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入户消杀”

桃花潭李白 思维前沿 2022-05-12 05:58

一、

这两天，某地不少社区，在强制消杀。

头几批被拉去方舱的市民，这几天陆续解除隔离。这些人，有些是阳性被拉走，有些是全程阴性。但无论阴阳，家里都得消杀一遍。说是这样做才彻底安全。

这件事，很荒谬，也很可怕。

先说荒谬。

在空了半个月的房子里，喷几十斤消毒液，杀的是普通人的安全感，不是病毒。

根据现有的全世界科学界对新冠病毒的研究，病毒暴露在空气或物体表面，超过72小时，就基本没什么毒性和传染性了。新冠病毒，主要就是人与人之间飞沫口鼻传播。病毒物传人的证据，极其缺乏。这些都是科学常识。现在，人都给拉到方舱隔离14天了，人身上的病毒都死了，从阳性都转阴了，停留在人体以外的病毒，还能活吗，还能传染人吗？

即使要物传人，即使人在那样的环境里，人通过接触阳性物体表面，从而感染病毒的概率，也不到十万分之一。

入户消杀，不是某地首创。是全国各地都有。为何会有这样一道程序？它的存在理由和逻辑，是不是可以拿出来讨论一下？

是不是经得起普通人追问一句，这消杀，是杀病毒的尸体，还是一种流于形式的姿态，亦或者是一种看不见的利益？ 

二、

强制入户消杀，是一件踩底线的事。

杀的不好，很容易拉胯普通人的安全感。

网上有个段子。说看着被消毒液浸泡的家，瞬间就会断了买房子的念想。如果拿毕生血汗钱买的房子，别人想进来就进来，想消杀就消杀，那这个房子就不叫房子，叫韭菜盒子。

所谓消杀，其实就是往空气中、物体表面喷洒各种消毒液。这些消毒液，无论是耳熟能详的84、季铵盐，还是次氯酸、过氧化氢，不管哪一种，都有很强的腐蚀性。被喷过的衣物、家具、电子产品，多半都是要报废了。

我们普通人的安全感，很大程度上都建立在自己居住的房子，一手置办的家具、一个衣柜，一墙的书和唱片，一只猫一条狗一个盆栽。如果这些，可以被外力肆意暴力毁去，如果那扇被称为家门的门，可以随时被人以一个理由撬开，普通人，还有什么最后的安全感可言？

阳性隔离、密接隔离、去方舱、居家不得外出，这些都可以接受。不会让人惶惶不安。哪怕方舱的条件极其简陋。但我们这些普通人，实在接受不了没有阳性证明就被拉走，半夜家里被撬门、强制要求交出钥匙，一屋子东西泡在消毒液里。这让人限于深深的恐惧，是安全感的极大丧失，也是精神世界的一种崩塌。会让人想，这样都可以，那还有什么不可以。这些都会失去，那还有什么不会失去。我还有什么，是我掌控的，是被保护的？ 

个人的人身自由与财产权不受侵犯，是我国宪法的基本条款。那是每个人安全感的基石。任何人，任何组织，不能随意动这个基石。不能以防疫的名义，突破这根红线。任何地方政府，不能以防疫消杀为名，未经个人允许和授权，随意处置、破坏、侵害个人私产。

这是防疫的底线。也是每个普通人的底线。

三、 

时至今日，我们讨论防疫问题，早已不是争辩共存策略还是动态清零。

是如何在合法合规前提下，各地基层政府和组织如何辩证的，不扭曲不加码的，践行中央关于动态清零的一系列政策，最大限度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最大程度的保障民生、控制疫情。 

疫情到今天，全国此起彼伏的打地鼠。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里，都有做核酸、查健康码、戴口罩，以及“受疫情影响”。其实，我们早已经不害怕自己突然阳性，或密接被隔离。我们怕的是半夜莫名被拉走，不走断水断电，甚至阴性也要被拉走。隔离没什么，但我们不想去没厕所没基础保障的隔离点。我们害怕未成年的孩子、身体不好的父母，被单独拉去隔离，还没个医疗保障。我们害怕家人有个急诊，120不来，去了医院也被拒诊。我们害怕好端端一个家，苦心经营的家，一夜之间浸泡在消毒液里，害怕自己隔离而宠物被无害化处理.....我们在害怕朝不保夕，随时被洪水打翻在浪里。

而这些恐惧，本可以避免。

恶之所以盛行，是因为无条件的服从

先知书店 时代的稻草人 2022-04-29 11:00

托克维尔说，权力无论如何产生，归多少人掌控，只要不受制约，就必然作恶。激进革命很少带来自由，却时常带来新的专制。历史上，不受制约的权力造成的历史灾难不胜枚举，纳粹德国、苏俄、红色高棉，等等。 

然而，这只是恶的一面，甚至说不是最可怖的，因为对这一问题的警觉以及预防之道，早已有之。更重要的问题是，极权之恶之所以横行，是因为有另一种不容易被察觉、也不容易被追责的恶为它提供了沃土，它就是“平庸之恶”——对自己思想的消除，对命令的无条件服从，对个人价值的判断权利选择放弃。

▌无思考的平庸之恶，往往造成惨重的人道灾难

平庸之恶是如何产生的？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没有上帝，一切都被允许：在西方，当科学理性，取代了人对上帝的信仰后，人的意义感、道德判断，便只能寄生于现实，因而极易被丑恶的现实俘获，成为体制的顺从者、制定游戏规则者的帮凶。 

比如二战时期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疯狂迫害，就是平庸之恶的最好注脚： 

——当战争结束后，面对屠杀了几百万犹太人的罪行，在审判席上，纳粹士兵们竟然丝毫意识不到自己的罪恶，他们认为自己很好地服从了长官的命令，而这是军人的天职；高级军官甚至因为高效地执行了希特勒的命令，而感到荣耀。 

纳粹分子既遵守军人的“职业伦理”，也重视道德与荣誉，但却在大规模屠杀犹太人时毫无罪恶感可言，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徐贲在《经典之外的阅读》一书中说，极权之所以能产生，并造成大屠杀这样的人道灾难，是因为它营造了一种新的社会规范，并重新定义了道德：只要是为了种族利益，杀人也能成为一种“道德义务”。 

如此一来，邪恶的行为，便被包装在了平凡寻常、平庸无奇、司空见惯的动机之下，而绝大多数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很容易地就接受和适应了这个新法则，结果导致了前所未有的道德灾难。 

——跟风从众、顺从体制、不愿思考，这是导致平庸之恶的三大特征。 

然而，“平庸之恶”却并非专属于某个时代、某个区域。近来的俄乌战争，新冠病毒传播，人们多抱有侥幸心理，漠视亲历者的遭遇。结果，它只能让人更胆寒，让人失去对正道的信心。因此，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一再上演。

总之，无思考者不单是纵容权力的帮凶，更是群体冷漠的始作俑者。当社会的丑恶之事大行其道时，如果我们仅把责任归咎为权力的作恶者，而不是为我们的漠视买单，这样是否还合适？

毫无疑问，无知者缺乏理智、无独立思考以及无寻找真相的意愿，都只能加剧愚蠢在社会的蔓延，一些无知者甚至为愚蠢高唱赞歌，最后承担代价的却是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