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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失去历史感的一代
送交者:  2021年11月14日09:28:43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作者 :顾晓阳

01

我在《我的1976》一文中,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母亲从湖北“五七干校”回京探亲后,拒绝再回去,说什么也不离开北京。军代表劝返无效,威胁要扣她工资。她说:“你怎么扣的将来怎么还给我!”    

微信公号“新三届”发出此文后,文末有人留言:“军代表说要扣旷工者的工资错了么?旷工还理直气壮?奇葩。”    

这句话引起的情绪反应我就不说了,单单是留言者对历史的无知就十分令人错愕,因为凡是过来人,没有一个会这么看待这件事的。而你要向认为这是“旷工”的人解释那到底是怎么回事,三言两语还真说不明白,怎么也得写一本书。    

这使我意识到:我们所实实在在经历过的事情,如今,已变得扑朔迷离、含混不清,甚至完全变成了另一回事。虽说是“前朝往事”,也不过相隔四五十年,应该说不算太久,而历史的真实面貌,却湮灭得实在太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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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七一工程纪要,原件影印件    

(这里只引用一段最早对此事所做的评论:“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劳改,机关干部被精简、上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失业,工人工资冻结等于变相剥削……”林立果等《五七一工程纪要》,1971年)

02    

早些年,我在微博上曾记述我初闻粉碎“四人帮”消息的情形,大致是:我刚进家门,我妈就一把抓住我,把我拉到房间内的旮旯里,压低声音对我说:“把他们抓起来啦!”(此细节后来写进《我的1976》)    

这短短140字的叙述,引来了1300多条评论,大多数是谩骂,有些还十分粗鄙,诸如“应该把你妈的逼放在什么什么里……”(记不住了)之类。对这些,我倒一点儿不生气,因为一看就是埋头在电脑前玩儿命提高产量的人写的,写一条才给五毛钱,你还指望他(她)能深思熟虑、认真批判你吗?当然是写脏话最简单快捷。所以对这些评论我既不反驳也不删除,希望保留原始记录。但其中有一条引起了我的注意,大意说:“你这个作家也太会夸张了,说就说吧,还拉到房间的旮旯,还压低声音……”我感觉这个人没有恶意,只是对历史完全无知,因此回复了一句:你没有在红色恐怖中生活过,所以不理解(大意)。    

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对“旮旯”“压低声音”这些细节,不会有丝毫疑问,因为人人如此、太过平常,已成为大众条件反射式的自然动作。直到今天,有些上岁数的人在饭桌上说到某人的名字或高层传闻,仍会立刻降低嗓音、警惕地观察一下四周,活像特务接头……这都是当年留下的习惯。想不到,太平日久,这种习焉不察的小事,在一些年轻人眼中,竟被视为失真的夸张。(是啊,有哪个美国人在咖啡馆里骂总统时,还得用暗号?——“白等白等我是饺子”?)   

邓公当年听到粉碎“四人帮”,是在他自己家里。他把报信人引到卫生间,打开水龙头,在哗哗水流的噪音中,才敢让来人开口。   

1977年,“四人帮”已经粉碎有些日子了,几个老干部去301医院看望住院的徐向前。当他们议论时政时,徐帅指指天花板,暗示可能有窃听器,提醒他们注意言词。    

当“四人帮”被抓的消息流布到民间,各地都有人去菜市场买螃蟹,只买四只,而且特别强调要“三公一母”。大家相视而笑,心照不宣,但谁都不敢说出口。 

03

十几年前,和一帮朋友吃涮肉,说起1959至1961年“困难时期”饿死人的事。一位诗人朋友是安徽农村家庭出来的,当年的学霸,他说:我们家乡没有饥荒,更没有死人,我没听村里人说过有这样的事(他当时还没出生)。他话里的意思是不仅他家乡没有,对其他地方大批死人的事情也持质疑态度。    

我很吃惊,跟他争了几句。因为关于那三年的饥饿,我从小听到得太多了。我的邻居王大妈说,那时全家吃饭,她就是在碗里倒点儿酱油,用小石头子蘸酱油下饭。她的两个儿子经常为多吃一口少吃一口打架。这还是在首都北京!后来,时兴听忆苦报告,为的是“忆旧社会的苦,讲新社会的甜”,结果好多老贫农上台忆苦,开口就是“六〇(或六一)年苦啊!什么吃的也没有……”

与这位朋友交谈,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质疑(否认?)那三年饿死人。从那以后,我注意到类似说法不仅开始出现,而且越来越多了。如今,整个社会分裂成左右两大块,分裂得很厉害:同一个历史事件,肯定会出现两个版本,观点则针锋相对、水火不容。双方在所有问题上都是对立的,一个共同点也找不到。我们会忽然发现身边的某个好朋友与自己的观点看法不一样了,彼此都觉得很奇怪。他(她)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了呢?——基本上找不到原因。这种变化和分裂,是过去几十年从来未有过的。如果追溯时间点,我没有研究,个人感觉是从二〇〇几年开始的。   

在网上议论困难时期没饭吃时,我看到的最有意思的一条评论是:这些人简直胡说八道!怎么会没饭吃呢?随便找块地、种点儿东西,不就有的吃了?    

这位网友真是聪明。可事实却非常简单:没有种子!连种子也作为公粮被征收了,一粒不剩!    

为什么闹饥荒?主要原因就是上缴公粮太多。为什么上缴那么多?因为层层向上虚报了产量。比方说,上报的是亩产1000斤(虚报亩产万斤、十万斤的是少数,就不说了),而实际收成只有200多斤300斤。缴公粮时,是要按照亩产千斤的比例来缴的,那么就是把全部收成都缴了公粮(及其他名目的征收),也未准能达到指标。所以为了完成指标,在许多地方,大队干部带着民兵挨家挨户搜粮食,不仅翻箱倒柜,还挖地凿墙,把农民偷偷藏起来的全部抢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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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老家同村的人说,那时,我们村的支书不仅没有虚报,反而瞒产——上报的产量比实际产量要低。所以家家有粮吃。我们县是全国贫困县,我们村是太行山里一个贫穷小村,可在那几年突然成了“暴发户”,用那位同村人的话说,“连唐县的姑娘都嫁过来了”。可见,虚报与瞒产,结果大不一样;而虚报还是瞒产,就全凭书记的良心了。良心这个东西非常脆弱,压力大小起决定性作用。像这位支书这样的人极少,我认为应该给他立碑。

04    

1962年4月,国务院派我父亲率一个调查组到四川进行调查,内容着眼于农村生产力破坏程度及其原因,其中包括人口死亡情况。他们花了三个半月的时间,对十几个县进行了深入调查,并去省有关单位调研,写出几十份调查报告,其中11份上呈中央(后因形势变化,其他报告不敢上报了)。    

在去省民政局、公安局、粮食局、农业厅调研时,我父亲嘱咐派出人员说:“他们都有两本账,一本是给上级看的,一本是真的。你们要学会辨别真假。”    

他们来之前已经知道四川死的人多,但在实际调查时,死亡人数仍超出他们的预估。我父亲也害怕搞错了,所以非常谨慎,反复核实数字,有的地方他还去到坟地里,亲自计数坟头。在农民家,他当面询问挨饿情况,听农民讲述家里饿死人的细节。    

在《郫县合兴公社(原老红光社)生产力的严重破坏情况》这份调查报告中,详列了七个方面的情况:1.人口大量减少;2.办食堂、搞居民点拆了大批房屋;3.农具的破坏极为严重;4.耕地是怎样减少的?5.这几年的粮食产量究竟如何?6.退赔不彻底,社员意见大;7.今年的生产比去年好,但仍有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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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家1958年3月视察了郫县红光社。后来为了纪念这次视察,在当地修建了纪念馆,现在经常组织青少年在那里缅怀伟人接受教育(上图)

报告说:1958年9月时全社有11394人,到1961年1月下降到8082人,减少3312人,其中死亡2408人,占总人口的21.2%。最严重的红光三大队第一生产队高达50%。死绝户的几乎队队都有。    

报告认为:造成大量死亡的主要原因是高估产高征购。凡未完成征购任务的队就是“右倾”。在红光公社召开的全社反“右倾”大会上,对征购没有完成任务的队干部脱衣服、跪砖头、打屁股。红旗管区大队长王明高,因征购任务没有完成,在冬天被脱光衣服,跪板凳、挨打,回家后气饿交加而死。

交完征购任务以后,各村的“大食堂”就基本上没有粮食吃了,每天只是煮一些蔬菜充饥(包括苕子),后来连蔬菜、苕子也接不上了,就干脆停火。1959年11月到1960年3月,全社每天都有人死亡,多的一天达1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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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家里死了人,既不许哭,又不准说是饿死的,要家属讲是生病死的。

报告中还记载了很多荒唐事,比如当时要求各地大办铁路。郫县犀浦镇到成都距离十多公里,走路只需两个多小时。为响应号召,修了一条土铁路,坐火车走这段路,却要花上四个小时,有些路段需要乘客下来推火车,而且还经常翻车。    

当年7月,我父亲回京向杨尚昆做了三个小时的口头汇报,受到杨的肯定和表扬。在谈到死亡数量时,杨尚昆插话说:“有的地方比这还严重!”“我也有个数字,比你的多。” 

05 

我一直认为我个人的经历平淡无奇,没什么可写的。事实也的确如此。记得1980年看遇罗锦写的《一个冬天的童话》,真是太悲惨太离奇了!跟她及其家庭的遭遇相比,我在“文革”中受的那点儿折腾根本不叫个事儿。所以上大学开始写东西时,我写的都是虚构作品,主角都是胡同里的老头儿、木匠、泥瓦匠、窝囊废。也写过老干部(部长),可一不留神给写成了一个相当无耻和邪恶的人物。    

有意思的是,这篇纯粹瞎编、没有一点儿生活原型的小说,被同学认为是我写得最好的一篇。多年后吴思说:当初我们班有不少同学都在写小说,看了这篇后,吓得他们都不敢写了。

后来我也尝试将个人经历写成小说,可一下笔,就是满满的文青味道,都写坏了。那篇虚构的老干部的故事,使我与伤痕文学保持了距离,甚至有些“反伤痕”;而根据自身经验写的小说,却又把我拉回到当时的潮流里,成了我最为讨厌的“时文”。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到于光远的一篇文章,写他与外孙女辈的孩子的一次对话,他问:“你知道‘四人帮’吗?”“知道啊!”“是哪四个人呢?”“嗯……有林彪,还有魏群……”魏群是九十年代的一个足球明星,这回是于老请教了外孙女才知道的……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我们所亲历的、作为生命历程一部分的那些事件,已经成为历史了,后来者已经开始不知道了……惊讶之余,不禁感到焦虑。    

中国人最重历史。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们常说“鉴古知今”“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不了解历史,怎么能认识当下呢?    

后来社会上掀起了历史热,至今不衰。最早大家感兴趣的是清朝,接着是明朝,现在宋朝又成了文青们津津乐道的朝代……越回溯越远,可对近百年来的事情、尤其是近70年的事情,越来越懵。爱看宫斗剧和通俗历史读物的朋友,对满清皇家的八卦如数家珍,可是问到林彪魏群的关系,却未必了了。    

我感到:如果我们把“70后”及之后各代际的人都笼而统之地叫做“后文革一代”,那么笼而统之地,也可以称之为“失去历史感的一代”。这不是当事人的责任,而是教育和社会出了问题。它已成为潜藏的危机之一。    

我个人的经历虽普通,我经历过的时代却太不普通,一歌一哭,都是历史的回声。“60后”及之前各代际的人,是历史的证人。我们应该把阅历过的事情说出来,留下证言。不同的人,所见所闻不同甚至相反,都没关系;观点不同,也没有关系;把所有的东西放在一块儿,就会出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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