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維

王姨是我們家從安江搬到芷江後請的一個保姆。

我們當時住在芷江師範的一棟長平房中間的兩間房。外婆幾年前從常德老家來帶我，已經70多了，身體很衰弱了。1962年10月，媽媽生了大弟弟，外婆一個人不可能帶了，就請了王姨來幫忙。

王姨當年大約40多歲，小個子，家住芷江城河西南邊的下菜園，離城六七里的路。她好像是苗族人，不是貴州過來的，就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過來的。不知道是小時候跟父母過來的，還是生在芷江長在芷江的第二代。她看上去柔弱，但性格很剛，常常讓人感到她骨子裡的一股蠻勁。

她不吃魚。這事不清楚爸爸媽媽在請她的時候她沒有說，還是說了，但爸爸媽媽低估了她不吃魚的影響有多大。我們家如果吃魚的話，她是不做的，這到不算大問題，爸爸媽媽自己做就是了。但在做魚之前得讓她把她吃的菜先做好，做過魚的鍋子，盛過魚的碗，碟子，她要反覆清洗十幾遍才能再用，不然做出來的菜她絕對不吃。所以，每次吃魚成了很頭痛的事，於是，我們家後來她在的幾年乾脆就不吃魚了。

不知道她不吃魚的原因是什麼，我從來沒有見過如此排斥魚的人。

當時我已經5歲了，基本不需要她照顧。大弟弟有外婆幫着帶，洗衣服常常都是外婆在做。其實也不是外婆的事，但她就是閒不住。王姨不是很忙，我們家的人比較寬容，不計較，所以和王姨相處得還比較好。

1965年10月，爸爸所在的芷江師範與芷江二中交換校址，我們搬到了七里橋的木油坡，王姨也跟過來了。媽媽在城裡縣政府上班，還得住在政府大院裡，很難回來。當時小弟弟才半歲，也只能斷奶。我們一家五口加上王姨擠在由原來飛虎隊隊員的一棟平房宿舍最靠邊的兩間房間裡，後面搭了個偏刷（芷江話，就是順着屋檐延伸下來的一間偏房）做廚房。

文革剛剛開始，大字報出現了。外婆膽子本來就小，年齡也大了，一直嚷嚷要回常德老家。按照她的話說：“這把老骨頭還得埋在老家的土裡”，不能丟在異鄉。於是爸爸媽媽讓常德鄉下的“瞎子”表哥（不瞎，但不知道怎麼得了這麼一個外號）專程從常德農村來把外婆接走了。

剛送走外婆，紅衛兵就宣布：雇保姆是剝削，一律禁止。所有保姆限期辭退。

王姨不能待了，但王姨一走，就剩爸爸和我們三兄弟，小弟弟剛一歲多，顯然爸爸一個人是不可能照顧好我們三兄弟的。父母只好緊急請桃源鄉下的奶奶來接兩個弟弟。

奶奶比外婆小十幾歲，當年六十左右。奶奶年輕，身體好，這是爸爸媽媽請奶奶來接弟弟的原因。

奶奶來了，沒有馬上走，而是住了一段。爸爸媽媽想讓兩個弟弟與奶奶相處一段，建立起感情紐帶，然後再帶走。尤其小弟弟，剛剛一歲多一點，如果認生，可能帶不走，或有麻煩。所以有一段時間，兩間房住了七個人：父母，三兄弟，奶奶，王姨。

 照片說明：前排左起：丁銳（鄰居孩子，丁燕的弟弟），小弟弟，大弟弟。中排左起：王姨，奶奶，我。後排：哥哥（爸爸是我的繼父，他與前妻生的孩子）。

 奶奶膽子大，不怕事。如果有人打我，外婆的第一反應就是把我抱開，或拉開，遠離是非之地。奶奶則不同，如果有人打我，她就說：“樂維，打回去！”。我都是打不還手，奶奶一着急，抓住我的手去打那個小孩。

奶奶身體好，飯量大，吃得比我們誰都多。我當時負責去食堂買飯，發現奶奶來了，我們要買的飯幾乎翻倍，不由得我對奶奶說：“奶奶，你怎麼吃那麼多啊？”。很多年以後，媽媽還拿此事來笑話我，說我有多不懂事。

奶奶是辛亥革命前幾年出生，辛亥革命時剛到要纏足的年齡。本來辛亥革命後就廢除了纏足，但桃源理公港老家是偏僻山區，交通不便，信息不靈，那裡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辛亥革命，不知道皇帝沒有了。仍然留着辮子，給女孩纏足。過來幾年，才慢慢聽說外面早就不留辮子不纏足了。這才剪辮子，不纏足。結果本來不用纏足的奶奶被纏了幾年足才放開，奶奶的腳就成了比纏足的大，比正常大腳小的“四寸金蓮“。像她這樣的人不多，但都是辛亥革命時剛好纏了幾年了，辛亥革命以後就放了腳。不管怎麼樣，她很難買到她能穿的鞋。

奶奶雖然年紀大了，也沒有讀過書，但好奇心極強。她見我滾鐵環，就問我：“樂維，你那個鐵圈圈怎麼滾起來總不倒？”我一個小孩，剛上二年級，學校也只學毛主席語錄，怎麼能回答上來奶奶這樣“十萬個為什麼？”類似的問題？我們家門口是兩個籃球場，經常在球場放露天電影。奶奶看了電影以後問我：“樂維，你說那電影裡的人怎麼能在屏幕上動起來的？”這就更高深了，現在也至少要高中生才能回答，對文革時期的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太難了。不過我一直記得奶奶提的這些很有水平的問題。

奶奶渾身充滿生氣，雖然纏過足，走起路來比大腳走得都快。她後來活到99才去世。

大概住了兩三個星期後，奶奶和弟弟們熟悉了，就把兩個弟弟接走了。

王姨留了幾天才走。就在她還沒有走的一天，不知道我做錯了什麼事惹得她生氣了，她拿起一根條子要打我，我嚇得趕緊跑進裡屋，把門拴上了。兩個房間原來是飛虎隊員的一間宿舍，中間用木板隔開來變成兩小間。隔板不高，兩米或兩米一，離天花板還差兩尺。王姨竟然踩着椅子，翻過隔板，爬過來把我打了一頓。

她以前也打過我，但基本都記不得了。只有這一次印象深刻，至今不忘。不過，這事我從來沒有告過父母。

王姨在我們家大約做了四年時間，離開後回她下菜園家裡去了。我和爸爸仍然住在木油坡，媽媽還在縣政府。

我們一大一小兩個男人住在一起，吃飯主要吃食堂。但食堂星期天不開門，所以星期天還得自己做。爸爸在家裡是獨子，奶奶很慣他，沒有讓他做過事。加上他很小就出門讀書，根本不會做飯。他的烹飪理論就是“只要是肉，怎麼做都好吃”。那時候肉憑票供應，一個月一個人一斤，有時候還是鹹肉。他還真是那樣做的，把肉買來，切成幾大塊，放進鍋里煮。煮熟了，放點鹽就吃。因為很少吃到肉，偶然吃肉，不論怎麼做，都會覺得好吃。

後來我自己開始學做飯菜，還和鄰居丁燕，小我一歲的小姑娘，看誰的菜做得好吃。開始我真的不行，曾經把手指頭的肉了切一個口，肉還翻過去了，現在還可以看到傷疤。

一次我炒了茄子，讓丁燕吃，還得意的說：“油很多”。丁燕吃了一塊，說：“你這是生油味。你得把油燒冒煙後再放菜炒，不然就有生油味”。我有點尷尬，但知道了油要冒煙再放菜，才會沒有生油味。

就這樣，我自學成才，慢慢成為家裡炒菜的“主廚”。廚藝不怎麼樣，但比爸爸水平高了。他不會做，也不挑剔，我炒的什麼他都吃。

三年以後，爸爸奉命組建芷江中學，我們搬回了城。

我們當時只有一間房，而且爸爸媽媽都下農村做工作組去了，只好把我寄養在馮維老師家。第二年，媽媽帶我回桃源把大弟弟接回芷江，小弟弟仍然留在奶奶身邊。

我們回城後，王姨有時來，表示如果我們需要，她願意再給我做保姆。但我們大了，房子很小，就沒有再請保姆。

王姨來的時候總會帶點她家自己種的蔬菜給我們，我們也去過她下菜園的家兩次。走過去需要大約45分鐘左右。

下菜園靠潕水河，河邊的地很平展，主要是菜地，也有農田。她家是一棟老木屋，有些破舊，四周都是農田和菜地。王姨的丈夫姓李，王姨稱他老李，比王姨大的比較多。李伯伯早年被國民黨抓壯丁，然後被解放軍俘虜，參加了解放軍，不久就作為志願軍去了朝鮮。在朝鮮戰場上受了傷，右腿高位截肢，成為殘疾榮譽軍人，享受政府津貼，家裡門上還掛有光榮匾。

李伯伯需要拄拐才能行走，不能幹農活，在家編織一些竹器賣。

李叔叔高大魁梧，長得也不錯，儒雅斯文，說話和氣，不急不躁，與王姨的急脾氣恰好相反。王姨常常抱怨他，但李伯伯總是笑，從不與她爭執。看得出，李伯伯總讓着王姨，兩口子感情不錯。

他們有兩個孩子，只記得大的是女兒，比我大兩三歲的樣子。她就在河西的壠坪中學上學，其實就是學毛主席語錄。女兒個頭高挑像爸爸，比王姨高半個頭，也漂亮多了。脾氣好，也像爸爸。農村長大，家裡一個殘疾父親，一個長期在外做保姆的母親，一個弟弟或妹妹，沒有人可以依靠，所以她很獨立，很懂事，也很能幹。那時候大概十四五歲，黑紅的皮膚，結結實實的身板，一看就是經常幹活的人。家裡的菜園子都是她打理，澆水，除草。家裡做飯做菜都很在行，有空還幫父親編織竹器。

看得出，王姨家比較困難。王姨做保姆就是彌補家用，但好像她做一段停一段，有時候還停得比較長。具體原因不清楚，一來紅衛兵關於“雇保姆是剝削”的論調雖然沒有人再說，但雇保姆的人確實大減。二來王姨的性格脾氣，加上對魚的極端排斥可能不太容易找一個能持久的人家。

王姨一年總會來一兩次，每次都帶點蔬菜來，聊聊天。總會數落一下李伯伯，說孩子怎麼樣了。無事不登三寶殿，王姨來總是有事求爸爸媽媽。家裡困難，難免需要幫助。爸爸媽媽常常接濟有困難的親戚朋友，但從來不跟我提起。偶然他們悄悄討論時，我聽見過。也有被接濟的親戚後來對我提起過爸爸媽媽怎麼接濟他們，讓他們度過難關。王姨在我們面前沒有說過爸爸媽媽接濟過她，但總說爸爸媽媽對他很好，很關心她。

王姨有時身體不太好，就會讓她女兒送菜來。

我在家早就主廚了，所以從13歲起上街買菜就是我每天的任務之一。我有幾次在西街菜市場門口碰見王姨的大女兒在賣菜，每次她都堅持要送我一些菜。

77級高考後，她女兒找到我，提出讓我輔導她複習功課。我專門去了她家，輔導過她一次。但她的基礎太差，靠幾次輔導不可能有很大進步。加上她年齡也大了，她經過衡權之後，放棄了高考，不久就出嫁了。

我上大學後，因為回家少，沒有再見過王姨，也沒有見過她女兒。但知道她還來我家，爸爸媽媽提起李伯伯去世時，王姨很傷心，爸爸媽媽還安慰過她，可能還去參加了李伯伯的葬禮。

王姨早已去世，但我不知道是什麼時候去世的。

王姨是我們家唯一請過的保姆。她能嫁給李伯伯，說明她是一個富有同情心的人。當然嫁給李伯伯也是她的福氣。她脾氣急，但還是一個好人。打過我，但我從來沒有記恨過她。

202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