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年末，天一直阴寒，但是没有雪；圣诞节临近的时候，纽约上州终于下了一场迟来的大雪，刚好装点成“白色的圣诞节”，就在这飘雪中，我竟从网上意外地看到了“三金药王”邹节明的死讯，感慨良久，凝望飘雪，彷佛这窗外新敷的洁白，就是邹节明的灵魂。

  邹节明走了，年仅78岁，他带走了整整一个时代，那是一个小厂的厂长，可以全凭自己的才华逆袭创造奇迹的时代，也是一个融入笔者童年和少年血脉的时代。

  如今名扬天下的三金药业集团，前身是小小的桂林中药厂，而邹节明的前身就是这个小厂的厂长。1980年，我父亲因文革中“现行反革命”的帽子后遗症，在桂林汽运公司呆不下去，申请调到了桂林中药厂，从此我便永远成了桂林中药厂的子弟。

  那时的桂林中药厂厂区，座落在桂林市东郊茂密的树林中，几乎与望城岗的森林连成一片，宿舍区一大片密麻的蓖麻树林，与高大的樟树一起，托起一大片浓浓的夏凉，成为前计划生育时代成群成群的小孩子暑假的天堂，可惜这么多树，都在后来的“邓改开”年代砍光了。

  那时的邹节明，只是技术副厂长，与普通职工同住在二号职工宿舍楼，我家住一单元一楼的1-2房，他家住三单元三楼的3-2房，都是只有两个套房；

  那时的邹节明很清瘦，也很低调，他大概1米72的中等身材，生得是天庭饱满，宽而高的额头后面，有着一副毛泽东式的长头，黑发浓密，鼻梁挺直，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嘴角的一双酒窝，永远带着幽默感和一丝戏虐的神情；

  就象许多知识分子那样，邹节明穿着是比较讲究的：深蓝色的中山装常烫得笔挺，夏天喜欢穿白色或灰色的新款的确良短袖衬衫，戴着“上海牌”手表；他上下班喜欢拎一个鼓囊囊的“上海牌”黑色人造革手提包，手不离烟，走在路上作沉思状，但路遇熟人必招呼，比一般职工要热情得多。

  我父亲生性清高，对包括厂长、书记在内的中药厂其他人不屑一顾，唯独对这个“邹叔叔”（父亲让我这样称呼他，因他比我父亲小两岁）非常尊敬和钦佩，时常说：邹节明是有真本事的大学生；他发明了两种好药（指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是桂林市唯一个得了全国大奖（指1978年度的科技成果奖）。

  记得我父亲和其他人都说过：这个邹节明也不容易，武汉大学的高材生，毕业的时候刚赶上文革，本来可以分在武汉的他，因为原分配计划被取消，在当年大学生分配“三个面向”的新政策下，被改分到广西桂林这个“老少边穷”地区的这个小厂；因为长期是桂林中药厂唯一的大学生，而当时大部分职工来自临桂农村刁民的中药厂职工素质，在桂林市国企中是垫底的，邹节明自然成了全厂上下嫉妒心的众矢之的，在“文革”中“右派”、“白专”的帽子没少戴，不得不夹起尾巴做人，长时期连老婆都找不到，1976年33岁时才终于结婚。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男人33岁结婚很正常，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可在二十七、八结婚都算晚婚的上世纪七十年代，男人33岁结婚就和今天43岁结婚是一个概念。

  八十年代初的邹节明，与大老粗职工同住一栋楼，而当时的厂长和书记就大不同了。当时桂林中药厂的厂长老樊、书记老甘，都是打江山的“老革命”，是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南下干部，厂里专门为老樊家建了一幢单家独户的“别墅”，还带有一个七八十平米的院子，在二号职工楼的东面；又在二号职工楼的西面为老甘家建了一栋单家独户的小楼。当然，这些个“别墅”与邹节明后来的豪宅比起来，那是太寒碜了。

  记得那时老樊的派头很大，大胖子老樊就象“南霸天”一样，每天牵着条大狼狗出门溜达，全厂人都忙不迭地向他点头哈腰，我奶奶也忙不迭地让我喊“樊爷爷好！”，那时老樊很喜欢我，让我摸他的大狼狗，还给我起了个外号——“猫崽”。

  有意思的是，老樊和老甘对邹节明都看不顺眼，老樊曾说：“不要以为是大学生就尾巴翘上天！你大学生咋的了？你再有才，咱不用你，你还能上天吗？”

  老甘则说：“毛主席不是说了吗，有些人（指邹节明这样的知识分子）可以利用，但不能信任！”

  但时代比人强，随着八十年代国企“独立核算”、“政企分开”、“厂长负责制”等系列改革的如火如荼，老樊和老甘都没能压住邹节明，上级让他们这两个老革命“光荣退休”了事，1984年，意气风发的邹节明终于坐到了桂林市中药厂厂长的位置上：

  在那些个《霍元甲》等香港片风靡桂林雨巷的“改革的春天”，邹节明夹着烟，带着几个人在厂区走街串户，到处找人“谈心”，忙得就象居委会的主任；我清楚地记得，有天晚上邹节明在一楼我家外竹树掩映下的窗边，与我父亲谈了良久——住一楼的就在窗边谈，这是邹提高效率的一种方式。。。一夜之间，中药厂的各种规章制度增添了许多、严整了许多，生产区变得不再是职工子女们随意进出的玩耍乐园了，新的厂房和新的宿舍楼工地响起了打桩声，一些有志向的职工躁动着，商谈着当时正在酝酿的“承包车间”、“竞争分厂厂长”的“改革机遇”...

  随着新生产线的逐步建成，上班的氛围，也从之前人民公社生产队式的慢节奏，陡然紧凑了许多：办公室人员大幅削减，党委书记之下，不再设专职的党、团干部，包括工会主席都得下车间；

  身为汽车修理工的父亲也不例外，无车可修的时候，他不再有坐在汽车房内桌前读书、写文章的悠哉，而必须下蒸煮车间，象其他职工那样上班。

  那时觉得邹节明治厂很严，现在看来他过于宅心仁厚了：

  客观地说，在七、八十年代的桂林国企当中，桂林中药厂职工的素质是非常低下，而我家又不幸地与厂里最烂的人渣和赖子为邻。

  这个邻居叫全梅生，是厂里的电工。此人生得形容猥琐，目无定睛，满脸络腮胡子，简直不象是中国人，倒象是个伊朗或阿富汗来的无赖。他有对小孩施暴的习惯，除经常暴打他自己的儿子外，只要谁家小孩与他儿子发生冲突，他就对别人的小孩大打出手，而厂里的人很冷漠，除非打了自己的孩子。

  那家伙是个老偷，1984年我家有一次失窃，芦笛牌黑白电视机被盗，床头柜被撬，两百多元现金失窃，公安虽未能破案，但派出所的人私下告诉我家说：全梅生有重大作案嫌疑，只是没抓到他的证据；派出所并要我父亲今后对他小心点。

  1986年，全梅生利用电工班班长的职务之便，多次盗窃厂里的铜丝和铜料的犯罪行径，终于被发现，邹节明下令撤销全梅生电工班长职务，给予其留厂查看的处分，并把全梅生盗窃犯罪的事迹，以布告的方式贴满厂区各处。全梅生终于灰头土脸。

  但今天看来，对全梅生这种完全可以扭送公安的犯罪行为，这样的内部处置，还是太姑息了！其后的全梅生，全无悔改（只是作案的手法更加隐蔽），而且乘我父亲1989年癌症住院，家中只剩瘫痪的奶奶和保姆的机会，恶狠狠地欺凌我家——多次恶意地以锄头撞开我家的排水沟铁栅，将大量营业垃圾（全梅生的妻子是卖马蹄糕的个体户）强行排放到我家。如果当初邹节明公事公办地法办全梅生，我家也不会受这种欺凌。

  当然，邹节明的治厂，成效是明显的：很快我们家就结束了蜂窝煤的时代，用上了煤气炉，接着又有了14吋的西湖牌电视和洗衣机，逢年过节发放的东西也多了起来——记得有一种饮料是中药厂生产的“少林口乐”，看起来、喝起来都跟可口可乐没什么不同，我那时就觉得很滑稽，感觉有效颦可口可乐的意味，厂里的奖金也多了起来，多到身在其他国企中的亲戚羡慕的程度。

  邹节明1984年上任后，整个八十年代都没有什么架子。邹集厂长和总工程师于一身，扶正之初，他仍住在我家所在的二号职工楼三楼，每天清早去职工食堂排队打饭，我不知多少次碰见过他。那时的食堂并没有厂长专用的窗口，邹节明打饭时的唯一“特权”是：职工们就象当年问候老樊、老甘一样问候他，只是比当年问候老樊、老甘时少了许多惶恐。

  邹节明吃得很简单，大概是因为肠胃不好的缘故，他常打稀饭和馒头，同时也给他妻子和两个儿子打米粉和豆浆。

  邹节明的大儿子邹洵比我小三岁，因为性格的投合，很喜欢跟我玩，那孩子天庭饱满，后脑凸出，有邹节明之风，但五官却差别很大；邹洵人极聪明机灵，但那时身体却很瘦弱，打牌下棋我都不是他的对手，唯有打架强过他（尽管我从没有与他打过架，反而为保护他与别人打过几架）。邹洵小时候遭逢横祸，吃了不少的苦头：

  他五六岁时一次玩耍时摔倒在二号职工楼外的篮球架下，跌折了右手的手腕骨，他父母竟送他去看西医，结果是血淋淋地切开手腕，以钢板和螺丝固定折断的腕骨，腕骨长好后又得血淋淋地切开手腕，取出钢板和螺丝，再用针线缝合，不折不扣的“吃二茬罪，受二茬苦”。因为这两次手术，邹洵手腕上的疤痕，醒目到五六米之外都能看清。

  对于邹节明治疗儿子的选择，我父亲大跌眼镜，嘲讽说：邹节明是书呆子，居然不懂得中医治疗骨伤的优势。父亲告诉我说：我三岁时从床上摔下来，伤得比邹洵还重，找了一位好的中医，只上了木质夹板就好了。

  （我父亲没有欺我，因为2005年我四岁的大儿子从五六米高的幼儿园滑梯上摔下来，同样折了手腕骨，西医也要开刀装钢板，是中医院的一位老医师用木质夹板配以中药药膏治好的。）

  邹洵无数次带我去他家玩。彼时邹节明的家里，竟比好些普通职工的家还要寒碜，而且凌乱不堪，沙发上杂乱地堆着书籍，沙发前的茶几上，烟灰缸里满是烟头，桌子上是书和厚厚的一叠手稿，上面潦草的写满了字，还有许多看不懂的公式（读了初中才知道，那是化学分子式）。

  邹洵脑袋非常机灵，有一次下象棋，不到十分钟就被他以双重炮将死了，输得我没有脾气，猜谜语和做数学题倒没那么一边倒，但是也落了下风，记得他那时的课外书有一道趣味数学题：平面上已知三个点，要画一个圆，让圆弧刚好经过这三个点，这圆该怎么画？

  我那时才小学五年级，哪里做得出？直到几年后学了初中平面几何才知道，此题实际上很简单，把三个点连接成两端直线，然后画出每段直线的中分线，以两个中分线的交点为圆心，以圆心到三点中任意一点的距离为半径，作出的圆，就是题目所要求的圆。

  那时邹洵才读小学二年级，邹节明让儿子看的课外书，竟然远远超前了他的课堂，可见其对儿子幼教的重视程度。

  有一次我和邹洵在他家玩耍的时候，邹节明回来了，夹着烟坐在沙发上，在茶几上写写画画，过了一阵，邹节明似乎需要休息一下，注意到了我，突然问：

  “小老弟你叫什么名字？”邹节明带着浓重的湖南常德口音开了腔。

  “我叫申曦”，我说。

  “你家也在中药厂吗？”

   我说是的。邹节明嘴角泛起酒窝说：

  “小老弟你的眼睛好大呀，愿不愿意和邹洵换一双眼睛？”

  就在我愣住不知道如何回答的时候，机灵的邹洵飞快反应过来：父亲说自己眼睛长得不好看，马上忿忿地喊：“不换！不换！”

  邹节明哈哈大笑。过了一阵，他好象想起什么，说：

  “小老弟你爸是谁呀？”

   “申湘华”，我说。

  邹节明闻说，脸上的笑意淡化了，抽了一口烟说：

  “哦，你爸也是人才啊，可惜了。”

   现在想来，邹节明所叹息的大概是我父亲的人际关系。1988年夏，邹节明拟内部挖潜，提拔一名助理型的副厂长，原拟提拔我父亲上位，但在评议阶段遇到了人际关系的阻力；而且父亲的人际关系是如此之差，差到连在另一家与中药厂来往密切的药厂任职的一位亲戚，都不支持他上位，那位亲戚甚至背着我父亲，跑到桂林中药厂，当面向邹节明力陈了一板父亲的性格缺点，这也成为压倒邹节明决策的最后一根稻草：

  邹节明最后提拔了林健桃，一位才能逊于父亲、人际关系却优于父亲的人上位，父亲就这样与副厂长的职位失之交臂了。当时父亲已经47岁，在当时的环境下，这也意味着他错失了人生的最后一次机会。这次挫折对父亲打击很大，翌年（1989年）八月，他即因淋巴癌病逝于桂林南溪山医院。

  虽然邹节明最终向我父亲关上了大门，但是父亲并没有记恨邹节明，相反，他一直对恨邹节明的人说：没有邹节明，你们能有今天吗？中药厂能有今天吗？

  中药厂退休书记、自称当过林彪传令兵的“老革命”老甘，很欣赏我父亲的书法，经常来我家串门，父亲很喜欢吃鸡肉，杀鸡却下不了手，故也经常请老甘帮杀鸡；闻知我父亲上升受挫，特意跑到我家安慰父亲，老甘早对邹节明窝了一肚子火，在我父亲面前禁不住大骂邹节明任人唯亲，搞“湖南帮”，父亲却不以为然，笑笑说：“我也是湖南人，他怎么没拉我入帮呢？”

  虽然邹节明长时间没有架子，但并不等于他妻子翁毓玲没有架子：邹妻翁毓玲是一个高大的广东女人，宽脸庞，皮肤白皙，也是大学生；翁毓玲说话斯文和气，但我从她那冷淡的表情，早就感觉她并不希望她的儿子和我们在一起玩。那时《霍元甲》等香港武打片风靡桂林，有一次我和邹洵在楼下玩打斗游戏，尽管是假打，带着胖墩墩的小儿子周准下楼倒垃圾的翁毓玲,瞥了我一样，立马把邹洵喊了回去。

  然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邹洵并没有受她的影响，与我们打成一片，有时还带着小三四岁的弟弟周准来与我们扎堆：周准那时是个虎头虎脑的小胖墩，那圆乎乎的脸完全不似邹洵那样的尖脸，真是可爱极了！

  但我和邹节明两子的缘份，在邹家搬走后就无疾而终了，其根本原因当然是地位和财产的差距：随着中药厂的快速发展，邹节明一家也搬入了主要为厂领导家属居住的四号职工楼，毗邻地质研究所的居民区，距离二号职工楼已有半里之远，且有食堂和三号楼之隔。

 我最后一次碰到邹洵，是在1988年，在桂林三里店马路边的游戏机室外，他长高了不少，已经由一个矮瘦的小猴子，变成了一个翩翩的夹克少年，碰到他时我正待招呼，他却敏捷地把单车望路牌杆上一锁，一头就钻进了电子游戏机室；他大概已经不认得我了。

  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感受到阶级的客观存在。

  从此，除了食堂之外，我很少见过邹节明。1989年8月，就在我考上重点高中的那个月，我父亲因癌症走了，我也就搬出了桂林中药厂宿舍区，之后很长时间都没有见过邹节明，只知道父亲走后，桂林中药厂腾飞的势头更猛，成了桂林市最富的企业，1994年邹节明搞了“股份制改革”，桂林中药厂的一百多老员工，包括烧锅炉的在内，都成了股东和百万富翁，而桂林中药厂也改名为“桂林三金药业集团”。

  1992年，闻知我靠上大学，邹节明仍然按照中药厂的政策，奖励了我两百元人民币，尽管我父亲已经去世三年了。

  1998年，朱镕基又掀起一波“国企改制”的浪潮，桂林市一大批国企改成了股份制企业，战略家邹节明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进行“股权改革”，终于把三金集团变成了民营（家族）企业。

  就在三金股权改革的当年，作为桂林电视台的记者，我在桂林市市委小礼堂再一次见到了早已成为桂林市最高统治者座上宾的邹节明，他两鬓已有沧桑，但依旧意气风发，黄里透红的脸颊焕发着成就者的光彩，与市委书记、市长谈笑风生之间，他很谨慎，也很圆滑，发现我的镜头频频对着他，赶忙笑着说：“不要拍我，请多拍领导。”

  在桂林电视台当记者的五年间，我曾好几次看见邹节明步行上下班，夏秋时节，他依旧喜欢穿着灰、白的衬衣，白色的皮鞋，步行上下班于辅星路的人行道上，他的家早已搬到桂林市的高档小区——七星花园了。

  邹节明是励志的奇迹，但他远非完美无缺，就如同历史上许多杰出的开创者一样，他也没能解决好接班人的问题：

  他的长子邹洵人极聪明，可惜毕业于南京理工大学的他，学的却不是中药制药的专业；他的次子周准虽然在澳大利亚大学取得生物学的硕士，但留学西方不仅无助于中药的研发，西方生物学的思维反而对中成药研发构成阻碍。

  邹节明死前身体很好，两个月前还主持召开了董事会；邹节明之去世，事出突然（传闻中的邹节明赴香港打了辉瑞疫苗，引发心肌炎猝死的说法，恐非空穴来风），甚至来不及指定接班人，但邹洵和邹准无论谁接班，想有邹节明的建树，难于上青天；

  而且，三金的新产品开发，受制于中医药人才的瓶颈，在中国因长期计划生育带来的年轻人才崩塌、中医教育西医化所导致的中药人才素质下滑的影响下，三金集团左冲右突，均不能突围，邹节明之后，虽然年轻辈的研发技术人员三十年来研发出两百多个注册新产品，但市场反响都不大，迄今为止三金集团仍在依赖邹节明当年研发的三金片和西瓜霜系列，“老产品讲不出新故事”，因而在日趋激烈的同行竞争和西医药的倾轧当中，三金集团的效益难免下滑，而邹节明生前对于中药制药的人才瓶颈，显然始料未及，束手无策。

  而比喜马拉雅山还大的障碍，则是时代，邹节明的励志奇迹，光靠邹节明个人本事是不够的——吕布纵有盖世武功，却敌不过刘关张三人合力，邹节明之成功，万万离不开“改革开放”的时代。

  而如今，是“改革开放”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新时代，切莫说邹洵、邹准没有邹节明之才，纵使邹节明本人立马转世出山，又何能为哉？

  这就是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悲剧。

  邹节明先生给我的启示就是：一个人无论起点如何低，逆境如何难，都应该去奋斗。邹节明在发展企业的道路上成就了桂林市的独一无二，我也要争取在我自己的道路上成为桂林市的独一无二。

曾节明 2021.12.28 辛丑年乙亥月末冬雨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