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队是最讲派系的，出生入死“一起扛过枪”远比“一起同过窗”情谊更铁。邓小平的老部下很多都在部队任要职，人脉深广。他自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林彪有辽沈和平津，我有淮海和渡江。华国锋怎么能与之相比？军委主席完全是空头的


　　邓小平怎样架空军委主席华国锋，掌握军权？

　　《伐林追问》第45期，2020年1月15日首播

　　◆高伐林


　　感谢许多观众听众对《伐林追问》节目的留言，唤起我很多感受。回顾上个世纪毛泽东去世之后的这段岁月，我也是百感交集。独裁者83岁撒手人寰，在中国政坛上留下巨大的真空，各种政治势力都要来填补，要夺取最高权力，鹿死谁手？经过十来年的角逐、博弈、拼杀，合纵连横，排列组合，最后是邓小平胜出，当了垂帘听政的首席太上皇。这是史实。四十年来不断涌现新史料，今天来评说邓小平与华国锋的矛盾博弈，不可能改变史实，但是可能校正、深化甚至更改对这段史实、对相关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看法。我们要摆脱“成者为王，败者为寇”的陈旧观念，抛弃斯大林所说的“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而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这种赤裸裸的政治势利眼，要仔细想想英国作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警告我们“谁掌握了过去，谁就掌握了未来；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的深刻启示。

　　华国锋也穿上了军装。

　　有观众看到了：华国锋虽然是军委主席，却让军权落到了军委副主席邓小平手里，是最大的失策。我觉得，华国锋不是失策，而是没辙。毛泽东一再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绝不允许枪指挥党”，但实际上一直是，到今天也是“枪指挥党”。正如现代京剧《沙家浜》中胡传魁那句唱词：“有枪就是草头王”。不过我们要明白，中共党军中谁掌军权，并不只是看职务头衔，还要看、更要看有多少人出于历史渊源呀，个人关系呀，利害算计呀，等等各种考虑，愿意听他指挥和调遣。如果我没有记错，中国作家王力雄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统治能否有效实施，要看他的下级是否服从。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臣民们服从你，你指哪他们打哪，你的统治就算有效；臣民们不服从你，要么公开抵制，要么阳奉阴违，这样的人如果只是个别人，你可以处分、可以撤换、甚至剿灭，但这样的人比例大了，大到一定程度，你就政令军令出不了中南海，只能自个儿跟自个儿玩。
　　邓小平在1952年“五马进京”进了中央之后，就离开了军队。文革中被老毛打倒，林彪出走机毁人亡之后，毛泽东重新起用他，1975年一号文件大家还记得吧：两个任命，他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张春桥被任命为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就可以名正言顺过问军队了，当时他主要是要整顿部队。但是刚刚15个月，就在1976年4月的天安门事件之后被政治局罢官。又过了15个月，1977年7月复出，恢复的职务中，就有至关重要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总参谋长，在军委的排名，列华国锋、叶剑英之后的第三位。

　　摄影者突出了邓小平作为统帅的气魄。

　　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要叶剑英主持军委，但毛泽东1976年2月要叶剑英“因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日常工作。直到抓了“四人帮”之后，叶剑英重新回到前台，陈锡联因为被说成是“凡是派”而失势，1978年之后请假检讨，到处接受批评。
　　中国军队是最讲派系的。民间俗话“四大铁”中，“一起扛过枪”，远比“一起同过窗”情谊更深更铁，一起出生入死么。邓小平虽然多年没有与军队打交道，但是毕竟老部下很多都在部队任职，人脉深广。他自己说过这样意思的话，论打天下的功劳，林彪有辽沈和平津，我有淮海和渡江。华国锋怎么能相比呢！他这个军委主席完全是空头的。

　　时任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因手术意外猝逝。

　　但是邓小平毕竟没有完全掌握军权。还要努力。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宇披露过，本来邓小平、胡耀邦对罗瑞卿寄予厚望，罗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没想到出师未捷身先死，1978年到西德动手术治疗腿病，8月3日突发心肌梗塞病逝。
　　当时叶剑英有些举措，可能为邓小平营造了气场，也刺激了邓小平对军权的觊觎之心。1977年5月14日，叶剑英在住所过八十寿辰，徐向前、聂荣臻、王震、粟裕、余秋里、杨成武前来祝寿，还没有复出的邓小平也来了。叶剑英当着众人对邓说：“你也是老帅嘛，你是我们老帅中的领班。”7月邓小平复出时，叶剑英还是排名第一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8月他批示“上报军委批办的文件，可先送小平同志”，这个批示随即传达给军委。

　　叶剑英虽然不满意邓小平急于抓权，但他深知邓的才干，期望邓能辅佐毛泽东选定的接班人华国锋。

　　邓小平真正将实际军权拿到手，是通过1979年2月17日发动的所谓“中越边境自卫反击战”。
　　邓小平讲，苏联是大霸，越南是小霸，必须给与惩罚。官方说辞是：“为了支援柬埔寨人民反对越南侵略扩张的正义斗争，打击越南的反动气焰，牵制越南侵略行动，争取我国边境的和平稳定”；但邓小平另有一个更重大的国际战略目的：通过打苏联支持的越南，向美国示好，表明中国联美制苏的战略决策已经定了，也就是说，向美国交上投名状。柬埔寨在全世界千夫所指，红色高棉总书记波尔布特自称信仰毛泽东思想，将所有城市居民强行驱赶至农村，实行恐怖统治和全国大清洗，屠杀平民两百万人。1978年，苏联和越南签订友好同盟条约；这年12月25日，10万经历越战洗礼的越南“志愿军”向柬埔寨发动进攻，势如破竹。
　　中共党史专家阮铭先生告诉我，邓小平打越南，中央一二把手（也是军委一二把手）华国锋和叶剑英都不表赞成。但是中共中央军委12月7日扩大会议，还是决定了要打。命令广州军区、昆明军区的参战部队及配属部队集结，1979年1月10日前完成一切战斗准备。圣诞节越南对柬埔寨打响，中共中央军委于12月31日再次召开作战会议，决定扩大对越作战规模。没想到红色高棉不经打，越军1979年1月7日就攻下柬埔寨首都金边，成立了傀儡政权，而柬埔寨人民则欢天喜地迎接解放者。
　　一个多月之后，中国对越战争打响。邓小平“围魏救赵”牵制越南、解救红色高棉的目标自然是落空了，仗打得也很糟糕，官兵死伤惨重，国际一片谴责之声。但是邓小平要通过教训小霸来让美国放心的意图部分实现。在正式开战之前，邓小平去了美国，对卡特总统交了底。阮铭先生在其著作中写道：“打越南，是打给美国看的，也是打给苏联看的。”邓小平的联美制苏战略跨进了一大步。

　　邓小平打越南有一箭双雕的考虑：对美国交投名状，对内拿下军权。

　　对邓小平来说，更大的收获是通过这一场历时一个月的战争，夺到了实际军权。这场战争，他当仁不让，全权当家，军委主席华国锋也好，军委第一副主席叶剑英也好，都没有可能插嘴插手；仗打完之后，也就被邓及其中意的人架空。邓小平在战争结束之后辞去总参谋长职务，提名在中越战争中两个前线指挥员之一的杨得志继任。1981年6月，在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邓小平正式接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此后他攥紧兵符，一直到“六四”以后交给江泽民。
　　邓小平在担任军委副主席的时候，不买军委主席华国锋的帐，从我们当年就听说的一件事透露出来了。这件事就是“邓小平制止华国锋检阅海军”。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4月出版《罗瑞卿传》可以说传播了不实之词。中国研究文革和当代史的学者余汝信，2003年曾经撰文，运用《海军政治工作大事记》《从高山到大海－－共和国上将苏振华》等多种出版物的记载，专门作过考证辨析。这里我简单介绍一下。
　　与这件事有关的，先有南海舰队的导弹驱逐舰爆炸事件：1978年3月9日，海军南海舰队160号导弹驱逐舰在广东省湛江港爆炸沉没，这是中共海军建立以来最严重的一起事故。160舰是当时中共自行研制的最大型水面舰艇，西方称“旅大”级，1974年6月服役。事后查明，该舰一电工副分队长因对其男女关系问题所受处分不满，在该舰准备出航之际蓄意制造爆炸，导致134人死亡，28人受伤，160舰报废。
　　《罗瑞卿传》说：“海军主要负责人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导弹驱逐舰事故对其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
　　余汝信考证：“海军主要负责人”指的是苏振华。文革前为海军政委，文革中被打倒。“913事件”后，被关押在湖南的苏给毛泽东去信报告自己的处境，毛批示“此人似可解放了。如果海军不能用他，似可改回陆军（或在地方）让他做一些工作。可否，请中央酌定”。1973年3月，被任命为海军第一政委，当选中共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76年10月参与粉碎“四人帮”，率中央工作组接管上海，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160舰事故发生时，苏振华的工作重心在上海而不在海军，事故主要责任应由司令员萧劲光及其他海军党委常委承担，不应由苏振华负责。

　　苏振华与夫人陆迪伦。

　　事故发生当日，正率上海代表团在京参加五届全国人大的苏振华，当晚即赶到海军作战指挥室听取汇报，决定派卢仁灿副政委和杨国宇参谋长赶赴现场。同时，苏振华向中央、军委报告，请求批准自己从上海回海军。随后苏振华主持召开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决定在海军内开展群众性的查整改运动，着重整顿各级领导班子，切实解决软、懒、散问题……从他这一切行动，看不出来“不服气”。
　　《罗瑞卿传》接着写道：苏振华“4月12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5个小时。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
　　余汝信考证说：20年以后的1998年12月，苏振华遗孀陆迪伦去看望华国锋，谈及“告状”诸事，华国锋说：粉碎“四人帮”后，我任军委主席，但我对部队情况了解很少，刚粉碎“四人帮”时，工作太忙，也顾不上到军队走走。1978年初，叶副主席和军委常委都劝我到部队走走看看，多了解些部队情况。所以我打算在访问朝鲜后，回来顺便去旅顺看看海军部队，但日程未定。苏振华同志要到部队蹲点搞查整改运动，离开北京时间比较长，按惯例政治局同志离京时间较长，都要向中央报告。在他向我请假时，我顺便告诉他我打算看望海军部队。这也就是说，华国锋否定了苏振华来例行请假是“告状”。
　　关键是下面的：
　　《罗瑞卿传》说：“苏振华召集海军几位副司令开会布置此事，提出要立即准备，要动用120艘舰艇，80架飞机参加检阅。要求绝对保密，参谋长杨国宇提出，此事应向萧劲光司令员报告，他同意。杨又提出，事先应向总参报告，其余同志也说，还应向军委报告。他说：‘不用，这是我亲自向华主席汇报，华当面批准的。这不是调兵是检阅，向军委、总参报不报，关系不大’。”

　　苏振华去世后，邓小平前来吊唁并慰问家属。

　　余汝信引用时任海军参谋长的杨国宇写于1978年12月30日的证明等等材料，否定了这个说法：向萧劲光报告是苏振华而不是杨国宇提出的，尤其是，苏振华根本没有说“不用”向总参、军委报告的话，也并没有提出动用多少舰艇飞机。
　　《罗瑞卿传》：“4月17日，罗瑞卿接见了杨国宇，在听了杨的报告后，罗向杨提出两个问题：一、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二、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杨国宇向罗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因。罗瑞卿考虑了一下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余汝信详细列出了杨国宇证明材料，因比较琐细，我这里不细说了。据杨国宇证明，罗瑞卿在听取汇报时并没用《罗瑞卿传》书中所述那样的责备口气——依常理，以罗当时的职务，对于军委主席的设想，作为军委秘书长只需制订更完善、更周详的实施预案，不太可能提出责问性“问题”。
　　《罗瑞卿传》这句话最关键：“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余汝信考证说：1998年苏振华夫人陆迪伦去看望华国锋时，华说：后来访朝回国后，工作安排太紧，也就没有去成。杨国宇的证明材料也提及：“后来上级通知说：华主席访问朝鲜回国后工作很忙，不去旅顺了”。
　　到底是因罗的报告，邓小平制止了华的检阅？还是是华自己因“忙”而主动提出不去了？这两种说法，余汝信认为似乎都有疑点。他提出假设另一种可能是，罗向邓作了报告，并没有表示自己不同意，是邓小平不希望给华这么一个机会，而借口说罗不同意，然后他去劝说华不要去了。余汝信强调说：这一说法仅是假设，没有直接的证据，但合乎当时的历史场景和人物性格。
　　《罗瑞卿传》还说：“1979年7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再一次批评了‘两个凡是’以后，也谈及此事。他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大海军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制止”。
　　余汝信考证：邓小平这番话，在海军正式出版物中未能查证到。讲这话时，罗瑞卿、苏振华已先后去世，罗对邓讲了些什么，“死无对证”。问题是，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要视察海军，为什么成了“坏事”、“坏主意”？为什么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是“不正确”的？军队难道是邓小平个人的禁区，党主席、军委主席都碰不得？20年后，华国锋对陆迪伦表明：当时，我是军委主席，去看看海军部队，是完全正常的。

　　1977年8月，中央军委的一二三把手华国锋（中）与叶剑英（左）、邓小平参加建军节宴会。

　　虽然余汝信未能查证到邓小平的原话，我个人认为，符合邓小平的思维逻辑和语言习惯。这也正好说明了，即使在1978年，邓小平复出不到一年，还只是军委三把手，但他对军委一二把手，已经是说一不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