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沛：红色恐怖与白色恐怖的异同

发表于 2021 年 06 月 15 日 由 徐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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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共军总政治部联络部在北京西山公园建造无名英雄纪念广场，“纪念上世纪五十年代为国家统一、人民解放事业牺牲于台湾的大批隐蔽战线无名英雄”。榜上有名的八百四十六位红色烈士比如李友邦与同年在台湾开展的“迟来的爱─白色恐怖时期政治受难者遗书特展”的名单大致相同。[1]

三年后，被称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的台湾人陈映真（1937－2016）在北京过世后进入共产党安葬中层以上干部的八宝山墓地。二零一七年中共媒体红歌网转载陈映真一九八七年四月在其创办的《人间杂志》上发表的评论“为了民族的和平与团结 — 写在《二二八事件：台中风雷》特集卷首”，但标题改为“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 — 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文中声称 “我们以为，国府作为当时中国最高的统治者，当然对“二二八”不幸事件负有最高的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并断言““二二八”事变，是全中国人民共同的伤痕”。[2]

鉴于二二八一直是中共针对台湾宣传的重点，而因二二八被陈仪政府通辑的谢雪红在陈芳明的《谢雪红评传》问世后，成为连接两岸的红人。特以谢雪红现象为例探讨大陆的红色恐怖与台湾的白色恐怖的异同。

面对两岸关系，每个人的立足点决定其视角与看法，而个人的立场及观点与其阅历及追求尤其是价值观密不可分。跳出个体局限，超越族群与党派立场，探求真相，捍卫人权是我研究与写作的动力。以真实为准，评介为祸百年的国际共运，捍卫普世价值则是我首旅台湾的初衷。北京的共产暴政侵害人权，腐蚀世界，我希望有助首当其冲的台湾人认清大陆知识人在《九评共产党》中用血淋淋的实例为共产党总结的九大基因：“邪、骗、煽、斗、抢、痞、间、灭、控”。

个人出发点

一九八八年，我赶在圣诞节前，从北京乘东德航班抵达东柏林，在黑暗中走过毛泽东建议打造的柏林围墙，进入明亮如昼的西柏林，然后乘火车穿越被德共隔立的东德，前往帮我获得杜塞道夫大学入学通知的西德担保人家，开始了个人的求真之路。

一九八九年北京发生的六四屠杀，促使我认同以结束共产暴政为目地的民主运动。为了搞清被共产党奉为真理的马克思主义，我专门改修哲学，研究领域涉及东西方的传统宗教与近现代思潮，比如浪漫主义、社民主义、三民主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以及极权主义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及其变种，德国与中国的历史及其名家名作，东西德的变迁与台海两岸的关系。在独善其身的同时，开始公开表达对共产极权与民主宪政，共产党文化与东西古文化的心得体会，希望有助读者摆脱马列枷锁，认清充满谎言与仇恨的共产党文化，推崇以博爱为本的东西古文化。

简言之，我是因为留学德国，获知六四屠杀，亲历东西德的异同，才从一头像奥威尔刻画的动物农庄里的特权猪，成长为身在德国心在华的世界公民。生长在动物农庄的大陆人难免被共产党通过学校与媒体灌输谎言、仇恨与斗争，大多失去接触真实历史的机会。我既有六四屠杀前在动物农庄的生活经验，又有六四屠杀后因亲情、乡情于一九九六与二零零一年两次试图回国任教的切身感受。二零零二年初从香港飞回德国后，我才有缘了解被共产党迫害的法轮功。为了捍卫以“真善忍”为宗旨的价值观，我主动加入被共产党迫害的庞大人群。二零零四年在大陆护照过期前，入籍德国。

共产主义为祸百年

一九九七年《共产主义黑皮书 — 罪行、恐怖与镇压》问世，用事实证明以苏联为首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在八十年里虐杀亿万人。该书估计六千五百万受害者在中国大陆，而二零零四年出版的《九评共产党》推测中共在和平年代以各种名义害死的大陆人可能多达八千万。其实中共从未停止虐杀民众，从被所谓的“计划生育”强制堕胎的胎儿到被活摘器官的良心犯的数目至今还在增长。

一九一七年列宁创建第一个以共产主义为指导思想的苏维埃暴政后，共产国际在德国南部成立第二个短命的苏维埃共和国。
一九三一年苏联国庆日，武装割据江西的中共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
台共为了与之呼应，在其第二个党纲中提出“建立工农民主独裁的苏维埃政权”。[3]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作为战败国被英美法以及苏联先分为四块，后在英美法的管辖区上成立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而苏联则在其辖区建立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为名的苏联殖民地。

一九四五年，沦为日本殖民地半世纪的台湾被抗日胜利的中华民国接管；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在听命于斯大林的各国共产党包括台湾共产党的支持下，把西安事变后变为“中华民国陕甘宁边区政府”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次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二百万各族各省的中华民国军民追随一九四八年高票当选总统的蒋中正败退台湾，强行把沦为日本侵略战争后备基地的台湾建设成反共复国的根据地。

一九七一年，为了遏制苏联及结束与共产阵营在越南的战争，以基辛格为代表的美国政客背叛普世价值，向斯大林扶植起来的中共示好，导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席位被马列中国取代，从此台湾被剥夺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中共用坦克镇压大陆民主运动，保住极权暴政，而北京大屠杀遭到国际抗议，引发共产阵营像柏林围墙一样被民众推翻。然而北京继承莫斯科的衣钵，以经济为诱饵，赤化全球，台湾首当其冲。

两岸被同时赤化

列宁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共产国际，企图赤化全球包括台湾。为了篡夺台湾政权，现在的中共像昔日的俄共一样不择手段，渗透台湾。

正视台湾的历史与现状不难发现：台湾的自由一直受到共产党的侵蚀。像陈映真一样信奉马克思的史明（1918–2019）也用作品与生平证实，“台湾人的四百年史”中四分之一像中国大陆一样遭到共产党渗透与祸乱。

一九二零年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到中华民国，资助并创办共产国际在中华民国的支部 — 中国共产党，开始系统赤化中国。孙中山为了实现三民主义，也在共产国际的统战下主张联俄容共。当台湾人比如蒋渭水主动追随孙中山之时，共产国际也通过日本与中国以各种名义与渠道渗透台湾。

在国际共运史中台湾与日本及中国至今密不可分。台湾有不少共产党员因被台日本殖民者镇压，逃到中国并在那里为实现共产恐怖主义浴血奋战而死比如与谢雪红同居的林木顺。陈芳明“非常崇拜的对象”[4] 史明就曾在中国奉共产国际之命与一女党员假扮夫妻，假戏真做，为此结扎。正是史明告知陈芳明：谢雪红是“台湾唯一接受共产国际训练出来的共产党员”[5]。而谢雪红本人则先因在上海与林木顺奉命组建共产国际地下组织被遣返回台，后因领导武装暴动成为二二八的通缉犯逃到大陆，在中共的整肃中病逝于北京。

谢雪红既是共产国际渗透台湾的实例，又是中共针对台湾的宣传重点。

谢雪红现象

二零一零年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级中学许佳琦等四名女生共同撰写论文《“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后谢雪红的形象初探》，解析在两岸对峙下与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国民党、二二八受难者群体、台独群体以及女性群体对谢雪红形象的塑造，该文总结说：“在不同的政党意识与时代背景下，会塑造出不同的谢雪红形象，至于现代与谢相关的叙述已渐趋中立”[6]。然而不分善恶的中立正是令我质疑的现象。只有不问是非，谢雪红才能被成功引入台湾主流社会，而许佳琦等台湾的新生代与她们的指导老师都把国民党独大的中华民国与共产党极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混为一谈，好像两党与两个国家没有本质区别，遑论意识到中共依然试图借助谢雪红似的人物吞并台湾。

二零一三年林琼华在台湾史学杂志第十五期发表的《从遗忘到再现：谢雪红在台湾与中国的影响与遗绪》与二零一五年刘瑀之出版的论文《欠缺的左翼视角 ─ 以谢雪红为中心的文学与批判》都进一步证实，谢雪红已成为台湾戏剧、小说与电影剧本讴歌的主角，而中共也因此不得不为了统战台湾，在谢雪红死后十六年为她“平反”，让她比陈映真早三十年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

二零一六年谢雪红还被史明等供奉在台湾圣山。评介谢雪红现象，尤其是与谢雪红一起参与二二八的杨克煌遗作，有助大家以史为鉴。

连接两岸的红人

一九九一年《谢雪红评传》在台湾问世后，昔日国民政府的通缉犯并因此成为中共高干的谢雪红在台湾变成引人称道的“落土不凋的雨夜花”。二零零九年该书增订版发表后，中共媒体也加以报导，标题为《台作家陈芳明：台共领导人谢雪红非常有魅力》[7]。

《谢雪红评传》不仅在台湾引发争议，也引起中共宣传部门重视。在此书中被陈芳明断定为“反谢雪红派”的周青也是二二八的参与者。一九九四年，他在北京撰写“‘历史造像论’的实践 — 评陈芳明著《谢雪红评传》”文中说：“谢雪红是出生在台湾的社会主义者。从出生地点说她是台湾人；从意识型态说她信仰社会主义。陈芳明研究谢雪红，究竟是研究她的出生地点呢？还是研究她的思想信仰？谢雪红信仰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台独”主义，这是最本质的。”确实如此，陈芳明无法否认：谢雪红至死都自称社会主义者也即共产党员，无论她主张台独还是自治都是奉命而为。信仰显然比出生地更影响一个人的言行，更何况谢雪红主动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发起过暴动；共产国际在谢雪红等支持下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仅害死八千万大陆人，而且一直威胁台湾。况且谢雪红曾是出任中共暴政最高官位的台湾人，其中包括中苏友好协会理事、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全国妇女联合会执行委员、台盟第一届总部理事会主席等多个中共官位。不仅如此，她还利用权势诬告他人，制造多起冤假错案，引发众怒，自食其果。[8]

当越来越多的大陆民国派因红色恐怖流亡海外包括台湾之时，中共及其出版物渗透台湾。涉及二二八与谢雪红的中共出版物也在台湾发行。比如趁“二二八”六十周年之际，继谢雪红后在中共政权爬上最高位的台湾共产党人张克辉推出剧本《啊！谢雪红》，并在台湾举办新书发布会。参与二二八的张克辉以剧本形式讴歌谢雪红，目的是按照中共的旨意把“台独之母”吹捧为共产党需要的“中国的英雄”，不过史料证明谢雪红既是施害人，也是受害人。

二零零六年李大卫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中披露谢雪红在北京批斗会上的自白：“同志们，是的，我下流，我卑污，我做过许多不可告人的事，但是，那种污泥式的生活难道是我要过的吗？如果不是为了党，为了党的指示和党的纪律，我会如此吗？” 此话自证她加入共产党后不择手段，“下流卑污”。而且她非常清楚共产党对她的态度：“让我重复一遍，我对同志们这样说的：过去中共声言要解放台湾时，用我做对台湾的宣传工具，现在解放台湾有困难了，就对我不满，既然共产党和毛主席对台湾没有办法，甚至苏联对台湾也没有办法，叫我谢雪红有什么办法呢？即使我能再到台湾去开三美堂、大华酒家也没有用呀，我老了，我的时代过去了，我是不愿把我这条老命再到台湾去丢人的！”好在她也意识到共产党的邪恶：“哼，我的反动历史就是这样，还不是昨天要利用我时，党就把我捧成天上的神仙，今天不利用我了，就把我说得比魔鬼还坏。这简直成了什么世界？一点人性都没有，一点同情都没有，说句实在话，只有共产党才如此待人，资产阶级是不会如此没有人情味的，至少人性的尊严和体面是会保留的。”[9]

马列主义被引进台湾

在诸多与谢雪红相关的出版物中，于一九九七年首发的《我的半生记》与二零零五年首发的《我的回忆》都由杨克煌的女儿杨翠华在台湾自费编辑发行，就是说都没有通过中共的审查，算第一手资料。前者是杨克煌笔录的谢雪红口述，后者是杨克煌在谢雪红病逝后的回忆录。杨克煌的孤证不一定可信，但为共产党渗透台湾提供了见证。

《我的半生记》透露，谢雪红于一九一九年在中国青岛听闻与十月革命相关的红色宣传深受触动，产生反日意识与革命幻想，雪地上遍地鲜血的照片促使她改名雪红并为此刻章。不过报导称陈芳明在访谈中说谢雪红在一九二一年参加台湾文化协会时还是文盲，她钦佩被称为台湾现代文学之父的赖和（1894–1943）。赖和在日本殖民者的迫害中过世后，谢雪红为他提孝灯，虽然赖和与谢雪红没什么交情。[10]

赖和却被人错误地称为“台湾的鲁迅”，而笔者研究共运的一个成果就是论证鲁迅是以宋庆龄为头面人物的共产国际间谍网合力推出的红色宣传家。一九三六年鲁迅之死被共产国际利用来煽动民族主义，向国民政府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促成张学良等发动西安事变，以致中共死灰复燃。[11] 因此赖和之死也有可能被谢雪红等利用来煽动抗日，壮大组织。而中共至今借赖和之名统战台湾。自称是谢雪红老朋友的周青于一九九四年在《海协评论》发表《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结尾高歌：“让赖和先生的精神发扬光大吧！他是台湾新文学的一代宗师！他那爱国、爱乡、爱民的业绩千古永垂！他也是我们宝岛，台湾人的光辉！”[12]

林木顺（1904–1931）在一九二二年就读台北师范学校时受台湾文化协会影响，产生反日意识并在一九二四年因与李友邦等人一起袭击日警，被退学。在去上海时结识谢雪红，与之同居。两人于一九二五年进入共产国际在上海创办的学校，很快被推荐到莫斯科接受培训。共产国际渗透世界的一个方式就是开办文化与教育机构，激发青少年的民族意识与斗争精神，引诱他们投身反天理人伦的共运，打着共产主义的幌子谋财害命，最后自食恶果。有不少台湾人曾进入名为上海大学（1922–1927）的共产国际培训学校就读，以致在台湾共产党的内斗中有“上大派”之说。

一九二八年，谢雪红与林木顺被共产国际派回上海，成立全称为“日本共产党台湾民族支部”的共产国际组织，林木顺当选书记长，制定以台湾民主，台湾革命和台湾独立为诉求的政治纲领，这是谢雪红被奉为“台独之母”的来源。谢雪红不是像史明所言唯一一位接受过莫斯科培训的台湾共产党人，至少林木顺也是台湾人。

该共产国际地下组织很快被上海租借地的日警破获，谢雪红被遣送回台，而林木顺成功逃亡。回到台湾的谢雪红秘密重建共党，继续从事赤化活动，包括成立国际书局，引进马克斯书房与以列宁所创之《星火报》为名的星火书房等左翼出版社的书籍。[13]“台共在谢雪红的领导下，以文化协会及农民组合为掩护吸收成员，并扩大于上述两个组织内的影响力，最后成功夺取这两个组织的领导权”[14]，这与我查阅资料后得出的判断一致。蒋渭水创办的文化协会与他推崇的孙中山创办的国民党一样都成为共产国际渗透的对象。孙中山的名号至今都被共产党用来欺骗世人，混淆视听。

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势不两立

三民主义源自美国总统林肯，其创建者孙中山解释说：“三民主义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国家为人民所共有，政治为人民所共管，利益为人民所共享。”孙中山心怀天下为公的理想，身体力行，至今感召无数追随者。

共产主义源自马克思，其《共产党宣言》明确表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法律、道德、宗教，在他们看来全都是资产阶级偏见，隐藏在这些偏见后面的全都是资产阶级利益”。马克思号召“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共产党的目的！马克思专家、《共产主义红皮书》的作者略武在专访《毁灭者马克思》中告知：马克思“是一个自信得无以复加，同时，轻视甚至蔑视他人、所有人和他们的传统的人”。简言之，马克思的理想就是毁灭世界。[15]

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发表《孙文越飞联合宣言》时，明确表示：“共产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国民党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为奋斗目标，反对阶级斗争与无产阶级专政。而共产国际作为列宁与斯大林操控的工具，为了篡夺各国政权，鼓动阶级斗争，煽动民族主义，唯恐天下不乱，这是一九二七年国民党被迫清共的原因。不幸的是国民党在早期接受共产国际援助时，沾染了共产党的匪气，而且共产国际利用中华民国的自由渗透党、政、军、警、宪、特各界。共谍们比如蒋中正的文胆、陈布雷的女儿陈琏夫妇与共军里应外合，导致正在努力实现宪政的中华民国在大陆沦陷。

与陈芳明同龄的大陆学者辛灏年（1947*）为发表专著《谁是新中国》，于一九九四年流亡海外。以他为代表的大陆民国派看穿红色宣传，突破红色恐怖，认同在大陆创建中华民国的国民党，从上世纪八十年代起就致力于在大陆光复中华民国。二零一五年辛灏年首次抵台发表讲演《民国命运与台湾前途》时表示：“没有尝过红色恐怖的人，何以赘言什么叫白色恐怖啊！中国国民党党政军警宪特，留在中国大陆的人员，有四百六十万人被共产党在短短的一年之间全部。！中国大陆的土改，两百六十万地主富农，被共产党全部枪决，那才叫恐怖！四百万知识分子一百万被打成右派，家破人亡，那才叫恐怖！”[16]

目之所及的资料证明台共也像中共一样内斗不断，导致一九三一年被日警瓦解。谢雪红与杨克煌（1908–1978）等都被捕入狱，谢雪红被判重刑，写“转向书”后于一九三九年出狱。杨克煌先出狱并娶妻生子，杨翠华是其中之一。

一九四五年日本战败，陈仪出任中华民国在台湾的最高行政长官并兼任警备司令。十月二十五日，在台北举办接收仪式。共产国际也分派各路人马随着陈仪潜入台湾，其中包括已获得国军中将军衔的李友邦。[17]

当时人在台湾的共产党员也没闲著。谢雪红与杨克煌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前往台中从事赤化活动。他们不仅组织各种团体比如人民协会，发行红色宣传品包括号召谋财害命的《共产党宣言》，杨克煌还进入《和平日报》。

从禁忌变为争议的二二八

解严前，二二八在台湾算一大禁忌，达到的客观效果就是让中共利用参与二二八的台湾地下党员进行的红色宣传比如林木顺（即杨克煌）名下的《台湾二月革命》与庄嘉农（即苏新）名下的《愤怒的台湾》等大行其道。中共的宣传基调为：“二二八起义”是“台湾同胞反对当时国民党当局专制统治的爱国、民主、自治运动，是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部分，是台湾同胞光荣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体现”。[18]

解严后行政院于一九九零年成立“研究二二八事件”小组，并于两年后发布《“二二八事件”研究报告》，但引发争议。从二二八事件纪念基金会网站到台北二二八纪念碑碑文，再到台湾民视新闻台制作的二二八纪录片比如《二二八平反运动》以及李敖在中共外宣电视台的二二八言论，都几乎未涉及谢雪红等共产党人在二二八前后从事的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就目之所及的争议我先评介如下：

二二八事件中的导火索女烟贩林江迈之女林明珠在二零零六年上演的纪录片中表示，“228根本不是从‘查缉私菸’而起，也非‘外省人欺压本省人’”，纯粹是出自‘语言沟通不良’所产生的纠纷”。这种看法引来《孤寂煎熬四十五年：寻找二二八失踪的爸爸阮朝日》的作者阮美姝（1928–2016）痛斥。阮美姝还断言：“二二八事件绝对导因于外来政权的殖民压迫”[19]。这说明二二八造成无数台湾人深受创伤并拒绝认同中华民国。二二八前，十九岁的阮美姝在“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交响乐团”担任女中音，每个月有150元车马费，陈仪“曾经多次在台下欣赏音乐会”[20]，从这点看不出陈仪是歧视台湾人的殖民者，但陈仪算缺乏危机意识的享乐者。

阮美姝有权拒绝认同丘念台等台湾世家效忠的中华民国。但如果谢雪红们武装夺权成功，阮美姝家一定会像大陆沦陷区的有钱人家一样被共产党打成“阶级敌人”，遭到无产阶级血腥专政。

《岭海微飙》的作者丘念台（ 1894–1967）在事发后作为中华民国监察委员于四月九日在南京提交的报告与十号提交的意见书及建议书至今值得台湾政界参考，因为其中一笔带过的史实“共党潜煽于内”与“如何令共党无隙可乘”都是台湾至今必须正视的现实。[21]

童年亲历二二八的陈若曦在《坚持无悔–七十自述》中证实二二八的受害者不只台湾人，也有无数外省人，因为“头一星期是外省人遭殃”，他们被“浪人”追杀。
而“浪人”应该是指被日本殖民者皇民化的台湾暴徒。与他几乎同龄的外省人陈肇家则在视频《外省人受害真相》中证实，被派到台湾的国军官兵确实起到平暴安良的作用，解救了只是因为省籍就遭到暴徒追杀与抢劫的外省人。

陈若曦表示：“八十年代在日本碰到鼓吹‘台湾独立’的史明，拜读了他写的《台湾人四百年史》，提到‘二二八’死亡人数竟高达十几万人，相当不以为然。根据事件当年五月二十七日的《新生报》公布，‘二二八’以来遭暴徒加害的，包括死亡和失踪的，公务员七十二名，军警一百三十名，民众两百六十八名，合计四百七十人。事件后国府扩大打击面，牵连一些台籍菁英，当不止此数。二十世纪末，国府给‘二二八’死难者刻碑纪念并赔偿，人数约八百出头；据说从宽处理，包括杀人放火的流氓、政治异议份子，甚至自然死亡者在内。相信正确数字在两者之间。”要还原历史真相，不仅要审视公权力如何侵害人权，还应该搞清，企图武装暴动篡夺政权的谢雪红等该不该被镇压，被通辑。剥夺他人财产与生命的“浪人”该不该被惩罚。

红色宣传与红色暴动

二二八时，史明还在中国为共产党效力包括偷运鸦片。一九四九年五月，史明回到台湾，秘密组织“台湾独立武装队”，试图谋杀总统蒋中正。一九五一年底被发现后，史明携带组织名册逃到日本，开始用他在中国学到的厨艺谋生并宣传其源于马克思主义的台独主义。史明亲眼见证共产党在中国大陆的暴行，但他不把共产党的邪恶算在其始作俑者马克思的头上，而是算在遭受共产党荼毒的中国人头上，有意扩大台湾人与中国人的矛盾。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出版之《汪敬煦先生访谈录》在《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一章中透露史明属中共情报系统，“中共透过史明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虽然中共反对台独，“但共产党统一战线的最高策略是：联合次要敌人，打击主要敌人。他的主要敌人是国民党，因此他联合美丽岛这批人是最便宜的方法”。 “ 再者，中共希望台湾的政治与社会愈混乱，民心愈浮动，对他愈有利；要达成这种有利情势，就必须要有一个反对的力量，而现成的反对力量就是美丽岛这批人士。不论这批人的历史背景如何，至少他们的活动对中共来说是最有利的，最起码比中共自己来培养反对力量好得太多；同时政治愈乱，社会愈不安，愈容易制造中共对台湾采取行动的借口：台湾地方政府控制不了这个社会，而且有台独倾向，中共必须采取行动制止这类活动。因此无论美丽岛这批人如何变化，对中共来说都是利多弊少，所以他一定支持台独。”中共还通过史明拨出二十五万美金，分两次给许信良，以维持美丽岛周刊的出版。[22]

涉及美丽岛事件的陈若曦想来不知上述红色背景，但在自传中本能地表示不满：“台独人士把国府打成‘外来政权’，把事件（指二二八）渲染为省籍和族群对立，长年成为台湾政治与社会的最大乱源。”

杨克煌在回忆中说：“日后我们才知道，当时蒋匪介石假借参加‘台湾光复周一年纪念’的名义来台湾，而其真正目的是为了进行内战。他和宋匪子文等一起来，在草山（即阳明山）极秘密地同美帝远东军总司令麦克阿瑟会谈，大肆拍卖中国的领土、主权，台湾就在这时被出卖给美帝驻军的。不久以后，就接连出现‘中美商约’等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这也成了二、二八起义的一个政治背景。”

此段证实杨克煌相信并传播共产党的谎言宣传，抹黑国民党及其党魁，抹黑美国。国民党领导抗日，让中华民国既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也成为联合国的创会国以及五个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之一。出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中华民国代表的张彭春被选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副主席，参与起草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

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以民主宪政为目地，而共产党不择手段夺取政权，目地就是实行红色恐怖。国民党在大陆时期为了实现宪政，甚至限制国民党员参选，以便给青年党、 民社党等少数党参政的机会，但共产党当时借各种借口大肆破坏行宪，在篡夺大陆政权后，不仅强行领导一切党派，还残酷迫害一切信仰。

杨克煌在《我的回忆》中具体描述了谢雪红在二二八前后扮演的角色：“谢雪红首先对那些青年说，刚才有匪军要来进攻台中的消息，我们应先武装起来，到市郊的交通要道去防卫；伪台中警察局有几十多把步枪和日本刀，先去搬来武装起来。

青年们去拿了武器，武装起来后，就分头去各交通要道站岗去了。另外有些青年说他们要去攻打派出所、匪军的小单位，也都出发去了。

谢雪红又叫《中华日报》分社的一个记者去组成一个小组到电台广播，交代他要向台中地方的人民报告蒋匪军要来进攻台中，台中市民已准备好要抗战，并已在市内开始主动向蒋匪军进攻了。并呼吁中部地方的人民起来进行斗争，占领市、区、镇，乡的国民党政、军、警、党团的所有机关和派出武装队伍到台中来支援台中人民的武装斗争。那个记者就去电台彻夜继续广播了。 ”

凭杨克煌提供的上述见证，可以确认：以谢雪红为代表的台湾共产党人挑唆青年，武装篡夺政权；其时不少共产党员渗透媒体，充当共产党的宣传工具。所以，陈仪在当年三月十日〈告民众书〉上称“少数阴谋分子，企图利用机会，夺取政权，背叛国家”符合实际。他还上报蒋中正一份〈办理人犯姓名调查表 〉，名列其上的阮朝日等在红色恐怖造成的白色恐怖中被秘密枪决。不过“二二八消失的台湾菁英 ”不是因为他们的省籍，而是因为他们的匪谍嫌疑。

阮朝日等受害者是否属于共产地下党，尚不得而知，但像他一样上了名单的徐征是共产党人在杨克煌的自传中可找到证据。在李明典制作的《光复初期与二二八事件》中名列被冤杀的台湾精英宋斐如也属共产党，身为台湾行政公署教育处副处长，却创办〈人民导报〉为共产国际张目，他之后王添灯(1901–1947)出任社长。

共谍知多少

杨克煌的回忆录有个小标题为“党令如山”，仅此足以证实，谢雪红听命于共产国际，为此谢雪红还违背自己的意愿交出台中的指挥权。回忆录写道：“3月4日13时许，李乔松到作战本部来找谢雪红，说党（台工委）要我们把武装指挥权移交给处理委员会。他说：‘台工委的意见认为武装斗争已基本结束了，要进入政治斗争的阶段，如我们再掌握武装斗争的领导权，这对于团结各阶层人士、搞好统一战线的工作不利；而且，要作公开的政治斗争除了你们两人可以出面以外，没有适当的人可以做，……。’谢雪红表示不同意。她问我的意见，我说：‘这怎么成！’过一会儿，谢富也来传达同样的命令，记得林兑也来说服我们。

至15时许，李乔松又来找谢雪红，我看到李乔松讲话时，几乎流出眼泪来，这时他对谢说：‘这是蔡干的命令啊！不服从就要犯错误，……。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老同志犯错误啊！’谢雪红在我身边低声对我说：‘这是蔡干的命令！”我说：‘服从就服从吧！’谢这时也只好同意了。”仅这一段透露的地下党员就有四个。

在谢雪红被要求交权时被告知，武装斗争已经结束接下来要进行的是政治斗争。换言之，共产党已有统筹安排，只不过谁是他们的政治斗争代言人外界只能推断。在二二八期间为〈人民导报〉工作的苏新(1907–1981)也属共党阵营，他也像谢雪红一样成功逃亡大陆。陈芳明在发表《谢雪红评传》前于一九八二年在《美丽岛》周报上发表〈望远的望乡人— 苏新的生平与思想初论〉。苏新于一九二一年加入台湾文化协会，任职于《台湾民报》。一九二七年到中国后加入中共。一九二九年返台，是台共的重要干部。二二八后也逃到大陆。从与他相关的资料中可获知，出任“二二八处理委员会”主席的〈人民导报〉社长王添灯身边除他外还有别的共产党人，《三十二条处理大纲》就由他们为王添灯拟就。[23]

因结识陈映真与杨逵开始研究白色恐怖的（1960*）的蓝博洲则在《 台湾向何处去 —“二二八”与台盟的人民民主斗争》中透露苏新在“《关于“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的回忆文章中指出：“二二八”有两条战线的斗争；一条是武装斗争，另一条则是谈判斗争。而“谈判斗争，则是以王添灯为代表的处理委员会的文斗。”[24]

李乔松的儿子李韶东也听命于共产国际地下组织，二二八后还潜伏下来继续奉命行事。他曾发表《怀念台盟创始人谢雪红》，文中透露：“谢雪红到上海不久，经李伟光介绍，接受党的指示赴香港工作。谢雪红到港后根据台湾人民的政治诉求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继续高举‘二二八’旗帜，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自治而斗争，并根据3月8日延安电台和3月20日《解放日报》社论《中国共产党支持台湾人民民主自治运动》的精神，经中共上海局的同意，与杨克煌、苏新等筹备台盟组织，于1947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该文还透露，谢雪红与杨克煌不仅分别出任台盟主席与台盟秘书长，而且还在中共上海市委成立第二工作队时，分别出任副书记兼统战科科长与台委会委员兼统战科副科长，就是说还有共产党内的职务。[25]

二零零四年发表《二·二八事变第一主角谢雪红：珍贵照片》的徐宗懋曾采访职称为中共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的周青。从访谈中可知二二八时周青与吴克泰撰写第一篇有关二二八的宣传报导，后逃离台湾，在上海正式加入中共。一九四八年初返台继续从事赤化活动，不久再次逃往上海，此后在大陆从事共产党的宣传工作。该访谈进一步佐证二二八事变之时，共产党已秘密渗透台湾各界，尤其是报界，甚至包括国民党与三民主义青年团。采访中，周青透露二二八期间他是台北〈中外日报〉的记者，“任务很多，十分忙碌，基本上我每天都中山堂看‘二、二八’处理委员会开会的情形，后来才前往台中与谢雪红会合，但任务失败”。[26]

李大卫在《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中也论证共产革命策略就是“利用矛盾来进行分化与破坏，就算没有矛盾，共产党人也擅长制造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对立，然后衍伸为冲突，再以结合次要敌人、打撃主要敌人的统战方式，最后推翻政府，而由共产党取得政权”。“国际共产党人运用这个策略，成功地在二十世纪的下半叶，几乎取得了半个地球的统治权”。[27]

许剑虹则在《中共为什么要纪念“二二八事变”》中不仅证实台湾共产党领袖谢雪红在二二八期间领导“台湾民主联军”与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组织“台湾自治联军”，同时证实曾在大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的谢南光、李友邦与宋斐如等台籍抗日志士主张台湾人自治，都属听命于莫斯科的周恩来部下，被民国政府派回台湾后充当共产党的掩护体。文中透露李友邦身为三青团中央直属台湾支团部主任“暗中允许台共党员加入他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等到事变爆发以后，这些具有台共党员身份的三青团成员成为了反对陈仪的主要力量”。可惜该文认同一位大陆旅美学者把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用“省籍冲突”来开脱。不过作者也认识到“中共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依据自己实力的强弱，对台湾的主权提出不一样的主张”[28]。换言之，共产党一直利用各种矛盾尤其是省籍与族群挑起冲突，煽动群众，从中获利，二二八如此，现在依然如故。

杨克煌的回忆录有如下陈述： “由于台湾人民举行起义，蒋匪帮在后方空虚之时，被迫抽调两个整编师到台湾，削弱匪军内战中的进攻力量，对造成蒋匪军的重点进攻失败起了一定的作用。台湾人民起义中，虽然被屠杀了几千人，但对于牵制敌人的兵力，破坏敌人后方的物质、打击敌人的统治和鼓舞敌占区人民的革命意志，在政治上、军事上都有重大意义；因此二、二八起义的烈士们的血不是白流的，而二、二八起义可称为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一个组成部份，是台湾人民民主革命历史上最光辉的一页。”共产党的杀人史表明二二八不是起义，因为如果共产党成功夺取政权的话，台湾也会遭受大陆所经历的持续至今的红色恐怖。

被共产党员杨克煌诬蔑为匪军的是中华民国国军。在一九四六年制宪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后，军队开始实行国家化并从原名国民革命军改为中华民国国军。不过杨克煌也证实国军在台中没有大开杀戒：“匪整编第二十一师开进台中后，没有像在其他地方那样进行大规模的屠杀（虽然也枪杀了几个人和逮捕了不少人），其原因我想是：一、由于台中地方的武装斗争胜利，敌人以为人民武装力量还很大，又不知藏到那里去了，不敢太大意；二、敌人的武器被起义的人民收缴了，敌人不知道这些武器现在掌握在那里，草木皆兵；三、因二七部队退入埔里起了牵制作用，等等，所以，敌人在台中不敢轻举妄动。

当年武装组织有多少，后来怎样处置，武器的分配情况等等，仅仅谢雪红和我二人掌握著，一般人都不了解，敌人更不了解；参加武装斗争的人均只了解局部，不知道全盘情况。”既然如此，为了保家卫国，正被迫与共军开战的国军如临大敌，大开杀戒也不难理解。

白色恐怖及其根源

蓝博洲于二零零四年在广西南宁的杨逵作品研讨会上宣读《杨逵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关系初探》[29]，从中也可推断台湾社会在二二八前就被共产党渗透。这之后更多台湾青年被共产国际的间谍及其宣传品误导，不知不觉地被骗上贼船，沦为白色恐怖的牺牲品。估计在一九五四年前有三千人被国民政府枪决，八千人被判刑。他们不知中华民国在抗日战争刚结束就开始行宪，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打着民主的旗号背信弃义，操控舆论，发动战争。

李登辉在访谈《我为什么加入又退出中国共产党？》中也证实共产党惯于渗透大学，他当年就是在台大求学时加入共党。在二二八期间从事宣传的共产党人吴克泰也在台大活动。[30]

而林琼华则透露“曾参加毛泽东领导的红军长征，并担任中共江西苏区反帝总同盟主任的蔡孝干”被派到台湾后于一九五零年初被捕并供出中共在台地下党的党员名单。以致“被枪决与逮捕的党员与全台受株连者达上千人以上。可以说，台湾五零年代台湾白色恐怖历史，与蔡孝干的投降有密切关系”[31]，蔡孝干就是上面提到的蔡干，这无异直接证明白色恐怖源于镇压威胁台湾的匪谍。白色恐怖归根结底来自对红色恐怖的恐惧！

听命于莫斯科的中共把民选的中华民国中央与各省政府打到台湾，让台湾不堪重负，但台湾人有幸免于像大陆人一样至今生活在红色恐怖中，恰巧是因为以两蒋为首的军政要人吸取大陆沦陷的教训被迫在台戒严，用白色恐布捍卫中华民国，成功抵制共产党入侵台湾，剥夺人权。

共产党对二二八了如指掌，杨克煌在回忆中对此大加赞赏：“1947年3月20日 — 这一天是台湾人民革命历史上应该纪念的日子！
当天延安《解放日报》，即当时中共党中央机关报，刊载了题为的社论。
这篇社论表示了当时党中央非常关怀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给台湾人民的起义作出了原则性的，而且具体性的重大指示，也表示了党中央对台湾人民的革命斗争作出了第一次公开的直接领导，对台湾人民的革命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是台湾人民永远要铭记的事情。”
五十年代初就被中共整肃的杨克煌在七十年代依然表示：“我每次想到当时党中央在防御蒋匪军的‘重点进攻’之紧张情况下，仍拨出时间来关怀台湾人民的起义，并作了指示时极为感动；而很钦佩当时刚从延安撒出，在紧张行军的路上，解放日报是怎样发行的呢？新华通讯社是怎样播出消息的呢？”杨克煌不知共谍早已渗透民国各界，连蒋中正身边也潜伏共谍。共谍中不仅有孙中山遗孀身分的宋庆龄，还有国防部作战次长刘斐、第三厅厅长郭汝槐等。维基制作的“中华民国国军中的中共间谍列表”上的人数增长至今。

二零一六年徐宗懋发表《谢雪红与二二八》，其中透露：“1950年初，中华民国政府已丧失大陆领土，危在旦夕，中共在福建集结了二野和三野一部约50万兵力，准备渡海攻台，中共华东局负责政治领导，台盟中央迁到上海，训练3000名台湾干部，做为接管台湾的政工人员。如果成功，毫无疑问地，童养媳出身的谢雪红将成为本省最高的统治者。”[32]可是如果了解中共历史，就知当年共产国际支持维吾尔人的东突独立运动。可是一九四九年，东突临时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哈斯木、总理、总参谋长、民族军总司令等五位独立运动领导人应邀赴北京之时被克格勃绑架，在莫斯科被秘密枪杀。但北京当时发表大标题为“全国和新疆人民同声哀悼、毛主席致电新盟极表哀悼”的宣传报导。三万维吾尔民族军被中共编入共军，一九六二年被迫充当打印度的炮灰，侥幸生还者在一九六五年被解散，文革期间全部被捕与杀害。[33]换言之，谢雪红也可能惨遭同样的绑架与杀害。

《二二八真相解密》的作者武之璋透露，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在二二八事变发生前蒋介石致电陈仪特别提到“据报共党份子正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中共媒体报导，一九四九年前后，中共曾派遣一千五百余名匪谍入台。五零年代初，中共地下党在台湾被破获，遭大批抓捕，其中被当局公审处决的包括吴石、朱枫、陈宝仓、聂曦等一千一百余人。 如果两蒋不吸取大陆沦陷的教训，严厉打压匪谍，能避免台湾被赤化吗？即便如此，还有四百多匪谍未被抓获！戒严时匪谍可能会为了掩护自己竭力表现反共，制造冤假错案，但一有可能便会寻找机会为中共效劳，动摇军心民心，比如马壁（1912－1985）。马璧曾任台湾总政治作战部新中国出版社编辑主任及台湾警备总司令部顾问等要职。一九八一年响应中共的号召叛逃，出任中共统战台湾的重镇厦门大学台湾研究所研究员。死后被中共高规格地安葬在北京八宝山共干墓地。在为之举办的安葬仪式上中共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朱学范致悼词，泄露其红色功绩：“马璧在全国政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期间，对国内四化建设、人民教育、对外宣传工作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他孜孜不倦地劝慰在台湾的朋友、同事和学生不妨来大陆走走看看，亲自了解体会，为祖国统一大业立功。直到病重之际，他仍然深切怀念在台湾的故旧好友，盼望祖国统一大业早日实现。”[34]

统战与宣传工具

谢雪红与杨克煌等后来奉命到香港组建台湾民主自治同盟。中共媒体的相关报导透露：“台盟早期刊物《新台湾丛刊》第三辑《明天的台湾》公布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其落款时间为‘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国父诞辰日’。”[35]

陈翠莲则在其专著《重构二二八：战后美中体制、中国统治模式与台湾》中透露：“一九四八年中共华东局召开之香港会议总结建议，为了统一战线需要，‘应以台人治台的口号来号召台湾人民’，因此，中国共产党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改弦更张、变换名目，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名义，吸收追求民主自治的台湾青年加入组织。

极为讽刺的是，在国共对峙的局势下，国民党当局为镇压共党，严厉压迫台湾民众；共产党则工具性利用台人对‘台湾自治’的期待，以图统一战线。五○年代白色恐怖时期，许多知识青年加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遭到国府当局逮捕或处决，更有不计其数的民众在白色恐怖事件中遭牵连，台湾人成为国共斗争下的受害者。”[36]但“台湾人成为国共斗争下的受害者”不符合事实，因为国共两党都有台湾人参与，再次强调国共两党的本质区别在于一个以三民主义为宗旨，试图建立保障人权的民主宪政；而共产党奉为宗旨的共产主义以剥夺人权与自由，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为目地。二二八期间参与“台湾自治联军”的蔡武考饱尝白色恐怖的苦头，在二零零八年接受访问时透露心路历程并表示：“我认为不应该有共产主义，也认为共产党不看重人的价值，他们会为了得到权力而牺牲所有人，人的价值不受肯定，这是我深刻的感觉。我会脱离共产党，主要也是这个原因”[37]。事实上《共产党宣言》本来就是赤裸裸的恐怖主义宣言，而三民主义依然符合普世价值，至今是大陆民国派的追求。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谢雪红作为台盟主席跟随毛泽东出现在北京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自此共产党的统治区从苏维埃共和国扩展到中华民国的大陆地区。共产党辖区民众被剥夺在中华民国时期享有的人权与自由，统统沦为共产党的人质。连谢雪红也不例外。从一九五二年起，谢雪红就开始遭殃，被扣上各种罪名，被抄家挨批斗。陈若曦在自传《坚持无悔 –七十自述》中透露：“早在六七年初，我们打听了一阵曾找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所在地，想拜访‘二二八事件’后被陈仪定为头号通缉犯的谢雪红。去了发现大字报铺天盖地，矛头多指向谢雪红”。一九七零年，谢雪红在饱尝精神与肉体的双重折磨下死在医院的过道上。对此陈若曦一无所知，她在自述第一百八十六页表示：“一九七三年我再来北京，专程打听，却说她已于七零年去世了，葬于北京八宝山公墓，显然视为有功党国之士，才得以与朱德等开国元老共享墓园”。其实不然，张克辉在其剧本的自序中透露：“我在动笔之前考虑，剧本应根据1986年中共中央决定把谢雪红的骨灰迁到八宝山仪式上发表的《谢雪红生平》为依据”，而谢雪红留下遗言，让杨克煌把她的骨灰送回台中。就是说，谢雪红生前死后都被共产党操纵，而张克辉也只能按中共的需求讴歌生前被打成“共产党的叛徒”的谢雪红。[38]

简言之，谢雪红听命斯大林操纵的共产国际，渗透台湾并在二二八期间领导武装暴动，奉命逃离台湾后，沦为中共的花瓶、喉舌与受害者。还原谢雪红的真面目，是希望读者以她为戒，不要落入共产党的魔掌，失去自由，遑论独立。

谢雪红创办的台盟从一开始就沦为中共的八大花瓶党之尾，而中共从一九八六年就开始利用谢雪红、二二八及民盟与台湾的关系制造舆论，颠倒黑白，渗透台湾，误导世人。

红色恐怖的威胁

中共赶在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前，改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于同年底发表“告前线战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一九五O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中国统一的事业，不让美国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国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朝共领导人金日成为了独霸朝鲜，引发战争，美国为阻止赤潮蔓延，被迫加入韩战，第七舰队进入台海。台湾幸免战火，但毛共从未放弃“解放台湾”。在武力攻占台湾不成之后，周恩来于一九五五年表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方式解放台湾”，也即企图用非军事手段侵吞台湾。

一九五八年周恩来还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宣称：“美国在中美会谈中坚持要中国承认它霸占台湾的现状，是同它企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分不开的。”

与此同时以蒋中正为首的中央政府尤其是被迫抛家弃子的国军官兵也梦想光复大陆。可惜他们从进入台湾起就笼罩在二二八的阴影下，并因顽强抵制红色恐怖而制造白色恐怖。

一九七一年，中共被共产阵营推入联合国，取代中华民国，台湾从此被排除出国际组织。蒋经国上台后于一九七三年在国民党四中全会上表示：“坚持反共立场，不与魔鬼交往”，但面临“被包围的孤立的局面”，不得不“根据和以往不同的观点，来决定今后外交上所采取的方针。”

红色恐怖的制造者毛泽东于一九七六年死后，邓小平在权争中胜出。在以魏京生为代表的大陆民众的抗争中，邓丽君的歌声穿破铁幕传遍大陆，不战而胜要全民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四项基本原则的邓小平。通过邓丽君，无数的大陆人包括我开始了解并认同中华民国。

一九七九年邓小平出访美国，在华盛顿重申“中国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对此蒋经国提出“三不”政策。

一九八一年，中共由时任其人大委员长的叶剑英提出“有关和平统一台湾的九条方针政策”，正式开启对台湾的新一轮统战。

国民党“十二全”通过“贯彻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案”。
一九八二年，廖承志奉命出面发表中共中央批准定稿的《致蒋经国先生信》。收到此信后，蒋经国函电宋美龄，其中表示： “……此固为匪统战之一贯手法但显已推向另一更邪恶之层次方向儿将一贯的置之不理并密切注意其后续发展伎俩……”，好在宋美龄出面由中央社发表《给廖承志公开信》回应，明确答复：“ 七月廿四日致经国函，已在报章阅及。经国主政，负有对我中华民国赓续之职责，故其一再声言‘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乃是表达我中华民国、中华民族及中国国民党浩然正气使之然也”。

以蒋经国为首的民国要人因了解共产党的邪恶，可以抵挡中共的统战，但因赤祸随军来到台的大陆老兵却再也按捺不住亲情乡情，以蒋经国为首的国民政府不得不顺从民意，于一九八七年正式开放“赴大陆探亲”。

各种势力尤其是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民进党促使国民政府宣布“解除台湾地区戒严令”，终止因红色恐怖威胁长达三十八年的戒严令。

被遮掩的红色恐怖

两蒋时代，除了严防共产主义及其变种外，台湾人像邓丽君一样可以向自由飞翔。“要为自由奋斗 要把人权伸张”是邓丽君一九七九年在华视对听众的号召。
一九八一年邓丽君拍摄的电视特辑《君在前哨》早已成为大陆网民的热门影像。
一九九一年三月八日邓丽君最后一次前往反共前线劳军，她在金门留下一段至今鼓舞大陆民国派的讲话，其中明确表示：“我希望大陆的同胞也可以跟我们享受到一样的民主跟自由-”[39]。

同年五月李登辉正式终止针对中共听命于斯大林背叛中华民国的“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一厢情愿地自我麻痹，主动缴械。但这改变不了中共一直对台湾虎视眈眈，虽然两岸人民血脉相连。

而两岸交流从一开始就不对等。台湾出版物要想在大陆发行，必定被中共审查与删改，台湾人进入大陆也必须自我阉割，否则，就会像李明哲一样被非法囚禁；而大陆人如果还想回国，即使到了国外包括台湾也不敢自由思想，遑论自由言论。一九八八年，赴大陆的台湾人就有四十四万人次；只有三百八十六大陆人赴台。马英九当选后，二零零九年中共开放对台观光，人数大增到九十六万人次，而赴大陆的台胞已达到四百一十二万人次。不过偷渡到台湾的大陆人包括藏人不在统计中。

台商包括琼瑶在六四屠杀后涌入大陆，养虎为患，也自食恶果，好在高为邦等及时醒悟，奋起抗争，成立“台湾投资中国受害者协会”。他们通过自身遭遇认识到掠夺台商是中共的国家政策。[40]

台商投诉的受害案件平均每年二千五百件，可惜依然有不少台商前赴后继地自投罗网。结果就是在二零零五年台湾对中国大陆贸易额首度超越美、日两国。中国大陆取代美国成为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台湾已经被中共套牢，中共对台的统战方式五花八门，层出不穷，它的统战对象已从过去的“三中一青”（中小企业、中低收入、中南部，以及青年）、“一代一线”（青年一代和基层一线），扩展到“十大目标”（基层村里、青年、学生、中配、原住民、亲中政党与团体、宗教宫庙、同乡宗亲、农渔会与退将）。

综上所述，二二八前中共就渗透台湾，二二八期间中共地下党员主导文宣与暴动，如不被镇压，完全可能篡夺政权。目之所及的各种资料包括中共出版的宣传品都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而饱尝共谍之苦的民选政府与国民党丢失大陆后，面对被赤化的台湾举措不当，防谍过急，制造冤案，造成白色恐怖。

红色恐怖是白色恐怖的根源，两蒋时代用白色恐怖严防赤祸，捍卫台湾没被赤潮侵吞，成为亚洲四小龙的龙头，但解严后，中共利用台湾的民主自由，渗透台湾，破坏民主制度，台湾已失去戒严时期的防卫机制，无法应对，以致共产党的血旗在台湾飘扬。

无论台湾叫什么名字，它现在的自由正在遭到北京的侵蚀；无论世人如何看待中华民国，它都是亚洲的第一个民主共和国，并于一九四七年举办普选，选出政府领导人，当选的各省国大代表有幸逃到台湾后组成“万年国代”，因为他们肩负解救自己选民的责任，是谓“毋忘在莒”。可惜中华民国的创建者被中共打到台湾后，没能克服二二八造成的社会鸿沟，更没有得到面对白色恐怖的美丽岛人的理解，他们宁可相信红色宣传，也不愿认同中华民国。

注释

[1] https://zh.wikipedia.org/wiki/无名英雄广场

[2] 陈映真： 1950年代比“二二八”更惨烈——从史的全局重新思考“二二八” 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17-03-02/132111.html

[3] 汪晖：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台共党人的悲歌》与台湾的历史记忆 www.cwzg.cn/history/201702/34517.html

[4] 历史－陈芳明的革命与诗：被切割的亲情(上)

http://radio.rti.org.tw/program/focus/?p=9&recordId=5052

[5] 同上。

[6] http://web.fg.tp.edu.tw/~tfghdb/blog/wp-content/uploads/2015/10/Z05_pp080-113_“妖魔化”？“神格化”？─1945-年后谢雪红的形象初探.pdf

[7] 台作家陈芳明：台共领导人谢雪红非常有魅力

http://www.taihainet.com/news/twnews/twls/2012-12-19/996942.html

[8] https://critiqueandtransformation.wordpress.com/2004/02/01/第四期：叶纪东谈——我所认识的谢雪红-%EF%B9%9D叶芸/

[9] 李大卫：《台湾共产党与二二八事件》http://www.epochtimes.com/gb/6/3/9/n1248330.htm

[10] 历史－陈芳明的革命与诗：被切割的亲情(上)

http://radio.rti.org.tw/program/focus/?p=9&recordId=5052

[11] 受共产国际操纵的红色文化战线：http://blog.boxun.com/hero/201204/xupei/3_3.shtml 。

[12] https://www.haixia-info.com/articles/1082.html

[13] 谢雪红与国际书局 http://mypaper.pchome.com.tw/sonntag/post/1244180342。

[14] 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台湾共产党

[15] 徐沛：毁灭者卡尔· 马克思—专访略伍·孔拉德教授

https://www.bannedbook.org/bnews/zh-tw/ssgc/20170525/778069.html

[16] 海外“民国派”学者辛灏年抵台演说https://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gangtai/hx-08302015115512.html

[17]台籍抗日英雄，死于白色恐怖 http://epaper.oeeee.com/epaper/A/html/2014-11/01/content_3337010.htm?div=3

[18] 许剑虹：中共为什么要纪念“二二八事变”？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9006210-260409

[19]阮美姝：林江迈后人说谎http://news.ltn.com.tw/news/politics/paper/109631

[20]父亲阮朝日失踪，与二二八纠缠一生的阮美姝

http://newtalk.tw/citizen/view/44414

[21] http://ebooks.lib.ntu.edu.tw/1_file/NTL/12/c9hsyquarter2.pdf

[22]汪敬煦： 美丽岛、台独与共产党/【析世鉴】制作组https://www.boxun.com/news/gb/z_special/2007/07/200707020021.shtml

[23]https://228fighter.wordpress.com/2017/04/05/周明︱王添灯与二二八《处理大纲》/

[24] 蓝博洲 台湾向何处去 ——“二二八”与台盟的人民民主斗争

http://jiliuwang.net/archives/71144

[25]李韶东：怀念台盟创始人谢雪红 http://historio.asia/?p=978

[26]徐宗懋： 我所认识的谢雪红——周青访问记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22_1.shtml

[27] http://www.epochtimes.com/b5/6/3/17/n1258197.htm

[28] http://www.chinatimes.com/realtimenews/20170209006210-260409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95_1.shtml

[29]杨逵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关系初探

http://blog.xuite.net/g1.p2/critique/3573489-第十二期：杨逵与中共台湾地下党的关系初探%E3%80%94蓝博洲%E3%80%95

[30]李登辉：我为什么加入又退出中国共产党？https://blog.boxun.com/hero/201002/xsj12/5_1.shtml

[31]http://www.academia.edu/7276540/从遗忘到再现_谢雪红的历史在台湾与中国的影响与遗绪_林琼华_

[32]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60229000347-260109

[33]林保华：维吾尔人写自己历史与现状 https://www.inmediahk.net/node/1046184

[34]1985年10月15日 胡耀邦为马璧骨灰安放仪式送花圈

http://www.5201000.com/Memorial/ReView/17961i610059.html

[35]孙中山先生与台盟 http://www.tuanjiebao.com/zhuanti/2016-12/23/content_98325.htm

[36]http://www.upmedia.mg/pj2_news_info.php?SerialNo=35946

[37]蔡武考先生访问纪录 https://blog.boxun.com/hero/201005/xsj12/3_1.shtml

[38] 二二八系列（1）：啊！谢雪红

http://www.mass-age.com/wpmu/blog/2007/02/27/1241/

[39]https://www.youtube.com/watch?v=Rv4xDh7kl8I

[40]高为邦：跟中共做贸易无异于火中取栗 www.epochtimes.com/b5/17/12/6/n9929099.htm

更多参考资料
杨克煌： 谢雪红与我在二、二八起义前后的经历

https://blog.boxun.com/hero/2006/xsj12/95_1.shtml

陈木杉： 中共扩大召开“台湾228事件70周年”纪念活动之评析

https://www.mjib.gov.tw/FileUploads/eBooks/858acc3124c8430ba4b5fbbf10d272a1/Section_file/e6ce4c0f4e8a4199a59c03fc8eb73974.pdf

faculty.ndhu.edu.tw/~e-essay/essay/chen-fangming/2007/12/12/—纪念王万得先生/

60年前 匪谍真的就在你身边

http://www.chinatimes.com/newspapers/20140409000998-260309

欧素瑛： 二二八事件期间县市首长的角色与肆应 民国103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