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明]钱理群教授从《我要骗人》和《野草题辞》中，读出了“骗人的鲁迅”和“沉默的鲁迅”[1]，为此我发了《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提出六个费解之处与之商榷。钱从《影的告别》又读出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1]，作为回应，我也发了《如何解读<影的告别>？》[3]和《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4]。 现在，把笔者与一些友人对“钱式鲁迅”和拙作的讨论综合在一起，以对话的形式写出来，供读者进一步思考。 甲：最近读到你写的《如何解读<影的告别>？──与钱理群教授再商榷》[3]，以及《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4]，你提出了另一种解读，这样的争鸣很好。对文学作品本应该可以有多种阐释，并没有绝对正确的答案，但通过探讨，我们或许可以找到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 乙：是的，《影的告别》是首散文诗，诗讲究的是“形象思维”，对诗各人感受不同，如果只谈“感受”的话，的确无所谓谁是绝对正确。 甲：绘画也是如此，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有八种不同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就给了读者更多的想象空间，这也是艺术的魅力所在。因此，对《影的告别》中“人”和“影”的理解，也可以是多元的，无所谓对错，应当包容。 乙：我当然赞成“多元”，但“多元”正意味着“争鸣”，而“包容”也并不排斥“批评”，尤其是当“理解”涉及历史和他人的时候，这才是健康的“多元文化”得以成长的途径。 甲：那好，你批评钱先生关于鲁迅是“历史中间物”的看法，我也想同你商榷一下。 鲁迅关于“中间物”的观念，是他的思想中一个重要的构成，涉及批判、反抗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和自我认知，这是他比另外的知识分子深刻的地方。也就是说，与“黑暗”的斗争，对负有这样使命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难以看到尽头的过程；而他们的处境，也不可能不是其中带有某种“悲剧性”的命运。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论好像没有关系。 乙：鲁迅写《影的告别》这首散文诗，当然有自己的“感触”要表达，而钱理群读了之後，读出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来，这就不只是他个人对诗的领悟，也是他对鲁迅的评价。 甲：那你怎样看这“历史中间物”？ 乙：钱理群提出“历史中间物”的说法，是要论证一个“无地彷徨”的鲁迅。其实，在无尽的历史长河中，本来就没有什么“历史永恒物”，任何个人，以至任何群体，都是有限的存在，是一种“历史中间物”，早晚都会消亡。“消亡”是一个“必然”的过程，并不一定就是什么“‘悲剧性’的命运”，作为“历史中间物”，也未必就非得“无地彷徨”不可。我不会抱怨成为“历史中间物”。 甲：鲁迅自己到底是怎么看所谓的“中间物”呢？ 乙：其实，鲁迅在《写在<坟>後面》(“坟”，11/11/1926。)中提到“中间物”时，讲的也是这个意思。他写道： “(我)以為一切事物，在轉變中，是總有多少中間物的。動植之間，無脊椎和脊椎動物之間，都有中間物；或者簡直可以說，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當開首改革文章的時候，有几個不三不四的作者，是當然的，只能這樣，也需要這樣。他的任務，是在有些警覺之后，喊出一种新聲；反因為從舊壘中來，情形看得較為分明，反戈一擊，易制強敵的死命。但仍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消亡，至多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標，范本。” 甲：从这段原文可知，鲁迅是自谦为，“开首改革”时，反击旧垒的一个“不三不四的作者”，是“只能这样，也需要这样”的过渡性人物，明白自己并非“天縱之圣，積習當然也不能頓然蕩除，但總得更有新气象。”他也相信“在進化的鏈子上”，“中间物”会“和光阴偕逝，逐渐消亡”，但他甘愿成为通向光明的“橋梁中的一木一石”。 写完《狂人日记》之後，鲁迅在《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集外集拾遗”，1919年4月16日。)中也写过：“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创作家来，……破破中国的寂寞。” 我们从这些自白中，的确看不出先生有一点“悲剧性”的伤感和“无地彷徨”的茫然。 乙：我也是这么理解的。那再看钱理群又是怎么说的？ 甲：钱的原话[1]是说：“所以像鲁迅这样的历史中间物，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他又说：“影子只能存在于明暗之间。鲁迅就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 乙：这第一句话里，钱把鲁迅视作“历史中间物”并没有错，问题是在于後半句，关于没有“地位”，没有“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的论断。钱如此评价鲁迅，这是他的自由。 但对于第二句，我的问题是，钱怎么知道鲁迅本人是这么感觉的？他依据什么讲，鲁迅是用“影子”来“象征自己”的“历史命运”？ 甲：嗯，你问得有理，那第一句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与判断，怎么讲都可以，而第二句是猜测他人的心思和动机，那如此代言就要有根据，这有主体与客体的区分，二者不能混同。 乙：钱那第一句“彷徨于无地”的描绘，倒是很符合《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和《孤独者》魏连殳的心理活动，但不是“我”或鲁迅的，因为，除了这两篇小说之外，从鲁迅在“民国以来最黑暗的”日子里写下的文字，包括“野草”在内，以及各种演讲与社会活动中，我们都找不到鲁迅有类似的消极、悲观、厌世的“影”的自白。 甲：是啊，就在写《影的告别》的九天前，鲁迅写下了“野草”集的首篇──《秋夜》。在《秋夜》文中，我们从哪里看到作者有一点颓唐、厌世，消沉、丧气的样子？ 乙：如果按钱的说法，鲁迅在写《影的告别》时，是要“用这种影子的形象，来象征自已这样一种‘历史中间物’的历史命运。”，那人们不免会好奇，在写完《秋夜》之後的九天之中，倒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他有了什么“小感触”？鲁迅就由“即刻旋高灯火”的斗士，变为一个“无地彷徨”的影子，甘愿“在黑暗里沉没”了？──如果没有，那就说不通啊！ 甲：还有，鲁迅在《<野草>英文译本序》(“二心集”，1931年11月5日。)中讲，“又因为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作《希望》”，在《希望》中他自问自答道：“然而现在何以如此寂寞？难道连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么？我只得由我来肉薄这空虚中的暗夜了。” 乙：《希望》写于1925年的元旦，此时距写作《影的告别》也就只有三个月的时间，如果说那时的“影”就是先生自己在唉哼的话，那现在他已经忘记自己当初“呜乎呜乎，我不愿意，我不如彷徨于无地”的呻吟，反而开始“惊异于青年之消沉”了吗？不知钱理群对此又作如何解释？鲁迅患上“老年痴呆症”了吗？ 甲：说句笑话，会不会鲁迅是出于文革中流行的“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突然去写就这篇近乎忏悔的“影”的自白的呢？ 乙：所以，我问钱，为什么可以仅凭《影的告别》一文中的“第一人称”，便断定那就是鲁迅的想法？钱这样讲，究竟还有没有什么别的依据？ 甲：不过，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鲁迅的确曾有过一段寂寞与苦闷的时期。 乙：我想，那是因为战友的四散退却，也因为找不到路，他只好“荷戟独彷徨”。 甲：你这样讲，也是你对他人意图的推断，你又有什么依据吗？ 乙：我这样讲，依据的是鲁迅自己如下的解释： “後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并且落得一个‘作家’的头衔，依然在沙漠中走来走去，……。有了小感触，就写些短文，夸大点说，就是散文诗，以後印成一本，谓之《野草》。得到较整齐的材料，则还是做短篇小说，只因为成了游勇，佈不成阵了，……。新的战友在哪里呢？”[5]以及“站在歧路上是几乎难于举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6] 甲：由此看来，鲁迅的确是有过“影子”与之分手，甚至前来向他“告别”的经验，而且不止一次，而那时他自己也在找路，在寻找“新的战友”。 乙：先生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他是怎么写出“野草”和“彷徨”的？即，正是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所留下一些朝气，已为“黑暗”灭绝殆尽的处境中，正是有了“同一战阵中的伙伴”四散的“小感触”，才让他先後写下了《影的告别》，以及《在酒楼上》、《孤独者》等。 特别是，前两篇都收入了《鲁迅自选集》，因此，我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应当与鲁迅自己在《<自选集>自序》[5]中所解释的一致，而不是毫无根据地另外推演一番，便得出他就是无地彷徨的“影”，甘愿“在黑暗里沉没”的结论。 甲：钱虽然没有鲁迅文字的依据，但我的理解是，他是根据逻辑来推理的。你看，钱是从“光明”与“黑暗”的关系这样来论辩： “‘历史中间物’是什么意思呢？鲁迅说，就是要反抗黑暗，要和黑暗捣乱。当然不被黑暗所相容，因此黑暗到来的时候，这样的影子要消亡。同时，历史中间物的意义仅仅在于和黑暗捣乱，他的生命价值是和黑暗紧紧连在一起的，是实现在对黑暗的反抗当中的，因此当黑暗真正消失、光明真正到来的时候，这个历史中间物的价值也没有了，影子也要消亡。”[1] 乙：这正是我对钱论辩逻辑的第二个质疑。为什么他要把“光明”看作为纯粹，没有一点黑暗与污秽，从而断定反抗“黑暗”的“历史中间物”在“光明”到来时已无存在的“价值”？而为什么“黑暗”又是绝对，毫无希望与亮光，由此他便宣称“和黑暗捣乱”者的下场必定是“消亡”？ 甲：是啊，这样来划分“黑暗”与“光明”，思维非常浅薄与僵化，遑论还有“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 乙：钱那样评价鲁迅，意思就是告诉大家：你这个“历史中间物”反抗“黑暗”的任务已经完结了，在“光明世界”中，你鲁迅的存在已无价值，我们现在不再需要鲁迅了。 如果说，这是他读这首散文诗後的“感受”，那就是他“自干五”的水准，当然，这也是他的自由。 甲：看来，钱不敢也无法否定鲁迅“反抗黑暗”的“过去”，但他却想用这种“非黑即白”、“两头受气”的逻辑，来否定鲁迅“现在”和“将来”的存在意义，力图把敢于“和黑暗捣乱”的知识分子推到一种两难的无解绝境。这种诡辩很有欺骗性和诱惑性啊！ 乙：是的，一旦知识分子认同了钱的僵化推理，而又不想灭亡的话，那出路只有一条，就是接受毛泽东提供的“解药”，即他们需要不断地“改造”，下决心“与工农兵相接合”，才能在“新社会”和“新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地位”或“自己的立足点”，否则，“将一事无成”；倘若坚持“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而不去一味“歌功颂德”，那“要么闭嘴，要么就坐牢”。 甲：文革中，甚至自建国後，许多知识分子就是这样自觉或不自觉地坠入了陷井，不停地“自我批判”、“认罪检讨”，成为毛时代的牺牲。 乙：所以，钱的说教与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不是没有关系，而是大有关系，他是在为毛做“天衣无缝”的佐证或铺垫，那潜台词就是：你不想“无地彷徨”、自取灭亡吗？你想要在社会中找到“自已的立足点”和“自己的地位”吗？想想吧，“和黑暗捣乱”会有什么出路？连鲁迅都别无选择，何况尔等云云众生？沉默吧，因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1]，骗人吧，学他“正视自己时时刻刻不得不说假话的困境”[1]。 甲：钱式“非此即彼”的选择，实在是个伪命题、伪逻辑，况且，历史上，以及现实和未来，总还有“黑白颠倒”、“是非混淆”的假光明世界存在，“和黑暗捣乱”的知识分子怎么就会变得“没有价值”了？ 乙：那是钱自己的思维方式，不是鲁迅对“黑暗”与“光明”、“灭亡”与“长存”的看法。 甲：那鲁迅是怎么看待“黑暗”与“光明”，以及“灭亡”与“长存”的呢？ 乙：鲁迅是讲[7]： “我们所可以自慰的，想来想去，也还是所谓对于将来的希望。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如果历史家的话不是诳话，则世界上的事物可还没有因为黑暗而长存的先例。黑暗只能附丽于渐就灭亡的事物，一灭亡，黑暗也就一同灭亡了，它不永久。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总要光明起来；只要不做黑暗的附着物，为光明而灭亡，则我们一定有悠久的将来，而且一定是光明的将来。” 甲：啊，鲁迅这里把“渐就灭亡的事物”看作为“黑暗”，而“光明”则是“对于将来的希望”，这讲得很深刻！ 的确，人类社会不断更新进步，任何社会总会有一些“渐就灭亡的事物”，也就是说，总有“黑暗”存在，“黑暗”必定要“灭亡”，而代表新生事物的“光明”也终将会到来。 乙：正是这样。鲁迅在“黑暗”中看到“新生”，看到“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他“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勇于和“黑暗”捣乱，但也不惧怕“光明”，他盼望“光明”会来，而不是恐惧自己会在“光明”中“无地彷徨”，没有出路。他认为，“灭亡”只属于“黑暗”，“光明”是长存的，尽管与“黑暗”的斗争，一时“难以看到尽头”，但他甘愿“为光明而灭亡”。 因此，凡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定“不做黑暗的附着物”，反要勇于与“黑暗”斗争，争取“光明”的到来，因为只要是“新陈代谢”律成立，“推陈出新”就是他们的历史使命。鲁迅的看法与钱理群说的正相反，作为“知识分子”的这种“存在价值”，永不过时。 甲：是不是可以说，鲁迅在坚持理想主义的同时，对“光明”也有着怀疑的精神？ 乙：你说得对！1926年底，在《阿Q正传的成因》(“华盖集续编”，‘续编的续编’)中，他写道：“但我还恐怕我所看见的并非现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实这也不算辱没了革命党”。这岂止只有“怀疑的精神”，简直是“清醒的预见”了。 他对“革命”的未来，也不是如俄国诗人叶遂宁那样，抱著浪漫谛克的幻想，而是知道有着“污秽和血”；他也知道在新的社会中，“知识阶级有知识阶级的事要做”[8]，要做什么？他没说，反正相信有事可做。我想，这还是指反对“新社会”中那些“渐就灭亡的事物”而言，而不是如钱所论定的：鲁迅，和所有“与黑暗捣乱”并“反抗绝望”的“知识分子”一样，“他不仅在黑暗中没有自己的地位，同时在光明中也没有自己的地位，他找不到自已的立足点，他只能够彷徨于无地。” 甲：所以，知识分子有“怀疑精神”，并非就意味着对未来的失望、消沉、颓唐、厌世，以至甘愿被黑暗沉没。 乙：没错，那是钱的曲解，与你所说的那种“怀疑精神”不是一回事。 在这一点上，我想做个类比。你瞧，美国的媒体一贯是和政府“捣乱”，往往对政策措施提出各种问题，要求解释清楚，许多知识分子也常质疑和批评政府，令总统下不来台，大为光火，称他们为“人民的敌人”。这话，尼克松讲过，川普也讲过，在中国大陆呆过的人听起来，应当是很熟悉了。 但美国媒体没有什么人会如钱所说的那样“多愁善感”、“顾影自怜”，觉得自己没有“立足点”而“彷徨于无地”，而是“坚持不懈”地监督政府，因为这是宪法赋予他们的职责与本分。上世纪七十年代，一些报社媒体及正义敢言人士，与广大反战的民众一起努力，终于搬倒了像尼克松总统那样的“庞然大物”[9]。这种传统在西方社会里，至今仍然如此。 同样，我以为，这也不是鲁迅当年的心思和实践，虽然他在专制国度里“反抗绝望”时会更策略一点。总之，有“怀疑精神”并不必然“包含悲剧的成分”。 甲：有人说，你刚才提到鲁迅的那些话，好像是在1926或1930年讲的，所以严格来说，并不能排除1924年在写《影的告别》时，鲁迅曾有过“影”的那种颓废的想法。 乙：是的，我无从考据在写《影的告别》的1924年9月24日那一天的上午或下午，鲁迅到底是怎么想的，但至少，他後来有过那些话。而钱又能举出什么证据，表明鲁迅写《影的告别》时，他所想的就是如钱推断的那样呢？ 甲：钱好像不在乎鲁迅自己说了些什么，因为钱挑战他话语和作品的可信性(Creditability)，质问道：“到底鲁迅他在想什么，他要讲什么？要知道他真正的意思非常困难。鲁迅自己曾说过：‘我所想的和我所写的不一样’‘我为自己写作和为他人写作是不一样的。’这就非常麻烦。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自己的意思是什么呢？”[1] 乙：在西方社会，如果一个人的Creditability遭到质疑，那是件有关他名誉的很严重的事，如果没有根据，就近乎是侮辱和诽谤，故必须要说清楚。 我在《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中，揭穿了钱故意歪曲《我要骗人》和《写在<坟>后面》等文章原意的低劣手法。对于钱宣称“‘呐喊’‘彷徨’等，以及大多数杂文，基本上都是为他人写作的。”[1]说法，我也知道他的意思是告诉大家，鲁迅大部分作品和话语都是说给‘他人’听的，只不过是要“政治正确”(Political Correctness)罢了，所以，那些都不是他的“心里话”，属于“我要骗人”那一类“时时刻刻不得不说”的假话，不可置信。 但如果认为鲁迅所说所写的，都不能当作“依据”，只用“是为他人写作的”这一句话就打发掉，一切要由钱教授来重新解释，那我也就没话可讲了。他在论辩时算计得的确很周到、很精緻，不过，这已不像是在作学术研究，倒像是鲁迅笔下的阎罗王朱朗翁在判案，“说没便是有──带去！”[10] 甲：钱的另一个“理由”是：“一个人的思想，特别是一个人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是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一旦用语言表达了，这思想就被简单化了，甚至可能被曲解了。”[1] 乙：哇！这真有点像是“空空道人”的偈语了。难道鲁迅用白话文表达“自己的思想”都是“简单化”，他“真实的思想”反倒要由钱教授再行“翻译”出来？ 甲：他好像就是这个意思。钱接下一句是：“所以鲁迅说，‘当我沉默的时候，我感到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我感到空虛。’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1] 乙：慢着，钱理群想用鲁迅的话来证明“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但这里的“所以”二字，思维逻辑跳跃得太厉害！我们要仔细地查证一下，看鲁迅自己的意思究竟是什么？ 鲁迅的这句名言是1927年4月26日在广州为“野草”集写的《题辞》中开首的第一句话。半年後，他自己对这句话作了解释[11]如下： “记得还是去年躲在厦门岛上的时候，因为太讨人厌了，终于得到‘敬鬼神而远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图书馆楼上的一间屋子里。……这时，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这也就是我所谓‘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也就是说，鲁迅被章士钊、陈西滢等恶势力从北京赶到了厦门之後，又受到厦大守旧势力的排斥和限制，只能写些《故事新编》及《朝华夕拾》。後来到了广州又赶上蒋介石发动的“清党”，“四·一二”政变时杀了很多人，先生写《题辞》时的心情和处境如何，可想而知。他坦承道：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12]，那时国民党在“清党”，“我恐怖了。而且这种恐怖，我觉得从来没有经验过。”[13]“我一生从未见过有这么杀人的，我就辞了职，回到上海，想以译作谋生。”[14] 甲：这种大环境的压迫，应当是“我曾经想要写，但是不能写，无从写。”的主要原因。 乙：正是这样。但“无从写”的另一个原因，恐怕还有那时先生自己的观念也正在变化之中，如先生後来写道[12]： “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才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後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这并非唯物史观的理论或革命文艺的作品蛊惑我的，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後来便时常用了怀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无条件的敬畏了。” 甲：记得国内研究鲁迅的前辈，李何林教授对此的注释[15]是，那时鲁迅“经过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鲁迅的进化论的‘思路’被‘轰毁’了，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还没有建立起来。他对社会现实颇有感触，而又捉摸不定；有话要说，而又无从说起。因此，沉默时感到充实，开口时感到空虚，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矛盾彷徨的‘淡淡的哀愁’。” 乙：我认同李何林教授对它的解读，更赞同鲁迅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解释那“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一种生命体验”。不可否认，这一时期的确是鲁迅一生的低潮，但绝不能由此便说“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默默无言的鲁迅，才是真实的。” 甲：为什么呢？ 乙：这就要看事实了。 1927年2月16日和19日，鲁迅在香港做了两场演说：《无声的中国》[16]及《老调子已经唱完》[17]，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革命时代的文学》[18]，12月26日又在暨南大学讲了《文艺与政治的歧途》[19]。在演讲中，他鼓励“青年们先可以将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忘掉了一切利害，推开了古人，将自己的真心的话发表出来。”[16] 即使在最恐怖的“四·一二”事变之後不久，1927年4月26日，鲁迅仍为“野草”集写下了感情激越的《题辞》，面对这黑暗的时代，他两次宣告“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即使“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以至於国民党政府书报检查机关很快就把它删除了。 鲁迅“沉默”了吗？他“默默无言”了吗？他“呜乎呜乎”了吗？没有！ 甲：看来，钱理群自己的“语言表达”才是“简单化”和“曲解”了鲁迅。可是他为什么要那样“翻译”呢？ 乙：哈，这倒使我记起鲁迅的一句话[20]， “老百姓一到洋场，永远不会明白真实情形，外国人说‘Yes’，翻译道，‘他在说打一个耳光’，外国人说‘No’，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首先是在知道得多一点，冲破了这一个圈子。” 不知道钱教授对这句话又会怎么“翻译”？ 甲：能给出原文，再做“翻译”，还算是好的，至少可以去查对。有些人上来就是“鲁迅说”，其实说的都是他自己的话，只是拉鲁迅这块牌子来替他站台背书，叫人难辨真假。 乙：是的，他们做出烂熟于鲁迅的样子，写文章故意不引原文，不给出处，只抓住“中间物”、“进化链”、“我要骗人”等只言片语，甚至错引“第一是冷，第二是冷，第三是冷”[2]，就“明目张胆”地大肆发挥。为什么他们敢这样做？因为他们晓得青年听众里熟悉鲁迅著作的人不多，肯去查对原文的更少。你要是敢问一句，抛给你的便是“冷眼”和“沉默”或“再见一式的点头”，“他的口角上现出微笑，似乎自以为大有深意”(《秋夜》，“野草”)，叫你“自惭形秽”，“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这样的战士》，“野草”)所以他们尽可以“信口开河”，贩卖私货，放胆曲解，刻意迎合。这实在是对鲁迅的亵渎！对这类“大师”，要特别小心。 甲：还有人提出用“两个灵魂”、“双重人格”，以及“潜意识”与“梦境分析”等来解析鲁迅，做些复杂深奥的心理解读文章，说他“口是心非”、“我要骗人”等等。 乙：如你所说，艺术欣赏本来“无所谓对错”，“对毕加索一幅画的理解十个人可能会有八种不同认识”，“一千个读者的心目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但他们那样“解读”鲁迅，不仅是毫无根据的猜想，而且也是对先生人格的侮辱和人身攻击，这已经超出“形象思维”的范围，不再具有任何“艺术的魅力”了。 而尤其使我厌恶的是，在强行“肢解剖析”之後，这些人往往又会加上一些赞句，来为自己的“强奸”做“托儿”，比如：“瞧，鲁迅有着多么深刻的‘自我解剖、自我否定’的精神啊！”或者，“有谁像鲁迅这样敢于正视自己渴望说真话，但是又不能不说假话、不能不骗人的这样种深层的困境呢？”[1] 甲：最近有人引用鲁迅的话，“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而且连眼珠也不转过去。”，认为“此乃鲁迅人生积累最刻骨铭心之言，也是鲁迅真实的表达吧。” 乙：这是鲁迅1936年在《半夏小集·八》中关于“沉默”的一句随感，但恐怕它并帮不了钱理群的什么忙。 鲁迅写这篇杂文时正当“两个口号”的论争之际，他那时并没有“沉默”，而是写出《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一文，斥责那些“白天里讲些冠冕堂皇的话，暗夜里进行一些离间，挑拨，分裂的勾当的”人，把他们称作“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呼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表达了对他们极端鄙弃、憎恶和轻蔑，而《半夏小集》正是鲁迅这种看法和情绪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因此，我们不能仅凭“最高的轻蔑是无言”这句话，就概括出“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而是要查看当时的背景和活动，对照鲁迅一生的“编年史”来得出结论，否则，你引一句，我引一句，岂不就成了文革时打的“语录仗”了？ 甲：是啊，我们评论一位作家，应当从整体上来看他一生的作品，不可揪住一两篇，甚至一两句话，就大作文章。 乙：你知道俄国作家契诃夫吧？ 甲：是的，他是我最喜爱的作家之一。 乙：你知道他死後，“学界”对他都有些什么评论吗？对于契诃夫，荃麟1944年写道[21]： “不知为什么，他常常被人们所误解。譬如说他是悲观主义者呀，厌世家呀，或者说他是人生的旁观者呀，自然主义者，甚至还把他认作一位滑稽家。 …… 这样的批评是无怪的。柴霍夫最初给人家的印象，很容易是这样。…… 然而，这样是否就可以断定柴霍夫是个悲观的厌世者呢？是否就可以说他的艺术态度是冷漠无情者呢？我们如果从柴霍夫一生的为人和不是一点一滴地去看他的作品时候，我想我们是不允许这样想的。…… 对于这个伟大的俄罗斯作家，我们应该是从他当时的历史环境和从他一生的真实历史上去寻找。一点一滴的看法，或仅凭一般的机械理论去判断他，这是不公平的。” 甲：这样的“盲人摸象”，似乎是个中外学界普遍存在的思想方法问题。 乙：的确，钱的毛病和那些人一样，这正如荃麟曾批评过一些鲁迅评论家，告诫他们 “不能执着一篇文章就断定作者是某种意识某种观念，而应该从全体作品中间去窥察作者思想与情感的发展过程。”[22] “研究一个作家的思想和创作过程，只能综合地去观察它的发展趋向。如果把它细碎地切成一段一段，甚至拿每一篇作品作一段落去研究，这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23] 荃麟的治学态度，符合鲁迅所言，“编年有利于明白时势，倘要知人论世，是非看编年的文集不可的”[24]。我想，钱理群等人那样做，对于鲁迅也是“不公平的”，他们论断作家的方法“不但是机械的，实在也是危险的。” 甲：其实，鲁迅生前对此已有感知。在撰文记念亡友韦素园时，先生写道[25]：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後，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託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屍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 从契诃夫和鲁迅死後的遭遇来看，这一类行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乙：契诃夫和鲁迅都是善于“暴露现实背后真实关系”的现实主义文学大师，因而有人不高兴，生前死後总要设法贬一贬他们。 甲：鲁迅在中国被人“捧杀”与“棒杀”已久。 乙：一点不错，只是现在又多了一种杀法，去手弃木，叫做“奉杀”，就是把他供奉在人迹罕见、叫兽出没的荒郊野岭象牙塔中，由少数“专家”任意肢解考据，随心所欲地写些“诘屈聱牙”、不知所云的朦胧文字，美其名曰“鲁迅研究”；或悉心打造“沉默的鲁迅”、“我要骗人的鲁迅”，以及“无地彷徨的鲁迅”等等来“纪念鲁迅”，还大言不惭，以“XXX鲁迅”[26]自居，并沽名获利。 甲：这样供奉起来的鲁迅，倒像是尊泥菩萨，笑嘻嘻地端坐在那里，供人观赏，对谁都无碍，实可谓是“有鬼无害”，甚至“人见人爱”哩！那些“解读”，似乎很有些为当前“政治”服务的味道。 乙：所以，我要呼吁“救救鲁迅”。 当然，我对鲁迅的看法，可能老旧、传统，我也同意你说“对文学作品应该可以有多种阐释”，但无论新旧“阐释”，都应当拿出令人信服的依据来，不可随意乱讲，就叫做“新”，而“新”又必定比“旧”好。我希望大家在“依据”上做文章，找到你说的“更好的，更准确的理解”，而不是以“偷换概念”、“跳跃煽情”来忽悠大众。 甲：一些人是不是因为没有言论自由，才那样讲？ 乙：一个有良心和尊重事实的学者，不能讲真话时，他可以选择不讲假话，或者不讲话。 甲：对，在学术问题上不应刻意揣摩迎合领导的意图。 今天晚了，再聊点别的吧，最近新冠疫情蔓延，弄得我一点心思都没有了。我们这一代人，从文革中出来，现在又遭受这场“第三次世界大战”。二战时，一颗炸弹落下，就可能突然丧命，现在与病毒大战，却是“暗箭难防”啊！……美国那边怎么样？ 乙：美国疫情的确严重，纽约和麻州比武汉初期还惨，这使我忽然感到自己离死亡其实很近，因而也有了急迫感，想尽早把这些问题搞清楚。 这场战疫，主要是医学和科学的问题，是公共卫生管理的问题，这要听医师和科学家的，它也牵扯到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问题，这要听经济家和政治家的，大家应携手配合应付。美国的问题在于川普独断专行，外行领导内行。他淡化疫情，乱出主意，不要人戴口罩，要人注射清洁剂到体内来杀灭病毒，真是“天方夜谭”。最近，这位“不在乎生命，只在乎他自己”的反智总统，被有“怀疑精神”的记者和医生们批评，当众出了丑，一怒之下，干脆宣布不再开疫情通报的记者会。这不是敢言记者的“悲剧”，而是美国人的“悲剧”。美国的苦日子还在後边呐，而美国不好，世界也会跟着遭罪，现在是全球化的时代。 甲：幸亏美国媒体不姓党，否则，美国也一样没救了！ 乙：这正是自由民主的美国强大和希望之所在，而世上专制独裁者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总要打压舆论批评，视独立媒体新闻界为敌。所以，无论在哪里，现在还是将来，我以为，“还是杂文时代，还要鲁迅笔法”。 甲：谢谢你同我讨论，如果不去思考交流，居家隔离久了，真会因无聊而疯了。多加保重！ 乙：彼此彼此，保持联系，有空再谈，晚安！ 写于4/30/2020 http://www.azcolabs.com/ [参考文献] [1]钱理群，《真正的鲁迅是沉默的》，http://www.aisixiang.com/data/117501.html，2019年7月31日。注：2020年4月初，《爱思想》网已删除这篇，但可参见与它内容相同的《无地彷徨》，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0431.html，选自钱理群，《鲁迅作品十五讲》。 [2]小鹰，《沉默的鲁迅，还是呐喊的鲁迅？》，(2019年9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nh.html [3]小鹰，《如何解读<影的告别>？》，(2020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html [4]小鹰，《再谈解读<影的告别>及其它》，(2020年3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_YDGB_2.html [5]鲁迅，《<自选集>自序》，“南腔北调集”，1932年12月14日，鲁迅于上海寓所居记。 [6]鲁迅，《北京通信》，“华盖集”，1925年5月8日夜。 [7]培良，《记谈话》，“华盖集续编”，1926年8月22日。 [8]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二心集”，1930年3月2日在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讲。 [9]小鹰，《“宪政”与“舆论自由”及“司法独立”──由“五角大楼文件”和“水门事件”谈起》，(2016年2月)(多幅照片)，http://www.azcolabs.com/xy_watergate.html [10]鲁迅，《知识即罪恶》，“热风”，1921年10月23日。 [11]鲁迅，《怎么写》，“三闲集”，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八、十九期合刊。 [12]鲁迅，《序言》，“三闲集”，1932年4月24日。 [13]鲁迅，《答有恒先生》，“而已集”，1927年9月4日。指1927年广州清党时，鲁迅几乎被人“证成”共产党或“亲共派”而加以“清洗”，理由是曾在陈独秀办的《新青年》刊物上做过文章，其时报上也有鲁迅“逃走了”、“到汉口去了”等谣言“推波助澜”。 [14]鲁迅，《自传》，1934年3─4月，“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15]李何林，《鲁迅<野草>注解》，“李何林全集”，第2卷，43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第一版。 [16]鲁迅，《无声的中国》，“三闲集”，1927年2月16日在香港青年会讲。 [17]鲁迅，《老调子已经唱完》，“集外集拾遗”，1927年2月19日在香港青年会讲演。 [18]鲁迅，《革命时代的文学》，“而己集”，1927年4月8日在黄埔军官学校讲。 [19]鲁迅，《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集外集”，1927年12月26日在暨南大学讲演。 [20]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三闲集”，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 [21]邵荃麟，《对于安东·柴霍夫的认识》，原载1944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6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77─84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 版。 [22]邵荃麟，《鲁迅的<野草>》，原载《国文雜誌》月刊，重庆，第三卷，第四期，25─31页，1945年9月10日；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364─377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on_yecao.html [23]邵荃麟，《关于<阿Q正传>》，原载1942年《青年文艺》第1卷第1期；后收入“邵荃麟全集”，第3卷，13─36页，武汉出版社，武汉，2013年12月第1版；http://www.azcolabs.com/ql_AQZZ.html [24]鲁迅，《序言》，“且介亭杂文”，1935年12月30日，记于上海之且介亭。 [25]鲁迅，《忆韦素园君》，“且介亭杂文”，1934年7月16之夜，鲁迅记。 [26]小鹰，《从钱理群的“XXX鲁迅”谈起》，(2019年2月)，http://www.azcolabs.com/xy_luxun.html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