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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续：习近平、江泽民曾庆红、邓小平，谁更残忍？（中）

江泽民、曾庆红与FLG

我们可否因信仰不同而丢弃人类的悲悯之心？

1999年7月19日，江泽民、曾庆红作出了取缔、镇压FLG的决定，7月22日，FLG被正式宣布为非法组织。

2001年1月23日（农历大年三十）的天安门自焚案，极有可能是江泽民、曾庆红、罗干授意、策划、部署的。

江泽民、曾庆红下令成立了610办公室，调动司法、警察、军队、媒体、教育系统等官方机器，在全国各地设置洗脑班、劳教所、黑监狱，使用非法拘禁、强迫劳动、人格侮辱、精神折磨、肉体酷刑、活摘器官等手段迫害、摧残FLG学员。被非法抓捕、拘禁、关押的FLG学员可能高达数百万。

在亲赴山东、辽宁、吉林等地调查FLG学员受迫害情况后，人权律师高智晟于2005年12月12日发表了致胡锦涛、温家宝的公开信--《必须立即停止灭绝我们民族良知和道德的野蛮行径》，信中写道：
几乎百分之百的女同胞的女性性生殖器、乳房及男性性生殖器，在被迫害过程中都遭到了极其下流的攻击，几乎所有被迫害者，无论你是男性还是女性，行刑前的第一道程序就是扒光你的所有衣服，任何语言、文字的功能都无法复述清或者再现我们的政府在这方面的下流和不道德！

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乔高（ David Kilgour）和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David Matas）2006年7月6日发布的《关于调查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报告》指出，“在2000年至2005年，中国至少有41,500例器官移植，器官来源不明”，报告认为“至今仍持续大规模地对FLG学员进行非自愿的器官掠夺”。麦塔斯律师说，这一罪行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2014年8月出版的《大屠杀：大规模屠杀，活摘器官，中共对异议人士的秘密解决方式》一书估计，自2000年至2008年夏，约有65,000名FLG学员被掠夺器官而死。

江泽民、曾庆红是制造FLG之难的双元凶。身为中组部部长、中共国安情治系统“大特务头子”、江泽民心腹、军师的曾庆红， 在决策、策划、部署、实施、推进对FLG的镇压、迫害、杀戮中所起的作用，不亚于江泽民。

某些西方政客将中共当今在新疆实行的相对温和的维稳、控制措施称为种族灭绝、反人类罪行。什么才是真正的反人类罪行？什么才是真正的群体灭绝？习近平上任后的中国的人权状况，是比以前差，还是比以前好得多得多？在公允地回答这些问题前，你应该先了解一下江泽民、曾庆红对FLG的镇压。

江泽民、曾庆红迫害FLG期间，没有一个美国政要站出来为FLG发声。
在迫害FLG的高峰期1999年~2006年，美国政府未就江泽民、曾庆红对FLG学员的大规模抓捕、关押、酷刑、摧残、杀戮、“群体灭绝”，采取任何抵制、制裁措施；
从1999年到2018年底，在长达20年的时间里，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谴责过江泽民、曾庆红的暴行；
长期沉默的还有美国参、众两会议员们。直至2016年，美国众议院才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呼吁中共停止其活摘器官的恐怖行为，并立即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

这是个装模作样的马后炮。在这一决议案作出的两年前，活摘人体器官兽行已经被习近平下令终止，2014年12月3日，中国政府宣布，停止使用死囚器官，器官移植只能使用公开、透明、无偿的公民捐献。


江泽民、曾庆红与活摘

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中国肝移植相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而江泽民、曾庆红、罗干开始镇压FLG的时间，恰恰是紧邻2000年的1999年7月。

中国器官移植的巅峰期是2005~2006年。

在巅峰期之前的2004年，“器官移植狂人”黎磊石的肾移植中心完成了超过1000例肾移植手术，平均每天3例。黎磊石本人共主刀或参与过数千例肾脏移植手术，包括1996年1月与其二哥黎介寿联手活摘刁爱青。

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截至2005年3月17日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这一数字在全世界同行中也位居前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曾自述：“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

2005年7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首次承认：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在同年11月7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上，黄洁夫再次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但黄洁夫一直不承认对FLG学员的活摘）。

邪恶盛极而衰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2007年。2007年3月31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署名颁布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中国的器官移植行情开始急转直下。条例颁布时，中国能做器官移植的医院多达600多家，经过整顿，2008年，获准做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缩减为163家。

2012年3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表示，一个全国层面的（公民逝世后）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正在建立之中，目前试点工作已在16个省市展开。取消死囚器官捐献这一承诺，代表了“政府层面的决心”。

2014年12月3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医院协会人体器官获取组织联盟主席黄洁夫代表中国政府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中国）全面停止使用死囚器官作为移植供体来源，公民逝世后（公开、透明、无偿的）自愿器官捐献将成为器官移植的唯一器官来源。

2015年3月15日，原卫生部副部长、时任中央保健委员会副主任、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在做客凤凰卫视《公益中国》节目时表示，死囚器官移植形成了利益链，周永康落马才打破这种利益链。

节目中，主持人许戈辉问：到底有多少人在等待器官移植？

黄洁夫说：现在在全中国大陆，不包括香港、台湾，全中国现在等待器官移植的是2.2万人，这个是准确的数字。为什么呢？为什么现在才有这个准确数字呢？就是我们取消了死刑器官的来源以后，变成一个透明、阳光的，可以追溯，可溯源的这样（一个）器官移植体系。

注：2.2万这个数字存疑。之前的2015年1月10日，黄洁夫曾做客吴小莉主持的凤凰卫视《问答神州》节目。该节目主持人的发言中有如下内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统计，中国大陆每年约有150万人因为器官功能衰竭需要进行器官移植，但每年仅有不足1万人得到供体。
https://news.ifeng.com/a/20150111/42906812_0.shtml

也许两个数字并不矛盾，即，有器官移植需要的150万人中，只有2.2万人有经济能力预约、等待器官移植。

许戈辉接着问：您说由于取消了死囚器官移植，这个事变得透明了，可是之前这个需求量有什么不透明的呢？

（中间省略了一串黄洁夫回答、反问及许戈辉多次追问的内容）黄洁夫说：你说（的）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帐，是多少你不清晰。可是在实际上，一个器官移植不是说你有指征就能做的，第一要钱，简单的说，因为我们现在，我们国家的器官移植，不是属于高端医疗卫生服务，一般的人是很难负担几十万这个器官移植的费用的。但是这个手术，还有术后的维持，一个肝移植最少要60万以上，一个肾移植也要30万以上，所以对一些普通的老百姓是天文数字。所以很多人是因为这个，他30万中间有相当一部分人是交不起这个钱，他就不做了。

在节目中，黄洁夫还指出：2014年，是中国器官移植中间接受考验的一年，这个时候我们很感谢党中央国务院，有这样好的氛围，这种氛围是建立在什么？反腐败，没有这个打老虎、打苍蝇，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宣布取消这个，明白我的意思了吗？所以这个是国际国内的环境，特别是我们国内反腐倡廉的大的气候，才能够使我们能够宣布这一点。

许戈辉问：为什么打大老虎，就能把这个死囚器官这个事情，能够给推翻呢？这大老虎到底是指什么人啊？

黄洁夫回答说：太清楚了，大老虎这个知道，周永康是大老虎，周永康是我们政法委书记，是这个原来的政治局常委，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这个报纸天天在这讲他的背景的。那这个死囚器官的来源在哪里，这不是很清晰了吗？实际上这件工作是得到了上一届的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支持，这一届得到了习主席跟克强总理的支持，不然是很难完成这件事情的。

2013年11月5日，香港《凤凰周刊》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中国人体器官买卖的黑幕。以下为报道的内容摘录（比较长）：

《长春城市晚报》2006年3月4日报道了一则离奇的百里“摘心”术。2月27日，浙江二十八岁的心脏病人谢抱时，在弟弟陪同下乘飞机来到吉林大学第二医院。入院检查后发现，他患的是“终末期扩张性心肌病”，必须马上做心脏移植，否则性命不保。可上哪去找愿意把心脏捐献出来而自己去死的人呢？

（入院）第二天就找到免疫匹配的心脏

报道没有透露心脏的来源，只说医院第二天就找到了免疫匹配的心脏。“二十八日早上十点多，吉大二院肾病内科主任苗里宁，乘救护车赶往距长春五十公里外的地方去取供体心脏，十分钟就摘下一名男子的心脏，放在专门的心脏冷冻保护液中，然后以一百八十公里的时速赶回吉大二院，三小时后，那名男子的心脏就在谢抱时的体内跳动起来了。”

（会诊后第二天就同时找到了匹配的肝和肾）

2006年5月19日，《南方日报》在报道轰动全国的齐齐哈尔第二制药厂“亮菌甲素”假药造成数十人死亡的同时，还报道了中山三院肝移植中心如何抢救中毒患者的事。

报道说，5月16日，专家在会诊后给中毒患者任贞朝开出的治疗方案是：马上进行肝肾联合移植。“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仅隔一天时间，省外就传来好消息——配型与病人吻合的肝、肾（同时）找到了。十七日下午六时，肝、肾被火速空运到了广州。八小时后，手术顺利完成。”

就在普通民众为这些神奇高效的移植手术感到欣慰高兴时，国内外的医学专家们却疑惑深重：
作为常规外科手术，器官移植技术本身并不难，难点主要在于匹配器官的找寻。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一般要等好几年，为什么“找寻奇迹”却在中国频繁发生呢？

根据官方公布的每年移植数量，中国已成为美国之后的第二大移植大国。。。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移植业迅速发展，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超过一万例，200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一万两千多例。

然而很多国际医学专家称，中国实际移植量比美国多很多。2010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器官捐献迷宫》采访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十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而官方公布的数据2000年只比1999年翻了一倍多。

注：按这一说法，2005年中国器官移植手术可能多达数万例。

大陆换肾跟买猪腰子一样容易

2006年5月17日《华夏时报》报道了一则新闻：“四十八小时两次换肾二十二万换来财命两空”。

患尿毒症的安徽阜阳四十九岁的薛燕林，2004年12月19日住进了北京市海淀医院移植中心，九天后的28日下午，医院从外地取回肾源。在只做了血型和群体反应性抗体（PRA）测试、而没做淋巴细胞毒交叉配型试验，以及人类白细胞抗原系统（HLA）等检测的情况下，当晚十时十分薛被推进了手术室，直到十一点主刀大夫韩修武才从内蒙古赤峰赶回北京，匆匆进入手术室。

四小时后薛被推出手术室，韩修武说：“手术不太理想。”第二天上午九时做B超检测，确定肾移植失败。据薛的丈夫卢晓星说：“当时坏肾没有取出，因为韩修武当天还要去昆明做手术，他说那里还有肾源，他说30日从昆明带回另一个肾，到那时直接把坏肾取出，换上新肾就行了。”

12月30日，薛燕林因心脏病发作被紧急抢救。当晚十一时左右，韩修武带着肾源从昆明回到医院，十二点韩修武对薛燕林施行了第二次肾移植，还没等手术结束，韩修武就宣布：换肾又失败了。一个月后，花光了二十二万医药费的薛燕林含泪离世。

事后据律师调查，“海淀医院移植中心”根本没有在北京市卫生局登记，属于非法行医，然而（该移植中心）仅韩修武一人就做了四百多例肾移植。人们议论纷纷：
“在国外要苦苦等待三年的宝贵肾，在海淀医院却跟买猪腰子似的，第一个肾花九天就找到了，第二个肾直接到昆明去拿就行了。这不奇怪吗？”

前些年大陆影视红星傅彪曾先后两次在北京做肝移植。第一次在2004年8月27日确诊为肝癌，9月2日就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接受了肝移植，找肝时间最多一周。2005年4月中（旬），傅彪被查出肝癌复发，遂于4月28日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了（第）二次肝移植手术，从病发到移植手术也只有一周多。然而在被掏空了上百万家产后，年轻的他（还是）撒手人寰。

如此快速草率做移植手术的现象在大陆非常普遍。据《三联生活周刊》〈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报道，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表示：“长征医院2005年完成181例肾移植和172例肝移植，其中接受在地下医院器官移植失败的患者二三十例，这是非常可惜的经济损失和供体浪费。”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沈中阳也表示，该中心接收的二次移植病例占器官移植总量的10～20％。
文章还透露说，“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军事系统。

器官比死囚多，官方六次改口

关于大陆器官的来源。。。2005年7月，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世界肝脏移植大会上才首次承认：中国多数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十一月七日的世界卫生组织（WHO）会议上，黄洁夫再次公开承认中国绝大多数移植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

从中共官方六次改口辩护中，人们看出了症结所在：大陆死刑犯人数远远少于器官移植所需的供体人群。

大陆官方公布每年实施全肝移植四千例，（实际数据可能还会多出三至四倍），即使按照陌生人群20～30％的器官匹配率来算，也必须从三至五个人中才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器官，那四千个肝脏就至少需要从一万二千至二万个死刑犯中挑选。

然而据国际人权组织调查，中国每年公布的死刑犯在二千人左右，即使全部用上，也只能让二千人做肝移植，其余的人从何得到肝脏的呢？

其实早在1984年10月9日，中共就颁布了《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或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从而展开了以法院为主导的死刑犯器官利用流程。医院想获得器官，就必须得到法院及其领导下的一整套司法系统的认可。当法院判决犯人死刑时，医院就会提前到监狱给犯人验血，以获取其器官资讯。到了法院的法警执行死刑那天，检察院还要派人现场监督，所以医院还要获得检察院的默认。

据《广东医生》报道，广东省器官移植中心的陈规划“在当院长后，依然每周要做四、五台肝移植手术，而且手术一般选在晚上。仅二零零五年一年他就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累计达到一千例。”

像陈规划这样几乎天天处理死刑犯肝脏的移植大王还很多。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沈中阳，早在二零零五年三月十七日就完成了一千六百例肝移植，居世界前列。

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任夏强更是自白的说：“对肝移植我是着了魔的。我现在简直像上瘾一样，每周至少做二至五台肝移植，失败了也不怕，认真总结分析，第二天就会继续做。”他哪去找这么多死刑犯呢？

由于器官移植要求时间短、匹配难度高，在世界各地都是病人等器官，一等就是好几年。据美国卫生部报告，在美国等待肾平均需要1121天，肝796天，心230天，肺1068天，胰腺501天。

2000年前的中国移植界也是这样。然而2000年后，特别是2003至2006年四年间，大陆移植数量呈现蘑菇云似的巨大增长，由于器官来源充足，等候时间也大大缩短。

国际医学专家根据大陆器官市场的奇异现象分析，认为大陆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体器官库，就是有事先都已验好血型和做好相关资料档案的活体器官供应者，在市场上获得器官“需求”之后，这些活体器官供应者就被送入“医院”（屠宰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器官市场上“随叫随到”的超短的等候时间。

在中国无法获得法律保护的法轮功学员、中国劳教所囚犯、社会流民、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等都可能是这个地下组织盗卖器官的目标。

近十年来，国际上流行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手术，特点是在中国大陆无需花费等候器官的时间，所需配型的器官几乎是随要随到。

官方网站：一周可做肾移植

比如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其网站上公开宣布：他们那做肾移植，最快一周，最慢不超（过）一个月，而肝移植也一样。医院纪录显示，2005年病人平均等待肝移植时间为两周。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科的肝移植更快，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然而2007年后情况急转直下。2007年7月20日《南方周末》的《中国叫停“器官移植旅游”》一文写道：“从春节后到现在，近半年过去了，这家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总共才做了十五例来自亲属间的活体肝移植手术。而在2006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创造出了一年完成六百多例肝移植手术的纪录。‘主要是没有供体。’（中心副主任）朱志军无奈地看着手术数量直线下降。他认为，目前的困境源于最近关于器官移植一系列法律法规的颁布。”。
（对《凤凰周刊》报道的引用结束）

对江泽民、曾庆红、周永康制造的大范围酷刑，频繁的冤案、惨案，大规模的活摘、按需杀人等种种惨绝人寰的人间悲剧，长期以来，美国政客们一直熟视无睹、置若罔闻、不动声色，从来没有一位美国总统、副总统、国务卿，甚至没有一位美国国会议员表达过愤慨，予以过谴责；美国各届政府从未就江泽民、曾庆红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采取过抵制行动，实施过制裁措施。

2008年，前有对FLG学员等国民的大规模活摘、按需杀人等滔天罪行，以及对国民视若蝼蚁，长期强征、强拆、血拆、残酷迫害，酷刑、冤案、惨案不绝，后有08年春的西藏流血事件，然而，当时的美国总统布什，仍然若无其事地携夫人劳拉，会同80多位各国元首、首脑，欣然参加了当年的北京夏奥。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近日，以中国在新疆的维稳措施侵犯人权及彭帅的人权、自由问题为籍口，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北京冬奥实施外交抵制。

在中国人权问题最恶劣，大陆人民苦难最深重、处境最悲惨的时候，美国政客们一言不发、无动于衷；而在中国人权状况大为好转，改善了千倍、万倍的时候，美国政客们反而搬出人权问题，借正义之名大作文章，扭曲事实、夸大其词，对中国现领导人火力全开，不遗余力地加以诋毁、攻击。

这是何居心？拜登们心中在乎的，真的是良知、正义？真的是中国的人权问题、民族问题？他们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这三篇文章远远不能涵盖江泽民、曾庆红的滔天罪恶。如果美国扶植曾庆红、江泽民势力倒习复辟的阴谋得逞，那么，中国大陆将重坠深渊；同时，尚不为人所知的无数曾、江罪证、记录将被一一销毁，彻底湮灭，永远失去得见天日的机会。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