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杂志，是毛主席打造的战斗堡垒！它从诞生之日起就凝聚着毛主席的心血，也饱含着毛主席的期待！它的分量是非常重的！

早在1955年1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毛主席就指出各省市要办好刊物。1958年1月，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正式提出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问题。同年3月，创办中央理论刊物的决策在成都会议上被具体化。

1958年5月25日，中共八届五中全会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此次会议决定由中央主办一个“革命的、批判的、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杂志”，定名为《红旗》，每半月出版一次，由陈伯达担任总编辑。



会议要求全党积极地支持新刊物、各级党委经常投递稿件，同时，除了在中央成立一个编辑部以外，要求上海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都成立一个编辑小组，负责征集、初步审定和修改稿件。

就这样，《红旗》杂志于1958年6月1日在北京创刊。

在创办刊物的酝酿过程中，中央的同志们曾请毛主席为刊物命名。主席说，还是走群众路线，让大家一起来寻个好名字。于是有关单位就发动大家提名并汇集上报。毛主席从提名中圈定了《红旗》这一名字，并经中央全会确认通过。


毛主席还为《红旗》题写刊头二十余幅，他在给《红旗》总编辑陈伯达的信中说：“报头写了几张，请审核，如不能用，再试写。”题字旁还注有说明：“拟可用”、“这种写法是从红绸舞来的，画红旗”。编辑部从中选了两字作为正式刊头，这就是至今仍为大家广为认知、众口称赞的“红旗”二字。

《红旗》杂志于北京创办，为半月刊，每月1日、16日出版，国内外公开发行，在全国15个地区印刷。还有蒙古、藏、维吾尔、哈萨克、朝鲜等5种民族文字的《红旗文选》。


中央还成立了专门的《红旗》杂志编委会。编委阵容空前强大，共36名，由中央有关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和部队中理论水平高、写作能力强的同志，以及宣传理论系统的负责人、党内学术理论专家组成。其中，邓力群、田家英、李友九、陈伯达、胡绳为常任编辑，陈伯达为总编辑。

如今，距离《红旗》杂志创刊已经整整多年，不知大家有没有想过毛主席为何从众多的提名中圈定“红旗”二字？

“红旗还能打多久”是毛主席思考了大半生的问题。


毛主席始终关注着人民红色江山的前途。早在五十年代，毛主席就以惊人的洞察力，认识到了党内部分党员的思想变质这一问题的严重性。

“红旗”是社会主义政权的象征，毛主席圈定“红旗”为杂志名称时是充满期待的，希望能通过这个杂志斗争错误思想，纠正错误思想、进而统一思想，从而保证“红旗永不落地”。

《红旗》的发刊词是这样说的，“‘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主办的，它在中国的这个新形势下创刊，任务就是要更高地举起无产阶级在思想界的革命红旗。毫无疑问，任何地方，如果还有资产阶级的旗帜，就应该把它拔掉，插上无产阶级的旗帜。”这大概就是《红旗》杂志的办刊宗旨。


毛主席对《红旗》杂志的关注和关怀下成长和发展起来。

《红旗》创刊初期就发表了毛主席的文章《介绍一个合作社》。此后，毛主席也一直关注《红旗》的工作，经常向《红旗》推荐文章，对一些稿件还作了精心修改。

1958年8月，陆定一写了一篇题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文章，送给毛主席审阅，主席前后看了好几次，每次都提出修改意见，有时自己动手作重要修改。


“中国教育史有人民性的一面。孔子的有教无类，孟子的民贵君轻，荀子的人定胜天，屈原的批判君恶，司马迁的颂扬反抗，王充、范缜、柳宗元、张载、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论，关汉卿、施耐庵、吴承恩、曹雪芹的民众文学，孙中山的民主革命，诸人情况不同，许多人并无教育专著，然而上举那些，不能不影响对人民的教育，谈中国教育史，应当提到他们。”

——毛主席在陆定一的稿件上加写的一段话

“儿童时期需要发展身体，这种发展是要健全的。儿童时期需要发展共产主义的情操、风格和集体英雄主义的气概，就是我们时代的德育。二者都同从事劳动有关，所以教育与劳动结合的原则是不可移易的。总结以上所说，我们所主张的全面发展是要使学生发展健全的身体，发展共产主义的道德。”

——毛主席对于“儿童的全面发展”问题作出的补充

对此文他特批：“登《红旗》，题目特大，全文尽量用较大字型。”可见毛主席对于此文的重视。



毛主席还为《红旗》编辑部写过约稿信。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同志写的有关机位设计的文章《从设计“积木式机床”试论机床内部矛盾运动的规律》，毛主席读了很感兴趣，于11月28日给作者写信请他们再写一篇更详细的文章，并在12月6日将此信改用《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出，代为约稿。《红旗》工作人员深感亲切又备受鼓舞。

“中共哈尔滨工业大学机械系及自动化专业分总支委员会同志们：

看了你们在1960年11月25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文章，非常高兴，我们已将此文在本杂志上转载。只恨文章太简略，对六条结论使人读后有几条还不甚明了。你们是否可以再写一篇较长的文章，例如一万五千到二万字，详细地解释这六条结论呢？对于车、铣、磨、刨、钻各类机床的特点，也希望分别加以分析。我们很喜欢读你们的这类文章。你们对机械运动的矛盾的论述，引起了我们很大的兴趣，我们还想懂得多一点，如果你们能满足我们的（也是一般人的）要求，则不胜感谢之至。”

——毛主席约稿信全文

毛主席不仅亲自为《红旗》选取和推荐文章，对文章从标题到内容、词句，凡需修改的，都一一动笔改定，需要强调的他都加写增补，有时还为编辑部写按语。毛主席看《红旗》十分细心，一旦发现错误就会写信给编辑部要求予以订正。



“红旗创刊号第四页第六行多了一个的字。其他各篇，可能也有错讹字，应列一个正刊网表，在下期刊出。”

——1958年6月4日毛主席写给《红旗》总编辑的信

在毛主席的带动下，周恩来等同志也非常关心《红旗》，将自己的重要文章交予《红旗》发表，还多次为《红旗》审阅稿件，主持修改重要文章。

《红旗》的文章质量有多高、理论与实际联系的有多密切、语言有多通俗、逻辑有多清楚、战斗性有多强？我们就选取《红旗》中的一篇跟最近火热的教育问题相关的文章来看一下。

下面这篇文章原载30多年前的《红旗》杂志1975年5期。

近年来，在苏修社会里，出现了一种新的行业。这种新行业，虽然没有被苏修叛徒集团列入他们“巨大成就”的栏目内，但倒真的搞得不坏，正在以很快的速度“发达”起来。这里，且举这种行业的几个小例子，使读者开开眼界。


先看“私人授课”业。此业现在盛行苏联全国，据说是专门为中学生进入大学而设立的。私人授课每小时可得五至十个卢布，相当于普通工人一天半以上的工资。在莫斯科街头，“圆柱上”、“墙壁上”，“大门道里”，到处是这种花花绿绿的广告，简直让人眼花缭乱。

再看“代人考试”业。据《莫斯科晚报》载，有一种“代人考试组织”，专门代人投考大专学校。这种组织业务繁忙，应接不暇。有一个成员上午到食品工业专门学校代人考试，下午又到纺织工业大学代考，第二天又到莫斯科大学代人投考经济系。考取后，每位收取代考费五百卢布。

其次看“论文出售”业。《共青团真理报》载，罗斯托夫铁路运输工程学院里有一种“联合组织”，专门“帮人做毕业设计、学习论文、测验作业、实验室作业”。一份设计，售价九十卢布，有的一百五十卢布。



再其次看“毕业证书制造”业。《消息报》介绍的一个“毕业证书制造所”，一张毕业证书售价一千卢布，两年中他们就销售了五十六张这样的毕业证书。

若问这种行业为什么如此兴隆，那就要看看苏修的教育制度了。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苏修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早已成为进入特权阶级的阶梯。苏修总头目勃列日涅夫说：“国家主要是从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中吸收从事经济工作、党的工作、国家工作、外交工作、军事工作和从事一切社会活动。

许多材料证明，大学文凭是选拔干部的决定性标准。有此文凭，即使是个白痴，也能捞个一官半职；无此文凭，即使你是“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从战争年代起”就做某项工作，并且“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但最后是“被裁掉”！

勃列日涅夫的话以及无数事实告诉人们：只要一进了高等学校，或者干脆只要设法捞到一张大学文凭，那就能够得到高官厚禄，就有飞黄腾达的时机。要是进不去呢，那就对不起，只能“永远”当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执行者”。许多人为了达到“高升”的目的，当然就只有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于是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业都应运而生了。



可不能小看这种新行业。特权阶级要把自己的爵位和俸禄传给他们的子女，一个重要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一途。而这样做，没有上述行业的帮助，就有点儿难处。你说考试吧，“中学课程”并不完全包括大学“考试中应考的所有材料”，一般中学毕业生怎么去考？有了上述行业，苏联的资产阶级新贵们就不怕。

他们有的是钱，可以雇请“家庭教师”，或使子女进各种学费昂贵的私人“补习班”之类。这样把子女塞进高等学府以后，总算放心了吧？可是还不行，有些公子小姐们一向吃喝玩乐，谁愿去死啃书本？不能毕业怎么办？还得依靠上述行业。

在“教育市场”上，只要不惜重金，什么毕业论文、毕业文凭，甚至“副博士”之类的头衔都可以买到。有了这些玩意儿，就可以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不难看出，苏修教育领域的新行业，完全是适应特权阶级对劳动人民实行资产阶级文化专制的需要而产生的。

“有钱，就可以进入高等学校”，这是苏修一家不大不小的官方报纸吐出来的一句很难得的真话。当然，苏修统治者“标准的提法”可不是这样。因为这么说，他们那个冒牌的“”不就露了底？你听，苏修《国民教育立法原则》说得多么堂皇：苏联全体公民不分财产和社会地位，“在受教育方面一律平等”。

但事实呢？在苏修叛徒集团的统治下，劳动人民既没有那么多的钱去雇请“私人教师”，又没有那么高的地位来得到同僚们的“照顾”。他们的子女，无论在分数面前，还是在其他什么面前，怎么能同那些公子小姐们“一律平等”呢？

且以他们自己对新西伯利亚所作的调查为例，那里有近百分之九十的农民子女被排斥在大学门外，而城市知识分子（不要忘记，其中也包括官僚）的子女却有近百分之九十都钻进了高等学校。按照苏修的“立法原则”，或者可以这样说吧，百分之九十和百分之九十还不是“一律平等”么？其实，什么抽象的“自由”、“平等”，从来就是资产阶级的谎言。

列宁曾说过：“只要阶级还没有消灭，任何关于一般自由和平等的谈论都是欺骗自己，或者是欺骗工人，欺骗全体劳动者和受资本剥削的人，无论如何，也是维护资产阶级的利益。” 列宁的话，这样无情地揭露了一切关于一般自由、平等言论的虚伪性。可是，以“列宁主义者”自命的勃列日涅夫们，在明明不平等的事实面前，还在那儿高谈着“一律平等”之类的神话，这难道不正是为了欺骗苏联劳动人民吗！

学校商业化，知识商品化，这完全是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给教育带来的必然结果。苏修统治者通过校内教育和校外宣传，公然要青年人树立“合理的利己主义”世界观，并且毫不隐讳地对他们说，“学习、掌握知识”是一本万利的买卖，“这是一个将能产生高额利钱的贮钱匣”。既然“知识”、“文凭”、“学衔”都可以用金钱买来。

那么，这些东西一旦到手，当然就要立即投入“周转”，以谋取更大的利润。亏本的生意谁会去做？这种腐朽透顶的“教育”，是一个黑色染缸，别说特权阶级的子女，就是少数劳动人民的子女进校后，也必然要受到腐蚀和毒害。它只能培养那种以赚钱赢利为人生哲学的新资产阶级分子，即培养特权阶级的接班人。

苏修教育领域这种新行业，闹得乌烟瘴气，引起了劳动人民的愤怒，于是苏修报纸也不得不说上几句对此表示不满的话。这当然只是装装样子、骗骗群众而已。他们心里明白，擦掉主人身上一点儿浮油，根本不可能触伤老爷们那肥胖的躯体。那些真正敢于揭露这种丑恶现象的社会根源的，不仅文章登不出，恐怕连作者都早已被关进了“疯人院”。



而经过精心筛选后登出的那些不疼不痒、避而不谈问题实质的文章，简直无异于莫斯科街头的广告，对这种行业只能起到提倡、鼓励以至“介绍经验”的作用。

很显然，要彻底解决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推翻苏修现存的社会制度，这是苏修统治者连想都不敢想的。然而，统治者不敢想的，苏联人民却要想，并且终究有一天还要行动起来，再一次扫除这些秽物。

红旗杂志中的无数文章，都如同例举的这篇一样，针砭时弊，入木三分。

在无产jieji文化大革命期间，《红旗》杂志是两报一刊中最著名的，是最重要的宣传阵地和思想斗争前线。 

作为毛主席亲自指导打造的思想战斗堡垒，《红旗》杂志没有辜负主席的期待！在它存在的三十年中，始终站在无产J级立场上，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保持着高度的理论水平，顽强地与各种错误的思想战斗。

1988年6月，经历了31个风雨春秋，一共出版了544期的《红旗》杂志停刊。但它的意义远不止于它曾沿着毛主席的路线战斗了三十年，它的伟大意义亦不止于它曾经发过的任何一篇充满理论性与战斗性的文章，它的真理性，战斗性、无产阶级性是新中国永远的宝贵财富！

虽然该杂志当时的发行量很大，如今除了各级政府和图书馆略有收藏外，大都流落民间，已成为收藏家难得的收藏品。



这一套500多本的《红旗》杂志，记录了中国1958——1988整整三十年的中国历史，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思想的，方方面面的斗争情况都留存在这一本一本的杂志里了！

其价值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因为时间太久，从1958年发行的第一期杂志算起，到今天，这批杂志都已经经历了60多个年头的风风风雨，能够一本不落地完整保存下来是一件非常难得的事情！

《红旗》杂志是毛主席时代的重要遗产，是毛泽东时代伟大斗争的重要见证，同时也是整个人类史上的一份光辉著作！在以后的人类建设共产主义的漫漫道路上，这将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一本珍贵的教科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