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強書記，你在會上慷慨激昂地宣稱，上海承擔了62%的入境航班，那麼我想問你幾個問題，（我沒用您這個尊稱而是用了你，那是因為我找不到尊敬你的理由），前幾年國外疫情肆虐，直飛北京的航班，轉飛上海，在上海隔離後再轉飛北京，這個決定是你的指示吧！那麼請問，你為什麼要這麼做？是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少？是上海人民的免疫力比北京強？還是上海人民的命比北京賤？或者你自認為你的領導能力，應對能力都勝人一籌？其實都不是，你來上海只是想來鍍層金，來洗個澡。你為了討好中央，鋪平自己升官的通道，可以將2千5百萬上海人民的安危於不顧！這次香港患者入住華亭也是你同意的吧，問題在於你前幾次都僥倖逃過的一劫，這次沒有重演！於是，你驚慌失措，你手忙腳亂，你朝令夕改，是你拉垮了上海的經濟，是你坑苦了上海人民！而今，上海的老人還在銀行排隊，上海的快遞還堆積在小區門口，上海合圍區的民眾還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面對這一地雞毛，你竟然宣稱上海打贏了這場保衛戰！厚顏至此真的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周末重溫史，看借古喻今。

ZT 袁世凱知不知道全國都反對他稱帝？

發布時間：2022-06-25 18:10|欄目：歷史故事

【註：原文已被違規/封刪。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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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說答案：他不知道。

不僅不知道，他還以為贊成他稱帝的很多。當然普通百姓贊成和反對都無所謂，只要實力派贊成就夠了。顯然他認為實力派都贊成，所以自己算得上眾望所歸，甚至有點勉為其難的意思。

也不是全國都反對，確實有真心支持的，比如他的大兒子袁克定，比如一生反覆的名人楊度等。

袁世凱肯定知道很多人反對他，他只是沒想到稱帝會這麼遭人恨。

於是，他一頭扎進了這個對他凝視已久的深淵。

袁世凱從大清重臣，搖身一變成為民國首位大總統，算是實至名歸。放眼當時，對於無論是革命黨、舊勢力還是外國勢力，袁世凱都是最可以接受，也最適合領導中國的強力人物。

1912年3月，袁世凱當選民國臨時大總統。1913年10月，袁世凱當選為首任中華民國大總統。

袁的權術和能力，如果放在正道上，那麼對中國、對他自己都會是歷史的正面肯定。時人對他，有做“中國的華盛頓”的期待。

中國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條鐵路京張鐵路，就是他籌錢督修的。他看重實業，實行有利於民族工業發展的經濟政策，1912年到1914年，民族資本發展迅速，新開工廠4000多家。財政方面雖然勉力支撐，但是緩解了財政危機，引入現代化財政金融制度；對外主動開放；重視教育，倡導留學。這些不管是真心還是假意，起碼說明他不光是權鬥高手，而且知道什麼是必須要做的。

和我們最相關的， 1913年，袁世凱批准農曆正月初一為春節，國人放假。誰能想到，春節這個目前中國人最重要的節日，竟然是他正式設定的，距今只不過100多年的歷史。

而在歷史和人性的另一面，袁世凱野心、貪慾和尋求解決困境的陳腐思路，還有基於自身眼界和學識的各種誤判，最終走上稱帝的結局，身敗名裂，很難說不是從一開始就預埋下了結局。

現今有人為袁世凱翻案，再怎麼翻，也無法否認他從一開始，就存了終身做總統甚至稱帝的野望。

袁世凱要統一思想和價值觀，尊孔復古，目的是推演出恢復舊制。1912年，頒布《尊崇倫常文》，要求國民奉行儒家倫常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1913年，頒布《尊崇孔聖文》；1914年，頒布《暫行祭祀冠服制》，恢復漢服式祭服；同年頒布《祭孔令》，開始官方祭祀孔子。在同年的《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意有所指地說：

“民國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國民弱點，遂倡為無秩序之平等，無界說之自由，謬種流傳，人禽莫辨...”

和所有無師自通的獨裁者一樣，他深知控制信息和言論是社會控制的基礎。1914年，袁世凱政府公布《報紙條例》，警察可以用“妨害治安”為由查封報社、逮捕記者；同年3月，公布《治安警察條例》，嚴禁秘密結社和同盟罷工；5月公布《地方保衛團條例》，各縣建立保衛團，清查戶口、搜捕盜匪。

然後從憲政上突破。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法》，規定總統任期十年，可以連選連任，而且還可以指定自己的繼任者，為成為終身總統和子孫世襲掃清了法律障礙。

1914年解散國會，1915年，自導自演“國民代表大會”，在法律和形式的民意上準備妥當。1915年12月9日設立登基大典籌備處；12日，接受帝位，改國號為中華帝國，建元洪憲，史稱“洪憲帝制“，準備1916年元旦登基加冕。

隨後罵聲一片、眾叛親離。稱帝83天之後，袁世凱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很快死於尿毒症。

嚴復說，袁世凱的才具大概是帝制下封疆大吏的水平，缺乏”科哲知識“和”世界眼光“，也就是沒什麼文化，屬於street smart；梁啓超則認為袁世凱沒有正確的價值觀，只以利益為導向，“以為一切人類通性，惟見白刃則戰慄，見黃金則膜拜，吾挾此二物以臨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中國的華盛頓”多好的歷史名聲不要，非要做中國的拿破崙。拿破崙什麼下場，他忘了嗎？

或者，他以為稱帝會解決很多現實的困難，是全國人民翹首以盼的。

我就呵呵。

支持他的人裡面，最真心實意的應該是他的大兒子袁克定了。袁克定積極鼓動袁世凱稱帝，有很純粹和直接的原動力，就是他能當太子，以後得登大位。

一個甚至寫在歷史書裡的傳言是，袁克定為了當太子，炮製了假的《順天時報》來給袁世凱看，說全國都支持袁世凱稱帝。這個傳言有閻錫山等當時名人的說辭，有袁世凱女兒袁靜雪的回憶。

但是可惜，這個故事應該只是以訛傳訛。

因為，《順天時報》雖然是日本人辦的，袁世凱也確實重視日本人的立場，但是他不可能靠看一份公開發行的報紙來獲取日本人的真實想法。他身邊有各種渠道，包括日本顧問、使節，其他列強的態度，也有正式的外交渠道或者私下的秘密渠道，傳遞給他。

他緊鑼密鼓準備稱帝的時候，也瘋狂試探國內外對他稱帝的態度。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國聯合向袁世凱提出警告：

“中國組織帝制，雖外觀似全國無大反對，然根據日政府所得之報告，而詳察中國之實狀，覺此種外觀僅屬皮毛，而非實際。……甚望中華民國大總統聽此忠告，顧念大局。而行此展緩改變國體之良計，以防不幸禍亂之發作，而鞏固遠東之和平。”

1927年，魯迅在文章中寫道：“凡知道一點北京掌故的，該還記得袁世凱做皇帝時候的事罷。要看日報，包圍者連報紙都會特印了給他看，民意全部擁戴，輿論一致贊成。直要待到蔡松坡雲南起義，這才阿呀一聲，連一連吃了二十多個饅頭都自己不知道。”

可以考證的是，當時有其他的報紙，迎合袁世凱的意思，發布各種“輿論一致贊成”的勸進消息，跟順天時報沒什麼關係，袁克定也不需要假造一份報紙來騙他，因為不可能騙得過。民國勢力混雜，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沒有辦法掌控所有的媒體發出一個聲音。所以，袁世凱肯定不只從一份報紙上看到支持或者反對的聲音，但是他依然選擇自己相信的那部分。

明確而且有影響力的支持他稱帝的，是“籌安會六君子“。1915年8月，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聯名發起成立”籌安會“。

這幾個人中，楊度和孫毓筠為主導。嚴復就是你以為的那個嚴復，啟蒙思想家、大翻譯家。他們前後立場也頗反覆。其中的李燮和說是被騙了，後來還協助蔡鍔離京反袁，所以不都是真心支持袁世凱的。

楊度和嚴復，觀其言行，未必只是為了名利二字，想成為從龍之臣，而是從自身的政治理念出發，真心覺得中國需要“定於一“的強人統治，才能結束民國初年的散裝政治局面。

值得說一下的是楊度這個妙人。

楊度18歲中舉，後來跟隨大儒王闓運學習帝王術，然後跟隨梁啓超在時務學堂學習新學，又東渡日本學習各國憲政，與孫文等革命黨訂交，談笑風生。勸進袁世凱，失敗後加入國民黨，又同情共產黨人，晚年加入共產黨。

擱到現在，是個典型的社交NB症。在當時，也可以說是面對時代大局，左衝右突尋找國富民強之道的理想主義者。他的反覆，擱到任何時代那就是三姓家奴，立場極其不堅定。但是，在混亂激盪的大時代，也可以理解為一個有理想的人上下求索救國救民的出路，所以反覆並不代表個人投機，只是時代風雲變幻的註腳。

楊度認為國家穩定才能立憲，然後才能逐步富強，而只有專制才能讓國家穩定。1915年4月，楊度作《君憲救國論》，為君主立憲提供理論支持和輿論準備：

“中國人程度低，共和決不能立憲，只有君主才能立憲。與其共和而專制，不如立憲而行君主。”

“中國如不廢共和，立君主，則強國無望，富國無望，立憲無望，終歸於亡國而已，故以專制之權，行立憲之業，乃聖君英闢建立大功大業之極好機會。”

袁世凱當然需要楊度這種意識形態和宣傳高手，他送楊度一塊匾：“曠代逸才”。

然而，不管是不是袁世凱當政，楊度是真心認為君主立憲比共和要更適合中國，所以他的勸進不算阿附，理念亦可自洽。

連反袁的蔡鍔也為楊度開脫：“湘人楊度，曩倡《君憲救國論》，附袁以行其志，實具苦衷，較之攀附尊榮者，究不可同日語。望政府為國惜才，俾邀寬典。”

楊度晚年的一副自輓聯說：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過去事；醫民救國，繼起自有後來人。”

可見，楊度對於成為國師有執念，另外一方面他認為自己所思所行無論對錯，動機是為國為民。

除了籌安會六君子，積極幫助袁世凱稱帝的還有被稱為“七凶”的梁士詒、朱啟鈐、段芝貴、周自齊、張鎮芳、雷震春、袁乃寬，這兩撥人合起來被稱為“十三太保”。

梁士詒是民國初年“交通系”的首領，號稱“財神”，也就是經濟專家類政客。對於這種有專長的高官來說，其實有無皇帝一點兒都不重要。開始時他也對帝制不感冒，並不支持恢復帝制。但是，掌握着民國財政和交通命脈，他是否站在自己一邊、關乎成敗，所以袁世凱對梁士詒施壓甚重。

相傳梁士詒跟同夥開會討論，說我們贊成帝制是不要臉，不贊成是不要頭，大家選擇一下，是要頭還是要臉。

大家選擇———不要臉。

於是梁士詒等人入伙，組織“全國請願聯合會”，帝制運動聲勢大漲，各地請願團花樣百出勸進，請袁世凱早正大位。

這裡面有意思的地方在於，梁士詒其實並不真心擁護帝制，被迫加入了稱帝的戰車，做起事情來反而比籌安會那些書生更加得力。

一方面，書生或者搞理論和宣傳的，除了鼓與呼之外，看着可惡，可是執行力遠遠比不上做事情的；另一方面，被迫的人反而比主動的人功勞更大，這就是說沒有正確的三觀，只以利害關係做事，能力越大、危害越大。

據說，袁世凱退位的時候，梁士詒還反對，說這樣反覆，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

有了籌安會和全國請願聯合會，就是有了宣傳和組織上的準備，下面就是各個條塊來表態了。

在黑社會社團爭鬥的時候，這樣的行為叫“曬馬”，讓對手看到自己龐大的小弟隊伍從而心生恐懼；在心理學和傳播學上，會讓人產生“從眾效應”，看到大家都支持，即便自己不同意，也不敢出頭。

形勢果然是大好，全國都支持，簡直迫不及待新帝上位。用一句文言文就是：鑼鼓喧天、鞭炮齊鳴、紅旗招展、人山人海啊。

最重要的軍事力量，袁世凱的北洋嫡系和各地方軍閥都歡欣鼓舞。各省督軍在《全國護軍使勸進稱帝文書》上簽名，包括蔡鍔。而且據說蔡鍔曾經當面勸進，可見城府之深，精明如袁世凱都可能在頭腦發昏的情況下被他騙了。

蔡鍔起兵反袁後，袁世凱說：“……蔡鍔等討論國體發生之時，曾糾合在京高級軍官，首先署名，主張君主立憲，。。。。。。反覆之尤，當不至此。”

如梁士詒一樣，並非北洋嫡系的統軍大將比袁世凱的嫡系軍閥更賣力氣。後來在中國叱咤風雲的人物比如閻錫山、張作霖，當時只能算個搖旗吶喊的小弟。

閻錫山當時把父親送到北京作為人質，讓袁世凱放心。

張作霖跟袁世凱說：關以外有異樣，唯作霖一人是問，作霖一身當之；關內若有反對者，作霖願率本部以平內亂。

後來“辮子軍“復辟的張勳等也肆無忌憚炫耀軍事支持。

湯薌銘、陳宧等鎮守一方的大員也有各種表演，這兩個人各有故事，後面會講。

袁世凱當時的憲法顧問，是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院長古德諾，他發表了《共和與君主論》，說中國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

“大多數之人民智識不甚高尚，由專制一變而為共和，此誠太驟之舉動，難望有良好結果，中國將來必因總統繼承問題釀成禍亂。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

外國專家意見是政治現實主義的思路，就是帝制其實可以保持未來人選的確定性，而軍閥遍地的散裝中國，袁世凱之後必然又是搶奪大總統位置，中國又重新混亂，所以帝制其實不錯。

只是無論是外國專家還是本國大師，都從中國民智低下開始論證君主制的合理性，讓我這種心靈是玻璃做的人有些受傷。我們民智，這麼多年了，好像也一直高級不了。

有了這些顯赫的帶頭人，大家看到勢不可擋，或被迫或主動都出來說兩句。

這就類似在微信里給領導說“新年好”的職場規矩：你說了未必能怎麼着，但是你不說，領導肯定記得你。

全國請願聯合會召集了許多請願團，商會、教育、婦女、人力車夫、還有乞丐和妓女都組成了請願團。雖然職業不分貴賤，都是為人民服務，但是難不成皇帝在的時候，這些人的境遇就會好一些？

當時上海有一份《亞細亞日報》，只刊登“全國人民都支持皇帝”的那種報紙，借着有記者發現形似龍蛇的鐘乳石的新聞，開始編發各種新聞和評論，稱石龍就是祥瑞，象徵“中華帝國之大皇帝實順乎人、洽於物、而應乎天”。

這些低級吹捧者歷史上絡繹不絕，總是在血雨腥風的大時局中非要顯露無厘頭的無恥嘴臉。

國內的鬧劇，除了軍地兩方的實力派，其他的也只有增添聲勢的效果，對當時的中國來說，外國的態度至關重要。

外國才不會管中國是不是有個皇帝，他們需要的是一個穩定的中國，不危害其在華利益就可以。所以，他們擔心袁世凱復辟帝制會引發內亂，並不贊成他稱帝；不過“一戰”前夕出於拉攏袁世凱的需要，也不會特別干涉。

日本比較奇葩，當然也和它對中國研究最深入，最虎視眈眈有關。開始日本是反對中國共和的，認為中國應該學習日本的君主立憲。但是後來一邊慫恿袁世凱稱帝，臭名卓著的《二十一條》就是一個條件；另一邊，日本又支持反對稱帝的行動，孫文等為了得到支持，對日本許諾的條件更甚過《二十一條》（這個算是另外的故事了）。

大概就是兩邊攪和，最好中國亂得一塌糊塗，它好進一步控制。

袁世凱雖然被包圍在一片勸進聲中，但是還是能接觸到反對意見的。其中有些聲量還相當大，只能說他邁出最後一步，不是被遮蔽了眼耳，而是選擇性相信自己想看到的信息。

比如，家裡除了到處奔走的狂躁派公子袁克定，還有反對的聲音。

女兒袁靜雪說他們家只有自己反對父親稱帝，家族裡的都想當娘娘、王公大臣，鬧出許多鬧劇。

這話不確。

袁世凱的二兒子袁克文，追求的是文學藝術和名士風流，被稱為民初四公子之一，後來成為青幫大佬。他當時就寫詩勸不要稱帝：“絕憐高處多風雨，莫到瓊樓最高層”。

楊度組織籌安會時，曾派人徵求亦師亦友的梁啓超的意見，梁啓超不僅沒有支持，還寫出《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反對中國回到帝制。

袁世凱要封他的親家黎元洪為“武義親王”，黎元洪很反感，不受。

最讓人意外的，是袁世凱的北洋嫡系大將，例如“北洋三傑“王世珍、段祺瑞和馮國璋，都反對他稱帝。

段祺瑞向來是袁世凱的心腹，袁世凱準備簽署《二十一條》的時候，段祺瑞就帶頭聯合地方督軍公開反對。不過，後來稱帝形勢越來越明確，很多人見風使舵，開始勸進。段祺瑞依然表示堅決擁護共和，後來甚至告病不出了。另一個北洋系元老徐世昌也回家，不摻和了。著名相聲演員馮鞏的曾爺爺馮國璋，當時位高權重，也公開致電北京，勸袁世凱早點退位。

12月15日，在名妓小鳳仙的幫助下逃出北京的蔡鍔，連同唐繼堯等人在雲南發動護國戰爭討袁。曾經花樣表演忠心勸進的各省督軍紛紛響應，宣布獨立，反對帝制，仿佛之前的紛紛勸進不存在一樣。

袁世凱稱帝失敗後，有人說他的鬧劇“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陳湯”。

六君子湯是祛痰中藥，包括“人參、甘草、白茯苓、白朮、陳皮、半夏”，當然指的就是籌安會六君子；“二陳湯”也是祛痰的中藥，這裡代指先是聲淚俱下勸進、後來反對的陝西鎮守使陳樹藩、四川將軍陳宧和湖南將軍湯薌銘這三人。

可見，稱帝讓很多人痰多，想吐。

陳樹藩在陝西與人爭權奪利，對袁世凱稱帝立場多有反覆。

湯薌銘是曾經的革命黨，後來認為孫中山是黑社會大佬而退出，堅守一個新時代人的清白。誰想到，袁世凱開始試探帝制時候，湯薌銘在湖南創辦《民國新報》為之鼓與呼，操縱湖南國民代表全體投票贊成立憲，在各省督軍中帶頭勸進，上躥下跳，稱為袁世凱的紅人。

護國運動後，經過勸說，湯薌銘反戈一擊，宣布湖南獨立，並通電全國：“薌銘雖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國家之大義，但使有另途之悔悟，絕不為萁豆之相煎。如必舉全國而犧牲，唯有以我相見。情誼兩迫，嚴陣上言。”

比他更加令人瞠目的是“二陳湯”中的四川將軍陳宧，他算是北洋嫡系。1915年11月，陳宧去四川前，向袁世凱九叩首，而且爬跪着去聞他的腳，創造性地運用中西醫結合中西合璧的方法表忠心，說：

”大總統如不明歲登極，正位中國，陳宧此去，死都不回……“

然後，在四川和蔡鍔談判停戰，1916年5月宣布四川獨立，親筆“自今日始，四川省與袁氏個人斷絕關係！”

這些人迅速的立場轉換，甚至讓人覺得之前的擁護帝制不過是要把袁世凱放到火爐上烤，這樣可以順理成章趕袁世凱下台，自己獲得再造共和的名望資本，從而勢力和政治上更進一步。

所以，批評和反對你的，未必是你的敵人；讚美和煽動你的，也未必是你的忠狗。

如果袁世凱預見到他稱帝前後的境遇，恐怕不會選擇這條讓他身敗名裂的不歸路。就算他暫時成功了，也只不過是歷史大風中，逆風而行的一棵草，在史書上終究被抹殺了所有功勞和苦勞，一個“竊國大盜”足以讓他很難翻案。從這個意義上，這個買賣並不合算啊。

但是，依然有人前赴後繼想做這件事情。要麼，是他們真心認為有些事情不得不稱帝來做；要麼，“我死後哪怕洪水滔天”？

袁世凱最終選擇稱帝的原因很多，甚至有一種說法，是袁的家族短命，他需要登上大位來逆天改命。他50多歲正值壯年而亡，印證了短命家族的宿命。

也可能他真的認為只有皇帝才能真正統一中國，改變各地不聽指揮的情況。不過他也知道稱帝很危險，雖然早有部署、多方試探，依然猶豫不決。

這可以從他與北洋嫡系的互動裡面看出來。

當時，儘管請願團有各種表演，勸進聲鋪天蓋地，但袁世凱始終沒有表態。

馮國璋和段祺瑞都曾經當面問過袁世凱是不是要做皇帝。袁世凱也說，我現在這個地位，跟皇帝沒什麼兩樣，何必做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這兩個人也都相信。

按照常理，他們都是北洋的大軍頭，如果袁世凱真要稱帝，不會這樣說來欺騙他們，而是應該跟這些人說清楚，獲得他們的支持。這說明要麼是北洋系已經不受控制了，不得不欺騙；要麼，袁世凱其實雖然有想法，但是一直沒有下決心，搖擺不定。

梁啓超在《五十年中國進化概論》中說：“任憑你像堯舜那麼聖賢，像秦始皇、明太祖那麼強暴，像曹操司馬懿那麼狡猾，再要想做中國皇帝，乃永遠沒人答應。”

這話未必就是事實。

在以政績為合法性來源的地方，稱帝並非多麼大逆不道的事情。皇帝未必那麼重要，家天下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只要有足夠制衡，無論什麼都是名頭。相反，沒有皇帝的名，卻可以乾綱獨斷、倒行逆施，那麼共和也只是一個名稱而已。

不過，要終身執政甚至傳之後人，對內要擺平各個勢力，經濟向好，人們有希望；對外要創造一個和平和有尊嚴的國際環境，這樣改制也有成功的可能性。

是你的政績先要配得上這個名位，才有可能成功；不是你巧取豪奪了這個名位，才能產生政績。

袁世凱把順序顛倒了。

王陽明說過：“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何況，我們一直覺得自己心中不是賊，而是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