怡光

    “去上海？ 啊，伟大的城市！我去过北京，上过长城 . . . 我在这里用业余时间开Uber，就是为了攒点钱，实现下一个旅行目标，去上海。”

    载我去机场的Uber司机，一位白人小伙，听说我是要去上海，不自禁地感叹，那神情使我想起30多年前，人们提到纽约或洛杉矶时，我的反应。               

    那确实是个伟大的城市，亚洲的明珠，70多年以前就已经伟大着了，更不要说现在。问题是如果吵着要把她的伟大归功于谋个人或谋些个人，总让人感到不爽。纽约归功于谁？东京又归功于谁？就像我们问，非洲蚂蚁构筑的巨大巣穴归功于谁？大概应该归功于蚂蚁们的生存欲望，和这种欲望没有受到阻挡。       

    我有幸在进博会（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的一个傍晚挤在上海外滩的人群中，像黄河壶口瀑布中一个水分子，感受那水流的伟大。“和平饭店”门前，滚滚的人流从南京东路的街道两边涌向外滩，不论从空中还是地面，人都会感受到那磅礴的气势。这气势不是像壶口瀑布那样，靠巨大噪声和视觉的震惊，而是一种来自生存之外的好奇，隐忍，耐心，和荣誉感，在极度状态下的合成。车行道旁，那些年纪，模样，身高，表情都完全相似的军人，以一臂的间隔筑成人墙，护送着这两股人流。在十字路口处，人墙变成了人门，随着交通灯的变换，那人门在路口准确无声地开启，关闭，超级机械一般，调控着人流。最终，人流越过中山东路，漫上“陈毅广场”，形成一波又一波渐趋平缓的人的潮水，荡漾在那真正的，黄色的江水旁。对面，是现代光影的独舞，群舞，舞台是钢铁和混凝土构筑成的壮丽的浦东。极目望去，从外百渡桥到十六铺，人流，江流，光流，交织着向无尽中伸去。这是世界级的人造奇观，虽不及巴黎的浪漫，不及纽约的灵动，不及东京的内敛，但她是其他地方不得见的，难以名状的中国特色。对那种感觉说不清时，“伟大”便是一个最好的用词。     

    这种感觉也陪同我走在上海的地铁站和地铁中。那地下的大动脉似乎没有积弊的胆固醇附着，清洁，畅通。上下班时间无法想象的拥挤人流，被一分钟一趟的，血液一般流动着的列车带走。早晨的乘客，几乎都是些身材匀称的年轻人，9点半后，开始出现提着菜袋子或锻炼用具的老年人，下午4点过，这里又是青年人的天下。人是年轻的，设施是年轻的。这不能不使我想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地铁站的感受。同样的清晨，站在肮脏的月台上观看铁轨间的巨型老鼠在垃圾中觅食，5 到10分钟的列车间隔中，有成年人在广告牌边撒尿，间或有一个臃肿的铁路管理员懒洋洋地过来警告人们，不要靠近黄线。站台上，大腹便便的各色人种，比比皆是。我知道纽约地铁是一匹作“无穷动”的老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长处，但是，感官和直觉有时会把深入的思考屏蔽了。 我惊叹上海地铁13号线的车厢为什么如此干净，人说“这是新线。”当我在1号线上作同样的感叹时，人说“是因为进博会做的面子工程。”我始终搞不清楚，经济总量是上海两倍的纽约，拒绝这种“面子工程”的深奥原因何在。   

    另一个不得不用“伟大”来表达情绪的时候，是看到上海成为了真正的“食的天堂”。当国家的政策向内需偏斜时，上海几乎每条主要街道都应声成了美食街。我在上海东北角的鞍山路附近，看到一个叫做“紫荆广场”的8层楼大型商业建筑，原以为又是一处现代化购物中心，走进才知，灯火辉煌的厅堂，是一个容纳了100多家餐馆的大食堂，从重庆火锅到北京烤鸭的各种美味，要有尽有，从经济实惠到撒钱摆阔的各个层次，任你选择，这样的“购物中心”，我是第一次见到。出得楼外的整条街，也同样布满了无数的餐厅和饮食店，它们被满街络绎不绝的人群支撑着，火红喧闹，热气腾腾。其他各类商店，相比之下则是生意清淡。整个城市，似乎都在吃。这个时候，除了“伟大”，还能用什么词来表达你的感受呢？   

    其实，在西方，“伟大”（great）是一个表示正面印象的中性词，并没有深层的意识形态成分。你一岁的儿子自己擦了一回屁股，你会说他“great”，在庄严雄伟的拉什莫尔总统山前，你也说“great”，不会有人细究其差别，不会有人来怀疑你有意拔高或贬低某种意识形态。只是在那些被重新定义了的文化环境中，这个词被限制来描写某些凡人不可及的人或物的属性，像“党”，“国家”，“人民（抽象的）”，等等，而使之失去了应有的普世意义。因此，在那些场合，说这个词时，要十分小心。以上不过是一个普通人对所闻所见的真实感受的描述，在一边倒的微信上，会受到无休止的点赞，使人像一下子吃了两斤汤圆一样胸堵；而在那些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西方中文网站上，可能被掷以各种不堪的语言。真的，看到人们在没有言论自由时的唯唯诺诺，和有了言论自由的时候的粗陋狂躁，使人心惊胆战。“普世”，“客观”，“包容”这些优美庄重的概念，在我们这些东方人心里还只是一种幻想。         

    我这次来上海不是为了观光旅游，而是来看望病中的父亲，这注定我不能只在外面观望上海，要往已经不很熟悉的上海的深处走去。    

    首先是要开通信息的渠道。我知道这里的互联网只是一种局部网络，我们在美国赖以工作，生活，学习的谷歌（Google），脸书（Faceb），油管（YouTube），在这里都是无法使用的。但是我并不紧张，以往的经验告诉我，商业的翻墙软件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离开美国之前，我们购买了据说是最有威力的VPN翻墙软件，认真安装，多次试用，直到胸有成竹，因为妻到上海后需要使用谷歌的软件进行她的生意。在上海的第一天晚上，翻墙很顺利，透过那款VPN软件，我们能上Google，gmail，FaceBook，YouTube。夜里，听着计算机“吱吱”地折腾了一宿，心想大概是下载什么系统文件，补丁之类。第二天一早，发现通过VPN才能使用的所有应用程序，一律不工作，计算机银屏上，只有VPN“更新”的圆形图标，像吊孝的纸钱，颤颤巍巍地在不停转动，两分钟，两个钟头，无结果。“幸好还有微信！”妻说。是的，微信的联接上不存在这里定义的非法操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当她试图开启微信时，同样地不工作！这在美国从未发生过的事，使人惊慌。我们立即到了提供网络服务的“中国移动”，到了提供手机服务的“苹果商店”，技术人员检查后一致认为，网络和手机都没有问题。那是什么问题呢？没有人能回答，我们像被踢到了鲁滨逊的小岛，和外部世界失去了联系。在无助的情绪下，我胡乱地在Apple手机中东试西试，无意中发现那里也装了在美国买的VPN软件的手机版，既然无用了就把它删掉吧。VPN软件一删，微信在“中国移动”的平台上能用了！“这是精确打击！”有人帮我分析。“第一天你的VPN能用，是引蛇出洞，捉住后，便精确打击你。这就是高科技在这里的应用。”此时，我真想对着上海的天空问一声，你有那样多令人信服的“伟大”，为什么不因此更自信一点呢？封了那个同样伟大的谷歌，对你可以增添点什么呢？  

    增添民族自豪感， 和X个自信。这是我每日每时在上海的所有宣传媒介中看到的回答。打开电视，四分之一是开会接见，四分之一是民族自豪，四分之一是莫名其妙的电视剧，四分之一是其他，在这样的荧屏前面呆上半小时，确实需要长期培植的定力。      

    我不知道，传统的以“出口转内销”来增强自信的方法是否真有效，在现实中，我又一次见到了它的增强版。在餐馆吃饭时，遇到一位客人，他说家住在进博会会址附近。进博会期间，当局发给每家3000元人民币，要他们外出旅游2周，清空场地，“给世界一个好印象。”  

    在“大外宣”热火的烘烤下，我猜想这片乐土上的年轻人，大概再不会出国去作“卑贱的二等公民”了，于是很留心当代年轻人对出国留学的态度。一位朋友的亲戚，夫妇都是收入颇丰的白领，这样多年来，舍不得买房，舍不得旅游，把钱留着，一心一意要送儿子出国，“要为他的将来打造一个更好的平台”，不负所望，儿子今年录取了UCSD （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下面是另一个例子。XX是江苏高邮的农民，夫妇俩在上海某大医院作了近20年护工，勤勤恳恳，省吃俭用，供独生儿子上大学。儿子很争气，从高邮考上了复旦大学，毕业后在上海找到工作，夫妇俩又助他在上海买了房子，有了一个孙子，一家乐融融。唯一不足是，儿子无论如何得不到上海户口，据说具有这样身份的人，在上海千千万万，得到解决的可能性是零。这样一来，孙子以后就不可能在上海考大学，要回到高邮去。现在一家人的打算是，努力赚钱存钱，送孙子出国。人们的普遍感觉是，由高官，大款，精英们开创的出国潮，已经流入了寻常百姓家，喧闹沉淀，但梦并没有碎，不管哪个阶层，更现实的出国梦想在扎扎实实地进行。          

    父亲住在某大医院的干部病房，他是90多岁高龄的知识分子，享受上海干部局规定的干部医疗保健待遇，即“红卡”。“红卡”具有颇多普通人不可得的医疗优惠，大笔医疗住院费，由国家买单，各大医院均设有特别的“干部病房”为持有人服务。在上海，“红卡”是区分人的等级的一个重要标志。在1994年以前，相当于正教授资格的知识分子，可以获得，1994年以后，知识分子中的“红卡”特权被取消。一位朋友身为正教授，系主任，博士导师，同样要挤在芸芸众生中去医院候症。取消特权，应该是好事，人们都盼望这笔巨额资金能用来改善大众的医疗。情况果真如此吗？我在父亲住院的干部病房内在走道上，见到一位60岁左右的男人，每天在那些挂着尿袋或氧气瓶，平均年龄不低于90的病人面前疾步行走，并宣称他的锻炼强度，“我一天要走一万步”。向人打听，这是何方神圣，“市里的干部”，护工小声告诉我，“那边还有一位，60多岁的肾衰竭，也是市里的。”60多岁，肯定不是老干部或1994年前的正教授。“红卡”特权并没有取消，而是在向“权力”的那边游走。在美国，有一位朋友，每年暑假都要带他十多岁的儿子回上海，问他为什么，“让他从小知道什么叫特权。”他没有告诉我，让下一代知道“特权”后，是为了学会拒绝它呢，还是从小就准备着去获取它。不管怎样，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动机，特别是后一种，在这里会有最好的的孵化土壤。  

    我要为父亲的轮椅加装一个塑料托盘，需要四颗木螺钉。花了半天功夫各处奔跑，就是买不到，过去那些小五金店全无踪影，大店又不知在何方。询问亲戚，答曰，现在这些没有利润东西，很少有人经营了。好不容易找到一家装修店，老板听了我的叙述，免费送我十几颗螺钉，“这两年经济不好，我这个小店也快搞不下去了”。想念美国那亲切的Homedepot，为持家的男人所爱，非但解决问题，还丰富了大老爷们的业余生活。我问，上海男人呆在家里都做些什么啊，答曰，筹划旅游，打麻将，吃。     

    我曾问载我去机场的哪位Uber小伙：     

    “一旦去了上海，你会在那里呆多久呢？”    

    “最多不会超过两周，因为在那里很多东西都没办法习惯。”   

    这结论，和我，及不少在美国的友人的感受相似。在妙漫的光影中，被美食撑饱了肚皮后，人，是不是还需要点其他什么？

    上海啊，快速掠过时，看到你的浓妆，一步步走近你，得见你的素颜。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