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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独有历史现象:农民起义,地主不背这锅
送交者:  2021年12月07日12:02:51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

 Original 小炒君 小炒说 2021-09-03 

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农民起义是一个不断出现的现象,“农民起义推动了历史发展”是我们脑海里的一条经典历史规律。所以,很多人觉得,农民起义是一个世界史普遍现象。

但实际上,中国的农民起义,在世界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

1

独特的农民起义

中国古代的农民起义,其次数之频繁、程度之剧烈,全球无二。

几乎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伴随着大规模的全国性农民起义,而且这些起义都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秦朝的陈胜吴广起义、西汉的绿林军、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朝的瓦岗寨、唐朝的黄巢起义、宋朝的梁山泊和方腊、元朝的红巾起义,然后就是明朝的李自成和清朝的太平天国。

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农民起义,动辄百万之众,他们基本上把原来的社会结构破坏得很彻底,所到之处,如同大帝出征寸草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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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这些王朝衰败期的大型起义外,王朝统治稳定时期的中小型起义更是不断,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

古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高峰为宋朝,从宋太祖乾德三年(963年)的第一次农民起义,到宋朝末年(1275年)最后一次农民起义,宋朝前后300余年中经历了433次农民起义,其中230次发生在北宋,203次发生在南宋,平均一年就有1.4次。

古代中国的专制最高峰为清朝,《清实录》记载的农民起义超过300次,平均每年一次多。

最后一个汉人王朝明朝,从明初开始就起义不断,总共爆发100多次,其中王朝中期1510年的刘六刘七起义,持续3年,席卷好几个省份。

可以说,农民起义陪伴着王朝一生

但是,世界其他地区不是这样的。

西欧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农民起义的记载,从8世纪到16世纪的800年间,西欧数得上的农民起义不超过8次,而且这些农民起义没有一个以推翻政权为目的,西欧没有一个王朝是民众起义推翻的,这些起义更像是社会抗议,而不是造反。

中东和印度,极少看到农民起义的记载,日本也是。

俄国发生过较多次数的农民起义,并且有些以推翻政权为目标,但一方面这些农民起义集中在彼得大帝改革后的18世纪和19世纪,总体次数远不及中国,另一方面从来没有发生农民起义的改朝换代。

所以,动不动就要来一场起义,还总想着“杀到东京夺了鸟位”,这种频繁而剧烈的农民造反,全球只有中国存在

2

地主不背锅

为什么中国会出现频繁剧烈的农民起义,历来有诸多解释。但最常见的理由,是土地兼并

王朝建立之初,推倒重来,重新分配土地,有了土地的农民就会过好点;到了王朝中后期,地主侵占农民土地,导致“富者连田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王朝末期,这些地主拼命压榨农民,农民走投无路,只好揭竿而起。

这就很多人根深蒂固的看法。就连教科书也一再强调“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地主阶级,促使部分地调整生产关系”。

总之,都是地主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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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比较好地推翻了这个观点。

秦晖一直进行农民学研究,他对关中地区仔细分析后,发现自隋唐以后,“关中无地主”,也就是说,关中的大部分土地都掌握在自耕农手里。而且,秦晖在《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总结道,古代中国的自耕农一直占有较大比重,相比世界上其他国家,中国的土地分配比较公平,好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

因此,秦晖认为,无论是横向比较还是纵向比较,中国古代并不存在严重的土地兼并问题。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在分析清朝时,也是这种看法,在整个清朝时期,土地集中的程度是差不多的,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不存在

张宏杰在《简明中国史》直截了当地指出,“古代中国的土地分配一直较为公平”在近年来基本成为学术界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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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逻辑上讲,如果土地兼并越来越严重,就意味着剩余土地越来越少,土地价格在王朝后期应该是越来越贵。但事实上,王朝后期的土地价格往往越来越便宜。因为很多农民已经把土地当成一个负担想白送人都没人要

“村野愚懦之民以有田为祸”, "欲以地白付人而莫可推", "地之价贱者亩不过一两钱,其无价送人而不受者大半。”

所以,大规模流寇主要爆发在自耕农为主、租佃率较低的地区。比如明朝,北方以自耕农为主,南方耕种地主土地的佃户较多,但明朝的农民起义集中在北方,南方极少。

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现象,王朝后期,田园荒芜十分普遍。如果农民的土地是被迫夺走的,那么他们完全可以来种植这些荒田,但现实是,他们宁愿逃亡饿肚子也不愿意留下来种地。

1627年,明朝官员吴应箕路过河南真阳,所到之处都是荒芜之田,长满了茅草,他问当地人为什么不耕种,几个人回答道:税费太重,承受不了,只好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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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俊丽就在论文《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指出: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了逃民,而是民先逃跑,而后土地被侵占

这些历史研究已经清楚地表明,并不是土地兼并造成农民被迫失去土地而选择逃亡,而是沉重的税负导致农民无法耕种,导致农民弃地而逃

中国社科院《中国近代通史》也认为,导致清朝衰亡的,不是所谓的土地兼并,而是“凌驾于社会之上、充当社会调节力量的中央朝廷和地方各级官员”。

因此,农民起义,并不是农民与地主的矛盾,而是农民与政府的矛盾。所谓官逼民反,而不是主逼佃反。

我在读书群里做了如下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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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农民起义的《水浒传》,没有任何反映地主与佃户的矛盾,用秦晖的话来说,书里讲的是一群地主带着一帮农民、佃户来造官府的反。智取生辰纲,生辰纲是政府的东西,而不是地主的。

历代农民起义反抗政府,从他们大肆屠杀官员就能看出来。

陈胜吴广“诸郡县苦秦吏者,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隋末农民起义“得隋官及士族子弟,皆杀之”;黄巢起义“尤憎官吏,得者皆杀之”;张献忠“荡平中土,剪除贪官污吏”;

而且杀官的手法极其残忍。东晋孙恩起义,“所至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肢解之”,所到之处,将官员剁成肉泥,分给他们的妻子孩子吃,不肯吃就肢解;宋朝方腊起义,“凡得官吏,必断脔支体,探其肺肠,或煎以膏油,丛镝乱射,备尽楚毒”,肢解并掏空身体,或熬成膏油,或是乱箭穿心。

最有代表性的是李自成,口号是“迎闯王,不纳粮”,这个纳粮,指的是交给政府的皇粮,而不是给地主的租子。1641年,李自成抓获河南福王朱常洵。这个300斤的大胖子,被李自成斩首,身体和鹿肉一起放在锅里煮熟,炖了一大锅,摆酒开宴,称为“福禄酒会”。

从这些历史材料都能明显感受到,农民起义对政府的强烈仇恨

3

越来越重的税负

看到这里,很多人会有疑问,古代中国的大一统,使得纷争减少,带来了和平。而且,古代中国的文明高度,在全球十分出色。中世纪的欧洲老百姓多么穷啊,那些启蒙思想家直到18世纪还在羡慕中国的富庶。

按道理讲,这是一个“制度优势”,农民应该拥护这个制度啊,怎么反而比分裂的欧洲带来了更多的农民起义?他们怎么会如此痛恨当朝政府呢?

在很多人的脑海里,封建割据下,国家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不断,诸侯都是世袭,老百姓没有上升空间, 还要忍受诸侯领主的残酷剥削。中国却是统一的大帝国,国家直接为民做主,打掉了中间的诸侯领主的剥削,老百姓应该活得更好啊。

然而事实是,封建割据的西欧农奴,其生活水平并不见得比中国的农民低。

其中一个关键原因是,西欧农奴的税负远比中国农民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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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的领地是世袭的,他们对待领地农奴不会像官僚那样残暴,他们必须考虑长远利益,庄园农奴的过劳死或逃亡对他们很不划算。而且,西欧领主与农奴是有白纸黑字的契约的,契约规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和税赋。

契约的主要内容,一般沿袭不变,几百年下来就会形成一种惯例。因此,农奴的税负水平,可以长时间保持稳定。

南京大学的雍正江在论文《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中得出结论,“一个佃户的地租往往长达200年或250年保持不变”。

农奴只对领主负责,而中国古代的农民通常会受到各级官吏的压榨。朝廷规定的名义税率通常很低,比如西汉和明朝只有1/30,但是通过层层加码和各级克扣,农民的实际税负往往增加数十倍

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官僚系统必然扩张,腐败程度必然加剧,“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些官僚只对上面负责,他们的利益在于升迁,反正干个几年就要走人了,因此很容易出现暴虐百姓的事情。最终的结果就是:

老百姓的实际税负与名义税负出现较大的偏差,而且这个偏差往往越来越大

比如,秦朝时期的官方税率是1/12,但社会崩溃了;西汉的税率长期都是1/30,但汉武帝时期,“关东流民二百万”“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在绝对税率的比较上,西欧农奴的税率普遍在1/4-1/2之间,这个税率介于中国王朝的前期与后期之间。

我们可以打个简单的比方,100年内,中国农民与西欧农奴的平均税率都是1/3,不同的是,西欧农奴一直是1/3,中国农民前期是1/6,中期是1/3,后期是1/2。

当上级单位试图增加税负时,西欧农奴有契约和庄园法庭进行申诉和妥协,但中国古代是权力压倒一切、权力支配一切,没有了诸侯、贵族等中间层,农民直接面对权力的鞭笞,根本无力抗衡,对于官府的增税行为,中国农民没有申诉渠道和博弈空间,从而导致税负单调上升,直到突破临界点。

有人肯定会问,如果中国农民的生活状况不见得比欧洲农奴好,但古代中国比欧洲富庶是没有疑问的,这怎么解释呢?其实,这种矛盾很好解释:古代中国的统治阶级生活状况远好于欧洲领主,因为好处都被既得利益者攫取了。

4

没有低保

高税负并不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因为一方面一部分税赋会用到社会保障,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另一方面如果有低保,农民但凡能活下去,也不会铤而走险走上起义的不归路。

一般来讲,国家权力与责任是匹配的,高税负就是高福利,低税收就低福利。但古代中国的权责是失衡的,权力大于责任,因此政府权力很大,对民间控制能力很强,税收很严厉,但不承担社会福利

古代中国信奉法家的治国理念:“国富而贫治”、“民弱,国强;民强,国弱”。(见《秦制的“理想国”与“巨婴国”:民弱则国强,民愚则易治》)先天反对回馈于民的福利模式,而是强调尽最大可能地汲取民力,将利益留在上层,任何多余的好处都不会留给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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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会说,古代中国有义仓,非常时刻可以开仓济民。但是,这些义仓基本上是摆设,要么没有存粮或者粮食发霉,能吃的粮食早就卖掉了,““比年赈贷,多为奸吏所欺,徒有虚名,惠不及下”;要么烂在义仓也不愿意救助灾民。

典型证据就是,中国历史上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粮仓失火,隋朝灭亡时洛阳粮仓堆满了粮食。

即便朝廷想赈灾,经过各级官僚的层层盘剥,到灾民手里也所剩无几,历朝历代都有处决赈灾贪污的官员。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和珅与纪晓岚在监狱的那段经典对话流传甚广,朝廷下拨了粮食,但灾民吃的是喂猪的糠麸,和珅还认为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因为官字两个口,先喂饱上面的官,才能喂下面的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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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一到灾荒,中国农民的境遇非常悲惨,饿殍遍野和人吃人几乎是每个朝代都会上演的戏码,甚至还有易子而食

比如1616年,山东诸城县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途径在灾荒地区,就看到有人若无其事地割人肉剥人皮。过了半日,见到一位老妇看着锅里煮的一个孩子伤心哭泣,陈其猷就问:既然要吃他,为什么还哭呢?老妇说:这是我的孩子啊,我要是不吃,别人就会抢着吃了。陈其猷感觉毛骨悚然,几天吃不下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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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这种过渡汲取和缺乏低保,形成了王朝的周期性崩溃和农民不断起义。对于农民而言,饿死也是死,起义也是死,还不如起义争取一线生机。

只能有人大声一呼,这些饥民纷纷响应。不管朝廷怎么镇压,只要兵马散去,流民起义就会卷土重来。电影《大明劫》里明军将领孙传庭的一句话就非常经典:他李自成可以失败十次一百次,我孙传统一次都输不起。

但西欧农奴不是这样的,他们有基本的保障。天灾降临时,领主负责救济农奴,它们会给农奴发放粮食,确保他们能活下去,这样做符合领主的直接利益,因为他需要这些劳动力,而且救济一个农奴的成本低于购买农奴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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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领地里,如果一个农奴死去,领主要负责养活他的家人,如果孩子的父母双亡,领主自动成为监护人。这就保证了农奴不会因为死亡或破产而全家流离失所。

但古代中国,农民死了,他的家人只能投靠亲友,政府是不会管的。如果无人接济,他们就成为了流民。

因此,欧洲中世纪也会发生大面积的灾荒,但很少有大面积的流民,因为领主会尽量让农奴活下去并把他们固定在领地内。

正是因为这些体制原因,导致看起来远比欧洲富庶的古代中国,其人均寿命并没有明显比欧洲高根据民国时期许仕廉《人口论纲要》以及1936年实业部公布的的统计数据,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30岁左右。敦煌出土的敦煌户籍记载,以及其他一些学者的相关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27~35岁之间。

中世纪欧洲人的平均寿命也差不多这个水平,蒂尔尼和佩因特合著的《西欧中世纪史》写道,13世纪英格兰的平均寿命是35岁。13世纪是西欧相对发展比较好的时期,但相比西欧大陆的法德意,英格兰比较穷。

总体来讲,古代中国农民的人均寿命,与西欧是一个水平。这与两个地区的农业文明发展水平是不相符的。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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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起义是专制制度的专属品

中国在上千年的先秦社会,几乎没有农民起义的记载,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也没有农民起义。但秦朝刚刚建立不久,就爆发了史无前例的陈胜吴广起义,以此为开端,农民起义成为常规操作。

俄国在基辅罗斯的四五百年间,没有农民起义,莫斯科公国统一俄罗斯确立专制制度后,囊括了俄罗斯有历史记载的农民起义。

法国在千年中世纪,只有零星的农民起义,从波旁王朝16世纪逐步确立专制制度到1793年法国大革命,农民起义普遍发生,17世纪被称为法国农民战争的世纪。

在专制统治者的眼里,百姓不是天下,而是代价。枢密使文彦博就对宋神宗说过,皇上与士大夫治天下,而不是与百姓治天下。”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和珅还说过,灾民还算人吗?

张宏杰在《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中说过一句狠话,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社会组织,连动物都会使用。农民就是这种专制制度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就是专制制度的必然结果。




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人口频繁减半,但战争不背这个锅

 Original 小炒君 小炒说 2021-09-06 


上一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了农民起义这个中国历史的独特现象。一般来讲,民众起义导致的政治动荡,如果只是局限于政治家之间的斗争,倒也没什么大不了,不会导致人口灾难。但古代中国就与众不同,那就是人口数量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

1

人口剧烈波动

关于古代中国人口的数据,我们以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主编的《中国人口史》为最重要依据。《中国人口史》是一个集体项目,该书综合了各种历史文献和前人研究成果,有六大卷,各卷作者都是各断代人口史的顶级专家,比较有权威性。

秦始皇灭六国时,全国人口接近4000万,秦汉之际,只有1500-1800万,损失过半

西汉末年,人口突破6000万,成为中国人口的第一个高峰,公元17年人口5600万,公元23年王莽之乱结束,人口只有2800万,损失过半

东汉后期人口再次突破6000万,三国时期降至2300万,损失60%人口

隋朝将人口恢复至6000万,但隋末天下大乱,人口骤降至2500万,损失60%人口;

唐朝在安史之乱前人口增长到8000万,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二个高峰,安史之乱使得人口降到不足5000万,损失1/3人口;晚唐的人口峰值为6000万,五代十国时期人口只有3000万,损失一半人口

13世纪初,宋、金、西夏合计接近1.4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三个高峰,宋元易代,北方(金朝)人口损失87%,1290年,全国人口7500万,相比高峰期损失将近一半

元朝后期,人口9000万,元末明初只有6000万,损失1/3人口

明朝人口在17世纪初突破2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四个高峰,明清易代损失40%人口,只剩下1.2亿;

道光年间清朝人口达到4.3亿,这是中国人口的第五个高峰,经历太平天国后损失7000万人口

太平时期,中国人口可以快速增长,轻松翻倍;但战乱时期,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减半。这就是古代中国人口的基本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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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些数字触目惊心的变化,不知道你是作何感想?至少你就不难明白“宁做太平犬,不做乱世人”的无奈了。

而且,历史大咖秦晖认为,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可以说是对历史人口的灾难程度估计最为缓和的了。

如果只看中国历代王朝的人口高峰数字,从6000万到1亿再到2亿、3亿、4亿,你必然充满了自豪。但如果你仔细看看紧随人口高峰的人口陡降,不知道会不会吓得睡不着觉?

光鲜的背后,是令人不敢直视的血淋淋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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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辄人口减半,减少几千万啊!而且就是那么十几年的功夫。

王莽和隋炀帝都只执政14年,人口就减少了超过3000万;安史之乱持续8年,唐朝人口就减少了3000万;元明易代,减少3000万;明清易代,减少8000万;太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

如果大家不能直观感受到这些数据的惨烈,我举现代战争的例子。一战共死亡1500万,8年抗战中国死亡2050万,这是百度百科的数据。

然而,在冷兵器的中国古代,在千年前的中国古代,其人口死亡人数就已经超过这个程度!

十室九空、“千里无鸡鸣”、“百里绝而无民者”,这些描述并非文学夸张,而是史实,用世界末日来形容,并不为过。

这种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无论是次数还是程度,全球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与我们相提并论

2

人口小幅波动

中国的周朝,立国800年,没有这样的人口剧烈波动现象。即便是列国纷争的春秋战国时期,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还在增长,在商鞅变法的战国中期,七国人口总数已经达到4500万的高峰。

秦灭六国,总人口为4000万,也就是说150年的时间,灭国战争不断,但总人口只减少了500万。这种减少的速度和幅度,与秦朝建立后的历史不可同日而语。


我们再来看看欧洲中世纪,封建制下诸侯林立,小国纷争,相互之间大大小小的战争也打了1000多年,但人家的人口有没有这种剧烈波动呢?

还真没有

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记载了欧洲2000年间的人口统计数据。

公元元年,2470万;200-600年,人口降至1860万;600-1000年,人口恢复至2541万,相当于第一个千年,人口没有什么变化;

第二个千年,1200年增至4088万,1300年5838万,1400年因为黑死病降至4150万,之后一直增长,1820年达到1.3亿。

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欧洲人口数量总体上是持续缓慢地增长,唯二的两次下降:一次是200-600年,因为罗马帝国的衰败引起的,400年减少了600万人口,损失率25%;二次是1300-1400年,因为黑死病肆虐,100年减少了1700万人口,损失率不到30%。

与古代中国人口的剧烈变化相比,欧洲人口的变化比较平滑,减少得慢,增长得也慢,而且大部分时间是增长的。

根据1941年苏联人口学家鲍里斯·乌拉尼斯的著作《战争与人口》,其数据的变化趋势上基本上与麦迪森吻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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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线条代表欧洲总人口,红色为欧洲西部,绿色为欧洲南部,橘色为欧洲东部


秦晖就对此总结道:中国人口繁荣时期增长比欧洲快,而崩溃起来更是骇人听闻……西方人口下降主要表现为瘟疫,次数比中国少,幅度也没有中国大

我们再来看印度,数据同样来自于麦迪森的著作《世界经济千年史》。

公元元年,3400万;200年,3900万;400年,4500万;600年,5100万;800年,6200万;1000年,7700万;进入第二个千年,人口继续持续增长,1500年,突破1亿;1800年达到1.85亿。

不断被外族入侵、很少统一的印度,其人口表现在2000年的历史中,一直是持续缓慢地增长

我们就可以看到,封建割据的欧洲和印度,这两大古文明区,人口表现是差不多的,都是持续缓慢地增长,没有大起大落


那么, 我们不禁要思考,欧洲和印度的历史,充满了纷争与动荡,统一从来不是它们的历史主流。按照我们的历史观,封建割据下,战争和领主剥削造成的负担,应该很沉重很痛苦,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频繁、血腥和野蛮,不断波及下层民众。

本应困苦不堪的他们,怎么就没有出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剧烈损失呢?反而维持了一种缓慢增长的态势

理论与现实的这种冲突,似乎有点刷三观啊。

3

战争不背锅

在我们固有的史观里,古代中国人口的周期性浩劫,是由于官僚腐败、地方势力膨胀导致中央皇权式微,国家陷入动乱,战争不断。

这是典型的皇权史观,站在皇权角度分析人口问题。通俗讲,就是皇权出问题了,战争出现,导致人口减少,所以要维护皇权稳定。

接下来我们看一看战争是不是人口剧烈下滑的主要原因。

秦汉之际,5年时间人口减少1800万,相当于每天近1万人

两汉之际,王莽新朝后期,6年时间人口减少2800万,相当于每天1.3万人

从隋炀帝继位到621年唐朝基本统一中原,17年时间人口减少3500万,相当于每天6千人

安史之乱,8年就人口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1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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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明初,从1351年红巾军起义到1368年朱元璋攻陷北京,17年减少3000万人,相当于每天5千人

明朝末年,在清军入关之前,16年时间减少5000万,相当于每天8.5千人

天平天国13年,人口减少7000万,相当于每天1.5万人

这些死亡案例都是没有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发生的。南北朝、宋末元初、清军入关,我都没有算进来。

平均每天减少人数少则5千人,多则1.5万人,这是什么概念呢?

第一次世界大战4年,死亡人数1500万人,平均每天1万人;抗战8年,中国死亡2000万人,平均每天7千人。

古代战争,其激烈程度和密集程度,是绝对不可能与一战和二战相提并论的;其人口基数,也与20世纪相差甚远。但古代中国(秦至清)创造的人口浩劫,在绝对数量上,已经不输于最剧烈的现代战争,在人口损失率上,已经大大超过了现代战争

很显然,如果把古代中国的人口大幅减少,主要归因于战争,肯定不合理。

一个更重要的事实是,从秦朝建立到清朝灭亡,一头一尾。从春秋时期到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人口是增长的,达到了4500万,从商鞅变法到战国结束,是战争最频繁激烈的时期,人口150年仅减少500万;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人口却从1912年的4亿增加到1928年的4.7亿。

战争固然会使人口减少,但绝对不会出现古代中国(秦至清)那样的人口浩劫。

秦晖在分析了中国历史的人口浩劫后,得出结论:有充分的证据认为,那时的制度确实有某种问题

秦晖在那篇文章里没有去展开论述是何种问题,而是戛然而止,留给了读者去思考。

4

脆弱的皇权体制

最大的人口灾难,不是战争,而是社会崩溃

如果说战争是间歇性的挨个斩杀,那么社会崩溃就是持续性的批量屠杀。

古代中国的核心特征之一,就是大一统专制制度,整个国家处于严密的控制之下。看起来很稳定,其实很脆弱。

在和平时代,其社会秩序要稳定得多,这是一大优势,因此能带来人口数量的快速增长,古代中国的人口密度通常大于世界上其他地区;但一旦社会秩序崩溃,带来的破坏是全面而剧烈的。

宋代学者罗泌有过一段经典分析,“建封之时,一人纵失德于上,而万国之中各有政化,闻者德以兴起。郡县之世,一人失德,则波颓瓦解,而海内共惧其祸”。

封建割据,各自为政,一人失德,影响波及面较小;专制制度,一人失德,全天下都是承担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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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就是汉武帝,人口不过百万、军队不过30万的匈奴,怎么可能把颠峰大汉折腾到崩溃的边缘呢?战争都是在境外发生的,西汉尚处颠峰,但人口减少四五百万,仅仅关东就出现了200万流民,可谓“海内虚耗,户口减半”。

很多人不知道或者不愿意知道的是,汉武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仅发动了26次大规模战争,很多战争是没有必要的,盲目出征,其中与匈奴的最后三次大战全输了,而且开凿大量河渠道路,大兴土木,营造宫殿,喜好巡游。他潇洒了,全国成为代价,“使百姓疲敝,起为盗”。

匈奴,与其说是汉武帝的功绩,不如说是他的遮羞布

反倒是西汉后期,统治者学老实了,虽然与匈奴、西域和闽越的战争没有间断,比如与匈奴就进行了至少6次大战,但统治者比较控制节奏,不胡来,不乱花钱,西汉的人口噌噌上涨,50年时间就人口翻倍,达到6000万的历史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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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炒在《官不聊生,在古代早就实现了,却是无敌寂寞的皇权惹的祸》论述了一个核心观点:在古代中国,皇权独享政权,不承担责任;官僚是皇权代理人,承担行政责任,但不能分享政权这也是费孝通、吴晗在《皇权与绅权》一书表达的观点。

皇权与官僚都是权责严重失衡的,一个有权无责,一个有责无权。皇权的核心目的是控制社会从而永享政权,官僚必须讨好皇权才能分得利益降低风险。这就导致,双方在控制和汲取百姓方面是一致的。

这与封建制就很不一样,各级领主自治,享有各自领地的政权,领主不仅会应付上级的税赋摊派,还会关注领地百姓的生活状况,不会一味割韭菜,要对自己的臣民负责。

因此,在大一统专制制度,没有统治阶级为百姓说话,为百姓谋利益意味着损害皇家利益。一旦皇权开始折腾,官僚必然卖力表演,层层加码,负担全由百姓承担;一旦皇权有所收敛,官僚也会跟着收敛,宁愿懒政不作为,也不会施惠于民。

所以,百姓承受的税赋、徭役等社会负担,只增不减,区别仅仅在于增加的快或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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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文《中国独有的历史现象:农民起义,但地主不背这个锅》讲到农民负担总是越来越重、没有低保,也能从中找到原因。

看到这里,大家就会明白,为什么统治阶级宁愿看着国家盛极而衰、农民不断起义,也不愿意减轻农民负担。

1、皇权的统治基础是官僚而不是百姓,民生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改善民生只是为了稳固统治,因此改善到一定程度就会停止,继续改善就会威胁到用永世一系的皇权统治;


2、农民爆发起义,皇权首先想到的是镇压,而不是安抚。因为天下都是皇帝老儿的,皇权对调用全国资源镇压起义十分有信心,崇祯至死都没有怀疑过这点,只是认为“诸臣误我”,衰败的西汉也没有阻止汉武帝残酷镇压流民起义;而且安抚就会开一个坏头,引起其他地方效仿,对皇权统治不利,所以必须以儆效尤。


大一统专制制度还有一个非常大的bug,由于皇权独享政权,利出一孔,所有利益都出自于权力,因此官僚系统必然不断膨胀。而且,经济下行时,会有更多的人想当官,因为经济不景气,赚钱的风险增加,还不如躲进官僚系统拿铁饭碗靠谱。官僚越多,意味着百姓负担越重,经济就会越加不景气,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官僚,形成恶性循环。

一旦爆发起义,皇权决定不惜一切代价调集资源镇压,维护自身“私天下”统治,社会就会走向崩溃。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农民起义决定王朝崩溃,而是政府镇压决定了王朝崩溃

也就是说,只要皇权体制不改,皇权与官僚的权责失衡不纠正,这个崩溃的局面就不可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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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把社会比喻成蛋糕,社会生活是做蛋糕与分蛋糕,那么,一般发生战争,就是把蛋糕直接切走一部分,切走的这一部分可能会大于蛋糕做大的部分,但由于做蛋糕的过程还在继续或者蛋糕没有剧烈缩小,人们分得的蛋糕没有明显减少,一般不会导致人口剧烈下滑。

比如二战期间,日本举国之力参战,但1945年人口只比1940年减少100万,而且比1939年增加150万。

但如果是社会崩溃,就是蛋糕不断自动缩小,做蛋糕的过程也被中断,大家一哄而上抢蛋糕,分不到蛋糕的饿死、抢蛋糕时自相残杀致死,人口由此剧烈下滑。

比如欧洲黑死病,8年就夺走2500万人的生命,占欧洲总人口1/3。

所以,古代中国的人口浩劫,真正死于战争的只是少部分,大部分是饿死、自相残杀,还有人吃人。就如同《红楼梦》里说,大家都像乌眼鸡一样,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

那种惨烈画面,简直不敢想象。

小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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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说,中国的历史有辉煌的篇章,但也的确有许多血腥的页码。把中国的历史涂抹得一片漆黑,对此予以纠正是完全必要的。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倒到另一极端:因为日子稍微好过了些,就小富即狂,把历史说得花团锦簇。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史观是有问题的,那就是皇权史观。明明是一介草民,非要站在皇帝视角看待历史。人口增长是皇恩浩荡,人口浩劫是皇权受阻,从而看不到历史的真相。

在看待历史时,很多人的逻辑是有问题的,那就是双标法。在评论西方体制时,总喜欢拿“制度不是万能的”来说事,但对于本国历史,却受不了别人的批评,动辄就送一顶“别有用心”的帽子。

我常说,要想看到更真实的历史,不仅需要头脑,更需要勇气。因为,那些真相,对于“我祖上阔过”这种心理脆弱的人是难以接受的。

无论怎样,中国要在现代文明中崛起,甚至希望为解决人类生存困境贡献自己的一些文明资源,就不能不辩证地看待历史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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