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强书记，你在会上慷慨激昂地宣称，上海承担了62%的入境航班，那么我想问你几个问题，（我没用您这个尊称而是用了你，那是因为我找不到尊敬你的理由），前几年国外疫情肆虐，直飞北京的航班，转飞上海，在上海隔离后再转飞北京，这个决定是你的指示吧！那么请问，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是上海的人口比北京少？是上海人民的免疫力比北京强？还是上海人民的命比北京贱？或者你自认为你的领导能力，应对能力都胜人一筹？其实都不是，你来上海只是想来镀层金，来洗个澡。你为了讨好中央，铺平自己升官的通道，可以将2千5百万上海人民的安危于不顾！这次香港患者入住华亭也是你同意的吧，问题在于你前几次都侥幸逃过的一劫，这次没有重演！于是，你惊慌失措，你手忙脚乱，你朝令夕改，是你拉垮了上海的经济，是你坑苦了上海人民！而今，上海的老人还在银行排队，上海的快递还堆积在小区门口，上海合围区的民众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面对这一地鸡毛，你竟然宣称上海打赢了这场保卫战！厚颜至此真的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周末重温史，看借古喻今。

ZT 袁世凯知不知道全国都反对他称帝？

发布时间：2022-06-25 18:10|栏目：历史故事

【注：原文已被违规/封删。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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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说答案：他不知道。

不仅不知道，他还以为赞成他称帝的很多。当然普通百姓赞成和反对都无所谓，只要实力派赞成就够了。显然他认为实力派都赞成，所以自己算得上众望所归，甚至有点勉为其难的意思。

也不是全国都反对，确实有真心支持的，比如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比如一生反覆的名人杨度等。

袁世凯肯定知道很多人反对他，他只是没想到称帝会这么遭人恨。

于是，他一头扎进了这个对他凝视已久的深渊。

袁世凯从大清重臣，摇身一变成为民国首位大总统，算是实至名归。放眼当时，对于无论是革命党、旧势力还是外国势力，袁世凯都是最可以接受，也最适合领导中国的强力人物。

1912年3月，袁世凯当选民国临时大总统。1913年10月，袁世凯当选为首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袁的权术和能力，如果放在正道上，那么对中国、对他自己都会是历史的正面肯定。时人对他，有做“中国的华盛顿”的期待。

中国人自己修建的第一条铁路京张铁路，就是他筹钱督修的。他看重实业，实行有利于民族工业发展的经济政策，1912年到1914年，民族资本发展迅速，新开工厂4000多家。财政方面虽然勉力支撑，但是缓解了财政危机，引入现代化财政金融制度；对外主动开放；重视教育，倡导留学。这些不管是真心还是假意，起码说明他不光是权斗高手，而且知道什么是必须要做的。

和我们最相关的， 1913年，袁世凯批准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国人放假。谁能想到，春节这个目前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竟然是他正式设定的，距今只不过100多年的历史。

而在历史和人性的另一面，袁世凯野心、贪欲和寻求解决困境的陈腐思路，还有基于自身眼界和学识的各种误判，最终走上称帝的结局，身败名裂，很难说不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了结局。

现今有人为袁世凯翻案，再怎么翻，也无法否认他从一开始，就存了终身做总统甚至称帝的野望。

袁世凯要统一思想和价值观，尊孔复古，目的是推演出恢复旧制。1912年，颁布《尊崇伦常文》，要求国民奉行儒家伦常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1913年，颁布《尊崇孔圣文》；1914年，颁布《暂行祭祀冠服制》，恢复汉服式祭服；同年颁布《祭孔令》，开始官方祭祀孔子。在同年的《箴規世道人心告令》中，意有所指地说：

“民国初年，一二桀黠之徒，利用国民弱点，遂倡为无秩序之平等，无界说之自由，谬种流传，人禽莫辨...”

和所有无师自通的独裁者一样，他深知控制信息和言论是社会控制的基础。1914年，袁世凯政府公布《报纸条例》，警察可以用“妨害治安”为由查封报社、逮捕记者；同年3月，公布《治安警察条例》，严禁秘密结社和同盟罢工；5月公布《地方保卫团条例》，各县建立保卫团，清查户口、搜捕盗匪。

然后从宪政上突破。1914年12月29日，公布《修正法》，规定总统任期十年，可以连选连任，而且还可以指定自己的继任者，为成为终身总统和子孙世袭扫清了法律障碍。

1914年解散国会，1915年，自导自演“国民代表大会”，在法律和形式的民意上准备妥当。1915年12月9日设立登基大典筹备处；12日，接受帝位，改国号为中华帝国，建元洪宪，史称“洪宪帝制“，准备1916年元旦登基加冕。

随后骂声一片、众叛亲离。称帝83天之后，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很快死于尿毒症。

严复说，袁世凯的才具大概是帝制下封疆大吏的水平，缺乏”科哲知识“和”世界眼光“，也就是没什么文化，属于street smart；梁启超则认为袁世凯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只以利益为导向，“以为一切人类通性，惟见白刃则战栗，见黄金则膜拜，吾挟此二物以临天下，夫何其不得者？”

“中国的华盛顿”多好的历史名声不要，非要做中国的拿破仑。拿破仑什么下场，他忘了吗？

或者，他以为称帝会解决很多现实的困难，是全国人民翘首以盼的。

我就呵呵。

支持他的人里面，最真心实意的应该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了。袁克定积极鼓动袁世凯称帝，有很纯粹和直接的原动力，就是他能当太子，以后得登大位。

一个甚至写在历史书里的传言是，袁克定为了当太子，炮制了假的《顺天时报》来给袁世凯看，说全国都支持袁世凯称帝。这个传言有阎锡山等当时名人的说辞，有袁世凯女儿袁静雪的回忆。

但是可惜，这个故事应该只是以讹传讹。

因为，《顺天时报》虽然是日本人办的，袁世凯也确实重视日本人的立场，但是他不可能靠看一份公开发行的报纸来获取日本人的真实想法。他身边有各种渠道，包括日本顾问、使节，其他列强的态度，也有正式的外交渠道或者私下的秘密渠道，传递给他。

他紧锣密鼓准备称帝的时候，也疯狂试探国内外对他称帝的态度。1915年10月28日，日、英、俄三国联合向袁世凯提出警告：

“中国组织帝制，虽外观似全国无大反对，然根据日政府所得之报告，而详察中国之实状，觉此种外观仅属皮毛，而非实际。……甚望中华民国大总统听此忠告，顾念大局。而行此展缓改变国体之良计，以防不幸祸乱之发作，而巩固远东之和平。”

1927年，鲁迅在文章中写道：“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连吃了二十多个馒头都自己不知道。”

可以考证的是，当时有其他的报纸，迎合袁世凯的意思，发布各种“舆论一致赞成”的劝进消息，跟顺天时报没什么关系，袁克定也不需要假造一份报纸来骗他，因为不可能骗得过。民国势力混杂，中央政府控制力薄弱，没有办法掌控所有的媒体发出一个声音。所以，袁世凯肯定不只从一份报纸上看到支持或者反对的声音，但是他依然选择自己相信的那部分。

明确而且有影响力的支持他称帝的，是“筹安会六君子“。1915年8月，杨度、孙毓筠、严复、刘师培、李燮和、胡瑛联名发起成立”筹安会“。

这几个人中，杨度和孙毓筠为主导。严复就是你以为的那个严复，启蒙思想家、大翻译家。他们前后立场也颇反复。其中的李燮和说是被骗了，后来还协助蔡锷离京反袁，所以不都是真心支持袁世凯的。

杨度和严复，观其言行，未必只是为了名利二字，想成为从龙之臣，而是从自身的政治理念出发，真心觉得中国需要“定于一“的强人统治，才能结束民国初年的散装政治局面。

值得说一下的是杨度这个妙人。

杨度18岁中举，后来跟随大儒王闿运学习帝王术，然后跟随梁启超在时务学堂学习新学，又东渡日本学习各国宪政，与孙文等革命党订交，谈笑风生。劝进袁世凯，失败后加入国民党，又同情共产党人，晚年加入共产党。

搁到现在，是个典型的社交NB症。在当时，也可以说是面对时代大局，左冲右突寻找国富民强之道的理想主义者。他的反覆，搁到任何时代那就是三姓家奴，立场极其不坚定。但是，在混乱激荡的大时代，也可以理解为一个有理想的人上下求索救国救民的出路，所以反覆并不代表个人投机，只是时代风云变幻的注脚。

杨度认为国家稳定才能立宪，然后才能逐步富强，而只有专制才能让国家稳定。1915年4月，杨度作《君宪救国论》，为君主立宪提供理论支持和舆论准备：

“中国人程度低，共和决不能立宪，只有君主才能立宪。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行君主。”

“中国如不废共和，立君主，则强国无望，富国无望，立宪无望，终归于亡国而已，故以专制之权，行立宪之业，乃圣君英辟建立大功大业之极好机会。”

袁世凯当然需要杨度这种意识形态和宣传高手，他送杨度一块匾：“旷代逸才”。

然而，不管是不是袁世凯当政，杨度是真心认为君主立宪比共和要更适合中国，所以他的劝进不算阿附，理念亦可自洽。

连反袁的蔡锷也为杨度开脱：“湘人杨度，曩倡《君宪救国论》，附袁以行其志，实具苦衷，较之攀附尊荣者，究不可同日语。望政府为国惜才，俾邀宽典。”

杨度晚年的一副自挽联说：

“帝道真知，如今都成过去事；医民救国，继起自有后来人。”

可见，杨度对于成为国师有执念，另外一方面他认为自己所思所行无论对错，动机是为国为民。

除了筹安会六君子，积极帮助袁世凯称帝的还有被称为“七凶”的梁士诒、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这两拨人合起来被称为“十三太保”。

梁士诒是民国初年“交通系”的首领，号称“财神”，也就是经济专家类政客。对于这种有专长的高官来说，其实有无皇帝一点儿都不重要。开始时他也对帝制不感冒，并不支持恢复帝制。但是，掌握着民国财政和交通命脉，他是否站在自己一边、关乎成败，所以袁世凯对梁士诒施压甚重。

相传梁士诒跟同伙开会讨论，说我们赞成帝制是不要脸，不赞成是不要头，大家选择一下，是要头还是要脸。

大家选择———不要脸。

于是梁士诒等人入伙，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帝制运动声势大涨，各地请愿团花样百出劝进，请袁世凯早正大位。

这里面有意思的地方在于，梁士诒其实并不真心拥护帝制，被迫加入了称帝的战车，做起事情来反而比筹安会那些书生更加得力。

一方面，书生或者搞理论和宣传的，除了鼓与呼之外，看着可恶，可是执行力远远比不上做事情的；另一方面，被迫的人反而比主动的人功劳更大，这就是说没有正确的三观，只以利害关系做事，能力越大、危害越大。

据说，袁世凯退位的时候，梁士诒还反对，说这样反复，人心散了，队伍就不好带了。

有了筹安会和全国请愿联合会，就是有了宣传和组织上的准备，下面就是各个条块来表态了。

在黑社会社团争斗的时候，这样的行为叫“晒马”，让对手看到自己庞大的小弟队伍从而心生恐惧；在心理学和传播学上，会让人产生“从众效应”，看到大家都支持，即便自己不同意，也不敢出头。

形势果然是大好，全国都支持，简直迫不及待新帝上位。用一句文言文就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啊。

最重要的军事力量，袁世凯的北洋嫡系和各地方军阀都欢欣鼓舞。各省督军在《全国护军使劝进称帝文书》上签名，包括蔡锷。而且据说蔡锷曾经当面劝进，可见城府之深，精明如袁世凯都可能在头脑发昏的情况下被他骗了。

蔡锷起兵反袁后，袁世凯说：“……蔡锷等讨论国体发生之时，曾纠合在京高级军官，首先署名，主张君主立宪，。。。。。。反复之尤，当不至此。”

如梁士诒一样，并非北洋嫡系的统军大将比袁世凯的嫡系军阀更卖力气。后来在中国叱咤风云的人物比如阎锡山、张作霖，当时只能算个摇旗呐喊的小弟。

阎锡山当时把父亲送到北京作为人质，让袁世凯放心。

张作霖跟袁世凯说：关以外有异样，唯作霖一人是问，作霖一身当之；关内若有反对者，作霖愿率本部以平内乱。

后来“辫子军“复辟的张勋等也肆无忌惮炫耀军事支持。

汤芗铭、陈宧等镇守一方的大员也有各种表演，这两个人各有故事，后面会讲。

袁世凯当时的宪法顾问，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古德诺，他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说中国用君主制比共和制更好：

“大多数之人民智识不甚高尚，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结果，中国将来必因总统继承问题酿成祸乱。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此殆无可疑者也。”

外国专家意见是政治现实主义的思路，就是帝制其实可以保持未来人选的确定性，而军阀遍地的散装中国，袁世凯之后必然又是抢夺大总统位置，中国又重新混乱，所以帝制其实不错。

只是无论是外国专家还是本国大师，都从中国民智低下开始论证君主制的合理性，让我这种心灵是玻璃做的人有些受伤。我们民智，这么多年了，好像也一直高级不了。

有了这些显赫的带头人，大家看到势不可挡，或被迫或主动都出来说两句。

这就类似在微信里给领导说“新年好”的职场规矩：你说了未必能怎么着，但是你不说，领导肯定记得你。

全国请愿联合会召集了许多请愿团，商会、教育、妇女、人力车夫、还有乞丐和妓女都组成了请愿团。虽然职业不分贵贱，都是为人民服务，但是难不成皇帝在的时候，这些人的境遇就会好一些？

当时上海有一份《亚细亚日报》，只刊登“全国人民都支持皇帝”的那种报纸，借着有记者发现形似龙蛇的钟乳石的新闻，开始编发各种新闻和评论，称石龙就是祥瑞，象征“中华帝国之大皇帝实顺乎人、洽于物、而应乎天”。

这些低级吹捧者历史上络绎不绝，总是在血雨腥风的大时局中非要显露无厘头的无耻嘴脸。

国内的闹剧，除了军地两方的实力派，其他的也只有增添声势的效果，对当时的中国来说，外国的态度至关重要。

外国才不会管中国是不是有个皇帝，他们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中国，不危害其在华利益就可以。所以，他们担心袁世凯复辟帝制会引发内乱，并不赞成他称帝；不过“一战”前夕出于拉拢袁世凯的需要，也不会特别干涉。

日本比较奇葩，当然也和它对中国研究最深入，最虎视眈眈有关。开始日本是反对中国共和的，认为中国应该学习日本的君主立宪。但是后来一边怂恿袁世凯称帝，臭名卓著的《二十一条》就是一个条件；另一边，日本又支持反对称帝的行动，孙文等为了得到支持，对日本许诺的条件更甚过《二十一条》（这个算是另外的故事了）。

大概就是两边搅和，最好中国乱得一塌糊涂，它好进一步控制。

袁世凯虽然被包围在一片劝进声中，但是还是能接触到反对意见的。其中有些声量还相当大，只能说他迈出最后一步，不是被遮蔽了眼耳，而是选择性相信自己想看到的信息。

比如，家里除了到处奔走的狂躁派公子袁克定，还有反对的声音。

女儿袁静雪说他们家只有自己反对父亲称帝，家族里的都想当娘娘、王公大臣，闹出许多闹剧。

这话不确。

袁世凯的二儿子袁克文，追求的是文学艺术和名士风流，被称为民初四公子之一，后来成为青帮大佬。他当时就写诗劝不要称帝：“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高层”。

杨度组织筹安会时，曾派人征求亦师亦友的梁启超的意见，梁启超不仅没有支持，还写出《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反对中国回到帝制。

袁世凯要封他的亲家黎元洪为“武义亲王”，黎元洪很反感，不受。

最让人意外的，是袁世凯的北洋嫡系大将，例如“北洋三杰“王世珍、段祺瑞和冯国璋，都反对他称帝。

段祺瑞向来是袁世凯的心腹，袁世凯准备签署《二十一条》的时候，段祺瑞就带头联合地方督军公开反对。不过，后来称帝形势越来越明确，很多人见风使舵，开始劝进。段祺瑞依然表示坚决拥护共和，后来甚至告病不出了。另一个北洋系元老徐世昌也回家，不掺和了。著名相声演员冯巩的曾爷爷冯国璋，当时位高权重，也公开致电北京，劝袁世凯早点退位。

12月15日，在名妓小凤仙的帮助下逃出北京的蔡锷，连同唐继尧等人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讨袁。曾经花样表演忠心劝进的各省督军纷纷响应，宣布独立，反对帝制，仿佛之前的纷纷劝进不存在一样。

袁世凯称帝失败后，有人说他的闹剧“起病六君子，送命二陈汤”。

六君子汤是祛痰中药，包括“人参、甘草、白茯苓、白术、陈皮、半夏”，当然指的就是筹安会六君子；“二陈汤”也是祛痰的中药，这里代指先是声泪俱下劝进、后来反对的陕西镇守使陈树藩、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这三人。

可见，称帝让很多人痰多，想吐。

陈树藩在陕西与人争权夺利，对袁世凯称帝立场多有反复。

汤芗铭是曾经的革命党，后来认为孙中山是黑社会大佬而退出，坚守一个新时代人的清白。谁想到，袁世凯开始试探帝制时候，汤芗铭在湖南创办《民国新报》为之鼓与呼，操纵湖南国民代表全体投票赞成立宪，在各省督军中带头劝进，上蹿下跳，称为袁世凯的红人。

护国运动后，经过劝说，汤芗铭反戈一击，宣布湖南独立，并通电全国：“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绝不为萁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

比他更加令人瞠目的是“二陈汤”中的四川将军陈宧，他算是北洋嫡系。1915年11月，陈宧去四川前，向袁世凯九叩首，而且爬跪着去闻他的脚，创造性地运用中西医结合中西合璧的方法表忠心，说：

”大总统如不明岁登极，正位中国，陈宧此去，死都不回……“

然后，在四川和蔡锷谈判停战，1916年5月宣布四川独立，亲笔“自今日始，四川省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

这些人迅速的立场转换，甚至让人觉得之前的拥护帝制不过是要把袁世凯放到火炉上烤，这样可以顺理成章赶袁世凯下台，自己获得再造共和的名望资本，从而势力和政治上更进一步。

所以，批评和反对你的，未必是你的敌人；赞美和煽动你的，也未必是你的忠狗。

如果袁世凯预见到他称帝前后的境遇，恐怕不会选择这条让他身败名裂的不归路。就算他暂时成功了，也只不过是历史大风中，逆风而行的一棵草，在史书上终究被抹杀了所有功劳和苦劳，一个“窃国大盗”足以让他很难翻案。从这个意义上，这个买卖并不合算啊。

但是，依然有人前赴后继想做这件事情。要么，是他们真心认为有些事情不得不称帝来做；要么，“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

袁世凯最终选择称帝的原因很多，甚至有一种说法，是袁的家族短命，他需要登上大位来逆天改命。他50多岁正值壮年而亡，印证了短命家族的宿命。

也可能他真的认为只有皇帝才能真正统一中国，改变各地不听指挥的情况。不过他也知道称帝很危险，虽然早有部署、多方试探，依然犹豫不决。

这可以从他与北洋嫡系的互动里面看出来。

当时，尽管请愿团有各种表演，劝进声铺天盖地，但袁世凯始终没有表态。

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曾经当面问过袁世凯是不是要做皇帝。袁世凯也说，我现在这个地位，跟皇帝没什么两样，何必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这两个人也都相信。

按照常理，他们都是北洋的大军头，如果袁世凯真要称帝，不会这样说来欺骗他们，而是应该跟这些人说清楚，获得他们的支持。这说明要么是北洋系已经不受控制了，不得不欺骗；要么，袁世凯其实虽然有想法，但是一直没有下决心，摇摆不定。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说：“任凭你像尧舜那么圣贤，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人答应。”

这话未必就是事实。

在以政绩为合法性来源的地方，称帝并非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皇帝未必那么重要，家天下也不是不可以接受，只要有足够制衡，无论什么都是名头。相反，没有皇帝的名，却可以乾纲独断、倒行逆施，那么共和也只是一个名称而已。

不过，要终身执政甚至传之后人，对内要摆平各个势力，经济向好，人们有希望；对外要创造一个和平和有尊严的国际环境，这样改制也有成功的可能性。

是你的政绩先要配得上这个名位，才有可能成功；不是你巧取豪夺了这个名位，才能产生政绩。

袁世凯把顺序颠倒了。

王阳明说过：“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

何况，我们一直觉得自己心中不是贼，而是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