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很多对手都以为中共就此歇菜，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并非如此。中共真正是“九头鸟”，敌人砍了它的头，以为它死了，过一阵子它晃晃悠悠又站起来了。中共这个特点，千万要牢记！在它最山穷水尽之际，您千万别轻易相信它绝不会柳暗花明


　　斯大林突然变卦，中共也铁了心要独立发动南昌暴动

　　《伐林追问》第30期 2019年12月06日首播

　　◆高伐林


　　上次《伐林追问》节目，我们讲到南昌暴动失败，部队人散了心也散了，周恩来主持部队最后一次会议，哨兵发现敌情，混乱中周恩来身边只剩下了叶挺和聂荣臻，三人的武器仅有叶挺的一把小手枪，三人后来登上一条小船去了香港。
　　定居加州的朋友梁国雄，八十年代中期曾在广东勘测海岸，将他一段旧作摘录了一段发给我，是他在陆丰县碣石镇的见闻。他写道：
　　……水月宫正对面这片海滩上，有一群礁石，分别被风化成圆柱状，高度超过10米，顶部大约与路面平齐。其中一块礁石上刻有两个大字“龙石”，下面刻有周恩来所作一首诗：“洲渚夜如釜（第一句我念出来，大家听起来不太容易明白：洲渚，水中的陆地，大的叫洲，小的叫渚；釜，就是锅。——老高注），遥天一砥柱。抢渡碣石湾，猛如下山虎。”全部字填成红色，题写人是书画家赖少其。

　　当年南昌暴动兵败，重病的周恩来从这里坐船去香港。巨石上铭刻著名书画家赖少其题写的“龙石”和周恩来五言绝句。

　　原来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试图到海陆丰根据地，进入广东后连打几场恶仗。前委书记周恩来病倒，先转移到惠来县的神泉港，几天后，10月初由叶挺、聂荣臻等护送到碣石，住了十几天后就在此地登小船转移到香港。80年代初，当地政府在此立碑纪念。

　　当时共产党的对手很多人都以为共产党就此歇菜；而事过92年的今天，我们当然知道，并非如此。我是湖北人，大家肯定听说过有句俗话：天上九头鸟，地上湖北佬。中共才真正是九头鸟，敌人砍了它的头，以为它死了，过一阵子它晃晃悠悠又站起来了。中共的这个特点，我希望大家牢牢记住，就在它最山穷水尽之际，您也千万别轻易相信它绝不会柳暗花明。
　　当时力挽狂澜保留火种的关键人物，是地位并不显赫的朱德。南昌暴动爆发时，朱德手下兵不过五百，比起叶挺、贺龙来相差甚远，当时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暴动第三天就转正成了军长。

　　朱德在南昌暴动中的作用具有深远意义。

　　他根据前委指示，率领南昌起义军先头部队南下，带的人马损失过半。后来起义军分兵，要他指挥部队坚守三河坝阻击追兵，掩护其他部队南下广东，他硬是守了三天三夜，兵力更打得所剩无几，又传来南下部队失败的消息，这支队伍中的林彪都动摇了，一度打算脱队。朱德却坚持率领这个几乎没有人抱任何希望的队伍，两个主要助手是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团参谋长王尔琢。他们硬是拢住了队伍，稳定了军心。
　　上次我还说在汤坑战斗中欧震临阵倒戈导致大败，有位叫Peter Shen的网友跟帖说，“现在很多材料已经可以证明，欧震并未临阵倒戈。当时还是欧震团内担任低级军官的萧克在回忆录中提及，蔡廷锴脱队以后，领导层担心再现同样事件，于是清理了部分不可靠的军官。不是中共党员的欧震也明升暗降，从团长升任没有兵权的副师长。也就不存在临阵倒戈导致战局反转的本钱了。”非常感谢Peter Shen的订正、补充！我觉得，Peter Shen这里说到：“欧震并未临阵倒戈”，“欧震明升暗降，从团长升任没有兵权的副师长。也就不存在临阵倒戈导致战局反转的本钱了。”实际是两个问题，一个涉及事实：欧震是否临阵倒戈？一个涉及后果：欧震有没有可能导致战局反转？Peter Shen否定了后果：欧震升任没有实权的副师长不可能导致战局反转；但是没有这样的后果，是不是就能断言“欧震并未临阵倒戈”？需要进一步核实。
　　有网友说，南昌暴动其实也是共产国际筹划和推动的。党史和国际共运史学界对这个问题一直在讨论，这也正是我想追问的问题，情况还比较复杂。

　　共产国际的标志。中共加入共产国际就意味着一切行动要听它指挥。

　　中共自从1922年7月加入共产国际，就意味着要一切行动听它指挥。中共二大《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中是这么写的：“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完全承认第三国际所决议的加入条件21条”。而这个“加入条件21条”中的第17条，明确规定：“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及其执行委员会的一切决议，所有加入共产国际的党都必须执行”——注意：是“必须”执行。
　　如果说建党是中共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1927年就进入了第二幕，洋钦差换了人：新任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罗明纳兹1927年7月23日抵达汉口。汪精卫已经在八天前，7月15日“分共”。多人回忆和档案文件证明，在南昌暴动的策划阶段，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都直接参与，多次与瞿秋白、张国焘等中共领导人讨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明文记载，整个部署请示共产国际。当时中共重大行动往往都须报经共产国际批准，共产国际也习惯于直接对中共发号施令——对中国的事儿，苏联从来是不拿自己当外人的。但是莫斯科答覆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请示，却大出中共党人意外。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1927年来中国，参加了中共“八七”会议。

　　7月26日，罗明纳兹和担任国民革命政府总军事顾问的布留赫尔等人，再次跟中共领导人商讨。张国焘在《我的回忆》描述：“中共常委会于26日下午4时在汉口一所住宅里秘密举行会议，参加的有中常委我和瞿秋白二人，李维汉、张太雷两中委，罗明那滋和另一少共国际代表，俄顾问加伦及范克。”“加伦”即布留赫尔的化名。
　　张国焘回忆，会议开始后，加伦也就是布留赫尔首先发言，建议南下广东，因为大革命时期广东曾是革命的中心，群众基础较好，占领出海口也便于获取来自苏联的援助，建立革命政府，然后再筹备第二次北伐。但他认为亲共的第二方面军司令张发奎如能同意回师广东，并不再逼着叶挺退出共产党，最好和张发奎一同行动。这样在军事上极为有利，若没有张发奎，南昌暴动的兵力不过5千到8千人，太单薄了，很难打回广东。如果张发奎不同意这两个条件，再发动南昌暴动也不迟。
　　新来的钦察大臣罗明纳兹接着发言，他说目前共产国际没有供南昌暴动的经费，而且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出于外交考虑，禁止苏联顾问在任何情形下参加南昌暴动。他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电报，这是对于中共请示暴动的正式答覆：“倘若这暴动无成功希望，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并派他们到农民中工作。”
　　以前《八一风暴》等话剧描写是张国焘阻挠暴动，其实，他在这个会上是顶撞了共产国际的。张国焘质问罗明纳兹：“共产国际老说我们是‘机会主义’，不能坚决革命，现在南昌暴动准备成熟了，又来电阻止，这是什么意思？”
　　罗明纳兹解释说：“这的确是一封阻止南昌暴动的电报，是一个严重的训令，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由布哈林具名拍来的。我们如何能不遵行，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不过即使这个指示错了，我们还是要执行的。”罗明纳兹紧接着话锋一转，板起脸孔教训张国焘：“我们在汉口是根据我们这一地方的情况来看问题，共产国际是根据全部国际情况来决定行动。它所考虑的，有国际关系，中苏关系，以至许多我们不知道的因素。如果我们不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不仅会遭受失败，我们还有违反纪律的罪名。过去中共中央的错误，就是对这一点认识不够，今后不可再如此。”

　　斯大林亲自决定苏联和共产国际人员不得参与南昌暴动。

　　罗明纳兹这句“是斯大林亲自决定的电报”值得注意。中国大陆《同舟共进》杂志2011年第6期，刊登徐元宫的文章《1927：南昌起义的苏联因素》，证实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都曾受到苏联方面的直接影响或援助”，并进一步以苏联解体后陆续解密的档案材料为根据，对南昌起义中的“苏联因素”进行分析。
　　徐元宫说，解密档案文件证明，上述莫斯科对中共有关发动南昌起义的报告的答覆，并不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或者共产国际执委会确定的，而是由斯大林亲自确定的。解密档案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9号记录”清晰地留着“中央书记”斯大林的签名，这份会议记录，包含了1927年7月25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听取关于中国问题的报告后政治局委员们的决定：“决定：向汉口伯纳、乌拉尔斯基发去以下电报：‘答覆434号专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乌拉尔斯基”即布留赫尔、也即加伦。
　　从这封7月25日覆电来看，斯大林的潜台词相当露骨：变相地劝阻中共：别搞什么南昌暴动。说这封电报是“劝阻”有两个理由，其一，莫斯科方面非常清楚，中共的计划以获取莫斯科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援为前提条件，中共对此满心盼望，但覆电既明确禁止苏联军事顾问参与暴动，又只字不提给予援助；其二，在暴动前，谁能说有百分之百确保成功的把握呢？斯大林却将“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和“否则”正反两方面情形都说到了，让中共自行决定。徐元宫说得一针见血：万一暴动失败，责任推给中共独自承担；一旦暴动成功了，就是莫斯科指导有方！
　　张国焘立即动身到九江、到南昌，一路上他只能奉命向中共有关领导人传达莫斯科的7月25日密电。

　　张国焘对共产国际劝阻发动暴动的指令，很不解也很不满。

　　莫斯科7月25日密电发出后过了四天，7月29日，莫斯科又给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发了一封密电，这次明确指示“建议乌拉尔斯基（布留赫尔）同志去养病”。四天里，莫斯科连续发送了两封密电，不准在华的共产国际代表和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中共暴动。第一次密电发来时，罗明纳兹和布留赫尔一面向中共领导人传达并要求在华的苏联顾问不得参与，另一面却还对起义出谋划策；但第二次密电发来，他们就必须在组织上严格服从，不得参与中共暴动了。
　　在张发奎部队中担任军事顾问的戈列夫回忆说，7月27日“在汉口接到电报，指示我们不应与整个这件事发生任何关系”；
　　另一个军事顾问瓦西列维奇回忆说：“我记得，当加伦给我们布置任务时提出：不管怎样都要投入到暴动者方面去，第二天他又明确地提出任务：不参与暴动，暴动一开始就离开部队，从那里脱身。”
　　曾担任叶挺的军事顾问的捷斯连科后来也在《回忆叶挺》一文中说，“在起义前五天于德安收到”布留赫尔发来的密电，“命令我们立即回国”。

　　布留赫尔。中国人称他“加伦将军”，莫斯科称他“乌拉尔斯基”。1924-1927年期间，他担任孙中山及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的军事顾问团团长。

　　到底为什么苏俄变脸如此之快？数天之前，罗明纳兹、布留赫尔等不是都积极参与策划南昌暴动吗，为何斯大林下了这样的禁令？以致罗明纳兹都为自己出尔反尔而难堪，说“我个人也认为事出意外”。这是因为，莫斯科感受到了中国和国际上对苏联极其不利的舆论。
　　此前的1927年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派军警突袭了苏联驻北京大使馆，不仅搜查并没收了所有贵重物品和大量文件档案，更逮捕了在大使馆和苏联驻华机构的60名中国人，其中包括李大钊等20名中共党员。事件的严重性在于，从大使馆里搜查出来的文件资料中，有大量的苏联当局暗地鼓动、支持中国革命及从事间谍活动、搜集中国情报的证据，这让苏联极为尴尬。莫斯科一方面紧急照会北京当局，指责其刊登到各大报纸上的查抄所获苏联文件，是为达到反苏罪恶目的而精心伪造的，要求北京当局立刻释放被捕苏联公民，立刻归还所有文件资料和财物；另一方面指示苏联所有驻外使领馆赶紧：“销毁所有可能会有损苏联国家和政府声誉及形象的文件”。
　　果然，后续事态接踵而来。这年5月12日，英国警察突然搜查苏联驻英商务大楼、英苏贸易公司，指控苏联商业人员从事间谍活动；5月23日，英国内阁会议批准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美国政府则公开发表声明称赞、支持英国决定，5月30日，美国驻法国大使赫里克发表演说，呼吁资本主义各国政府联手对苏联进行“十字军远征”……
　　作为因应措施，1927年6月2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召开特别会议，决议：领事及签发密码电报的人员，绝对禁止拍发用真名署名并由官方人员和机构收取的电报；签名及负责人地址和姓名均应用化名代替。在这种到处都要“抓黑手”“抓后台”的国际气氛下，苏联极其担心授人以柄，不愿驻华军事顾问卷入南昌起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徐元宫的文章根据解密档案文件，为苏联突然变卦列出了另外两条原因：斯大林本人仍对国民党中的一些人例如张发奎抱有幻想；莫斯科长期以来不太瞧得上中共，对南昌暴动能否成功没信心。
　　当时苏联派到国民革命军的顾问为数不少，各支部队都有，都执行了布留赫尔紧急传达的莫斯科指令，对八一暴动厕身事外。只有一位苏联军事顾问参与了暴动，他就是担任贺龙的第20军军事顾问的库马宁——这是因为，莫斯科的命令在传达过程中出现失误，他没接到。
　　库马宁这年才30岁，是前一年秋天派来广州的，当时他随贺龙部队驻南昌郊区，没有收到电报。暴动部队于8月3日离开南昌南下，一路遭到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库马宁这唯一的洋面孔十分显眼，被俘虏关了一年（一说八个月），侥幸没丢命，获释返回苏联还写了回忆录。

　　南昌起义指挥部旧址。原为江西大旅社，修建于1923年，是当时南昌最高建筑之一。贺龙率部到南昌后包下这个旅社作为指挥部。

　　根据上述史实来看，南昌暴动确实是中共独立地领导和发动的，既独立于国民党（虽然南昌暴动时还是打出国民党左派旗号），也独立于苏联和共产国际：一没有获得莫斯科的经费支持，二没有得到过苏联的武器弹药接济，三没有苏联军事顾问的指导——唯一的例外，就是那位库马宁。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早在1927年，中共就敢于对共产国际“说不”了。实际上，后来很多年，共产国际对中共仍然在指导方针上、人事安排上说一不二，直到共产国际自行宣告解散。南昌暴动这一次，中共之所以敢独立做出决定，说到底，还是因为莫斯科的7月25日第一封密电，从苏联自身国家利益出发，意见模棱两可：“如果有成功的把握”如何如何。否则如何如何，这就等于授权中共自行处理，而中共的决定是发起暴动。
　　暴动结果是惨败，领导人为独立行动付出了代价，受到共产国际不同程度的处分，谭平山甚至被开除党籍。但是，中共自己的党军，毕竟从此诞生了，发展成今天全世界仅次于美军的强大的军事力量，让习近平有了“四个自信”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