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清平随笔 | 正义启明3. 前两期启明怎样扭曲了正义感？

已经有了文字和理性的启明，并且还以它们为起点，分别形成了古代和现代的文明，为什么当前又要推出第三期正义的启明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前两期启明没能守住不可害人的正义感，反倒把它扭曲了，尤其将“同伴（人）”限制在特定范围内，结果默许甚至鼓励人们，为了自己看重的某些人，不惜坑害自己不看重的其他人。

拿咱们的文字启明说吧，“童蒙求我”来了，拿什么“启”他们呀？多少年了，用的都是《三字经》《弟子规》《增广贤文》《二十四孝》这样子的教材，想让他们一边识字，一边明事理、守规矩，文言又叫“知书达理”，现在听说还慢慢推广到了监狱看守所里，嗯哼。

可问题在于，这些课本虽然教会了“童蒙”一大堆字儿，却非但没把不害人的道理讲明白，反倒还时不时地怂恿他们，为了这个事理，出于那项规矩，可以突破底线，坑害作为同伴的其他人。

空口无凭，举个例子哈：《二十四孝》里面的“郭巨埋儿”，原本是想教化“童蒙”们当孝子，却立起了一个这样子的光辉榜样：汉代的郭巨为了对母亲尽孝，居然不惜一切代价，半夜三更爬起来，偷偷挖了个坑，想把三岁的亲生儿子给害了。“坑—害”后来成了一个词，说不定就和这故事有关呢，不是？

于是乎成了“异化”的典型——本意是要搞道德上的教化，结果反倒教化出了不道德：只要是为了忠孝节义，你哪怕干下杀人放火的勾当，都可以允许，甚至值得赞美，能够当成了道德模范，号召大家来学习。

于是乎应了那句老话：不识字的时候，被识字的骗；识了字后，被书上的字骗。或者说，不管你识字，还是不识字，我“启”你的时候，都能把你给“蒙”了。

更难堪的是，识了字后的蒙人效果，貌似还更好一些：不识字的时候，你会小心翼翼地说：“我读书少，你莫骗我”；识了字有了文化，你的自信心就爆棚啦：“我读了那么多书，难道还会被骗了不成！”于是乎就被文化的象征、圣人的典范带沟里了：“您老人家可真是先圣前贤大智慧啊，天要是没把您生下来，万古就如同郭巨挖坑的时候那样子，永远是三更半夜呢”，嗯哼。

大概要像鲁迅那样子，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才无需别人来启，就能自己察觉到里面的猫腻：“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对于他老先生后来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启明干将，《二十四孝》在识字启明中的这种自败效应，想必功不可没，不是？

再看西方的启明运动那帮人，也是对自己先是识了字，随后又被书上的字给骗了，感到相当的不满，才琢磨着搞点事儿出来滴。可是哈，由于承接了文艺复兴的余脉，他们同样没有直白地竖起不可害人的大旗，而是将古希腊的理性传统发扬光大了，号召人们“用自己的脑袋瓜理性地想”，倒彷佛问题只出在人们“用别人的脑袋瓜非理性地想”似的。

当然了，自觉不自觉地，他们也想透过这种号召，往下再挖出一些东西来。拿康德来说吧，他喊口号的时候，就希望人们也动动自己的脑袋瓜，理性地想一想，怎样才能“把人当人（同伴）看”，所以提出了“人是目的”的绝对命令。

然而呢，由于康德被认知理性精神熏陶得太久了，误以为逻辑思维的“纯粹理性”直接就是实践行为的“良善意志”，结果主张人们只要掌握了“普遍真理”，就能实现“永久和平”了，却忘了关键的一点：不害人的正义感属于“意欲”是否“正当”的态度问题，不是“理智”是否“成熟”的认知问题，二者之间有一条“事实”与“价值”的沟横在那里。

于是乎这么一忘，就把理性启明也给异化了，掉进了另一个自败的坑里：不少搞康德的学者，一头扎进了他精心构造的魅惑体系，沉迷于那些连他自己都没想明白的晦涩概念，一心想着自己的理智怎么能像他老人家那样子成熟，却忘了他说的恰恰是：别以为只有在我的理智引导下，你才有资格大着胆子思考问题……

换个方式说吧：由于真诚叹服启明大师的启明号召，认为他实在太了不起了，不少搞康德的学者真心觉得，要是失去了他老人家的权威引导，自己就没勇气运用自己的理智了，俗话或曰“越启越蒙”，文言又叫“启蒙自败”，嗯哼。

话又说回来了，启明运动的这类学术自败，尽管也有“本意是要搞理智的启明，结果反倒启出了不理智”的异化味道，实际上也没什么大不了滴，无非是一些人皓首穷经，自得其乐地做自己的象牙塔学问，顺便还教会了众多高足低脚，认识了普通人不认识的许多个深奥字词，包括但不限于“先验”“统觉”“图型”之类，基本上属于人畜无害，不是？

不过哈，启明运动只看重理智的成熟不成熟，忽视了不可害人的正义底线，后果就严重多了：它原以为靠着理性支撑起来的科学民主，就能一举终结黑暗的中世纪，以及造成许多人丧生的宗教战争；谁承想启明照亮后的新时代，两次世界大战又动用理性化的热兵器，一下子终结了不知多了多少倍的可怜性命——其中既有“看重理性”的法国德国人，也有“保守经验”的英国苏格兰人……

联想到若干年前西方又有个大咖，打算靠着市场经济外加民主政治，连人类历史也给终结了，再一次向世人奉献出了纯柔无骨的丰满愿景，真忍不住让人悲情感叹：人的记性怎么这样子差啊，比起金鱼的七秒钟来，实在好不到哪里去。

再回到咱们这边吧：虽然一次大战的血淋淋实景（不是愿景），也让某些激进的儒者转向了保守的阵营，当时新文化启明的主流，依然期盼着“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大驾光临，一往情深，尽管冷落了西方老师原本强调的“理性”母体，“全盘西化”的浪漫念头已经跃然纸上了。

曾有人感叹说，咱们向西方学，一直没赶上好时机，尤其没学到他们是如何保守经验滴。不好意思哟，这样子讲话，有点生意不好怨柜台的意思啊：你自己没眼光，挑出对症的有效药，怎么总喜欢把责任推到人家的过期广告上啊……

倒是鲁迅敏锐地察觉到，根子不在以前没有的科学民主（包括现代医学），而在自家早就有了的“吃人礼教”，所以把精力专门放在了揭露这种害人的玩意儿上。这样子弃医从文，才有正义启明的萌芽意义：理性的科学是没法子保证一定不害人的，因为照它的原理造出来的飞机大炮，还是有可能被用来达成邪恶的目的。再往另一边看，我们好像也找不出足够的理由声称，只要民主选举中得到的票数超过了三分之二，就一定是正气浩然，大义凛然滴。

所以哈，撇开原创方面的情况不谈，单就思想理念的深刻程度看，主张“容忍比自由重要”的胡适，也很难超过一心批判“国民性”或“阴暗面”的鲁迅去，因为他虽然没有正面彰显这条规范性的正义底线，却通过抨击周孔礼教的“吃人”效应，一针见血地触及了“不可害人”这个要害的问题。

然而很遗憾，不仅当时，而且今天，都有许多“启蒙”者，紧步理性启明的摩登后尘，打着无比高尚的德性旗号，把大爱无疆的各类名言挂在嘴边，为人类端出了一堆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和谐圆融，世界大同的丰满理想，却就是不愿在“不可害人”的严格意思上，明确肯定“尊重人权”这条不可突破的正义底线。

也是基于这样子的考虑，俺老汉觉得，当前既无需再搞一回重启，回到西方启明的老路上去，也不必执着于理性与经验的无关对垒，因为只要错失了不可害人的底线，不管玩出什么花样来，所有的启明都会在异化中自败，甚至“启”到把自己也“蒙”住了的地步。所以当务之急，就是以正义为目的的三期启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