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维

王姨是我们家从安江搬到芷江后请的一个保姆。

我们当时住在芷江师范的一栋长平房中间的两间房。外婆几年前从常德老家来带我，已经70多了，身体很衰弱了。1962年10月，妈妈生了大弟弟，外婆一个人不可能带了，就请了王姨来帮忙。

王姨当年大约40多岁，小个子，家住芷江城河西南边的下菜园，离城六七里的路。她好像是苗族人，不是贵州过来的，就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过来的。不知道是小时候跟父母过来的，还是生在芷江长在芷江的第二代。她看上去柔弱，但性格很刚，常常让人感到她骨子里的一股蛮劲。

她不吃鱼。这事不清楚爸爸妈妈在请她的时候她没有说，还是说了，但爸爸妈妈低估了她不吃鱼的影响有多大。我们家如果吃鱼的话，她是不做的，这到不算大问题，爸爸妈妈自己做就是了。但在做鱼之前得让她把她吃的菜先做好，做过鱼的锅子，盛过鱼的碗，碟子，她要反复清洗十几遍才能再用，不然做出来的菜她绝对不吃。所以，每次吃鱼成了很头痛的事，于是，我们家后来她在的几年干脆就不吃鱼了。

不知道她不吃鱼的原因是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如此排斥鱼的人。

当时我已经5岁了，基本不需要她照顾。大弟弟有外婆帮着带，洗衣服常常都是外婆在做。其实也不是外婆的事，但她就是闲不住。王姨不是很忙，我们家的人比较宽容，不计较，所以和王姨相处得还比较好。

1965年10月，爸爸所在的芷江师范与芷江二中交换校址，我们搬到了七里桥的木油坡，王姨也跟过来了。妈妈在城里县政府上班，还得住在政府大院里，很难回来。当时小弟弟才半岁，也只能断奶。我们一家五口加上王姨挤在由原来飞虎队队员的一栋平房宿舍最靠边的两间房间里，后面搭了个偏刷（芷江话，就是顺着屋檐延伸下来的一间偏房）做厨房。

文革刚刚开始，大字报出现了。外婆胆子本来就小，年龄也大了，一直嚷嚷要回常德老家。按照她的话说：“这把老骨头还得埋在老家的土里”，不能丢在异乡。于是爸爸妈妈让常德乡下的“瞎子”表哥（不瞎，但不知道怎么得了这么一个外号）专程从常德农村来把外婆接走了。

刚送走外婆，红卫兵就宣布：雇保姆是剥削，一律禁止。所有保姆限期辞退。

王姨不能待了，但王姨一走，就剩爸爸和我们三兄弟，小弟弟刚一岁多，显然爸爸一个人是不可能照顾好我们三兄弟的。父母只好紧急请桃源乡下的奶奶来接两个弟弟。

奶奶比外婆小十几岁，当年六十左右。奶奶年轻，身体好，这是爸爸妈妈请奶奶来接弟弟的原因。

奶奶来了，没有马上走，而是住了一段。爸爸妈妈想让两个弟弟与奶奶相处一段，建立起感情纽带，然后再带走。尤其小弟弟，刚刚一岁多一点，如果认生，可能带不走，或有麻烦。所以有一段时间，两间房住了七个人：父母，三兄弟，奶奶，王姨。

 照片说明：前排左起：丁锐（邻居孩子，丁燕的弟弟），小弟弟，大弟弟。中排左起：王姨，奶奶，我。后排：哥哥（爸爸是我的继父，他与前妻生的孩子）。

 奶奶胆子大，不怕事。如果有人打我，外婆的第一反应就是把我抱开，或拉开，远离是非之地。奶奶则不同，如果有人打我，她就说：“乐维，打回去！”。我都是打不还手，奶奶一着急，抓住我的手去打那个小孩。

奶奶身体好，饭量大，吃得比我们谁都多。我当时负责去食堂买饭，发现奶奶来了，我们要买的饭几乎翻倍，不由得我对奶奶说：“奶奶，你怎么吃那么多啊？”。很多年以后，妈妈还拿此事来笑话我，说我有多不懂事。

奶奶是辛亥革命前几年出生，辛亥革命时刚到要缠足的年龄。本来辛亥革命后就废除了缠足，但桃源理公港老家是偏僻山区，交通不便，信息不灵，那里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辛亥革命，不知道皇帝没有了。仍然留着辫子，给女孩缠足。过来几年，才慢慢听说外面早就不留辫子不缠足了。这才剪辫子，不缠足。结果本来不用缠足的奶奶被缠了几年足才放开，奶奶的脚就成了比缠足的大，比正常大脚小的“四寸金莲“。像她这样的人不多，但都是辛亥革命时刚好缠了几年了，辛亥革命以后就放了脚。不管怎么样，她很难买到她能穿的鞋。

奶奶虽然年纪大了，也没有读过书，但好奇心极强。她见我滚铁环，就问我：“乐维，你那个铁圈圈怎么滚起来总不倒？”我一个小孩，刚上二年级，学校也只学毛主席语录，怎么能回答上来奶奶这样“十万个为什么？”类似的问题？我们家门口是两个篮球场，经常在球场放露天电影。奶奶看了电影以后问我：“乐维，你说那电影里的人怎么能在屏幕上动起来的？”这就更高深了，现在也至少要高中生才能回答，对文革时期的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太难了。不过我一直记得奶奶提的这些很有水平的问题。

奶奶浑身充满生气，虽然缠过足，走起路来比大脚走得都快。她后来活到99才去世。

大概住了两三个星期后，奶奶和弟弟们熟悉了，就把两个弟弟接走了。

王姨留了几天才走。就在她还没有走的一天，不知道我做错了什么事惹得她生气了，她拿起一根条子要打我，我吓得赶紧跑进里屋，把门拴上了。两个房间原来是飞虎队员的一间宿舍，中间用木板隔开来变成两小间。隔板不高，两米或两米一，离天花板还差两尺。王姨竟然踩着椅子，翻过隔板，爬过来把我打了一顿。

她以前也打过我，但基本都记不得了。只有这一次印象深刻，至今不忘。不过，这事我从来没有告过父母。

王姨在我们家大约做了四年时间，离开后回她下菜园家里去了。我和爸爸仍然住在木油坡，妈妈还在县政府。

我们一大一小两个男人住在一起，吃饭主要吃食堂。但食堂星期天不开门，所以星期天还得自己做。爸爸在家里是独子，奶奶很惯他，没有让他做过事。加上他很小就出门读书，根本不会做饭。他的烹饪理论就是“只要是肉，怎么做都好吃”。那时候肉凭票供应，一个月一个人一斤，有时候还是咸肉。他还真是那样做的，把肉买来，切成几大块，放进锅里煮。煮熟了，放点盐就吃。因为很少吃到肉，偶然吃肉，不论怎么做，都会觉得好吃。

后来我自己开始学做饭菜，还和邻居丁燕，小我一岁的小姑娘，看谁的菜做得好吃。开始我真的不行，曾经把手指头的肉了切一个口，肉还翻过去了，现在还可以看到伤疤。

一次我炒了茄子，让丁燕吃，还得意的说：“油很多”。丁燕吃了一块，说：“你这是生油味。你得把油烧冒烟后再放菜炒，不然就有生油味”。我有点尴尬，但知道了油要冒烟再放菜，才会没有生油味。

就这样，我自学成才，慢慢成为家里炒菜的“主厨”。厨艺不怎么样，但比爸爸水平高了。他不会做，也不挑剔，我炒的什么他都吃。

三年以后，爸爸奉命组建芷江中学，我们搬回了城。

我们当时只有一间房，而且爸爸妈妈都下农村做工作组去了，只好把我寄养在冯维老师家。第二年，妈妈带我回桃源把大弟弟接回芷江，小弟弟仍然留在奶奶身边。

我们回城后，王姨有时来，表示如果我们需要，她愿意再给我做保姆。但我们大了，房子很小，就没有再请保姆。

王姨来的时候总会带点她家自己种的蔬菜给我们，我们也去过她下菜园的家两次。走过去需要大约45分钟左右。

下菜园靠潕水河，河边的地很平展，主要是菜地，也有农田。她家是一栋老木屋，有些破旧，四周都是农田和菜地。王姨的丈夫姓李，王姨称他老李，比王姨大的比较多。李伯伯早年被国民党抓壮丁，然后被解放军俘虏，参加了解放军，不久就作为志愿军去了朝鲜。在朝鲜战场上受了伤，右腿高位截肢，成为残疾荣誉军人，享受政府津贴，家里门上还挂有光荣匾。

李伯伯需要拄拐才能行走，不能干农活，在家编织一些竹器卖。

李叔叔高大魁梧，长得也不错，儒雅斯文，说话和气，不急不躁，与王姨的急脾气恰好相反。王姨常常抱怨他，但李伯伯总是笑，从不与她争执。看得出，李伯伯总让着王姨，两口子感情不错。

他们有两个孩子，只记得大的是女儿，比我大两三岁的样子。她就在河西的垅坪中学上学，其实就是学毛主席语录。女儿个头高挑像爸爸，比王姨高半个头，也漂亮多了。脾气好，也像爸爸。农村长大，家里一个残疾父亲，一个长期在外做保姆的母亲，一个弟弟或妹妹，没有人可以依靠，所以她很独立，很懂事，也很能干。那时候大概十四五岁，黑红的皮肤，结结实实的身板，一看就是经常干活的人。家里的菜园子都是她打理，浇水，除草。家里做饭做菜都很在行，有空还帮父亲编织竹器。

看得出，王姨家比较困难。王姨做保姆就是弥补家用，但好像她做一段停一段，有时候还停得比较长。具体原因不清楚，一来红卫兵关于“雇保姆是剥削”的论调虽然没有人再说，但雇保姆的人确实大减。二来王姨的性格脾气，加上对鱼的极端排斥可能不太容易找一个能持久的人家。

王姨一年总会来一两次，每次都带点蔬菜来，聊聊天。总会数落一下李伯伯，说孩子怎么样了。无事不登三宝殿，王姨来总是有事求爸爸妈妈。家里困难，难免需要帮助。爸爸妈妈常常接济有困难的亲戚朋友，但从来不跟我提起。偶然他们悄悄讨论时，我听见过。也有被接济的亲戚后来对我提起过爸爸妈妈怎么接济他们，让他们度过难关。王姨在我们面前没有说过爸爸妈妈接济过她，但总说爸爸妈妈对他很好，很关心她。

王姨有时身体不太好，就会让她女儿送菜来。

我在家早就主厨了，所以从13岁起上街买菜就是我每天的任务之一。我有几次在西街菜市场门口碰见王姨的大女儿在卖菜，每次她都坚持要送我一些菜。

77级高考后，她女儿找到我，提出让我辅导她复习功课。我专门去了她家，辅导过她一次。但她的基础太差，靠几次辅导不可能有很大进步。加上她年龄也大了，她经过衡权之后，放弃了高考，不久就出嫁了。

我上大学后，因为回家少，没有再见过王姨，也没有见过她女儿。但知道她还来我家，爸爸妈妈提起李伯伯去世时，王姨很伤心，爸爸妈妈还安慰过她，可能还去参加了李伯伯的葬礼。

王姨早已去世，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去世的。

王姨是我们家唯一请过的保姆。她能嫁给李伯伯，说明她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当然嫁给李伯伯也是她的福气。她脾气急，但还是一个好人。打过我，但我从来没有记恨过她。

2021年10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