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代表民主，还是代表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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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肯定是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这次还是要挑战主流，谈一下深层的问题。现在很多中国人，尤其是海外华人群体，长期受美国媒体和国民党的舆论引导，加上邓小平搞的改开实际上也就是变相复辟国民党，因此，一提到毛泽东，很多人内心深处的第一反应就是暴君，大独裁者，为所欲为的现代皇帝。有些人甚至会把毛泽东跟希特勒相提并论，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就是搞法西斯，是迫害人民，等等等等。

那么，面对这些谬之千里的想法，我自己也经常感到很无奈。因为冰冻三尺绝非一日之寒。从邓搞改开，拉拢官僚群体和资产阶级一起拥抱美国，到如今，已经超过四十年了。这么长时间，受到控制的国内外各种媒体，长期宣扬的历史叙事，价值判断，已经影响了几代人，这就很难扭转。

但如果我们仔细解读毛泽东的思考，在理论上进行深入分析，就会发现毛泽东的很多想法其实是超凡脱俗的，有非常深刻的见地，而且极富远见。下面举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第一个例子，就是到底怎么理解民主？美国的民主，很多人也都很清楚，它的核心理念是程序正义。也就是说，美国通过宪法展开一套政治规范，然后通过选民的定期投票，更换各级的主要领导人，议员，这样不断实现精英更替，调整以往的政策路线，各派势力形成妥协，实现和平共处，共同繁荣。

那么，这种民主模式到底好不好？从美国的运行情况来看，总体上还是不错的。但这种民主模式仍然存在问题，主要有两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在世界其他国家，这套民主模式真正运行的很顺手的国家，并不多，仍然是少数。多数国家，比如墨西哥，拉美国家，非洲国家，虽然形式上也采用类似的宪法框架和选举制度，但实际上又并不稳定，甚至会产生严重的副作用。

另一个问题，即使从美国本身来看，在历史上，美国的民主制度也曾引发内部的严重分化，导致不可调和的局面，最终爆发了美国内战。而近年来，美国内部的两极化形态再次难以调和，以特朗普和拜登的选举纠纷为代表，这就再次表现出了不可调和的趋势，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那么，毛泽东对美国的民主是什么看法？应该说，毛泽东其实是非常了解美国的，一个因素，是中共当初本来就着重搞国际统一战线，像斯诺，寒春，也包括白求恩，这些人都是毛泽东一手确立的国际主义代表人物，在这个漫长的过程里，毛泽东不可能缺乏对美国的了解。另一个因素，甚至从毛泽东早期的思想来看，在他的青年时代，就已经对西方的宪政民主理论非常了解。毛泽东在给《湘江评论》写稿的阶段，实际上是个联邦主义者，当时他认为如果要建立一个新中国，首先得建立一个新湖南，只有在这个“湖南国家”的基础上，各省立宪，民主选举，根据联省自治的模式搞联邦制，作为一个国家的全新中国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从这个表述方式来看，毛泽东显然也早就熟悉美国宪法的组织模式，他实际上是精通西方的宪法理论，对民主选举的问题非常了解。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就有个问题：既然毛泽东早就了解美国的民主模式，后来他为什么不按美国的这一套来搞？尤其是，毛泽东为什么最终又放弃了青年时代的“联省自治”模式？并没有采用联邦制的设想？

这个问题，首先就必然会涉及到马克思基于阶级斗争的无产阶级民主理论，跟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理论的对立和差异。如果简单地概括，马克思的理论认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形式始终还是无法解决阶级斗争问题。至于阶级斗争，最典型的形态，也就是经济上的两极分化，一部分人越来越富，一部分人越来越穷，那么随着媒体舆论逐渐地被富人控制，权力自然也被富人掌控。在这种状态下，阶级分化必然会引发越来越激烈的阶级斗争，而资产阶级的选举模式，宪法框架，市场交换，以及一人一票，它并不能真的约束资产阶级不断膨胀的权力。这时，资产阶级之间的权力制衡必然是失效的，因为无产阶级根本无法约束资产阶级。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实际上认为，资产阶级的选举，所谓民主模式，必然也是无效的。而且，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文化理念，也都必然是被资产阶级控制的一种阶级意识，这种阶级意识实际上是在不断歌颂资产阶级的优越性，对无产阶级进行持续不断地洗脑，以便维持资产阶级的特权和最高霸权。因此，在资产阶级宪法框架的内部，通过任何正常的方式，都不可能颠覆这种资产阶级的普遍霸权。那接下来，也是很自然地，谋求“革命”的概念，叙事方式，也就成为了马克思主义最具代表性的特征。

那么，对毛泽东而言，马克思的上述思考，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他自然是很熟悉的。尤其是，1949年建立新中国，本身跟苏共对中共的长期支持密不可分，毛泽东对苏联的经验，马列主义和斯大林的模式，也都很了解。从苏联的情况看，他们是严格按照一党制的模式，来构筑苏联的权力结构。根据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确立无产阶级的专政。然而，由于无产阶级相对于资产阶级而言，是缺乏优势资源的社会群体，甚至是更加弱势的被压迫阶级形态，要实现革命的胜利，推行无产阶级的专政，无产阶级政党就必须采用一党制。

这个逻辑其实也是很清晰的，如果无产阶级也搞多党制，那么无产阶级政党相互之间必然就会出现分歧，进而相互争夺资源，开始分化。一方面，这会导致无产阶级政党变修变色，另一方面，即使无产阶级政党没有变修变色，但分化后的政党形态，必然难以跟资产阶级政党相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或者，即使侥幸获得胜利，政权也不稳固，必然会随着多党分化的态势转向资产阶级的霸权。

这里不得不再插一句，根据上述逻辑，无产阶级搞一党制的逻辑是很清晰的，没有问题。但如果资产阶级，也要搞一党制，这该怎么解释？这显然不是在谋求无产阶级的解放，以纳粹德国为例，搞一党制是为了谋求民族复兴，这也就是法西斯主义的理论逻辑。

因此，苏共搞无产阶级一党制，不搞多党选举，包括斯大林的模式，都是有其理论依据的。毛泽东不可能不了解这些脉络和历史的线索。但毛泽东在缔造新中国之初，还是做了一些更改。一个区别，新中国没有采用苏联的一党制模式，它是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协商制度，具体地讲，是另有八个民主党派，它们虽然不是执政党，但可以提出建议，通过政协等组织来影响决策。另一个区别，新中国也没与采用苏联的联邦制。其实苏联的联邦制，跟毛泽东早期设想的联省自治模式，也是比较接近的，而不只是早期的毛泽东，中共在建国前，舆论曾经长期宣扬要搞联邦制，但在1949前后最终还是放弃了联邦制。

这个原因是什么？根据毛泽东等人的很多表述来分析，他当时是不得不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对以往的马列主义理论进行一些必要的调整。由于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统一战线一致都非常重要，尤其在国民党的控制区，很多民主党派都被中共争取为自己的盟友和支持者，那么在短短几年之后，中共就打赢了内战，此后制定宪法时，就需要考虑到这些民主党派盟友的利益。这就难以采用彻底的一党模式。此外，由于新中国在建立之初受到西方国家控制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抵制，中华民国反而作为中国的合法代表而继续存在，毛泽东就感受到很大的国际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也难以采用苏联的联邦制模式，因为中国内部并不稳定，存在大量的中华民国支持者，搞联邦制容易导致内部出现分裂的局面。

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建立后，就采用了中共一党领导，再结合多党合作的协商模式，同时又基本上沿用了原中华民国控制区的单一制，又结合民族区域自治模式。或者，也可以这么理解：毛泽东是整合了马克思的理论、苏联模式以及中华民国的情况，成功地缔造出一种新型的混合政体。要理解这一点，尤其得深刻地理解毛泽东的辩证法思想，这是他不断根据实际情况来调整自己想法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实际上是认为：新中国是一种“辩证”的存在形态，它既是源于共产主义运动的产物，又是源于五千年文明的产物，它既是新中国，一个基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全新社会主义国家，但又包含了中华民国，这就必然存在着资产阶级的残余势力。只有从这个角度，这种二元对立又统一，颇为辩证的特性，才能深刻理解毛泽东缔造新中国的复杂过程，也理解他后面对无产阶级大民主的深刻思考。

由于在建国阶段的这种复杂特性，就导致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实际上跟苏联并不一样。那么，在建国之后，中共内部实际上又很快就发生了严重的分裂。这跟苏共有区别，苏共的党内斗争也很激烈，残酷，但还没有中共内部这么严重。实际上，从建国之初，到毛泽东去世，中共内部几乎始终都进行着党内斗争。高岗、饶漱石，彭德怀，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陶铸，陈伯达、林彪，四人帮，基本上，平均每次不到五年，就会有重量级人物倒台。

这个现象说明什么？有些人是根据这种激烈政治斗争，来证明毛泽东搞独裁，一言堂，为所欲为，那毛泽东也就代表专制势力。那事实上，到底是不是这么回事？

这里要特别强调，我们需要理解真实的历史，而不是虚构的历史。以邓小平为代表，改开时代宣扬的对新中国头三十年的历史记录，根本不可靠。另一个例子，比如从高岗倒台的案例来分析，从一开始，就并不是毛泽东要打倒高岗，邓小平本人正是最积极地倒高分子，他跟刘少奇抱团，检举揭发高岗。甚至由于毛泽东跟高岗立场比较接近，邓小平干脆直接劝说毛泽东，称高岗要篡权威胁极大因此必须打倒高岗。而毛泽东事后是根据当时党内的形势，判断已经无法保住高岗，为避免党内矛盾导致公开的分裂，这就只能默认。于是刘周邓一手制造冤案，邓小平更是高岗的专案组组长，直接导致高岗自杀。

而另一个经典案例，是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信，最终导致自己被打倒。但事实上，很少有人知道，彭德怀为什么会写这封信？这封信，当时实际上是周恩来建议并怂恿彭德怀写的，而彭德怀本人并没想那么多，这就稀里糊涂地钻进了圈套。此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都落井下石，这就导致毛泽东也无法收手，彭德怀从此再也无法翻身，直到临近文革末期病故。

至于林彪的案例，就更复杂了。我此前也专门写文章分析过，九一三的坠机事件，实际上是周恩来策划的，或者说，是中共内部的官僚集团势力，借林立衡的举报突然除掉了林彪，这也间接地沉重打击了毛泽东在文革时期的最高权威，这就导致文革彻底失败。

从新中国的这种复杂格局，我们也就能够理解这个要点：即毛泽东为什么会在建国十多年之后，不得不开始推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这其中恐怕就有必然性，正如上述分析所表明的，这其实是因为新中国在建国阶段极度不稳定，尚且处于一种未完成的“辩证形态”。

从毛泽东的角度看，在中国搞资产阶级民主必然是不可行的。甚至于，早在六十多年前，毛泽东就准确地预言：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不可持续，美国内部迟早会出问题。而今天，美国的状态正在验证毛泽东的惊人预见力。同样，当时毛泽东也早早地准确预见到苏共的变修变色现象，从赫鲁晓夫否定斯大林，又在国内搞活经济，开始追逐利润，这就造成苏共开始出问题。

对此，毛泽东就不得不深入思考问题的根源。同时，由于中国内部的复杂特性，党内斗争持续不断，毛泽东看到了很多现象，他也必须解决新中国的这种辩证形态的无产阶级民主问题。正是在这种困难情况之中，毛泽东才不断思考，最终决定放手全面发动群众，通过无产阶级的继续革命理论，来避免资产阶级的复辟，真正确立以新中国为中心的社会主义中国形象，而不是回到国民党时代的中国形象，所谓基于五千年文明的资产阶级复辟路线。

从这个角度来看，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对等级制的破除，他在文革时期发动的基于“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无产阶级大民主，才是这个星球前所未有的民主模式，这是真正的民主。只有以这种方式，才能有效解决资产阶级的霸权问题，解决权力制衡问题，真正实现以无产阶级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相反的，无论是美国的民主模式，所谓基于三权分立的宪政，民主选举，或者是苏共变修后的民主模式，所谓无产阶级官僚制国家的民主集中，都无法实现对资产阶级的有效制衡，更解决不了新兴资产阶级不断谋求复辟和权力垄断的问题。

所以，毛泽东并不是代表专制势力，而是代表了民主，他的深刻思考，足以代表现代世界中民主模式的最高水平和最出色的成果。而他提出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理论，也就是现代民主理论的最高发展阶段，实际上已经超越了马克思最经典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超越了列宁和斯大林的论述，这才是人类未来真正潜力无限、最需要发掘也最行之有效的现代民主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