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沙河上

本文有三部分：（1）中国农耕社会生存的方式；（2）皇帝与政府的职能；（3）监督皇帝与王朝循环。本文是文章《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式的王朝兴亡循环？》之二,并作了一些修改。

1：中国农耕社会生存的方式

    华夏民族以农耕立国，是农耕民族。一个五口家庭，百亩粮田，种蔬菜，栽桑麻果树，养鸡鸭猪羊，一家人的生活虽然谈不上富裕，但可以满足了。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创建时所规划的，也基本上做到的，给人民的生活。三千年以来，中央王朝都以为人民提供一个基本的生活保障（即土地）为政府的最根本的责任。

    农耕人民的思想就是老婆孩子热炕头。少时，父母养育自己。中年身强力壮，敬养父母，抚育儿女。年老体弱力衰，靠儿子，含饴弄孙，享受天伦之乐。中国人生活有保障，老来有归属，人生有活头。人生有安有守，进退安然。所以中国人并不追求冒险创业，不期大富，修一个好名声，还有百亩田，留与子孙耕，代代不已。

  中国的王朝是以农耕为天下第一政事。新王朝成立时，因为开国皇帝建立的政府都是强有力的政府，能够实行中国王朝正统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儒家思想的精神。农业的丰年灾年的变化是永恒的常理，老百姓必须有三年之耕，勤劳节俭而留下一年之用的习惯。男子18岁后，政府授田百亩，必须勤力耕种。21岁时，为国家服役一年，在此一年里全家靠之前的节省过日子。这当然是国家为人民置产，人民要守卫这个国家的思想。但中国的大儒们有更深的用意：在人生的开始，人民必须学会勤劳节俭。不然的话，作为农耕民族，个人是活不下去的，民族也是生存不下去的。60岁还田于政府。此时，必须依靠儿媳供养。儿媳供养父母，只要有一个好的风俗习惯，在全社会实行并不难。儒学的大师们顺势建立了一个全方位的重孝道的社会体制：国法家规，政府褒奖，史册扬裁、风俗舆论、伦理道德、宗教鬼神道等。

  孝是华夏伦理道德的基础，然后由孝入忠：对皇帝、朝廷、国家、民族、家族责守尽忠。这就是古人常说的“圣朝以孝治天下”。华夏的伦理道德是理性的、人性的。华夏文明要求人民对王朝忠的同时，也要求王朝替天行道，施仁政，必须为人民谋生计。如果王朝不能替天行道，人们是要革命的；反动者，匹夫、民贼也；人人可以诛杀之。这是儒家国君思想的核心，是肯定王朝循环的。

    农耕是以家庭为单位生产，但要生存下来，却依靠全社会：如抗旱涝，止虫兽，抵抗游牧民族的侵杀。所以农耕民族是以有组织的、大集体的方式生存，每一个个人要有大众群体的精神。秦汉以来两千年的社会模式是：宗亲乡党，聚族而居，大家守望相助，和睦友善。通常是“民间事，民间管”。有纠纷，肇受两方自己去找一个双方都接受的乡绅去评理，做裁判。一个能说明中国乡村自治的精神的是吃讲茶。选一个公共场所，如茶馆，请一位乡绅做主持。双方陈述原因、理由；任何人都可以旁观，可以发表意见、评论，以理以情以法取胜；最后由主持裁决。中国人要的是公平正义，是双方和全社会的人都能心服口服地接受。任何人（包括皇帝）以任何权威按照任何程序作出的决定，都必须要让大家能心服口服。这是真正的、实质的公平正义，对西方人来说，象天方夜谭一样不可能。西方文明从古到今在思想、理论上永远达不到的境界，在现实生活永远做不到的水准。

  不平则鸣，当民间管不了时，才去见官。从知县开始，去知府，去知州，去刑部。可以拦路喊冤，直接向大臣、皇亲、皇帝告状，还可以向鬼神述怨，向宗庙陈情。这些都是现实可行的，也是有效的。只要被冤枉的人有决心，是不需要权势与金钱为基础，就可以做到。大的冤案总是记在史册里，让一代又一代的人民永远责骂王朝的荒庸无道，哀敬无辜的冤魂。“崔杼弑其君”，一个弑字，权臣一个接一个的杀，史人一个接一个的写。这是道统的力量。

  在西方，这一切都是不需要的，也是没有的。我在人世间坏事作绝，但我一定能够进天堂，至于死后，人间洪水滔天，关我屁事！这是西方伦理道德下的正常状态，西方伦理道德实质上是这种人的保护神。2020年川普总统在呼唤美国人民的理智时公开说，如果以好坏、善恶、对错论英雄，那么在整个美国，没有一个伟人的雕像能够不被推到，没有一个伟人的名字能够不从公共场所涂掉！在西方的文化文明下，就是自然现象了。

2：皇帝与政府的职能

  从上述情况可以了解“皇权不下县”的事实。中国的政府大都是高高在上，威武严肃，但它有一个基本职能就是维护社会公平运行。理论上，朝廷要防止任何方欺凌另外一方；实行中，是平民百姓需要政府，以国家政权的形式，阻止强者（权贵、豪强）欺凌弱者（平民百姓）。所以在和平时期，朝廷总是站在平民百姓一边，是广大人民需要政府，需要强有力的大政府；豪强能够自卫，并不需要政府，甚至憎恨强有力的大政府。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坚持的是审判官的问责制，要求审判官要对判决负责任，坚定地主持公平正义。是执行法律的每一个人，而不是制度决定每一件案件的公平正义。当权势、官管、法律、钱才、人众等对公平正义判决有干涉时，审判官自己是要负最终的责任。“刑不上大夫，礼不卑庶人”。不是大夫以上的官员犯罪不受到法律的公正惩罚，而是根据当时礼法的规定，不使用刑具,表示对朝廷重要官员颜面的尊重。

  弱者只要有土地，加上各级政府与皇帝都有维持公平正义的责任，其他的一切问题要好解决的多。在农民的土地问题上，历代王朝的在它的兴衰过程中都走了同样的一个轨迹：（1）王朝开始时，政府给18岁的男子发放土地，60岁时收回土地；（2）后来，政府既不发放土地，也不收回土地，让每一家保持自己的土地；（3）然后是不容许土地买卖；（4）当政府容许买卖土地时，很快出现大规模的土地兼并，社会上是出现了大富人。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穷人，流民，盗跖。这时人民造反风起云涌，新王朝要出现了。这个过程也是皇权兴衰的直接反应。皇帝实质上已经没有能力号令政府去实行以前的重大政策，必须对现实妥协（即官僚集团，权贵豪强，主导社会的精英，地主阶级）。王朝已经不能有效地治理内部的权势集团对广大人民的利益的侵占，皇帝没有足够权力，皇帝为代表的国家权力失落了。

  唐朝从租庸调制退变到两税制大概用了一百五十年，朝庭给人民发放土地只能坚持了八十年。仔细考察这一段历史，你就能发现，当皇权逐渐衰落时，广大人民的权力反而是极大的缩小，豪强权力极大的膨胀。政府没有力量能在豪强与百姓之间维持公平正义。人民必然遭殃，首先是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之后能够成为有钱人的佣人、农奴是最幸运者（与今天西方民主制度下的欧美社会是何其相似！被西方成功送民主的国家如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等等国家，有幸逃难到欧洲的难民们，他们当中最幸运的人们是找到老干妈的俊美的小伙子）。真实的现实是：失去土地后，没有做成佣人、农奴的人们，混不到一口饭的吃，就只有为贼为匪的路可走了，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

  保护弱者最根本的，也是最有效的，差不多是唯一的普世办法：保护他们的土地所有权（生存权）。只要他们有土地，在填饱肚子后，没有活命的压力的时候，广大人民才可能要求公平正义、人权、自由。这是最基本的人性，是不随着政治制度而改变的。封建帝王制度已经推翻，并且时髦地实行了西方民主制度的苏北鲁南地区，在1940年代，一个正常的现象：穷农民自由的、自愿地选择把老婆的初夜权送给地主。号称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又是西方世界最耀眼的巨星，还做了美国最有势力又有钱的肯尼迪总统的二奶，玛丽莲梦露这样记载她的生活：任何人，只要有一点点小权力能管着她，都能够逼着她“民主、自由、人权、自愿”地提供性服务。梦露没有本领吗？不坚强吗？不捍卫自己的身心权吗？美国没有“自由、人权、平等、法治、公平正义”的口号与政府机关吗？

  一个重要史实是：同各级的权贵们的独裁、专制、削剥相比，皇帝的独裁、专制、削剥对老百姓的负担与损害是少的很多。皇权在那个时代是保护人民的最重要的办法，在客观现实中是必要的。直接施加在人民身上的，起货真价实的作用是他们生活中的大量的、各级的权贵们的独裁、专制、暴政。中国的历史是依靠皇帝、皇权管理与控制权贵们。西方历史上，对权贵们的管理与控制几乎是零。近代西方民主制度后，权贵们的“独裁、专制、削剥”是受到了法律的限制，但他们一边实质上控制了法律（立法，执法），一边合法、合理、合情化了他们，作为一个集团，的独裁、专制、暴政。

  以田地税收为例。汉朝的正常税收是十五分之一，但常常只收一半甚至免收。汉、唐、明初期的税收一般不超过三十分之一，然而相应的汉、唐、明时期，国家都是历史上最强大而富有的时期。当中央政府失去对地方的有效管理、控制时，税收一般都到达百分之五十，而政府却常常最贫穷的时期。可见沉重的剥削压迫，并不是因为国家的暴敛横征，皇室的奢侈，而是因为层层权贵们的私人腰包。以皇权为中心的政府权力的丧失是暴敛横征，广大人民没有公平正义的真正原因。再以北宋为例，太宗国家大底平定后，全国税收总数不到紧跟在后面的仁宗至英宗时期的六分之一，但每一年还能省下一半。仁宗、英宗时朝廷却常闹钱荒。这些钱主要是浪费在政府的开支，而不是皇帝的或皇室奢侈。当然政府的开支的大头还是进了层层权贵们的腰包。

  西方历史上，基督教教徒要求信徒向教会交十分之一的收入，而教会是没有政府那样的机构与功能的，这些钱都到那里去了。在西方民主制度下，权贵们不仅可以使用政权为自己捞好处，他们交的税还大量的减少了。国家元首与维持社会的公平正义没有关系了。真象是：国家的公权力与公共机构既没有责任，没有能力为人民提供公平正义的保障。以民主灯塔的美国为例，今天美国司法体系的犯罪案例判决有50%以上是冤假错案（详细资料可以看文章：理念上毫无公平正义、实践中草菅人命的西方司法）。对任何真正打官司的人来说，法院判决与公平正义并没有多少关系，更是一种商品：需要双方象赌徒一样赌谁花更多的钱，赌谁的运气好，赌谁在人为（最好的律师发挥最好的效果），地利（陪审团对自己最有利），与天时（法官对自己最有利）的综合效果中赢得这场官司。司法判决可能公平正义，但司法判决如果不公平正义，那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官司双方花的钱可能是10倍，100倍，1000倍的不对等。

  今天西方民主制度下的现实是：没有皇权统治，政府领导人的“独裁、专制、削剥”得到非常有效的管控，但实际上“独裁、专制、削剥”广大人民的人们的权力却极大地增加了，而且被合法、合理、合情化。在广大人民需要的养家糊口混口饭吃的生产劳动生活中，“民主自由人权”是根本的不存在！只要他们不是愚蠢的孤狼犯罪，他们的结党营私关系网会给他们最大的保护。

3：监督皇帝与王朝循环

  皇权高高在上，必须神威严厉，才有能力制止权贵豪强集团的不法。因为皇权至高无上，所以如果皇帝昏庸无道，欺凌劫杀百姓，是一个真实的、天大的问题。怎么办？这个问题要从两个方面看。

  一个方面：与同时的西方国家元首、政府整体相比，中国的皇帝、王朝要比西方明显的好得很多。在就是说，中国的皇帝制度是非常成功的。可以看文章：《不看欧洲史不知道什么是无耻》，然后相比较。更可怕的是：西方动辄几百甚至数千的大小贵族、国君，他们大多是拉一支队伍，占一片土地，圈一批老百姓，建一座堡垒，然后就在那里世世代代做统治者：既是国王，又是宗教王。他们完美地实现了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绝对的黑暗。在这种环境下，自然而然的，他们稳如泰山地将统治权世世代代传下去，所以西方没有王朝循环。在西方民主制度中，这种统治不但可以实质地，甚至还可以连形式一起，突破制度的不同，成功地转移到新制度下，幸福生存下来。欧洲的贵族如此，印度、日本、许多中东、非洲国家如此。菲律宾、缅甸、南韩、中国的台湾省等等，在西方民主制度下，连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汉奸、卖国贼都可以突破政权的变更，幸福生存下来，并成为新制度里的豪门大族。广大人民的社会地位，在民主制度更变中，具有极大的惯性，遗传性地保持下来。这就是西方民主制度的足够的黑暗，足够的反人性的证明。

  另一个方面：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但皇帝并不是独裁的。关于这一点可以看二十五史，看理论，看事实。华夏的史实：正常的皇帝制度是圣君贤相制。宰相是政府的首领，具体的管理国家，皇帝是管理与监督政府的工作。皇帝所受到监管不仅是多方面的，而且是实际有效的。监管方式有人民内部矛盾与非人民内部矛盾之分。

  皇帝的过失与罪行是人民内部矛盾。秦汉以后，每个朝代都有制度性的对皇帝的监管。华夏文明的道统是这个文明能生存与复兴的基础。历代都是有监察机构，谏察皇帝、大臣。古人的老道之处是：监大臣者必须官位高，足够治理大臣；谏皇帝者必须官位低，所以被皇帝罢官撤职也没有什么大的损失，反而获得天下人的赞誉。因谏议而被皇帝杀头，毕竟是很少的事，而且这是公认的皇帝的最大的犯罪之一，肯定要遗臭万年。凭借道统，一个小官、小吏、平民老百姓都可以同皇权、政权、神权、民意（即民主决策）抗衡。只要道理在小老百姓这一边，扭转乾坤是有希望的。我有一文，举了一些史例说明历史上对皇帝的监管:论“小法官推翻总统令这就是美国的伟大！”。在西方，今天下级是绝对不容许为了道理、对错妨碍上级的私利。好心人Noworry就建议华人练就一身乌龟王八缩头功，才能在美国不吃眼前亏，立与不败之地（文章：闲话两句（25）为noworry辩几句）。其实在西方的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件具体事情上，当事人也只能如此。

  还有一点，中国封建社会皇帝专制、独裁，又从何说起！两千多年来，“皇权不下县”，绝大多数老百姓一辈子不进官府，不见官。县城之下，民间没有警察（官府的差役）。“民间事，民间管”，老百姓不满意的时候，可以找政府，找皇帝。官府那里没有公平正义，可以再回到民间，评理、议论，民间可以凭持道统和政权、皇权讲理。那里象今天的美国，警察到处都是，老百姓不听话是开枪，听话也是开枪。无辜老百姓被打死后，即使全程有录像为证，大概率的结果是法院判警察无罪。只要是法院作出的决定，即使全天下的人都知道，都认为不公正，受害人也只能接受。每一天都看到这种事实的西方社会，不但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还无条件的坚决服从，接受西方司法是神圣不可反对的，同时还相信西方司法是公平正义的。作一个比较，中国人可以一辈子不同皇帝有任何关系，但如果警察，公务员，官员，政府，老板，邻居，商人，豪强等欺负了他，他可以向皇帝要公平正义。给他公平正义是皇帝的责任。皇帝与他的手下有没有给公平正义，是由受害人自己，由广大人民决定，与政府的规定，法律，任何人（包括皇帝）的判断无关。元曲、明清小说、汉唐宋文章，记叙的比比皆是。我们常常看到是，中国人可以描写（虚构的）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故事批评、指责、抹黑中国政府。同样的没有公平正义事情却正常的，大规模的，实实在在的、大大方方的发生在西方社会，却没有人关心，传论，更不用说对西方政府有一点点批评与指责。

  中国封建社会皇帝的专制与独裁跟我们今天批评、反对、攻击的“专制、独裁”根本不是一回事啊！

  唐代杜祜的《通典》，及之后都有详细记载，历朝历代都有详细、周全的规定：租税，兵役，刑罚，朝廷褒奖，学人考试，官员任用、责任、权限、考核、生降。一这些不是皇帝，宰相说了算，大家都必须按规章行事。规章制度同今天西方的相比，豪不逊色。二这些规章制度既不是那一个朝代制定的，更不是那一个皇帝制定的。中国王朝的通典是在前朝的制度上（就是那个被他们推翻的王朝），由儒学大家与朝廷共同讨论增减以适应时代。这些通典同时也是合是非、合善恶、合人性。中国王朝的规章制度、法律有极强的继承性，它们不是皇帝制定的，也不是为了皇帝的利益制定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

    皇帝的过失与罪行是非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换皇帝。当换皇帝不能解决问题时，就换王朝。“君主视人民如草芥，人民视君主如仇寇”，人民根据这个理论要求更换王朝。这是儒家关于政治制度理论的核心。这也是对皇帝的警钟，但西方统治者是从来没有的。

  炎黄子孙走上一条光明、进步、人性的发展大道的根本保证是以“正”与“善”为核心的华夏道统。伦理道德是华夏文化、文明的守护神，是决定文明前进方向的精神力量。有周以来三千多年的历史，中华民族的道统独立于一切人世的和超人世的权力，并且能够与它们相抗衡。我们的伦理道德是神权，皇权，政权，民权（即民意）等一切权力的合法性的最终根据，是一切权力的最终审判者。中国的政府褒奖，史册腾裁，文人凭吊，民间传颂，意识形态，伦理道德，风俗习惯，宗教迷信是高度一致，并强有力地维护“是非、善恶、人性”的道统。“以身载道”是儒、道、佛、墨诸家的一致的要求。道虽有异，然“正”“善”却是共同的基础。“首重人品”是中华民族评鉴一切人物的一以贯之的永恒的第一准则。凭什么啊？一个小老百姓敢下骂大官，敢上责昏君，敢砸掉庙宇中的神佛，甚至连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都在他面前发抖。凭什么啊？皇帝与大臣讨论好的，在朝廷上制定的政策方针，诏书颁发全国后，小民百姓敢理所当然地批驳。批驳的有理，皇帝也理所当然地改正。中国人为什么能不平则鸣？他凭借的竟然是他是对的，他有理。

 “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人民没有办法过日子是皇帝最大的罪恶，是王朝被推翻的最大原因，也是人民广泛接受，明确支持改朝换代的理由。中国的王朝兴亡循环背后的深层次的原因是王朝腐朽、没落、政府公权力的丧失，不能维持公平正义，不能正常管理国家了，而不是皇帝专制、独裁、暴虐。毕竟听到皇帝骂，受到皇帝打的人是非常非常少的人；而所有官员不能给任何一个人民公平正义都是皇帝的责任，这才是所有人有关的。所以王朝可以循环，也需要循环。

《为什么西方没有中国式的王朝兴亡循环？》

之一：为什么说西方文明与文化的本质是黑暗反人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