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7月，我被分配到新疆工作。母亲不在了，所以没有像多数同学一样，先回家探亲再报到，而是直接就去了乌鲁木齐。那时候学生分配工作以后有派遣费可以领取的，主要就是交通费住宿费等，也就是说已经享受正式国家干部的待遇，坐火车可以坐卧铺了。

到了乌鲁木齐，一下火车就有了一种到了异国他乡的感觉，大街上喇叭广播的是听不懂的维语，满眼都是穿着五颜六色戴着头巾少数民族妇女，还有处处的瓜果飘香。我们一起去的同学十分兴奋，在乌鲁木齐呆了三天时间，天天在街上，把乌鲁木齐大街小巷逛了遍，少数民族同胞都十分友好，没有碰到令人不快的事情。

分配到新疆的大学生要到部队农场劳动锻炼二年。新疆地广人少，驻疆部队的副食品大部分依靠自己生产，所以基本上每个团都有农场。等到人数够了，我们就坐上部队的汽车出发了。一大早上车，行程三百五十多公里，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才到了当时我军陆八师步兵二十二团在乌苏县一个叫古尔图的农场。

到了新疆才知道祖国疆土辽阔;到了新疆才知道什么是荒凉。

而且，当地使用的一种叫砍土馒的工具，我们根本不会用。副排长就带我们去参观学习当地维吾尔农民怎么浇水的。只看见水在他们的砍土镘下非常听话，指到那里水就流到那里。当然，这农活不是马上能熟练掌握的。

后来，当地的生产队提出，说他们想试种水稻，他们插秧技术不行，问我们有没有会插秧的同志。我们很多人都是来自南方农村，插秧一点问题没有。于是副排长和那位维吾尔族队长商定，他们派二位维吾尔族农民来做我们的浇水顾问，我们去二位会插秧的同志去当他们的顾问。我和来自镇江的一位同学被派往生产队做顾问。

我们和生产队的社员同吃同劳动，不过晚上还是回营房住。那个生产队全部都是维吾尔族。早上一早出去劳动，中午就在田头吃饭，一般都是羊肉面条，加一些洋葱，因为在野外做面条比较方便。吃完中午饭稍微休息就开始政治学习。他们都是用维吾尔语说的，我们一句也听不懂。

队里有一位初中毕业生，会讲汉话，他很愿意和我们交流，于是他就当起了我们的翻译。他说这是在批判一个“东突”分子，他从博乐州的一家印刷厂下放下来的。社员们都在发言，批判他分*裂祖*国的言行。这时我们明白，为什么在乌鲁木齐街头，没有警察武警巡逻，却显得那么宁静祥和的原因。

只有发动人民群众才是反对民族分*裂和民族分*裂分子最有效的途径。武力不可能保证长治久安。你看，这么偏僻地方，最基层的群众都发动起来了，新疆能不平安吗？

我们在大河沿一直待到秋收结束，有七八个月吧。蔬菜自己种，荤菜就得买。星期天就下乡买鸡蛋和鸡，改善伙食。维吾尔农民养鸡但是不怎么吃鸡和鸡蛋。我们就学了一句维吾尔语：“土红巴妈约克?”(有鸡蛋卖吗?)。我们甚至到过很远很远汉族人从没有到过的偏僻居民点，从来没有出过什么事。副指导员和副排长也不觉得会出什么事。如果是现在，我想我们根本不敢到那么偏僻的地方。

1972年我被分配到新疆地震部门工作，和我们一起分配来的还有新疆大学和新疆工学院毕业的不少维吾尔族学生，虽然素不相识，因为没有了语言障碍(他们都会说汉语)，大家相处得非常融洽。

地震工作需要常常跑野外，兴建新的地震观测站、地震震后考察，地震前兆异常落实等等都需要到野外去。那时我既年轻又没有什么家庭负担，所以一有什么野外任务，首当其冲。由于新疆地域辽阔交通又不方便，所以出去都是单位派车，一般都是南京产的嘎斯车。新疆真是大啊，有时跑几百公里都看不到人，因此吃和喝就成了大问题。所以，好不容易看到牧民的帐篷或农舍，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停下车钻进去了。

老同志有一套办法;先给里面的人递上香烟(当地少数民族同胞一般很少舍得抽香烟，都是抽自己产的莫合烟，好像是烟的杆子分碎的小颗粒，用纸卷起来，然后用舌头在纸边舔一舔，包成一根烟，味道很呛人)，然后用半不拉子的维吾尔族语问候，你们好嘛!这时少数民族的家庭主妇就会端上奶茶和馕，招待我们。我们也就把客气当福气，大吃大喝起来。多少年我们跑野外都这样，当然到了县或镇有招待所或饭店的居民点，不会这么去蹭饭。一般在路途上没有办法的时候才这么做。

本人几乎跑遍了新疆南北，从来没有遇到过少数民族同胞伤害。在乌鲁木齐上街，虽然和陌生的少数民族同胞少打交道，但是也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即便到少数民族聚居的二道桥以及南梁一带。和单位的少数民族同事相处也很融洽，二个民族过年都放假，互相拜年。

从我到新疆到毛主席去世，整个新疆是平安无事的。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充分相信依靠发动群众，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依靠人民群众是毛主席的一贯思想，在战争年代是这样，在建设时期也是这样。仅仅依靠专政机关不可能有效地和民族分*裂分子作斗争。你用这种办法可以暂时解决一点点问题，但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有依靠绝大多数少数民族的群众，才能长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