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同鸭讲

——析《中国文学批评史·七二<经学家的文论>》

我们知道，文章有才子文、文人文、学者文。这三者之间，畛域极强，又有连属。这就说到为文的作用与目的了。经学家或理学家写文章，是阐明义理；文人文多为逸兴而作；而才子文性灵食色，自成气象。所以郭绍虞在此篇文论中介绍了戴震、段玉裁，二位都是学者，学者论文，给我感觉是隔靴瘙痒，不在点子上。

如果把文章比作人的话，人饲养家禽，虽然家禽与人亲近，但鸭子“咕咕咕”，母鸡“咯咯咯”，你听的懂它们在说啥。文章也如此，才子文文人文学者文，虽然都是在写文章，但名实而迥异。以前，吴家叔侄把《谏逐客令》和《小石潭记》可以放在一起，现在你怎么可能把十八大报告刊载在天津的《散文》上。我们学写文章的时候，把法布尔的《昆虫记》看了一遍又一遍，但现在你怎么可能把《自然》杂志上的文章当作《昆虫记》来学习呢。时代在变，词语、章法在变，体例怎么可能不变呢。

花三个月时间，慢慢读完这本《中国文学批评史》。炳炳烺烺，淹博洽谈，当然好话我不说了，三个月下来，必有所得，必有所增益。但本书在有料有情有思有本（本是张本）的同时，列举了许许多多的名家，但独独缺少人。无论做什么事，要有成就，人的天分最重要。为文更是如此。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就从文章这个狭窄的范围而言，为才子、为文人、为学者，能皆通这三者的，古今少之又少。就这三者对人的要求而言，才子才气丰沛；文人逸兴喘飞；学者严谨博洽；文质不同，对各人素质的要求迥然不同，才子尚空灵、文人宜温润，学者长思辨，正因为这样，笔下的文章，从文体到文才，实在是“咕咕”和“咯咯”的差别。所以郭绍虞此篇《经学家的文论》，等于在说泥水匠教文人怎么写文章，文学家在教泥水匠怎么砌砖头，哪儿跟哪儿，完全是两码事。粗看，才子文人学者，都是以文谋食，好像是一类人；但木匠泥水匠铁匠，同样是出卖体力，却是不同的行当。

章实斋（学诚）说，“文人文和著述不可同日而语”。我写此篇文章是有感而发。我想到某一年有一次，我把一个陌生人误以为一个好朋友来捉弄，好朋友喜欢文史，我就随兴，把闹了个大花脸的糗事写了一篇游戏文章，结果引来了好朋友的大骂，友谊的小船说翻就翻了。十几年后的今天我一直在想，虽然大家都是摇笔杆子，就好比大家都是吃的白米饭，但囿于各人的胸襟见识学识的缘故，对文章的吃透程度歧义太大，这就好比吃下肚的白米饭有的化为了思想，有的融入了血液，有的干脆就排泄掉了。在识别文章与文章之间，除非那类一目了然的马屁文章，否则，用了典或者曲笔，这就对读的人提出了学养要求。文章的好坏是一回事，文章的质地是一回事，确实是鸡同鸭讲，一点也无法沟通，真是莫奈何的事。遗憾的是，古今中外，大概凡是文人，都有偏执偏性乃至刚愎自用的毛病。所以胸襟、性情、识见，只能各人自备，无法分匀，无法传授。

还有啊，就为文而言，说什么“肌理说”“性灵说”，我以为统统是胡说八道。作为后人归纳文学史，作为分类，这样分法无可厚非。但如果后人刻意模仿学样，就误人子弟了。没有任何启迪意义。因为你是一个读死书的教条主义蠹虫，还是一个灵巧聪颖的才子，用我们木匠的行话说，你是一段水泼皮胖的蠢木，还是海南黄花梨，材质不同，器用也截然不同。有人大愚若智，有人大智若愚，人与人千差万别，笔下的文章沛然有声者有之，笔走灵蛇者有之，凝笔迟滞者有之，经学家论文，实在是有强作解人之嫌，读完这节，我黯然失笑。老先生说，“文无定法，水无常形”，文学无禁区。当然，你如果要考公务员，就只能不得不谨守八股文的规矩和制度啦。

郭绍虞老先生学养丰沛，了然于胸，这是肯定的。但通读全书，以书就书论，失之于饾飣琐碎的地方太多。在许多地方，解释了引证，引证了再释义，生怕你不懂。给人予恂恂的学究气。岂不知文学这东西，首重天分，只可意会无法言传的地方太多。胡兰成说，文章贵大气。但有人就是夹紧了屁眼在螺蛳壳里转圈圈。你怎么教他摆布，他就只有那么一点气场与襟怀。所以写文章也有天命。有多少天分，就有多少文学造化。郭老人家的啰嗦，难免失之偏枯，蒙上一层厚厚的襟袍气。像《经学家的文论》这篇，用一二千字囊括就足矣，像戴震段玉裁的争论，基本上是“咯咯”还是“咕咕”叫的好听，两者都忽略了鸡只能叫“咯咯”鸭只能叫“咕咕”的互不兼和性。囊昔，林和靖放鹤，所谓“梅妻鹤子”，只有极少数有灵性的禽鸟才和人性相通。

还有“”公安派““桐城派”“竟陵派”“阳湖派”“同光派”等等吧，我一看见这些乱七八糟就头大。开山立派，壮声势，聚文气，文章讲求神启，也讲求点拨，相互切磋相互激发，本不为过错。但林子大了以后，总会有不学有术之徒托庇其间，借声势以自肥。还有造成门户之见，反而阻碍学术流播，实在是弊害多，流光少。甚至造成结党营私，党同伐异，就像现在一小撮人在小圈子里自我标榜什么“南钱北赵”“东李西孙”那样，争名夺利。这样的派别，与文何干，于己有害，反而把自已原有的三分才情消耗在江湖缠斗上，何苦来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