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申明，我对王安石变法的整体评价呈负面——本文全长一万字以上，如果不想看下去但还要反驳，也烦请拉到文末看下最后一句话，了解我负面评价的理由何在。

　　闲话休叙，我们这就进入正文。

　　评价历史事件，我们不外乎从它的原因、过程、结果三个方面来进行评价。具体到王安石变法，其原因，或者说初衷，是为了解决北宋王朝面临的困境，即财政困难和军事被动。相应的，所要达成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而过程，则是指王安石变法的具体政策和措施手段。至于结果，则是考察变法到最后是否达到了最终的目的。

　　从这几点来看，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王安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因为不走寻常路，最终导致了一个目的之外的严重后果。

　　一条一条地来说。

　　01

　　朝廷缺钱了，怎么办？

　　北宋自中期以后，就被财政赤字的问题所困扰，常年收不抵支。在收入端，北宋的财政收入已经远超唐朝。但在支出端，其花费之巨大，也是前朝不敢望其项背的。

　　这些支出的具体，也就是我们在中学历史课本中接触到的“三冗”：冗兵、冗官、冗员。这当中，尤以冗兵为巨，北宋的行政开支，大约有5/6都花费在了养兵上。但即便花了这么多钱，养了上百万军队，到真正与辽国开战时，竟然都很难拉出一支像样的野战军。

　　在澶渊之盟签订后，北宋的军事压力暂时消除，财政上的窘迫曾一度缓解。但到宋仁宗年间，因与西夏开展，财政状况又一次被北宋君臣重点关注，庆历新政，也即缘起于此。

　　但庆历新政的草草收场，却似乎留下了改革之难的诅咒。而更为吊诡的是，庆历新政的老臣们在熙宁变法（即王安石变法）时，竟然全部都走到了王安石的反面，被冠以旧党之名。这不免让人感慨，难道人都要活成自己年轻时讨厌的样子吗？

　　还是先把视线拉回到熙宁变法的前夜。对于财政困难，传统儒家的观点是省费节用，这也正是司马光的观点，所以司马光的理财方法，其实只有两个字：节用。

　　然而宋神宗年轻继位，锐意进取，自然看不上这种暮气沉沉的意见。恰好，王安石对此嗤之以鼻，他告诉宋神宗，自己可以“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招致了司马光的强烈反对，司马光认为王安石是要走桑弘羊的老路。

　　什么是桑弘羊的老路？概括来说，就是八个字：横征暴敛，与民争利。

　　现代读者中，有不少人都向往于汉武帝的武功强盛，而忽略了在背后默默付出的其实是汉武帝时期的平民百姓——打仗是要钱的，武帝的武功，全靠民力支撑。

　　而把民力汇集起来供武帝挥霍的人，就是桑弘羊。

　　桑弘羊在总结前人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创造性的想出了各种敛财手段，最为大众所知的，就是“盐铁专营”。武帝后期能够大规模用兵，桑弘羊居功至伟，但当然，代价也是惨烈的：户口减半，天下骚然。

　　如今，王安石一口否认，咬定他的办法和桑弘羊不同。

　　在这里，我们先不看王安石的实际做法，而不妨先从理论上探讨一下：“民不加赋而国用足”，这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可能？

　　什么叫“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就是在不增加老百姓税赋的同时，提高财政收入。

　　以我们现代人的观点，答案是肯定的。因为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人亲身经历过的事，改革开放就实现了这样一个目标：国家富强，百姓富裕。

　　如果大而化之的说，那么王安石追求的目标其实是有实现路径的：可以通过技术进步与制度革新，创造更多的社会财富，进而使经济实体中的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收益，这也就是我们习惯中所说的做大蛋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四十年的成长红利，几乎全部由此而出。

　　但在当时的情形下，技术进步的可能性并不大，所以王安石采用的办法是制度革新——但在司马光看来，这种所谓的制度革新，根本做不到。而既然做不到“做大蛋糕”，那么，就只会是一个分蛋糕的举动。

　　而且，掌握着权力的朝廷，一旦以“增收”为目的，分蛋糕的刀自然就会偏向于自己。通俗一点说，就是朝廷要“与民争利”，把普通老百姓的钱，放进自己口袋里。

　　再来理一下这里的逻辑：王安石如果能做到制度革新，那么就有做大蛋糕的可能。而如果做不到，那就只是在分蛋糕——朝廷增加了多少收入，就是从百姓那里抢了多少口粮。对此，司马光用朴素的财富观做了概括：

　　“

　　万物有数，不在官即在民。

　　”

　　王安石与司马光最根本的分歧就在于此。具体的各种争执，包括实施过程中的争执，根源都在于：两个人对于变法中财富增加的来源，认识完全不同。

　　而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具体看看王安石是如何做制度革新的。

　　02

　　国家办企业

　　时至今日，国家办企业，已经不是什么原罪。况且话说回来，国家办企业的目的，是赚钱；在一定程度上，国家存在的目的之一：收税，也是赚钱——总之，反正都是要靠强权赚钱的。

　　但赚钱与赚钱的手段手法之间，却大有不同。

　　还是说税收的事。用一种“不那么zz正确”的表述来看，政府是肯定要收税的，但是，收得要有限度，不能杀鸡取卵。经济学上有所谓的拉弗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具体到大宋王朝，宋代百姓的赋税水平相对已经较高，所以司马光反对一切形式的盘剥百姓的行为。

　　况且，儒家怀有天然的民本思想，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轻徭薄赋”，这也是反对加税的。

　　因此，既不想、也不愿意在这个地方做手脚的王安石，就盯上了别人：

　　富户。

　　宋朝商业发达，朝廷因此收到了巨额的商业税，同时，还造就了一大批富商巨贾。君不见汴河两岸灯红酒绿，每一杯美酒的背后，盛的都是民脂民膏。

　　王安石就盯着这些人下手。

　　他的观点是，你富户能做生意，我朝廷也可以。如果朝廷把富户的生意做了，那么吃亏的是富人，赚钱的是朝廷，而对普通百姓则毫无影响。

　　官民两便。

　　至于富人的喜怒哀乐，天然不在儒生的考虑范围之内——王安石自己就是当世大儒。

　　到这里，逻辑其实就清楚了：王安石的变法，是官府亲自下场，挤压富户的利润，以达到增加财政收入的目的。

　　国家亲自办企业，王安石初衷如此，看上去在逻辑上无懈可击。

　　但偏偏，就办出了问题。

　　——在说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又需要先来聊聊国有企业存在的各种“问题”。因为本来，你以为这些“问题”都是常识，但如今，真的就有很多小朋友，觉得根本不存在“问题”，甚至认为能问出这种“问题”的人，才真有“问题”。

　　我们不能怪他们无知，因为他们看到的其实是结果。自改革开放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一直在持续，但争论的结果并不是消灭了国有企业，而是把最初国有企业存在的问题都做了一定程度的限制，然后才有了如今的大好局面。

　　也就是说，国有企业不是没有问题，而是经过这么多年的反复讨论和交锋以后，才变成了如今的样子。但是，我们不能天然的就把现在的状况带入到北宋时期——当然，探讨这其中的详细，并不是我们这篇小文所能做到的。这里仅仅是就国企最根本的问题稍加阐释，以解释王安石变法的弊病何在。

　　关键在于激励机制。

　　如今经过几十年的国有企业改革，对于国企的分类管理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框架：有些企业，是追求资产回报率的；有些企业，经营的目的是稳定国民经济正常运行；有些，要代表中国参与国际竞争；还有一些，仅仅就是为了获取垄断收益。这是几十年实践，再加上国外多年成熟经验的共同结果。

　　而只挑与本文有关的内容来说结论：如今的国企，除了极少数的几个（或者说就一个）外，其他的，都不以利润最大化为优先目标。

　　而在王安石的年代，首先，对“国有企业”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认知。其次，王安石的目的就是为了赚钱。

　　所以，我们当年对国企问题的那些批判，全部都可以用来指责王安石。

　　刀刀见血。

　　政府本身是规则的制定者，市场主体在参与竞争时，要在规则所框定的范围内行事。在我们当前的制度下，国有企业的控股权即便属于国家，相应的监管，如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财务制度等，也是一应俱全的——而在北宋，这些一概没有。官府唯一的目的就是赚钱，所有颁布的新法，全部都成了官府敛财的工具。

　　当王安石把官府变成企业，问题也就很明白了：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

　　用这种办法来坑老百姓的钱，百试百灵。

　　比如“青苗法”——注意，各种“法”在当时的语言环境里，并不是法律之意，而类似于如今的“政策”。所谓“青苗法”，并不是“有关于青苗的法律”，而是“朝廷对青苗贷款的扶持政策”。

　　这项政策，针对的是农民春天没钱买种子的问题。

　　当时，社会本身是存在借贷的。不少农民先找富户借钱，等秋天收获以后再行归还。

　　如果不看利率的话，这就是一个可以促进生产的正常商业模式。但只要看了利息，它就会变成央行重点打击的高利贷——利息50%。而且注意哦，这不是年息，撑死了三个季度，甚至还有可能是半年息。

　　“青苗法”针对的就是这种情况。

　　王安石认为，富户为富不仁，面对这么高的利息，官府完全可以有所作为，于是“青苗法”规定，官府在春季贷给百姓种子，秋天农民还本付息，利息取20%。

　　看上去是好事吧？

　　但官府一办，就办成坏事了。

　　本来农民向富户借钱，是自发的商业行为。但如今官府来做，而且还作为地方官的政绩考核内容，那么就由不得你不贷了，不贷也得贷。至于贷多少，也不由你说了算，官府分配给你多少指标，你就得贷多少。

　　你没有说不的权力。

　　这么做，不可否认，会有部分农户受益。但更多的，则是被胁迫的：有的本来只需要一贯钱，如今却被官府摊派了十贯，管你用得着用不着，到了秋天都得还。还有一些，压根就用不着青苗钱，也“被贷款”了。

　　此外还有一些，后来在司马光的奏折里提到过：一些人拿了贷款，并没有买青苗，而是把它挥霍了。等到了秋天，当然还不出钱来。

　　……但官府会怕你不还钱？！

　　到期还不了，就抄家，家里有什么拿什么。至于拿的东西变卖以后，是不是正好等于你欠官府的本金与利息之和，那就不好说了。

　　而如果实在没钱，又怎么办呢？

　　那就出力，拉去服徭役。

　　类似的，还有“均输法”。

　　当时开封的米粮几乎都是从东南方向通过漕运运达，丰欠不均，开封的粮价因此波动频繁。这对大户影响尚可，对升斗小民来说却是无飞灾横祸，粮价的飞涨，可能会使一个家庭陷入灭顶之灾。

　　针对这种情况，王安石又发挥了他的聪明才智：既然价格有波动，那就官府亲自下场，买贱卖贵，平抑粮价。

　　但施行的结果，竟然是什么东西贵，官府就卖什么。本来平抑物价的举动，变成了加剧通货膨胀的行为。

　　为什么会这样？

　　还在于最根本的目标就有问题。

　　比如“青苗法”，早年间王安石在地方上就已经施行过，效果很好。但为什么当了宰相以后再做，就天下骚然？

　　因为目的不一样了。

　　王安石做地方官时，施行“青苗法”的目标是扶持贫病，抑制兼并。但当了宰相后，做的虽然还是一样的事，但目标已经变成了敛财。

　　如今“青苗法”主要考虑的，是如何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而不是济困助贫。

　　不管是青苗法、均输法，还是募役法、市易法，王安石变法的深层次目的，都是增加财政收入。

　　而既然如此，那么在“均输法”的逻辑里，既然有可以让中间商赚差价的空子，中间商（朝廷）为什么不赚呢？

　　如果是商户（企业）之类的市场主体在做类似的事，官府从中监督，那么当然能做到两相得利，官民两便。但如果是官府自己做，没有了监督，让百姓在博弈中完全处于劣势，那么新法最终就一定会变成官府敛财的手段。

　　没有制度革新带来的增量利益，只有不平等交易下的重新分配。

　　凭心而论，王安石的新法也并非一无是处，有些新法就不存在上述提及的问题，实际上是利国利民的——但是，在司马光为相后，它们全被一并废除了。这部分内容，我们留待下一章节展开。

　　03

　　旧党：我们吵架失败了

　　如果以增加财政收入（敛财）的目标来看，那么王安石的变法无疑是成功的。

　　通过王安石变法，北宋的财政宽裕到了何种地步？

　　在王安石变法以前，北宋是害怕与外国开战的，因为一旦开战，朝廷根本无力承担巨额的战争开支。

　　但在变法以后，宋神宗有底气向西夏用兵了。而且连年用兵之后，朝廷的节余还有近一亿贯钱——要知道，在此前的仁宗年间，朝廷即便不打仗，每年的亏空也都还有几百万贯。

　　而再往后的历史，大家就更为熟悉了：英明神武的神宗皇帝陛下有一个痴迷艺术与享受的儿子赵佶。赵佶做了二十多年皇帝，还没有挥霍完他老爸当年攒下的家底。

　　但问题一如我们上一节所谈及的，这些收入，绝大部分不是由制度革新来的，而靠的是盘剥百姓——只是把本来老百姓的钱，通过王安石创造性的新法发明，变成了朝廷收入。

　　这当然会引起朝廷绝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我们在理解真实的历史时，不能简单的把北宋的官员定义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在中国传统的文官制度中，因为以儒家经典为官方意识形态，所以官员“以民为本”的价值取向相当强烈。而官府如此盘剥百姓，必然会引起官员的反弹。

　　退一万步说，就算大宋王朝的官员都是吃人的地主阶级，如今在王安石的新法之下，他们也是受害者。王丞相的一切目标，是要给国家增收，管你是贫农还是富户。

　　但凡你是个人，我都要割一刀。

　　因此，对王安石的非议奏折，如潮水一般涌向宋神宗。

　　而对王安石的批驳，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反对具体的行为 — 反对王安石的通盘变法政策 — 反对王安石这个人。

　　新法实施以后，最初的争论，其实都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双方争论的潜在逻辑，在于新法是不是扰民。

　　旧党说扰了，王安石说有是有，但不多。

　　那个年代没有统计局，大家都没有办法做定量分析，所以就只能是在定性分析上做文章了。今天旧党说某地因为新法民不聊生，明天新党就说另一地百姓在新法的万丈光芒下安居乐业。

　　特例这种事，只要你愿意找，肯定是有的。因此，新旧两党无不以偏概全，大家都先立论再找论点，吵得不亦乐乎。

　　宋神宗被搞得很疑惑：到底是有，还是没有呢？一个人说王安石有问题，他可能是在说谎，现在到处都这么说，总不能人人都在说谎吧！

　　将信将疑之间，斗争到了第二个阶段：旧党对王安石变法的整体内容提出了质疑。

　　这就有点斗争扩大化的意思了，但站在旧党的角度，他们会理直气壮的认为：我这理所当然！新法施行出现了那么多问题，你王安石都掩耳盗铃假装没看见，那我们也不跟你就事论事了！管你是好是坏，我都说不好！

　　王安石跟宋神宗说，你看，我就说他们撒谎吧！

　　而如果说最开始的时候，只是一个信息传递的问题导致了神宗的犹豫。那么一段时间以后，随着新法的实施，神宗对新法的支持就已经不是旧党的反对所能动摇的了：自新法实施以来，朝廷的收入有了实实在在的增长——而这，就是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的原因。

　　最主要原因，更甚至是唯一原因。

　　至此，旧党所有针对王安石的反对，其实已经完全失效。不管旧党再怎么说新法如何如何地给百姓造成了不便，在朝廷收入增加的背景下，讨论这件事都已经没有太大意义。

　　于宋神宗而言，如果说之前新旧两党的争论是事实判断的话，那么此时，就已经是价值判断了。

　　在事实判断阶段，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新法是不是对百姓造成了不利。而在宋神宗的价值判断里，是朝廷收入重要？还是百姓受一点苦重要？

　　这已经是角度不同所引起的问题：到底是神宗的立场优先，还是百姓的立场优先？

　　毫不犹豫的，宋神宗选择了前者。变法就是为了要富国强兵的，用王安石变法，就不是要来造福老百姓的。

　　这天下，毕竟是神宗皇帝的天下。

　　至此，旧党的政治主张在事实上已经彻底破产。

　　一个充满戏剧性的事件，

　　为这一过程打下了句点：

　　熙宁三年，司马光给王安石写了一封信，后世称为《与王介甫书》。在信中，司马光指出了新法实施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并进行了有节制的批评，规劝王安石加以改正。

　　这里需要介绍一下两人的关系：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变法前，私交极好。如今两人的分歧，仅仅是因为政见不同。司马光批驳新法时，从来没有涉及过王安石的人品——对于王安石的人格，司马光是从没有怀疑过的。

　　在这一点上，司马光与其他旧党人物不同。比如，某大名鼎鼎的文坛大佬就写过一篇《辨奸论》，红果果的质疑王丞相的人品。只不过这位大佬自己死得早，没有赶上王丞相的报复。但王丞相报复的小针，后来却全都戳向了他那两个名满天下的儿子。

　　司马光在写这些信的时候，职位是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右谏议大夫，而王安石的职位是参知政事。按理来说，司马光方正君子，公私分明，写信谈论公事的时候，应该称呼王安石以官职王参政，但司马光却用了王安石的字来称呼。言下之意，是这几封信虽然谈的是公事，但却是来自于老朋友的良言和忠告，希望对方能够放下成见，倾听来自朋友的声音。

　　这几封信洋洋洒洒，司马光一共写了四千多个字。

　　在收到信以后，王安石给司马光回了信。这封回信，一共四百余字，信的名称是《答司马谏议书》——这是给谏议大夫司马光的复信，我跟你只谈公事。

　　公事面前，没有私交。

　　这一年是公元1070年。在此后十六年的人生里，司马光再没有与王安石有过私下接触。

　　04

　　当骨牌开始倒下：

　　政策问题引发的政治问题

　　斗争进行到了第三阶段，在旧党不屈不挠的斗争下，王安石终于被罢相。

　　但即便如此，神宗实施新法的决心也没有改变：熙宁年间，王安石为相，主持新法；熙宁七年年，王安石第一次罢相，此后，宋神宗亲自主持新法。

　　后世存在一个误解，认为王安石的变法是因为旧党的反对而夭折的，但这其实与事实截然相反。事实上，从熙宁二年王安石开始变法，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期间六十年，绝大部分时间朝廷都在实施王安石的新法。新法的施行，受到过挫折，但从来没有失败过。

　　可新法造成的种种问题又还在，怎么办呢？

　　宋神宗在有生之年，对王安石新法的支持都坚定不移。同时，君臣二人也有相当的政治操守，沐浴着庆历余晖的熙宁年间，政治生态还算文明，对于不合作的旧党，神宗的处理一般只是调任，贬官的情形相对较少（苏轼算是个例外）。

　　当然，在政治操守之外，宋神宗也有自己的现实考虑。为了支持王安石变法，宋神宗已经极大地破坏了朝廷制度——比如为了支持王安石，他曾经把台谏驱逐一空（御史台与谏院，负责监督宰相行政）。但本着皇室对权臣的天然戒惧，皇帝还是需要有反对派存在的，以对王安石可能出现的“得意忘形”加以制衡。比如，留着司马光在洛阳写书，何尝不是对王安石的约束？

　　朕随时可以用别人换掉你。

　　纵观神宗一朝，官场泾渭分明，旧党在野，新党在朝。但就像任何两党制的国家一样，在野党总会寻求重新执政的。挫折只是暂落下风，时机一旦合适，必定卷土重来。

　　这机会，还真让旧党等到了。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38岁的宋神宗病逝，传位于十岁的太子赵煦，是为宋哲宗。哲宗年幼，因此以神宗之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

　　高太后启用司马光为相。司马光为相八月，尽废新法。

　　一夜之间，风向逆转。

　　当时有人曾提出，“三年无改于父道谓之孝”，以此来反对司马光的政策转向。但司马光回复，转向不是哲宗皇帝做出的决定，而是高太后做的，“以母改子”，不存在问题。

　　新法难道就没有一点好吗？当然有。但司马光的观点是，有也要废。

　　苏轼曾经劝司马光，说免役法颁行多年，利弊参半，只要革除弊端即可，不一定要彻底废弃。但司马光不听，气得苏轼背地里骂司马光是“司马牛”。

　　为什么司马光会如此武断而偏执？历史中对此没有留下明确记载。但以变法以来旧党十几年被冷落的现实，指望旧党当政后能客观对待新法，实在是有些强人所难了。

　　而且，司马光不光要废事，还要废人。

　　旧党不在位十几年，如今不只朝廷上，地方大员中，绝大多数也都是新法的支持者，这些人全部要调离——因为其中很大一部分人不只是新法的支持者，还在推行新法中为恶甚多。都说不换思想就换人，既然思想肯定是换不了的（当然也有如蔡京之流，人家就能换），那就只有换人了。

　　朝廷上下大洗牌。

　　高太后前后听政七年，这七年，史称“元祐更化”，一如之前的十几年，新党在这七年中纷纷被贬斥。

　　但高太后一死，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政策就又来了一次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哲宗亲政后不久，即招回新党大将章惇，恢复王安石的变法政策，史称“绍圣绍述”。同时，大力打击元祐大臣，甚至直指高太后“老奸擅国”，欲追废其太后称号及待遇。

　　这次旧党面临的，就不止被贬斥这么简单了。整体上来说，旧党人士的道德操守要更高一点，而新党则信奉睚眦必报。新党这几年喝了多少西北风，如今一朝得势，都是要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当年你怎么对我，我如今也怎么对你。

　　绍圣这个年号一共只用了四年，你如果去百科搜索“绍圣”，会发现在其为数不多的大事记里，赫然有这么一条：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被贬海南。

　　这就是旧党人士的真实写照。

　　司马光已死，褫夺全部追封，甚至一度讨论是否要开棺发尸。苏轼、苏辙、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等旧党，均被贬于岭南。

　　绍圣四年，哲宗病逝。

　　因哲宗无子，神宗之子、哲宗之弟赵佶登基，是为宋徽宗，次年改元“建中靖国”——此时是偏向旧党的向太后听政，向太后不愿意朝政剧烈动荡，希望新旧两党能捐弃前嫌，和衷共济，年号“建中靖国”就是这个意思。

　　但向太后不久即病逝。

　　“建中靖国”的年号仅用了一年，第二年就改成了“崇宁”，崇尚熙宁。

　　旧党的春天，真的就只有一个春天。

　　这次更不会像以前那样简单了。这么多年折腾下来，当年新党里的大佬们，要不身死异乡，要不老不堪用。如今新党的领袖，是蔡京。

　　在蔡京手上，旧党的遭遇不再只是贬窜。有一个近两年的网络热词，很适合用来形容旧党们的悲惨境地：社死。

　　对旧党人士，新党不仅要让他们“身败”，更要让他们“名裂”。以蔡京为首的新党，创新性的发明了“元祐党籍”这个词，把旧党人士全部列于其中，并且立碑颁行天下。

　　此后，在北宋年间，旧党再无翻身机会。

　　05

　　是不是存在替代方案？

　　让我们跳出北宋，再来看王安石的变法。

　　北宋在变法之前面临的问题，并不是北宋的特色，而是中国大统一朝代中都会出现的问题：

　　财政困难。

　　这是王朝中期的一道坎，不同朝代有不同的解决办法。跨得过去的，王朝可以再延寿近百年，比如唐、明；跨不过去的，就只能通过大乱实现大治了，比如西汉、北宋。

　　所以，我们不妨来看看成功的经验是什么样的。

　　有张居正为例。

　　张居正当年面临的问题，一如王安石所面对的：一样是庞大帝国，一样是财政困难。但张居正“一条鞭法”的改革，确实是成功了。

　　张居正采取的，是不一样的解决方案。

　　帝国收上来的钱不够花，在不动既有政治体制的情况下，到底有没有增收的办法？张居正的回答是，有的。

　　他的办法，既不同于王安石的开源，又不同于司马光的节流，而是堵漏。

　　钱收上来的少了，是因为很多被地方富户或者基层官吏隐匿了——张居正的目光，盯着的是这里。

　　这也就是一条鞭法的逻辑：首先，清账土地，清查被地方富户所隐匿的土地。其次，把所有朝廷应收的税赋都统一归集，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杜绝地方官员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空间。

　　对比王安石，张居正的办法可以说是技术性手段。但这种手段不仅同样有效，还不会造成熙宁变法一样大的震动。

　　当然，宋明情形不同，王安石不一定能照搬张居正的办法。但清晰可见的是，面对一样的问题，两人的解决思路是明显不同的。

　　如果说张居正是在既有的框架下，小修小补；那么王安石就是要大拆大建，甚至准备推到重来。

　　用张居正来对比，王安石的动作，实在是太大了。

　　就像你有老寒腿（风湿性关节炎），保暖是一种治疗手段，服药是一种治疗手段，把腿锯掉也是一种治疗手段——这个能去根。

　　但你是不是真的就要去掉这个根呢？

　　06

　　结  论

　　我们可以来做总结了。

　　王安石变法的问题，在于其逻辑与北宋王朝的价值取向不符，在具体的操作中，又存在太多可指摘的问题。

　　同时，王安石既没有闻过辄改的宽容，又缺乏求同存异的耐心，在面对反对者的质疑时，不仅不以“化解矛盾、减少阻力”为原则，反而还以一种坚持绝对真理的不容置疑对反对派加以清洗。

　　由此破坏的，是北宋自仁宗时代开创的士大夫对于家国天下的责任心，和君子之争式的政治风气。

　　自此，北宋的政治风气在斗争中不断突破下限，这最终导致北宋末年君臣昏聩、朝政黑暗的局面。而脆弱的政治中心在面临金兵入侵时的进退失据、举措失当，又是北宋被灭的最主要原因——有关北宋朝廷在金兵入侵前后的政治丑态，此处不再赘述，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见郭建龙先生所著的《汴京之围》。

　　对于所谓的旧党，我们不能简单的以保守、守旧来论。旧党的中坚力量，如韩琦、富弼、文彦博等，都是参与过范仲淹新政的庆历老臣，我们不能想当然的认为他们老了就老糊涂了——总设计师第三次复出时，也已经73岁了。

　　王安石对于朝廷的积贫积弱痛心疾首，但同样的问题，韩琦、富弼、文彦博等人在几十年前就已经看到了，而且还试图改变，只是最后以失败告终。

　　他们最初反对王安石，并不是反对他的目的，而是反对他的具体做法。反对的重点，在于变法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政策的合理性、可行性、后果，以及王安石所重用的人等。

　　事实上，这些问题都是存在的，也都是需要解决的。

　　我们以用人为例来说明：

　　王安石变法的中坚力量，除了王安石本人外，其他人都名列《宋史·奸臣传》，这固然是后世修史书时的立场使然，但新党成员普遍道德品质不高，也是不争的事实。可以这么说，除了章惇等区区几人外，其余人物，几乎一无可取。

　　这也是历来批评变法的理由之一，变法操之过急，变法期间对官员的考核维度单一，是让奸佞之人幸进的最主要原因。

　　新党后期成员，几乎都是人品低劣之辈。要知道，这些人是实施新法二十多年以来，逐渐从低级官员中提拔而来的。蔡京的出现并不是意外，而是新法施行二十年来，单纯以“能敛财”为考核依据，选拔出来的。

　　不当的考核目标，是一种逆选择。新法在实施过程中，百姓受到伤害在所难免，为民生福祉还是为自己的升迁，就成了无数基层官员内心必须面对的矛盾。绝大多数读书人选择了前者，自动成为反对新党的旧党人士。而支持新党的那些人则快速升迁，在几十年间骤至高位——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北宋末年君昏臣奸的现实，也正是王安石变法追求的目标与北宋政治的基本价值观不符的最直接后果。

　　如果王安石真的能够在变法实施过程中充分吸取旧党的意见，步子迈得小一点，政策回旋的余地再大一点，用人上再谨慎一点，那么变法可能完全不是后来的局面。

　　“增收效果”可能会有所不如，但却不至于让朝廷官员之间产生不可修复的分裂。

　　反对你的，不一定是敌人；支持你的，也不一定是朋友。

　　时至今日，再看王安石改革，已经没有任何意识形态和现实上的意义，我们可以以一种更加客观、更加全面的视角来审视。以今人的知识储备，我们也完全不用以“改革”来评判一切事物，认为改革就是对的，不改革就是错的。

　　王莽改制也是一种改革，戈尔巴乔夫也搞过改革。

　　一样的道理，有关于王安石变法的争论，不应该只停留在表面，认为这是“新”“旧”之争，是变法与保守之争，而应该看到这是改革的强度和社会的可接受程度是否匹配的争论。

　　以这个角度来看，王安石的变法，太过于激进了——不在于盘剥百姓的激进，而在于因百姓之苦所引发的政治分裂。

　　任何一个健康的政治实体，应该可以容忍正常的政治争论，但不应该放任、甚至扩大政治争斗。潘多拉的魔盒一旦打开，根本关不上。

　　王安石变法，就是为了解决一个小毛病，制造出一个大问题。财政的问题是解决了，却制造出更大的政治问题。

　　为什么要读历史？就因为世道在变，人心不变。不一样的人，在不一样的环境之中，都可能走入一样的问题里。我们学历史，就是要用前人走错过的路、误入的歧途、不小心踏进的坑，来引以为戒，防止再犯类似的错误。

　　如果单纯认为变法就是对的，那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

　　千年以下，我们已经有足够的智慧来认识王安石变法，甚至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他犯过的那些错，“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

　　“

　　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的稳定统一起来。

　　”

　　王安石变法的问题，正在于此。

　　番　外

　　刚才正文说的是我对王安石变法的一些看法。番外部分，来解释另外一个问题：王安石变法与北宋灭亡之间的关系。

　　从小我们就学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知道看问题要抓主要矛盾。而这句话的潜在逻辑，其实是一个你我皆知的事实：一个结果的产生，必然会由多种原因导致。

　　对一个复杂事件而言，任何原因都只有相关性，而非因果性。

　　在这么多原因里面，我们应该抓住最为关键的那一条来分析——北宋政治风气的败坏。

　　诚然，北宋的灭亡，具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不是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女真崛起，那么北宋可以和辽国在互相比烂中蹉跎岁月，这个王朝不见得就会像烟花一样，在最绚烂的刹那消失不见。

　　但这里，其实还是有一个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的问题的：如果不是徽宗君臣昏聩无能，女真又怎么可能在那个时间节点上崛起呢？

　　女真崛起过程中的最大助力，是徽宗君臣在决策上的一次次失误。从海上之盟，到燕山府的收复，再到对郭药师的处理，最后是汴京守卫战的进退失据......这一次次决策失误，最终成就了两位最尊贵的牧羊人。

　　那么，君昏臣庸与王安石变法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

　　答案是，对北宋后期政治局面的崩坏，王安石变法负有主要责任。

　　我们刚才在正文里提到过，整体上来说，旧党成员的道德水平要更好一些。这不是后世的立场使然，而是当时环境中的立场使然。一如我们正文中所述，新法在施行过程中，有很多妨民害民的举措，这些是旧党最初反对的原因所在。而再往深层次追究，则是这些举措与宋朝士大夫的价值观不符。

　　我们一直说，儒家怀有强烈的民本主义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观。而北宋早期的君王，对此也有清醒认知，一直有意识地推进构建这种价值观成型。

　　北宋自开国以来，朝廷养士一百多年，士大夫形成了强烈的责任自觉，慨然以天下为己任，发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在北宋，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南宋，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而如果是你，怀抱着这样一种价值观进入神宗年间的基层政权，面对着各种新法的实施，你又会是什么感受呢？

　　圣贤书上的教诲，是以为民贵；实际中的操作，是盘剥百姓。

　　很多人因此不愿意与王安石合作，自觉地被划入了旧党之列。

　　王安石变法在早期即遇到了这种问题，不管是朝中大佬还是地方官员，大家对新法或是强烈抵制，或是阴奉阳违。总之，推行中冒出了种种问题，让王安石有力难施。

　　毛主席说过，路线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因此对王安石而言，如何挑选能配合自己目标的官员，就成了下一步工作中的主要问题。而既然在价值观层面的逻辑无法自洽，王安石就只能在实际操作中考察官员对新法是否支持了。

　　这实际上重塑了大宋王朝一百多年来的人才选拔标准，不再以德为先，而是以是否支持新法为唯一标准。

　　为什么选人用人要以德为先？这也是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老生常谈的话题。很多人理解的以德为先，是把个人品德作为主要考察标准，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而是在人才选拔中，“德”是基础性条件，“无德”是能被一票否决的。

　　但在王安石这里，德不德的已经不重要了，是不是支持新法，这才是一招定输赢的关键。

　　有名的例子是邓绾。邓绾因为上书赞美“青苗法”而一步登天，从名不见经传的小官一夜之间摇身变成宰相的属官，舆论哗然。同乡们对邓绾的行为不屑，在背后指指点点，但邓绾的态度是“笑骂从汝笑骂，好官我自为之”。

　　赞颂变法中最受诟病的青苗法，这是旧党成员无论如何都做不出的事。

　　我们在正文里说过，从王安石变法到北宋灭亡，中间近六十年时间，其中只有约十年是旧党执政，其他时候都是新党在朝，这意味着什么？

　　如果以二十年为一个世代的话，这就意味着，朝廷三代官员的选拔，全都是以支持新法为原则的。

　　这些被选拔上来的人，虽然不至于每一个都像邓绾一样无耻，但整体道德水准的不高与下滑，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我们在正文中列举新法干将时，往往将章惇独列，但这并不是说章惇就品行优良以民为贵了，而仅仅是因为章惇个人操守尚好。他支持新法，为的是个人官位，而于自己和家族的私利考虑极少——这已经是新党中的佼佼者了。其他如吕惠卿之流，则更是为了遂皇上的意、肥自己的田而折腰。

　　所以我们才会看到，在徽宗面对女真崛起的那些年里，参与决策的都是些什么货色：蔡京、张邦昌、童贯之流。他们无不是以悦上而身登高位，既没有个人操守，又没有政治担当，只知道唯皇帝之意马首是瞻，视野无暇及远，遇事瞻前顾后，同时还耽于享乐。

　　这么一群人，在那个关键时间节点上，做出那么多匪夷所思的决策，几乎是每一步都走错，不是理所当然的吗？

　　我们在前一篇文章中提到，北宋的灭亡是因为政治风气的败坏，而败坏的原因，又是因为王安石变法导致的政治斗争扩大。有很多读者提出质疑，所以在这里，再把这个问题详细地解释一下。

　　新党掌握政权接近五十多年，以不当的激励标准选拔官吏，到几十年后，那些身居高位的人，或只会溜须拍马，或善于无耻逢迎，或专擅滥竽充数，或遇事只为身家性命计。

　　这时候，偏又碰到一个被当皇帝耽误了的天才艺术家。

　　国有疑难可问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