20日钟南山断言有人传人现象,疫情告急,习近平当天批示疫情防治,以套话开头,仍然强调“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确保人民群众度过一个安定祥和的新春佳节”。武汉封城之后,习近平还忙于举行春节团拜会,大谈中国梦,绝口不提武汉肺炎……那么,习总书记宣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是表明自己大权在握呢,还是表明自己重任在肩呢?不下罪己诏,是不是要学毛泽东,再次硬着头皮扛过去,把大灾难变成你加强集权的大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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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状病毒爆发之际,2020年的央视春节晚会遵照习近平的指示,极力营造祥和欢腾气氛。


  老高附注:

  本篇《伐林追问》第51期,系近三年前(2020年1月30日)首播,文字整理稿顺序贴在这里。巧的是,昨晚读到VOA中文网发表了邓聿文先生的专栏文章,正是谈“罪己诏”古今之辨,从理论上分析得更透彻,让我大受启发。推荐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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