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北大77级是78年3月1日开学，当时75级，76级仍然在校。他们是工农兵学员，就是群众推荐，没有文化考试上的大学。1970-1973年的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是有很简单的考试的，叫做推荐考试相结合的录取方式。但73年张铁生因为农活忙没有时间复习，考试题不会做，便在考卷背面发牢骚引起了上面的重视，从此取消考试。

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学生，77级受到了社会的极大关注，无形中给了工农兵学员巨大的压力。不过，读书一般不用与高年级同学有交道，所以我们进校后，与75级，76级同学基本没有交集，大家自己忙自己的，但碰面都会很有礼貌地打招呼，偶然也与他们聊几句。记得问过两个师兄的专业，一个是学分析化学的，一个是学有机化学的。学分析化学的是75级的，快毕业了，正在找工作。学有机的是76级的，说有机毒性大，分析毒性小，最好选学分析。

因为喜欢体育，混入了田径队，所以和75，76级校队的化学系师兄们接触最早。入校不久，一位75级游泳队的师兄就主动问我，愿不愿意去清华一起看内部电影，就是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的记录片，当时不公开放映。他对体育非常热爱，但美国4X100米接力队的掀起一股黑旋风夺得冠军时，他兴奋地大声叫好，还不住地说：“这是运动最美的画面！”。让我大开眼界，第一次知道了运动还与美有关系。

一次我在大饭厅吃饭，见几个化学系75，76级高个师兄在一起吃饭，他们招手让我过去。我过去以后，他们中的一个人问我：“篮球打得怎么样？”我说“还行。你们如果缺人的话，我可以替补”。结果他说：“我们缺少尖子，一般的不缺”。我这么一谦虚，他们就没有让我加入系队参加很快举行的全校篮球赛。后来我一看，我如果去，绝对打首发，可能会是最好的球员。化学系没有出线，我也失去了在校篮球队教练面前的表现机会，从而未能加入我最想进的篮球队。那一年，体育特招生极少，篮球队没有，以我的水平，混进校篮球队是非常可能的。不久就被田径队的康老师看中，跟他练了四年的标枪。田径远比篮球枯燥，虽然我也坚持了下来。

总的来说，77级刚入学的时候，77级与75，76级的关系还可以。但不久，有一个工农兵学员匿名写了一篇大字报，贴在三角区边上的一栋宿舍楼的墙上，洋洋洒洒很多页。以散文诗的形式表达了失落的情绪，字里行间流露出是社会抛弃了工农兵学员，让他们从过去的社会佼佼者，突然成了77级光环下的参照物。我只记得其中的两句：“我来自黄土高原的山西，心里充满了甜蜜”。文笔很好，全诗没有任何粗话，也好像没有出现工农兵学员，77级这样的词，但读者都知道他的意思，应该是一个文学素养很高的文科学生所为。

北大校园的气氛立马紧张起来，我们与75，76同学碰面明显有了拘谨，尴尬，不安。我们确实没有看不起他们，而且他们现在的状况与我们77级同学没有任何关系，但我们似乎有点负罪感，或做错了什么似得。总之就是心里感到不安。

过了两天大字报不见了，可能是学校派人清除了。又过了两三天，学校召开广播大会。一位校领导（不记得是谁了）带有浓重的西北（山西或陕西，我分不清）口音，代表校方对这件事发表看法。他提到那首诗，并用他了极重的口音读了那首诗（可能是一部分）。读得很慢，拖音很长：“我来自 ---黄土高原的----山西------，心里---充满了-----甜蜜-----------”。

他没有批评写这首诗的人，也没有说是谁写的，表示很理解写诗人的心情，学校不会追究写诗的人。他希望大家团结，往前看，不要纠缠过去。学校不会歧视任何学生，只要是北大的学生，学校都一视同仁。也希望大家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这份诗歌以大字报出现后，虽然校园气氛紧张，但没有任何人贴出支持的，或反对的大字报。工农兵学员没有人出来表示共鸣，77级学生也没有出来反驳。大家都很理智，而校领导及时的疏导，加上北大传统的包容精神，这事没有激起任何波浪就悄然平息了。校园气氛迅速恢复正常，大家很快就忘记了这件事。

后来我们开了系运动会，与75级，76级的体育爱好者接触多了，也认识了几个人。75级的系体委，一个高个，黑脸的北京人，记得姓王。76级体委是一个中等个，河南人，叫杨峰。因为都是体育爱好者，我们三个77级的：杨刚（77级系体委），张矩（校学生会体委），和我，常与他们打交道，比较熟悉。王体委是一个开朗的北京侃爷，说话很直，很冲，很幽默，也喜欢吹牛。他曾经告诉我们，田径队跨栏组的一位76级外系的女生喜欢他，找人来表白过，但他没有看上。我是田径队的，虽然不是一个组，但每天都在同一个田径场训练，跨栏队就那么几个人，知道他说的是谁。那女生长得还可以，但不算漂亮，个头也不高，主要缺点是比较闷，这点与王体委相差比较大。拒绝别人最好不要说出来，他却大大咧咧地说给我们认识不久的新生。

他要毕业了，而且已经找到工作。杨峰，我，杨刚，张矩一起去找他，想在他毕业前，我们一起搓一顿。当时应该是在系学生会办公室见的面，刚说几句，电话响了。他抓起话筒，一听声音，捂住话筒，得意地对我们说：我女朋友，刚谈不久。北京姑娘，22岁，高挑身材，很漂亮，天天打电话来。

然后他与女朋友在电话上聊起来，听得出没有急事，就是想和他聊天。他便与电话那头的女朋友调起情来，那话听着都让我们脸红，但他全然不顾我们在场，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让我们坐如针毯，大约十分钟后，他仍然兴致极高地与女友调情，我们只好告辞了。

他没有放电话，更没有出来送，只是说：“聚餐再约时间”。后来大概他自己很忙，尤其和女朋友那个黏糊劲，把与我们搓一顿的事忘记了。我们也因为他竟然可以只顾自己调情，把我们长期晾在一边而觉得没有必要再和他有什么交往，这事就不了了之了。

76级体委杨峰还比较理性。我们入校后，他还待了一年半才毕业，与我们有比较长的接触。我们经常在系学生会办公室见面，有时有事，比如系运动会。有时没有事，就是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书，或者聊天。杨刚，张矩，还有我经常去。大家关系比较好，我们仨加上杨峰，曾经约好一起去王府井的东来顺吃涮羊肉，但因为人太多，我们只好临时改去全聚德吃烤鸭，四个人干掉一只大烤鸭。那是我唯一一次在北大期间去北京有名的餐馆吃饭。

有一次，我和杨峰在办公室。他和我说起他当年做知青时与一个女知青谈恋爱，爱的死去活来，后来因为什么原因没有成，至今无法忘怀。从他的语气听得出，他仍然很悲伤。

杨峰1979年毕业后去了河南化学化工研究所。我1980年暑假回家探亲，与他联系好了，在郑州下车见见他。不巧，他儿子头一天突然生病，他连夜赶回了新乡的家。我在火车站等不到人，只好找了一个公用电话打到他所里，才知道他头一天就走了，也没有托付别人。我只好临时去找我在郑州的一个高中同学。没有地址，没有电话，只知道在经纬路。但郑州人告诉我，只有经路，纬路，没有经纬。还好，在户籍警的帮助下，天黑之前，我终于找到了同学的家。对我这位不速之客，他和他全家又惊又喜。我在另外一篇文章《迷失在郑州街头》有详细介绍，这里就不多说了。

我们化学系77级有一位张姓同学，原来是工农兵学员，可能是76级的，因为生病休学。等病好了回来就安排到了我们77级，与我们成为同学。他不在我们班，但一个年级，都在一起上课，开会，活动，所以都认识。他的基础知识当然远不如我们这些考上来的，但老师也好，同学也好，都帮助他，也很尊重他，把他当成和我们一样的人。他很开朗，和大家的关系也很好。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在化学北楼，他在化学南楼，同学们有时候会在两楼之间的草地上打排球放松一下。最积极的就是他和我，常常只有我们俩打。

前面提到北大有一种包容的精神，只要你努力，同学不会歧视你，老师总会帮助你，不会轻易让你不通过。北大也开除或劝退学生，几乎都是因为这些学生因为迷上围棋，桥牌，或其他什么，长期不学习，考试不及格，经过教育仍然不改的。人数也非常少，一年可能就几个人。像张同学这样愿意学，即使很吃力，老师也会宽容等待。张同学后来逐渐跟上学习进度，最后顺利毕业。

北大当年有一些工农兵学员留校做老师，77高考后，他们承受很大压力。大多数后来通过考研究生提升自己，成为北大合格的老师，或离开北大去了其他院校。

我们当时的年级辅导员岳素兰老师是72级工农兵学员，她毕业后留在化学系当老师。77级入校时，她29岁，年轻漂亮。她被任命77级辅导员后，展现出超人的责任心和工作能力。我们130多位学生，她第一次见面就都能准确叫出每个人的名字，而且说是那个省来的，让我们惊讶不已。后来问她怎么做到的？她说，她把我们的照片拿来，背后写上名字，天天认，直到后来看见照片就能准确叫出名字，或者看见名字就能想起什么样子。这样的工作态度让人不得不敬佩。她对77级学生很关心，有问题和她谈总会得到理解，支持和帮助。她对我们的关心也获得了我们的信任和尊重。岳老师后来凭借自己的努力，获得了硕士学位，成为副教授，而且在2005年被任命为北大副校长。

77级当时太过引人注目，能不能保持平常心很重要。进北大不久，化学系召开新生大会。总支副书记，一个40多，高高的个头，精干的中年人专门讲了作为北大的学生要谦虚谨慎，不能骄傲。尤其是在校外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有赞美之词，容易让人飘飘然。他要求我们新生出校门后不要佩戴北大校徽，以免引起人们不必要的关注。

于是我们出去参观也好，游园也好，回家也好，都不佩戴校徽。确实没有引起民众的注意，让我们能不受打搅地玩。有一次，我们班去天安门广场，还有附近的公园玩。在去人民大会堂时我走在最后，离前面最近的同学比较远。在上人民大会堂的台阶时，同学们已经到了上面，我还在台阶中间。远远看见一些中学生，站在台阶最上面。当我快到上面时，一个男生，大概十六七岁，却生生地走过来，小声地问：“请问你们是北大的吗？”，我回答道：“是的”。他微微地一笑，说：“我早就猜到了”，眼神里流露出敬佩的神情。显然我们的行为举止与他想象的北大学生非常吻合。

我回家坐火车从不戴校徽，不穿北大的T恤衫，常常被人误以为是工人，或出差的，猜到我是学生的人很少。所以能很安静的休息，或与青年人一起聊天，打扑克，大家都很自然放松。偶然有人问我是做什么的，没有人猜到我是北大的，甚至大多数人都没有猜到我是大学生。大概是因为我不戴眼镜，又比较黑（运动队天天训练晒的），讲话没有任何书生气。

当时北大三角地可以自由张贴墙报，开始有些人总喜欢提“八千精英”（当时北大有八千学生）。就是我们都是“精英“。有人写了墙报批评这样的说法。说我们学生，即使是北大的学生并没有对社会做出任何贡献，标榜自己是“精英”名不符实，我们还没有资格说自己是精英。如果说北大的精英，是那些在各自的领域里做出了巨大成就的老教授们，轮不到我们这些寸功未得的学生自吹自擂。从此以后，“八千精英”的说法减少了很多。

写于2022年9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