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幫”垮台一星期，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看望胡耀邦，徵詢治國建議。胡總結：“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我看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葉劍英非常讚賞，竭力向華國鋒推薦胡出來工作。而鄧小平這個時候還是戴罪之身
不是鄧小平提拔胡耀邦，而是胡耀邦推薦鄧小平
《伐林追問》第43期，2020年1月10日首播
◆高伐林
這幾期《伐林追問》節目介紹華國鋒，重溫1976年毛澤東去世、“四人幫”被抓和思想解放、改革開放初期的歲月，看來不少觀眾比較關注。但我看跟帖留言，感覺有些朋友對歷史事件有些淡忘、混淆。本來我準備這期詳細講講華國鋒對於改革開放所做的工作，像他對農村改革、對引進國外資金和技術、對國營經濟體制等等方面的貢獻，以及他的局限和失誤，但是看到一些跟帖，我改變了主意。
有位朋友在（視頻節目後的）跟帖說，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提拔，就沒有胡耀邦和趙紫陽及後來的江澤民朱鎔基。這後面幾位我們姑且不論，就只說說胡耀邦吧。
說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鄧小平的支持提拔，就沒有胡耀邦”，沒有比這離史實更遠的了，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正好說反了。
沒錯，胡耀邦在歷史上當過鄧小平的直接下級，那是在中共大軍進軍西南之後，1949年，中共中央決定組建中共中央西南局，鄧小平任第一書記、劉伯承任第二書記、賀龍任第三書記，11月23日正式成立。12月，中共中央西南局按管轄區域，成立了幾個工作委員會，其中川北工作委員會，由胡耀邦擔任書記。他在他們直接領導下工作了兩年半。
鄧小平（左）與劉伯承。
1952年，毛澤東搞了“五馬進京”，把東北、西北、華東等各中央局主要領導人調到中央，西南局就是鄧小平。幾乎是同時，就在這年7月，中共中央組織部調胡耀邦入京。擔任青年團中央書記處書記。當時青年團叫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沒有第一書記，他是主要領導人之一。後來二十多年，他與鄧小平工作上直接關係就相對較少了。
剛到團中央工作的胡耀邦（中）與毛澤東（左）。
1973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1975年，國務院做出整頓科學院的決定，中央派胡耀邦、李昌、王光偉等到中科院主持工作，胡耀邦擔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分管科學工作這一攤的國務院副總理華國鋒找他們三人談話，傳達了鄧小平的要求，交代說搞出一個科學院發展規劃。
胡耀邦等人1975年7月到中科院後，從組織和思想兩方面入手整頓，召集各種座談會，強調科學院就是搞科學研究，說“搞業務的颱風要刮起來”，“刮八級不行，得刮十二級”。這些與鄧小平搞整頓的思路完全合拍。經過調查研究，形成《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的文件稿。《匯報提綱》提出中科院今後十年三項基本任務：承擔國民經濟和國防建設中綜合性的重大科研任務，開闢一批新興的科學技術領域，大力發展基礎科學研究。《匯報提綱》從十個方面闡述了科技工作的具體方針和政策，還分析了政治與業務、群眾路線與專業隊伍、理論與實際、對知識分子的教育與使用、哲學與自然科學等五個關係。9月，鄧小平看後表示：這文件很重要，不單管科學，而且可以適用於文化教育各部門。9月26日下午，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討論《匯報提綱》，經修改後報毛澤東審閱。
毛澤東發動“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再次把鄧小平打下去，胡耀邦主持搞的這個《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被當作“三株大毒草”之一，成為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靶子。胡耀邦被迫離開中科院，回家賦閒。
文革後期批判胡耀邦跟從鄧小平在科技界搞“右傾翻案風”。
胡耀邦（右）在“隆中三策”中第一條就是建議中央停止批判鄧小平。
“四人幫”1976年10月6日晚被一舉拿下。六天之後，10月12日，葉劍英派兒子葉選寧到胡耀邦的家中看望他，徵詢對今後治國的建議。胡耀邦總結：“現在我們的事業面臨着中興。中興偉業，人心為上。什麼是人心？我看有三條：第一是停止批鄧，人心大順；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產狠狠抓，人心樂開花”。這三條建議，被一些人比附劉備三顧茅廬之後諸葛亮的“隆中對”，稱讚為“隆中三策”。葉選寧向他爹一匯報，葉劍英非常讚賞，竭力向華國鋒等人推薦胡耀邦出來工作。
幾個月以後，1977年3月，中共中央決定恢復建立中央黨校。由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兼任校長，汪東興兼任第一副校長，重用胡耀邦，出任副校長並主持日常工作，他在那裡幹得有聲有色。上任伊始，便在中央黨校率先拉開了中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序幕；推動了真理標準的大討論……
鄧小平這個時候還是戴罪之身，不僅毫無可能提拔胡耀邦，相反，是胡耀邦在第一時間提出建議，第一條，就是“停止批鄧”。
葉劍英為什麼會在這個關鍵時刻，讓葉選寧來徵詢胡耀邦的意見呢？葉劍英長期對胡耀邦相當了解，在歷史上兩次救過胡耀邦。
1946年，中共中央決定胡耀邦擔任冀熱遼軍區政治部主任，幾個月的長途奔襲和緊張工作，胡耀邦忽然高燒腹瀉，病得挺嚴重。當時葉劍英擔任中共代表，在北平參加軍事調停處執行部的工作，趕快把胡耀邦送進北平協和醫院，確診為阿米巴肝炎。在葉劍英、羅瑞卿照顧下，胡耀邦病情終於康復。這是葉劍英第一次救了胡耀邦。
1964年11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書記，兼陝西省委代理第一書記。胡耀邦到陝西上任後，沿襲過去的辦法，到基層實地調查，很快發現，因為大躍進的惡果，陝西的經濟非常落後；1962年三門峽水利工程的使用，河南受益，陝西受害，渭河下游兩岸農田被淹，加劇了糧食短缺，據說陝西糧食總產量在1963年在全國各省中掉尾，此外幾乎沒有工業，文盲率約43％，克山病等地方病相當普遍。由於小說《劉志丹》這個大冤案的影響，人人自危，幹部群眾關繫緊張。
葉劍英在歷史上多次救過胡耀邦的命。
胡耀邦堅持首先抓農業生產作為第一要務；同時減少因“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也就是四清運動而導致的對基層幹部的傷害。1964年底，他利用出席中央工作會議和此後的第三屆全國人大的機會，向周恩來、李先念陳述陝西困難，爭取到中央支持：減少陝西征糧，從17億斤降低為14億斤，獲得增撥3萬噸化肥，同意籌建陝西化肥廠。
1965年春節過後，胡耀邦考察陝南安康地區，發現當地鬥爭幹部發生極端事件，他提出“四條政策”，主要就是對社教運動以來被處分過重的幹部，一律實事求是地減輕。對以前犯有某些錯誤但已經交代的幹部，不再“洗手洗澡”，做好工作就既往不咎；繼續幹壞事的，一律從嚴處理。
不過三天，2月17日，以劉瀾濤為首的中共中央西北局突然來電嚴厲批評胡耀邦，聲稱他助長翻案風，令他返回西安，連續多天批他。3月17日，極度虛弱的他因病住院，醫生確診為突發大腦蜘蛛網膜炎，住院期間他還得反覆檢討。這個時候，葉劍英元帥得知此事後，帶着張宗遜、張愛萍兩位上將一起，乘坐軍用飛機前來西安看望他，以參加軍事會議的名義，帶走胡耀邦返回北京治病，保住了他的生命。
1982年劉瀾濤（左）與鄧小平在全國政協會上。劉整人心狠手辣，在文革中入獄八年，妻子自殺。
我在團中央宣傳部工作時，李傳華部長是胡耀邦的老部下，他告訴我當時劉瀾濤朝死里整人，若沒有葉劍英，耀邦就一命嗚呼了！
這次復出之後，葉劍英還第三次救了他，我們下面再談。
前天我與兩位熟悉中共黨史的老人談起有人說改革開放初期是鄧小平提拔了胡耀邦，他倆異口同聲：胡耀邦能在文革結束後脫穎而出，第一是靠葉劍英，第二是靠華國鋒，哪有鄧小平什麼功勞？！
葉劍英與華國鋒都信任和支持胡耀邦。
談到華國鋒，1962年，七千人大會之後，中共中央倡導調查研究之風，幹了十年共青團工作的胡耀邦請求下放獲准，就回湖南老家，擔任省委書記處書記兼湘潭地委第一書記，原來擔任湘潭地委第一書記的華國鋒，退一位擔任第二書記。兩人在毛澤東的家鄉湘潭相識，合作共事一年多，互相尊重，關係很好。胡耀邦認為華國鋒這個人很務實，重視生產，重視經濟；華國鋒認為胡耀邦真誠開朗，充滿激情，兩人搭檔很愉快、很順暢。直到1963年，團中央第二年要召開共青團九大，要胡耀邦回北京，他們才分手。1964年7月，共青團九大上胡耀邦再次連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央隨即讓他保留團職去陝西主持工作，這才有大難中葉劍英出手相救的佳話。
胡耀邦（右）與華國鋒（左）早在六十年代就在湖南湘潭搭檔，合作愉快。
胡耀邦出山，得到葉劍英、華國鋒等人的支持，另一位黨內大佬李先念跟他關係也不錯，李先念對鄧小平不滿，對趙紫陽也不滿，但是一直支持胡耀邦——中共高層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就是這樣錯綜複雜！不能簡單劃線。十年後1987年元月，元老要開“生活會”逼胡耀邦下台，李先念在上海，鄧小平派楊尚昆坐軍用飛機冒着大霧到上海去接他，李先念拒絕回京，對楊尚昆說：急急忙忙幹什麼？胡耀邦可是個“陽人”啊！——陽是太陽的陽，李先念的意思是，胡耀邦不搞陰謀。
李先念支持胡耀邦，說他是“陽人”，不搞陰謀詭計。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當時的中共中央主席華國鋒是黨校校長，只掛名而已，日常工作由胡耀邦主持，他在這裡組織理論隊伍，發表了大量解放思想的文章。12月15日，胡耀邦接任中央組織部長，立即開始了全國性的平反冤案和幹部安置。鄧小平復出遠比胡耀邦要晚，是1977年7月在十屆三中全會上才恢復職務的。胡耀邦搞“真理標準”討論，搞平反冤假錯案，都並不是事先得到鄧的恩准，而是自己主動出擊。我舉一個例子：
1967年3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薄一波、劉瀾濤、安子文、楊獻珍等人自首叛變問題的初步調查》，認定1936年在北平草嵐子監獄簽字出獄的薄一波等人為“61人叛徒集團案”。胡耀邦當中央組織部長後，馬上批示把薄一波等從監獄裡放出來，他着手平反的第一大案，就是以薄一波、劉瀾濤領銜的“61人叛徒集團案”。
胡耀邦作出要替薄一波等人平反的決定時，連鄧小平也吃了一驚，問胡耀邦：“這樣的案子你也敢翻？”華國鋒也打電話關切。除了胡耀邦，沒有人會為了別人去擔當這樣的政治風險！
胡耀邦犯過很多錯誤，但其人格光明磊落，我們可以對比一下：1965年他在陝西被劉瀾濤幾乎整死，但他以德報怨，不計前嫌，照樣為劉瀾濤的“叛徒”案平反；而他冒着巨大風險為薄一波翻案，幾年之後，薄一波主持那個批胡耀邦元老“生活會”，還做了批判發言。
有人或許會說，薄一波是出以大義公心、超越恩將仇報這些傳統道德信條嘛！但你聽聽薄一波說什麼吧：胡耀邦跑了全中國2000多個縣調研，是“遊山玩水”！有這樣挖空心思羅織罪名的嗎？！
比較一下胡耀邦與劉瀾濤、薄一波這些醜類的人格，從反面告訴我們，中共黨內像胡耀邦這樣的人，不說是“獨一無二”，也是“鳳毛麟角”。
鄧小平、陳雲、薄一波等人選在1986年年底、1987年年初向胡耀邦下刀，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葉劍英於1986年10月22日逝世——胡耀邦失去了重要支撐，處境孤立。這就要說到葉劍英第三次救了胡耀邦了。
曾任胡耀邦政治秘書的林牧，晚年寫回憶錄反思自己一生，也披露很多史實。
曾任胡耀邦秘書的林牧，1989年因支持學生受到中共整肅。多年後，林牧在胡耀邦史料信息網上發表長文，回顧1883年胡耀邦因在中共體制下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而遭到極左派的圍攻。阮銘先生在他的書中和接受我的訪談，也詳細披露了這一段史實——
1983年1月20日，胡耀邦在全國職工思想政治工作會議上做了長篇報告《四化建設和改革問題》，提出了進行全面改革的主張，指出一切地區，一切部門，一切單位都有改革的任務，都要破除陳舊的老框框、老套套、老作風。那是1983年啊！假如胡耀邦這個報告當時能公開發表，付諸實行，政治體制改革，文化教育體制改革將不失時機的同經濟體制改革同步進行，後來畸形的經濟改革所造成的許多社會問題就可以避免或大大減少。可是，中共黨內的“左”傾保守主義分子深知耀邦這個報告可能產生的巨大影響，堅決反對發表和下發。3月17日，中共政治局和書記處開聯席會，陳雲系統地批評胡耀邦的九條錯誤。最後還明指胡啟立、暗指胡耀邦說：“應該下放到財政部或國家計委去學習鍛煉”。
陳雲1983年3月17日會議上對胡耀邦發難，提出九條錯誤。
陳雲發言以後，藉故離開會場，胡喬木、鄧力群、姚依林、宋平等四人也跟着出去了。鄧力群先後在《紅旗》雜誌聯絡員會議和新華社全國分社會議上，傳達了陳雲抨擊胡耀邦的九條。胡喬木則背着胡耀邦、葉劍英和鄧小平等政治局常委，找陳雲商量，整理出3月17日會議記錄，打算召開各省、直轄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傳達和討論胡耀邦問題。最有趣的一幕是，3月18日晚上胡喬木與陳雲商量完後，抑制不住興奮，到胡耀邦家，同情地說：“你不當總書記，還可以干別的，我們友誼長存。”蒙在鼓裡的胡耀邦，被說得莫名其妙。
胡喬木號稱“中共第一支筆”，鄧小平瞧不起他，又離不了他。
但沒有想到，鄧力群在兩個會議上向下吹風，引起各地反彈。就在3月18日夜裡，廣東上海等省市紛紛打電話到中央詢問：怎麼剛剛撤了華國鋒，又要倒胡？廣東省委把鄧力群的講話記錄連夜報送中央。中央書記處常務書記習仲勛接到各地反映後，感覺事關重大，立即報告鄧小平和其他常委。鄧小平權衡利弊，立即打電話給葉劍英，葉劍英因年老體衰，已不太管事、在廣東休養。但一聽這個情況，非常明確地表態，堅決反對召開陳雲和胡喬木計劃中的“倒胡”會議。於是，鄧小平把胡喬木鄧力群找來，要他們把整理的材料全部封存，告誡他們胡趙格局不能變。鄧力群後來在他的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中說：1983年之前，鄧陳之間一直合作得很好，到了1983年這件事，鄧陳分歧開始顯露了出來。這就是葉劍英第三次救了胡耀邦。這場後來被稱作“1983年倒胡政變”就此流產。
但葉劍英已經不能救第四次了，胡耀邦在葉劍英逝世兩個月後被整倒，後來對友人說：“葉帥不在了，老帥講一句，可能就不是那個樣子了。”但葉就是在世，是否能力挽狂瀾？其實也難說。
我們不能為尊者諱。胡耀邦犯的錯誤中，我看有一條就是他在接替華國鋒擔任中共中央主席的會議上表態，雖然說了一些為華國鋒減輕壓力的話，但是批評華國鋒所謂錯誤的話也很重，過重！他自己後來表示了後悔。尤其不應該的是，在自謙說能力水平威望都不夠的同時，表示了對鄧小平的高度尊崇。這就等於為幾年後被鄧小平率人搞掉自己，提前挖了大坑。
在玩弄權術上，華國鋒胡耀邦與鄧小平根本不在一個段位上，差遠了！考察胡耀邦的歷史貢獻，最重要的幾件事，其實還是在華國鋒掌權的時候干出來的，他自己也覺得，心情最振奮的時候，還是那幾年。華國鋒被搞掉之後，元老派、保守派的矛頭就對準了胡耀邦，他的日子就難過了。非常可惜的是，華國鋒、胡耀邦和趙紫陽都沒有認清“唇亡齒寒”的千古教訓。等胡耀邦被搞掉之後，同樣的事情又在趙紫陽身上重演，兩年之後把他也整掉了。
附：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上
《胡耀邦傳》節錄
老高按：熟悉中共運作和中共黨史的人都知道，中共的黨代會和中央全會，都帶有公開表演的性質，某種意義上，都是按照劇本對公眾演出。而劇本的撰寫、討論、修改、定稿，都是內部的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於1978年12月18日至12月22日舉行，被稱為“中共黨史和中國歷史性大轉折的里程碑”，但實際上前一個月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歷時36天的中央工作會議，才真正具有實質性意義。這次會議之前和會議期間，鄧小平訪問日本和東南亞新、馬、泰，對會議的參與並不太多。而後來被稱為鄧小平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發言《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實際上是在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所講，阮銘先生參與起草了這一講話。這也是阮銘在接受我採訪時非常不認同說“改革開放的起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原因——他說：鄧小平這個講話，早都公布了嘛，你再讀一讀，重心是改革開放嗎？通篇提了幾處“改革”？怎麼提的？有一處提到“開放”沒有？
在1977年8月舉行的中國共產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胡耀邦重新當選為中央委員。這次大會雖然宣告“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但是並沒有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理論、政策和口號。還由於在中央領導崗位的某些人堅持“兩個凡是”，“左”傾錯誤路線遠未得到批判、否定，雖然在撥亂反正和恢復國民經濟等工作上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為適應新形勢的需要，把社會主義事業推向健康發展的軌道，華國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提出了全黨工作着重點應不失時機地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問題，決定召開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
為了準備這個三中全會的召開，中共中央決定於1978年11月10日開始，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為了開好會議，參與會議籌備工作的胡耀邦認為確定哪些人參加十分重要。由於此時已有不少老一輩革命家次第恢復工作，擔任中央部委和各省市自治區的領導職務，胡耀邦向中央建議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可以開得大些。這個意見得到了華國鋒、葉劍英、鄧小平等人的支持，決定通知各省市自治區和各大軍區負責人及中央黨政軍各部門的主要負責人共二百一十二人參加。胡耀邦為確定中央工作會議參加者名單，提出了很多建議，諸如提名思想理論、新聞出版、文化藝術、科學技術等部門也要有人參加。這就使得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與會人員的組成上，與前幾次的中央工作會議有很大的不同。
胡耀邦為出席中央工作會議，作了一些重要的準備。他讓中共中央組織部（此時胡為中組部長——老高注）加緊寫出了“六十一人案”的調查報告，整理了已經着手複查、清理的重大冤假錯案，其中包括彭德懷案；也讓中共中央黨校寫出了康生問題的材料。他將這些材料帶到了中央工作會議，報送給中央常委，也分送給出席會議的陳雲等人。這些材料，引起了人們的極大關注。
中央工作會議在京西賓館舉行。11月10日的開幕會上，華國鋒宣布會議的議題是：一、討論如何進一步貫徹執行以農業為基礎的方針，儘快把農業生產搞上去；二、商定1979、1980兩年國民經濟計劃的安排；三、討論李先念在國務院務虛會上的講話。華國鋒接着說，在討論上面這些議題之前，先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從明年1月起，把全黨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
中央工作會議一開始，參加者分成六個大組，在重點轉移這一關係全局的重大問題上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胡耀邦參加西北組，是西北組四個召集人之一（另三人是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委書記汪鋒、寧夏回族自治區黨委書記霍士廉、蘭州軍區第一政委蕭華）。在分組會上，大家討論了如何端正實現全黨工作着重點轉移的指導思想問題，也就是要結束“兩個凡是”的“左”的指導方針，撥亂反正，確立新的指導方針。
……在11月11日舉行的分組討論會上，老革命家譚震林發言說：進行工作重點轉移，先要解決一些問題，如“天安門事件”、“二月逆流”、“百萬雄師”等問題要不要解決？我看要解決。緊接着第二天（12日），在東北組的陳雲也發言說：實現四個現代化是全黨和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安定團結也是全黨和全國人民關心的事。對有些遺留的問題，影響大或者涉及面很廣的問題，是需要中央考慮和作出決定的。他在發言中參考胡耀邦提供的材料提出了六個問題：一、薄一波同志等六十一人所謂叛徒集團一案；二、關於所謂自首分子問題；三、陶鑄、王鶴壽等定為叛徒問題；四、彭德懷同志問題；五、關於天安門事件；六、關於康生的錯誤。陳雲在延安時期曾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1950年任弼時逝世後即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位居毛、劉、周、朱之後。他的發言突破了會議原定的議題，受到了與會者的重視。
13日上午，胡耀邦在西北組發言說，我贊成把全國工作的着重點轉移到現代化建設上來，但也要把該解決的問題解決好。要把“文化大革命”中尚未解決的一些大是大非問題搞清楚。林彪、陳伯達、“四人幫”，還有康生，欺騙、蒙蔽毛主席，搞了許多假東西。這些大是大非問題的解決，關繫到安定團結，關繫到實事求是的作風，關繫到教育子孫後代，關繫到維護毛主席旗幟的問題。
他在發言中着重講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問題。他說，我們有一千七百萬脫產幹部，在歷次運動中有百分之十七的人受到種種“審查”，人數達二百萬之多；下面還有不脫產的基層幹部被“審查”，也有二百萬。其中有多少人受到冤屈現在還不知道，總之是不在少數。對受冤屈的人應按照徹底唯物主義的精神，有錯必糾，有錯必改。否則，危害安定團結的因素消除不了，着重點的轉移也難順利。這件事情應當在1979年慶祝建國三十年前基本完成，有些事可以“一風吹”。接着他說：“六十一個人”的問題，毛主席在世時，小平同志在政治局就提出，定他們叛徒是不公道的。胡耀邦也談到了彭德懷問題、陶鑄問題、王鶴壽問題等，主張堅決平反昭雪。
胡耀邦還談到在十一大政治報告中還被稱為“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康生的問題。他說：康生的問題，我對他的歷史情況不了解。他在1942年搶救運動中，犯了那麼大的錯誤，從不作一句自我批評。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做了大量壞事，民憤極大。據中央黨校統計，被他點名戴上叛徒、國（民黨）特（務）、死不改悔走資派帽子的，就有六百多人。把朱委員長、葉副主席都放到“有嚴重問題”裡面。在這方面，他超過了林彪、陳伯達。他指使南開大學搞所謂“南方叛徒集團”，反周總理。“六十一個叛徒”也是他點的名。胡耀邦認為，康生在“文革”中也是罪魁禍首，“四人幫”應該改稱“五人幫”，康生是“五人幫”的第一名。
胡耀邦在這次發言中，還進一步提出：“文化大革命”的教訓要總結一下。為什麼林彪、“四人幫”能在台上十年之久？根本教訓是什麼問題？為什麼康生自己不檢討，毛主席替他（向大家）賠不是？胡耀邦認為我們黨內生活長期不正常，存在“黨內有黨，法外有法”的現象。他主張要揭露黨的生活中的矛盾。
……
當時，鄧小平正在東南亞新加坡、泰國、緬甸等國訪問（11月5日至14日），華國鋒同胡耀邦商量會議的進展將突破原來設想的議題時贊同胡耀邦的意見，表示：“要下一個決心，放手讓大家講話，暢所欲言。”華國鋒的這種民主精神，為中央工作會議的順利召開創造了重要條件。後來“中央常委決定，會議就這麼開起來，大家有什麼講什麼，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暢所欲言，批評和自我批評都是指名道姓的”。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萬里、武漢軍區司令員楊得志、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陳丕顯、中央軍委副主席聶榮臻、中共廣東省委書記王首道、全國政協副主席康克清等許多人在此後幾天的討論中先後都說，要為“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政治事件平反。解放軍後勤學院院長陳漫遠、鐵道兵政委呂正操、軍事科學院院長蕭克等許多人在發言中揭發批判了康生的問題。許多人在發言中又相繼提出了一些新的問題，並對汪東興等人阻撓解決歷史問題的錯誤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對於大家發言中提出的“文化大革命”中的許多問題以及強烈要求儘快解決這些問題的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了認真的討論和研究。在11月25日的第三次全體會議上，華國鋒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一系列重大決定：
一、為天安門事件公開徹底平反。
二、反擊右傾翻案風是錯誤的。
三、所謂“二月逆流”，完全是林彪、“四人幫”顛倒是非，蓄意陷害。受牽連和處分的一律平反。
四、關於薄一波等六十一人的問題。中央組織部的調查報告說，大量事實證明，薄一波等同志在獄中的表現是好的。
五、彭德懷同志骨灰應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
六、把陶鑄同志定為叛徒是不對的，應予平反。
七、把楊尚昆定為陰謀反黨、裡通外國是不對的，應予平反。
八、康生、謝富治有很大民憤，對他們進行揭發批判是合理的。
九、對於地方性重大事件，一律由各省、市、自治區黨委根據實際情況實事求是地予以處理。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這些重大決定，受到大家熱烈擁護。在分組討論會上與會者紛紛指出，這是實事求是原則的體現，也是我們黨勇于堅持真理、勇於修正錯誤的優良傳統，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標誌，必將對全黨全國人民產生巨大影響。有些人在發言中肯定胡耀邦領導中央組織部勇敢地衝破“兩個凡是”的阻礙，提出“兩個不管”，是堅持了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是為黨為人民做了一件大好事。
在圍繞黨的工作重點轉移這一中心思想展開討論時，胡耀邦強調工作重點轉移的必要性，發言中引證毛澤東說過的“要波浪式前進，一浪未平，一波又起”，指出不要等波峰已平，再提出新任務，否則就會產生鬆勁、驕傲情緒。他在後來的發言中，還對儘快發展我國農業問題和提交會議討論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討論稿）》和《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試行草案）》發言說：“文件還不大解決問題，可能有兩個原因：一是對一些問題還沒吃透，二是思想上還有框框。思想框框是否又有兩個，一是人民公社的許多問題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二是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思想上有框框，必然要阻礙我們吃透農業上的一些根本問題。”有些農村體制如“政社合一”，就應該改變。他說，“文化大革命”使我們國家元氣大傷，勞動力的體質差了，積極性也差。如今農業要發展，主要還是要靠農民和基層幹部的積極性。勞動者的積極性永遠是第一位的。而林彪、“四人幫”使幾億農民和幾百萬幹部的積極性受到毀滅性的打擊。如果籠統地說“集體經濟就是好”，那是抽象分析的方法；集體經濟如果辦得不好就不能充分發揮農民的積極性，那就根本沒有什麼優越性。他強調要解放思想，突破框框，正視我國農業現在存在的問題，實事求是地提出解決問題的政策措施來。他把矛頭指向了“集體經濟”這個禁區，打開了人們的思路。
……
西北組討論農業問題十分熱烈，意見也很多。大家推舉胡耀邦、王任重（陝西省負責人）、江一真（衛生部負責人）、李登瀛（甘肅省負責人）、于光遠（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組成小組，集中大家的意見，對兩個農業文件提出一個修改稿，供中共中央政治局討論修改時參考。
當時，各組對於這兩個文件也都意見紛紛，許多人都說要大改，還有一部分人主張另寫。主持會議的華國鋒也猶豫了：“這次會議到底要不要搞這個文件？”他想不搞了，問胡耀邦。胡耀邦說：“不搞不好，不開個大會作出決定，對大干不利。這樣搞，可以統一一下口徑，而且可以廣泛徵求意見，對明年大上有好處。”華國鋒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接受胡耀邦的意見，在11月25日的全體會議上華國鋒說：“對《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干問題的決定》，有的同志主張小改，有的同志主張大改，有的同志主張重寫。中央意見，還是能搞出個稿子為好。”胡耀邦還推薦胡喬木主持這兩個文件的修改工作。胡喬木不贊成胡耀邦的許多看法，表示不願意做這個修改工作，但在胡耀邦的說服和堅持下，最後還是勉強接受了這個任務。
中央工作會議充分發揚民主，開得生動活潑，大家敞開思想暢所欲言，敢於講心裡話、說實在話，並積極地開展批評。胡耀邦很是興奮。11月25日晚上他回到家裡對家人說：“中國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災難換來了今天整個民族的覺醒。什麼叫‘先知先覺’？其實只有一個意思，就是思想領先一籌，行動先走一步。”他還對華國鋒放手讓大家發言的民主精神表示讚佩說：“在一個堤壩上，華主席一鋤頭打開一個缺口，歷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衝破多大，這就完全看人民的力量了，誰也不能事先估計到。”後來他在中共中央黨校向學員說：“這次會議的發言簡報估計有一百五十多萬字，相當於兩部《紅樓夢》，近三部《三國演義》。總的來說就是五大問題：（一）轉變有偉大的意義、偉大的前途；（二）轉變以後，我們要老老實實抓經濟，把生產搞上去；（三）要轉變得好，就要我們把政治上的安定團結搞好，做到是非、功過、賞罰分明；（四）還要把我們的思想路線、思想方法搞好；（五）把我們黨的風氣搞好，黨的生活搞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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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1978年12月13日。5天后十一屆三中全會才開幕。——老高注），鄧小平作了一個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講話，這篇講話的內容，反映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的成果。胡耀邦參加了這篇講話稿的起草工作。
鄧小平早在11月初就責成胡喬木為他準備講話稿。當11月14日鄧小平從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訪問歸來，中央工作會議已經開得熱氣騰騰。11月16日，鄧小平約胡喬木談修改他的講話稿，胡喬木19日就寫出修改稿交鄧。鄧將修改稿壓在手裡，繼續觀察會議的進展。他發現胡喬木的稿子完全不能用了，尤其是這篇講話稿中說“還是要處理好階級鬥爭的問題，社會主義社會還有階級鬥爭，黨內還有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這一點無論如何不能忘記”等等。鄧小平看後感嘆“看來他不行了”！時已11月底，鄧小平與胡耀邦商量怎麼辦。胡耀邦建議請國務院研究室負責人于光遠組織力量為鄧小平起草講話稿。12月2日上午，鄧小平“約見胡耀邦、胡喬木、于光遠，談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的講話稿問題”。鄧小平將自己草擬的三頁講話提綱約五百字拿了出來，將所列的七個部分和需要闡明的觀點談了一下，胡耀邦等都表示贊同。從鄧小平家裡出來，即由國務院研究室林澗青等人具體執筆起草，商定了文章的框架（“林澗青等人”，“等人”中就有阮銘和蘇沛。——老高注）。兩三天后寫出初稿，送鄧小平審閱。為了修改這篇講話稿，胡耀邦、于光遠和執筆者林澗青等人，5日、7日、9日、11日幾次到鄧小平家裡共同研究討論，不斷地深化對各個問題的論述。對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這個題目，鄧小平問胡耀邦好不好？胡耀邦說好，于光遠也說好，覺得很新鮮，醒目。鄧小平和胡耀邦、于光遠等人又逐字逐句地對全文加以修改。經過若干文字潤色，11日鄧小平讓執筆者對改定的稿子通讀了一遍之後拍板定稿，在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的閉幕會上宣讀。
鄧小平講話後，葉劍英也發表了重要講話。胡耀邦為起草葉劍英的講話稿，也花了很多精力；葉劍英本人又一再修改、推敲。葉劍英是黨中央的副主席，在政治局常委中名列第二，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他的革命貢獻，尤其是在粉碎“四人幫”這次行動中建立的功勳，使他在黨內、在全國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在這次會議上的講話，自然受到人們的特別重視。
葉劍英在講話一開始，高度評價了這次中央工作會議，說大家暢所欲言，充分討論，開展了批評，一些犯了錯誤的同志也不同程度地作了自我批評，這是我們黨興旺發達的標誌；特別是“在這次會議上實行這樣充分的民主，確實是一個很好的開端，帶了個頭。我們一定要永遠堅持、發揚下去。”
接着，葉劍英講了三個問題，第一個是領導班子問題。他說，“文化大革命”的一個最大教訓，就是這場運動的領導班子“中央文化革命領導小組”是由一批反革命兩面派和篡黨奪權分子所把持，“踢開黨委鬧革命”。它從反面告訴我們，在組織上必須健全民主集中制，一定要選好領導班子。他深有感慨地說，我們這些老幹部、老同志，為了中國的革命事業，南征北戰，過了大半個世紀，現在，年歲都大了。自然規律是違背不了的。他滿懷革命深情地提出了一個“要十分注意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的問題，極力主張老幹部、老同志要用心發現、積極培養、無私支持年輕一些的同志來挑擔子。與會者于光遠在回憶聽到葉劍英這段話時說，“胡耀邦作為接班人，在輿論上那時也逐漸成熟。葉劍英在這次講話中提出的要十分注意培養革命事業接班人時所說的這一番話，會上我們這些人聽了都能了解他的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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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閉幕會的最後，是華國鋒的講話。他對開了三十多天的會議作了總結，充分肯定了會議的成就，並講了“兩個凡是”和真理標準討論問題，黨的團結和提高領導水平問題。對於“兩個凡是”他表示“應該作自我批評”；講到集體領導時表示不要宣傳他個人，不要再提“英明領袖”。這些話受到與會者的歡迎。此外，汪東興向閉幕會交了一個書面發言，承認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說過錯話、做過錯事，粉碎“四人幫”後也說過錯話、做過錯事，對大家的批評表示歡迎；他還說了“我所擔負的職務與我的能力是不相稱的，是名不副實的。為此，我懇切請求中央免去我所兼的一切職務”的話。
對於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工作，于光遠追述說：“擔任西北組的召集人只是他在會議上的一項工作，他還忙着許許多多別的事。他的職務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他就是以這個身份被通知參加這個中央工作會議的。他在這個會議上尖銳地系統地提出中央專案組的問題，這是作為中央組織部部長特別關心的問題。那時他還擔任中央黨校副校長。不過胡耀邦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並不是以某某單位的負責人的身份在工作，在會上他雖然沒有什麼名義，常委的活動他當然不直接參加，不知道經過一些怎樣的過程。他參與了這次會議的組織工作、中央常委和各組之間的聯繫工作。在那段時間內他實在忙得不得了……”
于光遠還用準確的語言寫道：“我說胡耀邦是中央工作會議上非常重要的人物，沒有與鄧小平、葉劍英等常委同志相比的意思。但是我想說一句，這個會如果沒有胡耀邦，恐怕也開不了這麼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