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这一生要做无数个大大小小的选择，这些选择看似微不足道，却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一个人的人生轨迹。有些选择会让一个人从低谷走向人生巅峰，有些选择却会让一个人抱憾终身，从此活在后悔和遗憾中。

1937年7月中旬，贺子珍作出了一个选择：离开延安，离开毛主席，到苏联治病、求学。这个选择，断送了她和毛主席长达10年的夫妻情分，让她在漫长的岁月长河中，只能和孤单作伴。

1947年贺子珍回国，提起当年的决定，她不止一次地说：“我好悔！”，只可惜，时光不会倒流。

朱旦华是毛主席的弟弟毛泽民的遗孀，早在延安时期就和贺子珍相识。贺子珍回国后，两个人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贺敏学是贺子珍的哥哥。贺子珍心里的那份懊悔，对毛主席的那份深情，贺敏学和朱旦华可能是最了解实情的人......

贺子珍向朱旦华袒露心声
1958年，贺子珍到南昌疗养，向江西省委提出想在南昌常住。因为这里是她的故乡，她对这里的一切是那么热爱，那么熟悉。而且朱旦华和现任丈夫方志纯也生活在这里，这一切使贺子珍感到非常亲切。

方志纯时任江西省委书记，得知贺子珍的请求后，立刻组织相关领导开会讨论。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要尽一切可能保障革命老同志的生活。于是，江西方面同意了贺子珍的请求。

方志纯为贺子珍安排了一栋二层楼房的小院，地址在南昌三纬路20号。这里环境清幽，住户少，院子中有几棵梧桐树，郁郁葱葱，既赏心悦目，又能把庭院包裹得严严实实，避免人打扰。贺子珍一眼就看中了这座院子，在三纬路20号安顿了下来。

为方便贺子珍静养，江西省委还配备了服务员、炊事员、秘书等工作人员。她的行踪和身份一律对外保密，身边的人称呼她为“姨妈”，这个称呼一直延续到贺子珍去世。


贺子珍的小院离朱旦华家只有10分钟的路程，两家人常常相互串门。贺子珍经常到朱旦华家做客，两个人谈论革命时期的往事，不亦乐乎。

有趣的是，警卫员给贺子珍倒的茶，她从来不喝。到吃饭的时间，朱旦华和方志纯邀请她留下来一起吃。贺子珍也总是摇摇头，表示她吃过了。

贺子珍的这份拘谨，朱旦华看在眼里，却完全由着她的性子。作为朋友，她亲眼目睹了贺子珍这些年，由哈尔滨辗转到天津，再由天津辗转到上海，又由上海辗转到江西，像漂泊无依的浮萍，过着寂寞孤单的生活。朱旦华心里只有心疼，只想给她更多的理解和关心。

有一次，两个人聊起“这辈子最后悔的事情”，贺子珍神情忧伤，仿佛一下子被拽回到几十年前。她望着窗外的梧桐树，动情地说道：

主席在延安接见一些外国记者，有男的，有女的。我是一个农村出来的女子，哪里见过男女一起长谈，握手，碰杯的场面。有一次，主席与一个外国女记者碰杯。我火气一上来，上去就把那个酒杯打掉了。事后，主席要我写检查，我就是不写。我说‘我走，我去苏联，我又不靠你。’开始主席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没有理我。后来见我收拾包袱动真格了，便来劝我。这时，我已经下了决心，不管他怎么劝，我是四头牛也拉不回来了。

聊着聊着，贺子珍想起了30多年前的种种......尤其是1937年夏天发生的一切。

那是1937年，贺子珍跟随毛主席到达延安，到了延安她发现自己的文化水平跟不上，这让她有很深的思想包袱。

毛主席和贺子珍都是性子急的人。但毛主席风趣幽默，能和广大年轻人、知识分子打成一片，受到延安年轻人们空前的尊敬和爱戴。

男青年、男知识分子喜欢和毛主席侃侃而谈，贺子珍是欢迎的；女青年、女知识分子和毛主席交流的时间一长，贺子珍就会“闹”。哪怕中央领导们的夫人出面劝阻，告诉贺子珍这是工作，再正常不过，她也听不进去，和毛主席的隔阂越来越深。

1937年夏天，一名外国记者千里迢迢来到延安采访毛主席，畅谈中国革命道路。席间，毛主席给对方敬了一杯酒，双方碰杯畅饮。贺子珍看在眼里，心里很不痛快，一把夺过酒杯，大闹了一番，场面十分尴尬。

毛主席给足了贺子珍面子，没有当场发火，回到家，苦口婆心地提醒贺子珍，她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组织纪律，需要做出深刻的检讨。

可是贺子珍接受不了，一心认为毛主席嫌弃自己没有文化，说什么都不肯承认错误，还撂下狠话：要离开延安，到苏联治病、学习，绝对不让毛主席小瞧了自己。

和朱旦华聊到这里，贺子珍脸上浮现出一丝酸涩的笑容，又自责地说：“我是乡下人，没有见过世面。”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造成贺子珍内心的不平衡，让她和毛主席产生隔阂，一气之下远走苏联，从此她的悲剧人生拉开了帷幕。

在那次谈话中，贺子珍还对朱旦华提起毛主席的“三次挽留”，哪怕已经过去了20年，她的语气中还是满满的自责。

要到苏联，需要先到延安，从西安坐车到兰州，再坐车到迪化，在新疆办出境签证到苏联。贺子珍到达延安后，毛主席托人带去口信，让她不要一意孤行，取消去苏联的计划。

毛主席的每一字、每一句都是希望夫妻之间能够互相谅解，消除嫌隙，重新来过。可惜，贺子珍还是固执己见，坚持要到苏联。

1937年11月25日，贺子珍到达兰州，毛主席又发来电报，请她不要去苏联，返回延安。贺子珍心意已决，没有理会。

1937年12月25日，贺子珍乘坐苏联飞机从兰州到达迪化，当天下午又继续飞往莫斯科，到达苏联已经是12月底。

贺子珍到达苏联后，毛主席亲自写了一封信，信写在毛主席用过的手帕上，信中说：“我们难道就此分手了？”贺子珍让人捎回一封诀别信：“就此分手。”

贺子珍的决绝，彻底断送了她和毛主席长达十年的夫妻情分。从此夫妻二人桥归桥，路归路。可谁能想到，到达苏联没多久，贺子珍就后悔了，可惜这时候，已经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贺子珍在苏联待了整整十年，其中的辛酸和艰难只有她自己知道。后来每次提起在苏联的时光，她就忍不住泪流满面，难过地说：“我不想再回忆这些。”

1947年贺子珍回国，她想要开始新生活，可一直忘不掉毛主席，还曾对战友说：“我想见一见毛主席，说句话，握个手就行。”可是她的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朱旦华明白贺子珍心里的懊悔，以及她对毛主席的深情厚谊。可是作为旁观者，她只能尽可能地安慰她，不让她陷入悲伤的情绪中。

有一天，江西省有关部门筹办了一场工业展览，朱旦华邀请贺子珍一同参观。二人乘车来到展览地点，进大门时，看到门口摆着一座毛主席立像。

看到立像的那一刻，贺子珍便愣住了，脚似有千斤重，再也不肯向前走，只顾静静地看着，没过一会儿就泪流满面。

朱旦华看着这一幕，心里由衷地难过，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劝说，只能在心里责怪自己：“应该先来看一下，就不会让她触景伤情了。”

眼看展览就快开始了，朱旦华不得不说：“子珍，我们进去看展览。”贺子珍还是不肯进去，说：“不。我就在这里看。”说完，还是呆呆地看着立像，过了好半天，才自言自语地说：“我好悔！”

朱旦华也忍不住流下眼泪，只好陪着贺子珍呆在原地。那天回去的路上，两个人什么话都没有说，心里却好像有千斤重......

贺子珍向毛主席表达深藏多年的歉意：都是我不好
毛主席曾说：“贺子珍跟了我这么多年，受了很多苦，但她是对我最好的一个女人。”贺子珍当年的诀别信，毛主席一直保留在他的铁箱子里。

毛主席每次南巡路过南昌，都会住在省委招待所1号楼，与贺子珍的家三纬路22号只有几百米的距离，可是，两个人没有机会见面。

1949年，阎长林带着李敏去看望贺子珍，交谈中，贺子珍聊起和毛主席的往事，感慨万千。回京后，阎长林把贺子珍说的话一五一十地告诉毛主席，毛主席说：“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

1953年，毛主席和贺子珍的哥哥贺敏学长谈，让贺敏学劝贺子珍再婚，贺敏学为难地说：“子珍妹妹曾经讲过，她一生只爱一个人，不会再婚了。你是知道的她的性格的，她决定了的事情不容易改变。”

毛主席听完后，重重地叹了口气。毛主席一直记挂着贺子珍，虽然不再是夫妻，但作为昔日的同志、战友，他希望贺子珍能够迎接新生活。

1959年夏天的一天，贺子珍接到省委通知，由朱旦华和杨尚奎的夫人水静陪她上庐山度假。贺子珍没有意料之中的那么高兴，她过惯了勤俭节约的日子，不喜欢铺张浪费，更不愿意花公家的钱，第一时间拒绝了组织上的安排。

后来，在水静和朱旦华的极力劝说下，贺子珍同意和她们一起上庐山。在庐山的第一个夜晚，是朱旦华陪着贺子珍度过的。

第二天，朱旦华和水静陪贺子珍游览庐山的各个景点。看着眼前的高峰、瀑布、幽谷、溪流，贺子珍神清气爽。那一天，贺子珍的心情格外轻松，高兴了一整天。

到了晚上，朱旦华对贺子珍说：“我们去会见一个人。”贺子珍满脸疑惑，问道：“谁？”朱旦华卖了个关子，说：“见了你就知道了。”贺子珍没想到晚上还有安排，心里直打鼓，又充满期待。

没过多久，轿车便来接贺子珍等人。车辆在庐山上缓缓行驶，最后在一处别墅的庭院停了下来，朱旦华扶着贺子珍下车。而此时，一位警卫员早早就在门口等候，看见贺子珍后，立刻迎过来搀扶着。

警卫员和水静一左一右扶着贺子珍迈上宽大厚实的木楼梯，缓缓登上二楼，走到一间大厅里，只见毛主席坐在大厅的沙发上。

毛主席见到贺子珍，立刻站起身，笑着和她打招呼，请她坐下。然后对水静说：“谢谢你，你可以走了。”

这时候，卫士封耀松端来两杯水，放在毛主席和贺子珍面前。毛主席对他说：“这里没你的事了，你也走吧。”就这样，屋子里只剩下毛主席和贺子珍。

他们面对面坐在两把藤椅上，中间只隔着一张茶几。这短短的距离，两个人整整走了22年。

那一刻，贺子珍仿佛在做一场梦。她怎么都想不到，有一天还能见到毛主席，还能和他说说话、聊聊天。贺子珍心里抑制不住的激动，只顾着流眼泪，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毛主席见状，温和地说：“我们见面了，你不说话，光哭，以后见不到了，又想说。”他很关心贺子珍的生活，问道：“你这几年生活得怎么样？身体都好吧？”

听到毛主席体贴的问候，贺子珍的情绪平静了许多，她上上下下打量着毛主席，关切地说：“我好多了，你的身体倒大不如前了。”毛主席说：“66岁啦，老了，忙呀，比过去打仗还忙！”

接着，毛主席询问贺子珍在苏联的情况，贺子珍一五一十的作出回答。毛主席不住地叹了口气，说：“你当初为什么一定要走呢？你到了兰州，我打电报给谢觉哉，请他劝你回头，可你就是不回头。”

说这句话时，毛主席表情哀伤。贺子珍的眼泪又忍不住留下来，哽咽得说：“都是我不好，我那时太不懂事了。”说完，两个人沉默了好久。

一个多小时后，毛主席站起来说：“时间不早了，我们明天再见面，再谈谈。”可是第二天，毛主席忙于公事，很早就下山了。贺子珍只好跟着朱旦华返回南昌。

贺子珍和毛主席只交谈了一个多小时，即便是相对无语，那也是他们十年间，一同南征北战，出生入死的默契呀。

贺子珍年轻时性格强硬、倔强，有自己的主意，一旦作出决定，四头牛都拉不回来。而几十年后，她卸下了往日的锋芒，对毛主席说：“都是我不好。”这五个字，字字恳切，道尽了她内心的懊悔。可惜一切都不可能从头来过......

自那次庐山之行后，贺子珍就喜欢上了庐山，1960、1962、1966年她都曾上庐山静养了很长一段时间，这是因为在这里，她感觉离毛主席近了一步。

可谁能知道，这一次匆匆一见，竟是永诀......

贺子珍的晚年生活
在外孙孔继宁的印象中，外婆贺子珍常常坐在院子里，抽着烟，望着远处。贺子珍回国后，毛主席的每一次问候，甚至每一次物品的馈赠，都让她没办法平静下来，心头无法平静的思绪，让她常常陷入哀伤之中。

后来，贺子珍自己承认，她每次对着毛主席的肖像，一坐就是半天、一天，很久都不愿意说一句话。

1976年毛主席逝世，贺子珍想见毛主席最后一面，去北京参加追悼会，却没能成行。从那以后，贺子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瞻仰毛主席遗容，看一看曾经与她生死相依、风雨同舟的人。

1979年6月，中央同意贺子珍的请求，允许她参观毛主席纪念堂。9月3日，中央派专机把贺子珍接到北京，住在解放军总医院。

出发去纪念堂之前，大家都纷纷叮嘱贺子珍：“姨妈，到了毛主席纪念堂，不能发出任何响动，更不能大声哭，这是纪律！姨妈，你一定要答应哦，不能哭，要听组织上的安排！我们就在您的身边。”贺子珍点点头，作为党的老同志，她是最遵守纪律、最听话的人。

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贺子珍一行人从解放军总医院出发。一路上，她紧紧地握着早就准备好的手绢。

到了人民大会堂，贺子珍坐着轮椅，从纪念堂北门进入。女儿李敏和女婿孔令华代替她献上一个心形花圈，缎带上写着：永远继承您的革命遗志，战友贺子珍率女儿李敏、女婿孔令华敬献。

花圈的形状、缎带上的字，都是一家人共同参谋，贺子珍做最后决定的。心的形状，代表贺子珍和女儿一家对毛主席深深的思念和眷恋。

随后，贺子珍来到毛主席汉白玉像前。这时候，著名摄影师吕香友给贺子珍和汉白玉像合影，这算是贺子珍和毛主席最后一张“合照”。

照相完毕，众人来到瞻仰厅。这时候，升降机缓缓升起，贺子珍终于见到了毛主席的遗容。距离上一次庐山相见，过去了整整20年。

出发前，贺子珍在心里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看看毛主席的遗容，不能哭。可是，曾经的革命伴侣，曾经的战友、同志静静地躺在这里，看不到她的身影，听不出她心底的哀悼。贺子珍的泪水不听使唤，还是不由自主地流下来。她只能一边细看，一边用手帕擦拭眼泪。

整个瞻仰过程只有10分钟，期间，贺子珍没有说一句话。离开纪念堂后，贺子珍坐上轿车，她的目光还一直朝毛主席纪念堂的方向深深凝望，她是不是想说：“我走了，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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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子珍上车后，凝望毛主席纪念堂

回家后，贺子珍对外孙女孔东梅说：“外公只是睡着了。他不是神，他是人，他也需要睡觉。”也许在贺子珍心里，毛主席一直没有离开过，他的音容笑貌一直被她永远铭记......

后来，外孙女孔东梅回忆说：“外婆当时70多岁，人世间少有的情感，在那一刻迸发出来，她没有嚎啕大哭，但她的心里，我相信是非常复杂的。”

1984年，贺子珍病逝于上海，享年75岁。她的一生极富传奇色彩，也有着刻骨的孤单与寂寞。在人生的后半程中，贺子珍一直生活在遗憾和悔恨当中。

她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也是一位勇敢的母亲，更是值得尊敬的革命老前辈。如果没有那次毅然决然地“出走”，她的人生是不是会有另一番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