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3月1日，第112场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算起，上海这一轮新冠疫情，已经持续了近两个月。与两年前一样，医生护士们最先遭遇了病毒，并接二连三感染，这加重了医护的紧缺。

　　不同的是，余下的医护群体，忙碌程度大相径庭：急诊科忙得滴水不进，一个人顶一个外科；轮岗休息的医生抽调去社区，一天做上千份核酸检测；肿瘤科大夫几乎没有门诊病人了；而平时做手术的医生，正在方舱里闲得看论文。

　　至于普通患者，如果顺利走出小区，仍要面对城市交通阻断、多个科室关门的难题。

　　1、顶住一个急诊室的医生

　　38岁的外科医生谢青，刚刚结束一周急诊室轮岗。在急诊时，因为舍不得浪费防护服，她24 小时里只去4次厕所，至少撑满4个小时才换一次防护服，把吃饭、上厕所、更换防护用品三件事全做完。

　　防护服不透气，让工作变得格外笨拙。谢青一位同事穿着防护服上手术台，结束后体重掉了1kg，全是出汗掉的水分。

　　急诊室里只有一位外科医生。谢青在浦西一家三甲医院工作，封城期间，这家医院把医生分成四人一组，在一周里，每日1人值守急诊24小时，3人轮替，门诊8小时则由同1人值守。

　　医生少，患者多，周转慢，是封控时期上海急诊的共同困局。在浦东的仁济医院，患者从急诊室外花坛，睡到急诊室大厅的地上，急诊室里都是病人和家属的呼叫，所有医护一遍又一遍说：“快、快、快！”在浦西的新华医院，急诊大楼前临时搭建的缓冲病房里，拥满了老人，医生就在人群中施行气管切开术，进行人工通气，“就像战地医院”，一位患者说。

　　三月以来，上海医院里的医护持续减少，留下的都在高强度运转。

　　其他医护去哪了？

　　最直接的原因，是因被感染，或因密接而被隔离。

　　三月中旬，谢青所在的医院因为内科接诊到阳性感染者，全院停诊48小时。类似的是静安区的另一家三甲医院，因麻醉科一位医生感染，全部手术室关停——这位医生曾在医院洗澡，该医院认为所有在男浴室洗澡的医生都是密接。

　　这样的停诊模式很快被证明不可持续，因为被感染的医护越来越多。

　　一位医生告诉我们，他所在的一家上海超级三甲医院，从三月中下旬开始出现院内感染，一个科室接一个科室，以至于最后因为没有健康的护士，不得不关闭了血透室。这家超级三甲医院每天有近半患者都来自外地，一旦停诊，这些千里迢迢来到上海最后一站的患者，就无处可去，“但是我们医院从来不对外报院感，也坚持不停诊。”

　　基层的社区医院受到的冲击更大。虹口区一家社区医院，曾一度派出八支核酸采样队，后来只剩下三支采样队，其余包括领队在内的医护，全都感染了。在闵行区，封城前，在疫情较早爆发的颛桥镇、马桥镇，一家社区医院承担了大量的采样任务，“有人发烧了还在继续采，带病工作，最后就是采样队团灭。”这家社区医院的医生告诉我们。

　　被感染的医护甚至重新在方舱里汇合，在浦西的一所方舱里，一家区中心医院的员工不断被送进舱，从保洁阿姨、保安队长，到财务科、院办员工，再到医生、护士，甚至是科室主任。在舱内的人够多，他们就地组建了舱内医疗中心。

　　在医院内部，原本一旦遭遇阳性感染者就启动的“开诊—感染—停诊”模式，不得不被“单科室暂停—消杀—继续开诊“替代。否则病人将没有医院可去。

　　四月，谢青所在医院的一位手术医生检测出阳性后——他曾有感冒发烧的症状，但核酸一度呈阴——医院仅仅是消杀了医生所科室与手术室，隔离了一同工作的护士，就继续开诊。“不可能再按照三月的标准了，要么医院低速运转都运转不起来。”谢青说。

　　第二个医护减少的原因，是居住小区封锁，医护们出不来。

　　这一问题在封城第三周被改善，进入四月中旬后，即使医护所居住的楼宇有阳性感染者，医护也可以凭区防控指挥部的红头文件离开小区去上班。医生们总结：“除非是本人阳了，或是因为密接被带走了，否则是个活人就要出来。”

　　第三个原因，是专科医生们去做核酸采样，或支援方舱了。

　　谢青刚结束急诊轮转，就被派去社区做核酸采样。采访当天，她刚从早上6点采到下午3点。她采了三天核酸，每天交出近千份核酸样本，胳膊和大拇指累得发酸，试剂瓶盖都拧不开。而她一位同事，一天爬了33层楼，走了一万多步，测了130份。这位同事遇到了许多心情不好的居民，或是直接关门拒测，或是拿着消毒壶对他一通喷。而一位第九人民医院的牙科医生则在朋友圈宣布，在穿着防护服，戴着三层N95口罩爬楼测核酸之后，他放弃了攀登珠峰梦想。

　　一位武汉金银潭医院（这是武汉疫情的暴风眼）的医护在朋友圈给上海朋友留言说：“医务工作者每天疲于奔命，到处灭火，专业荒废。十二年寒窗，平均八年甚至更长更持续的专业学习，会让人怀疑是否值得。”

　　这样大规模的非战斗性减员，导致封城期间医护资源极度缺乏。特殊时期，一些新的管理模式开始被执行。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模式，是“气泡”管理模式——把医院不同功能区域，切割成“气泡”，每个气泡用最少的人数，七天一轮换低速运行。这是近一年，国内的医院、高校以及体育赛事常用的防控模式。

　　你可以把一家医院想象成一串气泡的组合：急诊、发热门诊、门诊、影像科、不同科室的病房、被腾挪为缓冲病房的几层楼，都属于不同气泡。按照管理规定，每个气泡之间必须施行的闭环管理，不可串联。

　　事实上，气泡相当脆弱。任何因为就诊需求，穿梭在门诊、急诊和影像科之间的患者，都可能成为戳破气泡尖针。但单一气泡的破裂，不会影响其他气泡的运转。

　　发热门诊是风险最高的气泡。在四月的上海，发热门诊接诊一旦接到阳性感染者，要立刻展开至少三小时的消杀，再接诊，以此循环。

　　“有时候暂停频率很高。患者不巧碰到消杀，就要换到另一架医院。但他也不知道哪家医院的发热门诊是开着的，只能不停地问，不停地试。”谢青说。她接诊过一位乳腺炎患者，是从40公里外开车过来的——乳腺炎会导致高烧，患者必须通过发热门诊就诊。但患者家附近的发热门诊正在消杀，她只能打了一路电话，直到找到谢青的医院。

　　在封城第四周，新的援助即将到来。

　　4月24日，上海一所医学院开始动员医学生，参与核酸采样的工作。此前由于医学生一直被封控在学校中，许多医院科室都缺少助手。如若能够让医学实习生重回病房，将会大幅减少住院医生的工作量。

　　四月的最后一周，上海红房子妇产科医院、上海市眼科医院、新华医院等医院相继宣布开放专家门诊。谢青的医院也即将开放专家门诊，“一人看一周门诊，再也顶不住了。”谢青说。

　　2、在方舱看论文的医生

　　自从进入方舱，外科医生孙放每天都不太忙。

　　他的科研颇有进展，值夜班的12小时里，他大部分时间在看论文。到了4月中下旬，他所在的方舱连着几日多出院，少收治，空出了一百多张床位。前一晚他值夜班，一个病人都没收到。

　　41岁的孙放平时压力极大，他每周日程固定：两天手术到晚上八九点，两天手术到下午五六点，一天看门诊，双休日来医院查房。但凡有点时间，他都在搞科研。上个月被封在小区的两天，是他几年来唯一碰到的双休日。

　　“现在就是全员一线。我实话讲，组织有需要，我肯定来。但你说我是不是自愿来的，我肯定不是自愿去报名的。”孙放说，“我们专科到封城前就剩我一个——其他都被封在小区了。我离开，我们组就开不了刀。但主任给我打电话问我要不要主动一点，都这样说了，我就成了我们科出来的。”

　　进舱后，孙放能做的事情不多。溜达一圈，发发中药，开开常用药，给患者做做心理疏导。虽说送来方舱的患者多是无症状，但只要开口问了，百分之六十的患者都会说自己有咳嗽发烧，头痛流鼻涕。孙放会给他们开泰诺和连花清瘟，多睡觉、多喝热水，都能好。

　　写病历也比平日简单，很多医院里必须写、但在方舱无所谓的内容，都从病历模板里删掉了，就剩需要勾选的选项——核酸阳性几天，疫苗打了几针，再简单写两句有无症状。入舱几天后，孙放收一个病人的速度很快从三五分钟提升到三十秒一个。

　　孙放曾经是个“共存派”，但进了方舱，他有时觉得还是清零的好。在方舱里，人们会自然围在防护服上写着““医生”的人身边，焦急地描述自己的症状，提出开药需求。“平时大家就是但凡有一点症状，都要往三甲跑。新冠要是完全社会面共存，真的不行。”他认为若是完全放开，大量市民们会因为对新冠恐惧而涌入医院，引起医疗资源的挤兑和院感。

　　更多的事情在新冠之外。慢性病患者们在方舱里十分脆弱，他们随时有断药风险，孙放和同事们就得想尽办法去找药。开舱至今，这个方舱的后备药房里，光哮喘药就囤了三种，医护们还曾经买到过一种市面上急缺的靶向药。他们甚至给久躺腰疼的人准备了伤筋动骨贴。

　　最紧张的是老年患者的突发情况。尽管根据国家卫建委的规定，方舱只收治生活自理能力的60岁以下的，并且无急性发作的基础病和精神疾病的无症状感染者和轻型病例。但在上海的实际运转中，多数方舱都接收了老年患者。

　　在孙放的方舱，有位老太太在跳广场舞时突然倒地，血压脉搏都测不出，幸好有医生及时抢救。孙放也曾遇到过心衰患者，腿部肿胀，难以躺下。“这在医院是要进监护室的，居然在我们这里放了一天多，很凶险的。”孙放最怕的是脑梗患者，幸好没遇上。他发现，只要方舱收的病人足够多，休克、心衰、精神病病患，甚至刑满释放犯人的组合，都能遇到。

　　方舱总在后半夜收病人。一说是白天要做统计和通知的工作，轮上转运只能晚上，二说是白天许多救护车呼啦啦全城跑，影响不好。

　　“半夜转运就很劳民伤财，把大家搞得都很累。”孙放说。“现在封城了，都大巴车拉人，不存在影响好不好了吧。”

　　疫情防控时期，半夜转病人并不罕见。但在2020年武汉疫情时，半夜转运病人这件事，就受到了许多医生的反对。“晚上医护不够，患者状态也不好，很容易救治不到位。”一位曾经援鄂的上海医生说。

　　孙放觉得最辛苦的是护士，流传的世博方舱那个晕倒后被被感染者抱起来的大白，就是一名护士。收病人、测核酸、发饭、收拾床铺、送病人出舱，这都是方舱护士的工作内容。由于保洁人员不够，很多时候护士还需要清理垃圾。毫不夸张地说，除了扫厕所，护士把所有的事都做了。

　　最开始，这个方舱的护士依照国家卫建委的规定，6小时一轮班。后来她们累得吃不消——三级防护会让体能消耗翻倍——便改成4小时一班。然而，班次变多后，每个班次的人数也相应减少，每班护士要完成的工作量更大了。

　　孙放的同事一直在变化。最初进驻的医疗队，先被拆了二分之一的人手去开辟新方舱，而后又被拆了二分之一去开辟另一个新方舱。好在，这剩下的四分之一医护等到了外地医疗队的支援。

　　4月下旬，孙放也开始变忙了：他所在的方舱要改造成新冠定点医院，空出的那一百多张将用于接收重症或伴有基础病的新冠患者。

　　媒体报道，上海目前有市级8家和每区2家的阳性感染者收治定点医院。这一数字并不足以面对上海日增过万的感染者和超过两万名的现有确诊患者。上海已经将至少三处方舱改造交付为定点医院，其中有抢救室、危重症患者床位，重症患者床位，还会设置包括心血管、脑血管、肿瘤、重症治疗等病区，目标能开展切阑尾炎等简单的外科手术。

　　作为一名医生，孙方和同事们对此感到困惑：“为什么要用体育馆改定点医院？补液补液没有，氧气氧气也没有，检查检查也没有，就算改造社区医院也比体育馆好吧。”

　　但医生们的困惑并不能改变现状。接到命令的那个中午，孙放和同事们开始调试呼吸机。

　　3、在门诊室开药的医生

　　医生王兴的微信里收藏了一些固定话术，比如：

　　“我只能帮忙咨询医院有没有这个药，不是卖药的，更不是跑腿的，能不能开取的问题还要自己咨询一下志愿者。”

　　“我们医院的门诊要求是48小时内核酸就可以进来。可以挂相应的科室，实在不行就挂胸外科普通门诊。”

　　“那我真的没办法，我只是个普通的医生，可能之前你加的时候没有注意看，我帮不上太多的，见谅。”

　　“这并非本专业，所以我这块没法给出什么专业的建议，建议还是就诊[抱拳]”

　　王兴34岁，在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工作，他在胸外科，专攻领域是胸部肿瘤。封城第三周，他在朋友圈里说，自己正在门诊值班，上海有需要配药的朋友，私信他药名，他可以帮忙开药。

　　微信当天就被加爆了，好友申请最高峰每秒弹出两个，他的微信被立刻锁住，找客服申诉后，才终于解封。

　　在平时，慢性病和肿瘤患者，能从医院开出一个月的药量，当封城进入第三周，患者手上的药都不太够了。王兴在门诊值班，决定线上帮患者们开药。

　　靶向药、内科药、呼吸道用药、止疼药、抗生素，患者要啥他开啥。王兴遇到一位志愿者，来医院开了七十多种药，包揽了整个小区的需求。他经常能收到转发来的，老人拍的用药照片，他愿意冒点风险去开药：“在这个特殊时期，规则只是一个底线，在底线之上，需要很多普通人做一些超出职责范围的事情，才能把一些原本简单的事情完成。”

　　王兴的本职工作倒是不忙，胸外科的急诊人数不多，往日常见的刀扎等外伤少了，偶尔会有碰撞造成的肋骨骨折。更多患者是来胸外科开药、拆线和化疗。

　　其中化疗的流程被大大拉长了。医院人手紧缺，医生们重新评估患者的化疗需求，术前化疗和晚期化疗尽可能不推迟超过一周。如果是第一次化疗（无法判断副作用程度）或者是获益不高的辅助性化疗，都会建议推迟。

　　安排一场化疗格外难，一个胸外科大夫，需要安排患者在住院前48小时内测好核酸，联系好肿瘤科医生开药，联系好急诊做静脉穿刺，安排患者穿越“门诊”和“急诊”这两个气泡，再沟通好缓冲病房和住院部，同意收入患者化疗。而这在平时，胸科大夫只需要开好单，患者完全能够靠自己走完流程。现在，主治医生要至少发出去上百条微信去协调沟通。打通流程后，医生还要告知患者这些新环节一步一步怎么走。

　　4 月 1 日，浦西封控的第一天，是市一胸外科最后一次集中办理出院。那天浦西的交通停运，科室里两位医生，开了一天的私家车，一趟一趟把患者送回家，或是送到火车站。

　　只有重病患者还留在病房。一位老人术后肺功能越来越差，医生们判断快不行了，找医务处反复沟通，希望允许患者女儿来送最后一程。

　　眼下，各大医院的病房都在缩减家属陪护。尤其在四月，绝大部分家属进入病房的要求都被拒绝。

　　医务处最终同意，要求女儿连续三日核酸阴性后，再进入病房陪护父亲。

　　“医生不是救世主，听不到远处的哭声，但是医生真的会不断帮助自己的患者。”王兴说，“这是我们能做到的一个极限了。”

　　4、一个患者

　　4月16日，凌晨5点，女孩琪琪先是肚子疼，再是腰疼。是一种钻心的绞痛，止痛药没作用，她感觉自己要疼死在家里了。

　　她不知道这是什么病，著名的华山医院就在3公里外，她和男友发现，过不去，封城时期，上海没有车。

　　找居委会，没人接电话。

　　找110，回复华山医院不属于辖区医院。

　　找120，回复说前面还排着300多人，都很急，请理解。

　　找门口的警车，警察说不行，有任务在身，不能移动。

　　男友求说，女孩快疼死了，只需要送三公里。

　　警察又说，有任务在身，不能移动。

　　后来男友留意，半个多小时内，警车一直停着，无事发生。

　　最终是拦到了一个外卖小哥，谈好价格50块。溜出没上锁的小区后门，琪琪坐上了电瓶车，男友骑车跟在跟后面。清晨风很凉，车又晃，琪琪把早饭全吐了出来。小哥给了她一件雨衣，一瓶水，告诉她自己会骑慢一点。

　　雨衣一定是加绒的，琪琪猜想，她穿上后暖和了很多。

　　到了医院，“注意身体，早日康复。”小哥没收钱就走了。

　　那天华山医院的急诊大厅人流稀落，琪琪蜷缩着蹲在地上，后面排了一位大哥，嘴巴一直流血，鼻子里塞着的卫生纸也在滴血，大哥大嗓门问护士能不能提前看病，护士说，往后排，前面都是急事。

　　琪琪压根没看到这个大哥，她疼得什么都记不得了。这种疼比痛经还要疼10倍，她坐着、躺着、蹲着，都疼得钻心。

　　医生诊断琪琪是肾结石，这种病发作时，强烈的绞痛感如同刀割，但好在没有生命危险。封城时期，碎石室没开，只能挂止痛药和生理盐水的吊针。

　　另一个医嘱是多喝水，以自然排出结石。封城时期，医院里买不到水，琪琪喝光了外卖小哥送的水，男友拿着空瓶，一次一次去灌净化水。到了中午，没有地方买饭，男友出去走了一小时，零星开着的店铺都只卖保供，不零售，他只买到200块钱的橘子和梨。最后是一位病人家属老爷爷，把家属没喝的一碗粥，送给了两个年轻人。

　　从医院回家时，男友又去找了警察，被拒绝了三次。

　　第一台警车说，我们在这里没有任务。

　　第二台警车说，患者回家不归自己管。

　　男友中途去求一辆街道转运车，对方说：就算挨得近，也不能送，因为不是一个街道。你再去找警察，把自己描述得惨一些。

　　第四次求助警察，无论怎么说，警察都不管，男友死心了。

　　两个人最后骑车回的家，止痛药生效了，琪琪虚弱，骑得很慢，但她同时有一种自由的兴奋，她贪婪地看着街道，一切新鲜又熟悉。她从复旦硕士毕业，留在上海的金融业，她已经两年没关注新冠病毒了，以为生活总归是有序、可控，并最终走向开放。在2022 年这个春天，她为自己过往的冷漠感到懊悔。

　　琪琪后来一直没等到120排队的回复，她读到看到外卖小哥住桥洞的新闻，发现有的桥洞就在家旁边。想到雨衣和那瓶水，琪琪心里很难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