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1981年，是我大学的最后一个学年，需要选择专业，进行专业学习。主要在专业老师的指导下，做一个专题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结果，写出毕业论文。

当时我选择胶体化学作为我的专业。

胶体化学是物理化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研究当物质的颗粒小到肉眼看不见时的特殊性质，最重要的性质就是比表面积大。物质的表面与物质的内部具有不同的特点，比如水面的水分子，受到的引力来自下面和侧面的水分子，但上面没有水分子，有空气分子，但空气分子很稀薄，对水面的水分子的吸引力远远小于水体里的水分子的吸引力。为什么我们看见水珠，就是表面的水分子被里面的水分子拉住而形成的，专业术语叫表面张力。具有这样特性的物质很多，比如牛奶，豆浆，液体农药，墨水，浆糊，甚至雾霾等都是。

胶体化学的核心就是表面化学，所以有时候叫表面化学。它在冶金、石油、轻纺、橡胶、塑料、食品、材料，农业，军事等领域都用广泛的用途，甚至电影胶片都与胶体化学有关。这是我当时选择胶体化学的主要原因。

中国过去没有胶体化学专业，北大是中国第一所有胶体化学专业的大学，是原北大著名化学教授傅鹰先生创建的。后来其他一些高校的胶体化学专业都是由傅鹰先生的学生创建的，可以说傅鹰先生是中国胶体化学之父。

傅鹰先生，祖籍福建，1902年生于北京，1922年赴美留学，1928年在密执根大学获得化学博士学位（表面及胶体化学），时年26岁。1929年回国，先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5年再次赴美与原来的导师，著名表面化学专家F.E. Bartell做研究，取得突破性进展。美国公司高薪邀请他，但他毅然与1950年回国，先后任清华，北大教授。1954年起，他一直担任北大教授。1979年9月，傅先生去世，《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他去世的消息，说明傅先生在中国科技界的泰斗级地位。当时我们已经入校一年多，但因为傅先生早就病重住院，所以我们未能亲眼见过傅先生。只知道他是北大化学系七个文革前的学部委员中名气最大的一位，他的去世是化学系的一大损失。

因为傅先生的名望，他到北大后，胶体化学专业迅速成为北大化学系最热门的专业，只有成绩非常好的才有可能成为傅先生的学生。

据吴老师的介绍，傅先生的课很深，考试也极难，考70多分经常就是最高分，能得60分就很庆幸了。他的严格让学生必须拼尽全力学，当然收获也就特别大。

化学实验室常常会发生试剂（溶液或固体）瓶的标签掉了，成了未知试剂。一般情况下，要么丢掉，要么做分析鉴定来确定是什么。丢掉可惜，做分析费时费力。傅先生放一点在舌头上，马上说出化学成分，据说正确率极高。

化学试剂大多有毒，有些会有剧毒，比如氰化物，几毫克就会致死。北大化学系管理规范，剧毒试剂有专人保管，需要时要写申请，专人专项，用量都是有限制的，用不完的要送回，所以剧毒试剂长期放在普通实验室里，没有标签的可能性几近于0，但很难保证没有疏忽大意的事发生。即使没有剧毒试剂，普通试剂大部分或多或少也会有些毒性，傅先生的勇气让人佩服。第二，靠舌头测出试剂的成分，绝对是举世无双的功夫。

我选胶体化学时，傅先生已经去世，北大胶体化学在傅先生退休后就走下坡路了，当时已经成了冷门专业。

我的指导教师是吴佩强老师，当年43岁，上海人，不太高，胖胖的，很爽朗，说话大声。胶体化学在靠北大西门的化学南楼，吴老师有一间自己的实验室，我是她当时唯一做毕业论文的学生。胶化另外一位老师马季铭，是吴老师当年的同班同学，也是我的论文指导教师。我的毕业论文是他和吴老师一起商量决定的，吴老师具体指导，马老师基本上没有管。

他们让我做的研究课题是“γ-Fe2O3的表面润湿性与其悬浮液的稳定性”，就是氧化铁的粉末在各种溶剂里的悬浮性，悬浮溶液就是一种胶体溶液，它可以悬浮，越均匀越稳定，同时与溶剂有关。所以让我来试氧化铁粉末在不同溶剂里的稳定性。吴老师说，这是录音磁带表面涂层的材料，这方面日本领先。实验包括，把氧化铁粉末溶液用超声波搅均，放置几天，然后进行滴定分析。滴定是分析化学的主要方法，但我做的滴定是用氯仿做溶剂，氯仿是有一定毒性的溶剂，同时有一定的挥发性，它的蒸汽也是有毒的。当时北大通风厨不普及，我的滴定没有在通风厨进行，现在这是不可想象的。

胶化老师人不多，大概 十个人左右，关系都很好。马老师与吴老师因为是同学，看得出关系很好。第一次见到马老师时，让我们大吃一惊，因为长得很像周总理（周恩来），神态气质都像，是个大帅哥，脾气也好，专业上是北大胶化的顶梁柱。后来知道他夫人时，又让我们大吃一惊，主要是长相，气质太不相配。马夫人长相顶多算一般，在有些人眼里可能一般都算不上，年级比马老师大几岁，显得老。脾气急躁，说话像吵架。

我有次问吴老师：“怎么他们是一对？”吴老师笑笑说：“你也感到奇怪？”，我点点头。后来从吴老师告诉我，马老师的夫人是湖北人，比马老师大几岁，是胶化的实验员，就是说不是大学毕业。当年因为喜欢马老师，主动追求，要死要活的，马老师可能被感动，或摆脱不掉？最后和她结婚了。马老师修养好，脾气好，他们的婚姻也一直维持下来了。

吴老师与马老师因为是同学，但当我们知道背着我们，吴老师称马老师“马儿”，马老师称吴老师“小胖”时，我们还是有点吃惊，想笑却不敢笑。

有一天，我正在做实验。马老师突然走进来，问我：“小胖呢？”，见我一脸惊诧，马上改口：“吴老师呢？”。我才敢回答：“不在”。

吴老师不止一次在我面前提到马老师时，脱口而出“马儿“，而不是“马老师”。

有时候我就纳闷：他们俩这么好，怎么没有成为夫妻？

后来在吴老师的指导下，我将做的实验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我的毕业论文，顺利过关。

我毕业后，晚几届的一个叫迟震寰的学生接着做了一些实验，马老师，吴老师把我们的实验数据整理分析后，以《γ-Fe2O3的表面润湿性与其悬浮液的稳定性》为题发在《应用化学》1986年04期上。马老师是第一作者，吴老师第二，迟同学第三，我第四。吴老师专门寄了一份期刊给我，我当时已经在长沙工作四年了。

毕业以后一直再没有联系过他们。2003年冬，留校同学刘锋来美，我们一些同学聚会。我托她回北大后，代向吴老师问好。

最近我得到了吴老师的电话，给她打了电话。

电话那边吴老师声音仍旧洪亮，思路清晰，尤其听力好。她说她已经85岁了，早已退休，还记得我。她说现在走路有些晕，所以不出去了，但其他都还好，仍然可以看书。我觉得她走路眩晕可能是小脑萎缩造成的，但大脑还很活跃。问起马老师，说离她住的地方三站，不算远。马老师84了，身体比她好，可以出去走动。她说马夫人早已去世，说马夫人身体一直不好，血压高。我想可能是马夫人性子急躁造成的。

我对她说，很对不起，毕业40年了，没有看望过你，连电话都未曾打过。吴老师说：你托刘锋问候过我。我自己都忘记了，她竟然记得。

吴老师说，她常常与马老师通电话。这两人真是一生的朋友，到老了还保持着紧密联系。我想：他们打电话时，是不是仍然称“小胖”，“马儿”？肯定是的。

写于2022年6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