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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悲剧后应反思的是产权制度
送交者:  2021年10月21日08:59:55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逸草:两文从不同角度,都指出了如今的赵姓大国,还停留在法理皆缺失的阶段。人们法治观念淡薄,基本人权得不到保障和法律维护,产权制度尤其混乱....在某些方面,甚至比43年前更为倒退!😣

相关文莆田的故事,连电影都不敢这么拍 |悬赏追捕还是悬赏追杀?法律岂能如此儿戏?

莆田悲剧后应该进一步反思的是产权制度

财智宾纷 Yesterday

Editor's Note

欧谋中死了,官方说是“畏罪自杀”,民间不信,众说纷纭……

时间发生的起因,应该好好总结一下;找到原因,解决了,悲剧才不会再发生!

产权制度,是所有人行动的一个底层逻辑。

若生活在一个没有稳定产权的世界,那人们的行为都倾向于短视,冲动。

若有恒产,则将有恒心。产权预期稳定,则人们会立足长远考虑,自然冲动行为则受到抑制。


宅基地,就是集体所有制的产物,按当前法律,房子是私有的,但土地却是集体所有制的,还有一大堆的各种限制。


集体所有制是很多国家实施过的一个产权制度,今天还存在着集体所有制企 业,集体所有制土地这些产权模式。那么,集体所有制是不是一种正当的共 有产权模式呢?是不是一种合理的私有产权组合呢?完全不是。


 集体所有制和私有产权自愿形成的共有产权制有如下区别:


一、 集体所有制在分配产权时,往往采取的根据人头进行分配,而不是象小 区物业这样根据购买份额来进行产权划分的。


二、 现有集体所有制下,不管是人头式的分配模式和份额式的分配模式,都 还没有实现真正的共有决策权利,而小区内的共有物业是跟随商品房一起获得了自由交易权。


三、 集体所有制下的产权预期是极不稳定的,而小区共有产权的预期相对稳定。中国农村的宅基地分配在土地较充裕的情况下,采取的是人头分配。 


很多地方采取的就是男丁分配模式,香港的新界和大陆的很多农村,采 取的都是这种模式。这就意味着,在集体所有制的土地中,每一家人 所占有的份额其实是不确定的。生女孩就分得少,生男孩就分得多。


这 是中国农村普遍重男轻女的根本原因,其他所谓历史、文化、性别冲突 的解释都是不充足的。 


在所谓集体建设用地通过出租转售的方式获得的收入,往往也是根据人头进行分配。这种分配模式和全民所有制是一样的,所有的人并没有稳定的产权 预期,很容易就沦为公地悲剧了 


某国村级单元是实行了直选民主的,但往往带来的结果新上任的村长让集体 用地大量贱价处置并从中饱私囊。 


村民为什么要同意呢?因为这些集体用地 对他来说,根本不是预期稳定份额清晰的共有财产。哪怕是村长把集体资产 贱卖掉,中饱私囊,村民也无所谓,因为有收入总比没有收入好。 


政府还在对集体用地这类产权进行严格的管制,比如不允许销售集体用地, 即使允许销售或出租也对这块地的用途进行了限制。这样就导致集体制下的 所有者更倾向于将权利转售给村长,让村长去突破各种障碍换得收入,不管多少,总比没有更强,这就形成了农村土地使用上的严重腐败。


那些所谓集体资产对于村民来说,根本不是自己的私产,而是不被自己掌握 的公有产权。 


可喜的是,市场经济的最前线广东地区,已经由民间自发形成 了股份制的处理模式。就是将集体用地变成公司份额,并且按家庭方式进行 分配,不再根据人头的增减调整份额,这样就形成了稳定的共有产权。 


即使家庭分裂成多个家庭,也只是在原有家庭的股权份额中进行分配,而不会新增加产权的持有者,这就形成了类股份公司的所有者结构。 


在共有产权体内部还能进行股权转让,这就是在向产权清晰的共有产权模式 进行发展。如果能够进一步减少管制,让股权不仅可以在共同产权内部转让, 而且可以向所有人转让,那就形成真正能自由交易的私域集合。


珠三角农民自发进行的集体所有制的改造,现在也逐渐成为全国农村集体所 有制改造的方式。目前,中国各地的集体用地改革的方向,就是从集体用地 转向为股权份额制的共有产权模式,这是集体用地正确的解套方法。 


当然,中国的产权改革,不光存在产权界定问题,还存在着严重的产权干预 问题。比如农村的宅基地,产权是界定到了家庭名下。但产权的处置却受到 了严重的干预,村民只能在村内部进行宅基地的转让。这就严重影响了产权 的价值。 


小产权房之所以不值钱,原因不是它的位置不好,而是这类产权被政府干预导致价值降低。 


集体经济用地去年开始在全国推行与国有土地同权的改革。允许村集体直接 向社会各种市场主体转让土地,这是减少产权干预的方向。但政府对土地的 使用用途还存在着严格的管制,这让这类的改革带来的红利大大缩水。


有人沿用原来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来评价华为,说华为就是一家集体所有制企业。这种看法不但不了解华为,也不了解社会主义国家实施过的集体所有制企业。 


按政府的定义,集体所有制企业,是指部分劳动群众集体拥有生产资料的所 有权,共同劳动并实行按劳分配的经济组织。他与农村集体用地有相似的地 方,也是按人头进行所有权分配的,而进入集体所有制企业的人员是变化的, 是流动的。


所以每一个人的占据企业的份额也是不清晰的。而华为的员工是 根据资历和贡献拥有份额清晰的分红权的,所以华为的股权模式是私域的组 合,而集体所有制企业则是人为的公域。 


人为划分的集体所有制,还有中国古代的家族公有制。很多人误以为中国古 代是私有制为主的社会,实际不然。 


中国古代盛行的家族公有制,这也是一种人为制造的产权不清晰的集体所有 制。家族公有制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一种普遍实行的集体所有制模 式


族产就是家族全部成员的共同财产,分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是一个 家族内部不团结的象征。 


到了明清时期,家族公有制开始逐渐消亡,家族的财产分为两种类型:一种叫众存未分,一种叫共业分股。 


众存未分还保留着集体所有制的特点,就是不分配具体的份额。


但当时已是少数,主要包括祖坟所在地、祠产、学田、役田等资产。


这类资产,到今天的农村,依然可以看到,依旧是保留着原有的方式。 


而共业分股,就是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了私产组合模式。


族产虽然没有正式拆分,采取的仍然是同族共业形式,但其家族各房分人户依诸子均分制的原则合得几股,却是十分清楚了。 


并且各户分得的股份,可以进入买卖和典行的交易过程中,虽然大部分交易主要在家族内部进行。共业分股实际上就是家族集体所有制私有化的过程。 


这一过程,与今天中国农村的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何其相似。 


产权不清的集体所有制,必然会带来对外来新增人口的抗拒。 


在莆田悲剧中,欧某中就是外来人口,他并非本村集体成员,或许这也是引发纠纷的原因之一。


设想一下,你是集体所有制的一员,你在集体之中的产权份额是不明确的。如果外来大量人口进入集体内,意味着你可能拥有的权益被缩水。 


现在你能理解,为什么你可以把户口迁到城里,但要从城里迁到农村可就很困难了。 


最后总结一下, 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一样,同样是无法分配到具体个体名下的不清晰产 权。它是人为构建的所有制形式,后果是集体资产沦为公地悲剧并产生对外来人口的排斥。 


集体所有制的改革,从中国古代家族共有制的改变中已有方向,那就是共业分股、自由交易。 


共业分股的产权模式则是私域的集合,在全体自愿的基础上,任何决策模式都是合理的。 


中国农村产权改革的方向基本上还是沿着市场化的方向在改革的。 


但速度实在是太慢,时而一步三回头,时而三步一回头,过程中充满着对公域权力的恋恋不舍。大部分市场化改革的举措不是主动,而是追认民间自发 形成的改革举措。


周边国家日本韩国,虽然也经历过土改运动,但是没有进行集体化公有化, 短短四十年时间,均成为发达经济体,反观中国,在经历了严重公有化造成的灾难后,还是慢吞吞地被动地改革。


改开已经四十年了,农村集体用地的改革速度严重拖累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可以说,中国依然有巨大的存量红利,那就是农村的产权改革,如果加快农村的市场化改革的速度,那将释放出巨大的市场活力。


珠三角的自发的集体所有制改造证明了,农民的智慧完全可以顺利地将集体土地转化为私域组合的共有产权,并形成活跃的交易市场。


新一轮的农村产权改革,也基本上遵循了这一思路。


现在的农村基本上都成立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组织将村里的集体资产折股量化成股权分配给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并核发发农村股权证。


那这就不是按不确定的人头分配资产了,而是将资产明晰了,这就是共业分股的改革方式,再进一步的市场化改革是,股权可以转让,可以出售,那原有的集体所有制变改成了共有制。


每一个人是在拥有财产权的基础上直接决策自己的财产,这就是从产权机制上进行的突破。


那集体所有制,是否是中国的专利呢?非也,这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世界的所有制形式,欧美等国也大量采用这种集体所有制,只不过不被人们所认知到。

(未完待续)


如果欧金中惨案发生在43年前,连人民日报都会破例发长文为他喊冤,删前速看

ZT 天下有道 Today

在43年前,也就是1978年发生的“蒋爱珍事件”——24岁的兵团女护士蒋爱珍用步枪射杀3人,却赢得全国上下一片同情,成为著名的“烈女”,连《人民日报》都为其说话,为其请命。最终,她只坐了10年牢。


看看当年人民日报为民请愿的文章。


蒋爱珍为什么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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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报》对蒋爱珍杀人案件的深度报道


缘起

她名叫蒋爱珍,是浙江绍兴人,1972年初中毕业后,随哥哥到新疆石河子生产建设兵团。先在农场劳动,后被推荐到一四四团医院当护士。她一贯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73年加入共青团,1976年入党。同年被选为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

    

蒋爱珍的哥哥与一四四团医院党支部副书记张国政,过去是一个部队的老战友。蒋到医院后,她哥哥嘱托张国政,要像亲兄妹一样关心蒋爱珍。张国政热心帮助蒋爱珍进步。加上工作上的原因,两人关系因此比较密切。


 一四四团派性严重,李佩华、谢世平(都是党员)和医院个别领导人,同张国政早有矛盾,想抓把柄把他整下去。

    

1978年3月18日,蒋爱珍被批准回浙江探亲。17日晚,张国政和另一个人曾一道到蒋爱珍卧室(外科值班室),嘱咐她路上应注意的事情,然后即告别回家。李佩华、谢世平妄断这天夜里张国政要和蒋爱珍发生关系,就在副院长粟某的支持下,行动起来。


半夜两点多钟,谢世平叫了钟秋等六七个人,把外科值班室的门窗、周围过道以及张国政家(紧挨医院)的大门,处处把住。然后哄使一个护士,诡称要纱布抢救病人,叫开了蒋爱珍的门。谢世平闯进蒋的卧室,四处搜查,不见张国政。


蒋爱珍陪护士在另一处取了纱布,回来时发现谢世平。打过招呼后,三人一同走出值班室。在门外,蒋爱珍发现李佩华在黑暗处躲藏不迭,立即引起怀疑。

    

18日清晨,谢世平去团党委,捏造事实,诬说张国政昨晚在蒋爱珍房里干了不可告人的事。早晨一上班,钟秋就到各房间游串,散布昨夜张国政在蒋爱珍房里鬼混。与此同时,医院外面的商店、学校等处纷纷传出:昨夜抓住了……


两三天后,李佩华、谢世平等几个人又传出:17日夜半有人看见张国政从蒋爱珍的卧室出来,有人看见他闪进自家的门,等等。谎话陆续补充,越来越圆全,以后成为领导上逼蒋爱珍承认“三一七”事件的主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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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    

3月30日,一四四团党委派工作组到医院,专门调查“三一七”事件。组长杨铭三是一四四团的副参谋长,主管医疗卫生工作。在以往的工作中,张国政曾几次同他大吵大闹过。这次他带领工作组到医院,一开始就陷入派性,偏袒李佩华、谢世平一方。因此,3月17日的事情越查越复杂。


4月6日,团长亲自到医院动员,号召开展全面揭批查,集中揭发张国政的问题。调查“三一七”事件的工作组改为领导运动的工作组,“三一七”事件放在运动中一起搞。

    

运动中,李佩华、谢世平等又提出了许多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的疑点,杨铭三要蒋爱珍一个一个说清楚。几个月内,关于“三一七”事件和所谓张国政、蒋爱珍“男女关系”问题的大字报,从医院各处到团部招待所等地方到处张贴,许多漫画污秽不堪。


 “三一七”事件,医院很多人持否定或怀疑态度。工作组一来,这些人都成了保守派,全院因这个问题受到打击或歧视的共有三四十人。


党支部根据最初掌握的材料,对“三一七”事件倾向于否定。工作组把支委们看作“保张派”,运动中全体支委都靠边站。

    

文教干事苏天艳贴了一张《呼吁医院广大群众为受害知识青年蒋爱珍伸冤》的大标语,运动没有搞完,就被调离医院。医生牛素玲,仅仅听蒋爱珍诉说了一次冤情,安慰了她几句,被杨铭三一次一次追逼,不仅要她写书面检查,还叫她在全院大会上做检查。医院有个青年医生,同蒋爱珍谈过恋爱,一天,杨铭三走到他家,当着他爸爸的面警告说:“我以领导的名义、长辈的身份告诉你:现在蒋爱珍的问题还没有搞清楚,你不能跟她谈了。”


蒋爱珍的行动受到监视,人们都不敢接近她。后来,她发觉自己的信也被李佩华等人拆看,感到在工作组的压力下,医院里再没有人敢出来为她说真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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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望    

工作组初进医院时,蒋爱珍满怀希望。她很早就去找杨铭三,想诉说3月17日的事。不料,杨铭三冷冷地叫她回去,并说:“3月17日的事,没有,要给你搞清楚;有的话,就改,改了就好。”

    

蒋爱珍虽然对杨铭三的话有气,但她坚信:只有依靠组织才能解决好问题。于是,她写了一份详细材料交给工作组,等着杨铭三来找她谈话。一个月、两个月……四个月过去了。直到8月1日,杨铭三才找蒋爱珍。不过不是谈心,而是通知她第二天在群众代表会上“老实交代”3月17日的事情。

    

8月5日,在全院群众大会上,工作组宣读了对张国政的审查材料,其中对3月17日的事情作了肯定性的介绍。蒋爱珍有气,找机会顶了杨铭三一句。杨铭三说:“你也要检查!就是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光凭你同张国政的接触,跳到黄河也洗不清!”

    

蒋爱珍对杨铭三和工作组失望了,8月6日晚上,去找团长诉说冤情。团长哼哼哈哈,一个问题也不回答,只是说:“你要相信组织。”蒋爱珍又找了石河子地区派驻一四四团的工作团团长,工作团团长也是冷冰冰地把她推了出来。


蒋爱珍曾想到乌鲁木齐去告状,但是又想:自治区领导那么忙,不可能直接下来处理问题,最后还是要落到杨铭三他们的手里。她对“相信组织”这一条,终于绝望了。


拼命    

26日晚上,蒋爱珍在宿舍里写了一夜申诉信。27、28日晚上,又给工作组、父母兄嫂和好友写了好几封遗书。这三天,她白天上班,晚上一个人在宿舍里,煤油灯通宵不灭。28日,民兵排长通知她参加第二天的打靶。


晚上,她终于做出决定:“同他们拼了!拼一个算一个,拼两个赚一个……”她从箱底里翻出过去打猎、打靶留下的八颗子弹,又仔细拟定了要拼杀的对象。


29日晨,她领到一支步枪,悄悄压上子弹。走到内科门口,对准李佩华说:“李医生!你不是要我死吗?叫你造谣!”一扣扳机,李佩华倒下。欲打另一个医生时,门被推上,未打成。


她直奔外科走廊,见钟秋正跟人讲话,举枪便说:“叫你造谣!”话落枪响,将钟秋击倒。李佩华的爱人戴淑芝闻声出来问:“咋啦?”蒋爱珍说:“咋拉,叫你造谣!”又把戴淑芝打倒。


她走出外科大门,撞见一个参与“抓鬼”的医生走来,举枪就打。这个医生慌忙奔逃,一弹未中。蒋直奔宿舍,欲找别的打击对象,被群众包围在球场上,相持了一个多小时,终于被逮捕了。


余事

蒋爱珍打死人以后,一四四团立即拘留张国政,说他是蒋爱珍杀人的指使者。关押九十二天后,又把他放了。一四四团领导认为,蒋爱珍杀人发生在运动中,应定为“反革命杀人”。对被杀的三个人,团党委决定追认为“烈士”。一个月以后。团里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团领导亲自主持,命令各单位都派代表参加,并送花圈。这些做法引起很多群众不满。至今,原一四四团团长仍然坚持:“三.一七”事件虽然可以否定,但蒋爱珍是“反革命杀人”,被杀者是“烈士”。


蒋爱珍原被判死刑,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下去复查,提出判蒋爱珍无期徒刑,同时建议党委追究有关领导人的责任。自治区党委根据高级人民法院的报告,指示石河子地区党委慎重处理,同时做好下面的工作,统一认识。最近,石河子地区党委复议了这个案子,建议重定蒋爱珍为“死缓”,同意追究工作组长杨铭三的责任。但是,在办案人员一再提出要求处分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却把杨铭三调到河南去了。与此同时,谢世平也得到重用。


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和石河子地区公安局、中级人民法院经办此案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都认为:


蒋爱珍杀人是在被诬陷、被迫害的情况下干出来的。对蒋爱珍必须依法制裁,但是,人们普遍认为:仅此不能平民愤,必须对酿成这一惨案的有关人员(特别是杨铭三)和其他严重违法乱纪者,追究法律责任


这件事牵涉面广,应由公检法和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协同处理,防止片面作决定。这一案件在石河子地区震动很大,议论很多,可以开庭审判,可以让群众公议,借以教育干部和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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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爱珍在法庭上


《人民日报》专门写了采访报道《蒋爱珍为什么杀人?》,报道发表后,五个月的时间,《人民日报》就收到了社会各界来信15000余件,这些信的大致内容都是为蒋爱珍求情,恳请法外开恩的。石河子地区法院也收到了大量同样内容的群众来信。


社会舆论最终影响了蒋爱珍案的终审判决。最高法院院长、中国首席大法官肖扬针对此案说了这样的话: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社会价值。


1985年,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高级法院公开审理了蒋爱珍持枪杀人案并做出终审判决:


判处蒋爱珍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有意思的是,蒋爱珍服刑期间,一共收到各地群众给她寄来的信件、粮票、食品、衣物等50000多件。蒋爱珍服刑期间被多次减刑,刑满释放后回到原籍浙江绍兴,被安排在一家工厂上班。


后来蒋爱珍的生活如何了呢?


连杀三人的知青蒋爱珍

为什么没被判死刑


作者:凌愉

原载《家庭》1997年第10期


1978年,在民兵习武的时候,她用步枪射杀了3位曾经伤害她的人,一时震惊全国。是庄严而公正的法律惩罚了她并挽救了她,使她获得了新生。


如今,她有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蒋爱珍出狱后,我两次到她家里做客。


第一次到她家里,是1992年9月,那时她刚出狱2年多。


她年迈的母亲坐在一张矮矮的有靠背的竹椅上摘豆角准备午饭,见我们进来,便热情地沏茶让座。她已经77岁,但耳聪目明,她看了看桌上的钟,忙说:“爱珍一会儿就回来吃饭。你们先坐坐。”果然不多一会儿,蒋爱珍回来了。


眼前的蒋爱珍,穿一身白色连衣裙,细心烫卷的短发,白色的高跟鞋,身段苗条,端庄大方。人们怎么也看不出,她曾经干出那惊天动地的杀人案件。饭后,在她的卧室里坐了一会儿,她便领我们去看她工作的单位。


她是一位医务工作者,这几天正在街道上给孩子们打防疫针。我们走过几条充满江南水乡气息的小街小巷,来到她的工作间。只见工作台上堆放着许多针剂和针管、棉球,办公桌上放着几本医药书籍,玻璃板下压着一张贴有她半身相片的《学员证》——她正在上中专函授班。蒋爱珍自信地笑着说:“过去荒废了很多时间,学习知识对我太重要了。”


青春岁月,她曾是军垦一枝花


1972年,16岁的蒋爱珍初中毕业后告别了养育她的家乡——浙江省绍兴市,由哥哥蒋根土接到新疆石河子,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8师144团场一营一连落户,当了一名军垦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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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在江南水乡长大的姑娘不但聪慧勤劳,干起活来还很泼辣。挑土,赶车,修水库,摘棉花,这些大多是男工干的活儿她也抢着干。


抗旱,她一挽裤管跳到雪水中,在渠底一勺勺抠那泥水,一担担挑到大田中,一根红柳扁担磨得油光锃亮。定甜菜苗,一干几小时不直腰,竟累得趴在地头。


到了节假日,她总在伙房帮助洗洗涮涮,给军垦战士缝缝补补。勤劳的汗水博得人们的信任,周围的人们逐渐喜爱上这个身材修长、高鼻梁、深眼窝的健美姑娘。


不久,她以先进青年代表的身份出席了144团共青团代表大会。1973年5月,也就是她当上军垦战士一年后,加入了共青团,同年出席农8师青年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4年,农场医院招收一批护理员,她被推荐到短训班学习,结业后留在团场医院当护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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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又当选为医院党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民兵排长。那时她才20岁。在一次全师的表彰大会上,一位领导同志握着她的手说:“蒋爱珍呀,你是我们军垦的一枝花啊!”


正当她一步一个脚印端正地走着自己人生之路时,厄运走近了她。


十年动乱,扭曲了人们的灵魂,少数人为了小派别、小团体的利益不择手段地争斗。在你争我夺的内耗中,谣言的污水泼到了蒋爱珍头上。一个努力上进的少女,洁白无瑕,视名誉如生命。但毁谤击倒了她,她失魂落魄,形容憔悴。


在受到百般折磨而又求告无门、陷于绝望的情况下,她利用国庆前夕民兵实弹比武的机会,拿起了一枝步枪。于是,1978年9月末的一天,不该发生的惨剧发生了,曾用言语、大字报和漫画伤害过她的3个人先后倒在血泊中。


蒋爱珍成了杀人罪犯,她理所当然地被逮捕了。


她的犯罪引起世人瞩目


1979年10月20日,《人民日报》以几乎整版的篇幅登出长篇通讯《蒋爱珍为什么杀人》。在这篇7000字的文章中,用“缘起”“发展”“调查”“绝望”“拼命”“余事”等6个小题,全面介绍了蒋爱珍杀人案的前因后果。《人民日报》还发了近300字的编者按语。从此,她的案件为国人所知,为世人所瞩目。


蒋爱珍最初被定为反革命杀人罪,死刑;尔后改判为报复杀人罪,无期徒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在乌鲁木齐市人民剧场开庭公审。笔者作为一名新闻记者,参加了事先在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并对蒋爱珍、法官、律师都进行了单独采访。


这次边城百万市民人人关注的为时两天的公审中,终审判决蒋爱珍犯有故意杀人罪,判刑15年。这时,蒋爱珍已经在石河子监狱关押了7年零3个月。


参与诽谤诬陷蒋爱珍的人也受到了法律的追究和处罚。


蒋爱珍在狱中收到了大量信件和包裹,得到广泛同情。人们不是同情或支持她杀人犯罪,而是因为大家对“文革”期间遗留下来的那种诽谤诬陷人、肆意侵犯公民名誉权的风气深恶痛绝。

蒋爱珍在高墙内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虽幸免一死,但代价惨重。


蒋爱珍在狱中和法庭上痛切地追悔自己杀人的罪过,向法庭表示,出狱后愿意照顾被害者家中的老人,并要求法庭释放因参与诬陷她被捕入狱而身患绝症的人。


森严的法律使她大梦初醒。


公正而善良的人们的关心和鼓励,使她恢复了生活的信心。


由于蒋爱珍在狱中认罪表现较好,提前获得释放。


噩梦醒来,是一个新的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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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2月,新疆高级人民法院开庭公审蒋爱珍杀人案。图为蒋爱珍在被告席上


获得新生后,她渴望平静地生活


1990年7月,蒋爱珍回到故乡绍兴市时,我们的国家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使绍兴市这座古老的江南水城显得生气勃勃,一片兴旺繁荣。蒋爱珍16岁离家到新疆,转眼之间已经18个春秋,小城变得年轻、漂亮了,但母亲衰老了。


蒋爱珍自己心中伤痕累累,可说是身心憔悴。70多岁的老母亲把蒋爱珍紧紧搂在怀里,一行行老泪滴落在34岁女儿的脸颊上:“妈妈再不让你离开了,妈妈讨饭也要把你带在身边……”


蒋爱珍给绍兴市人民政府来信来访办公室写了信,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她的信引起了重视,被安排面谈。


信访办的同志听取了她的陈述和要求后,审查了她的狱中表现的材料、她的提前释放证、她的作为劳改积极分子所获得的奖励,以及关于她的经历、她的犯罪经过,她的案件在全国引起反响的报道,其中包括笔者1988年10月发表在《法律与生活》刊物上那篇《蒋爱珍杀人案始末》。审查了这些材料后,绍兴市市长作出了由公安局为她落户、由卫生局为她安排工作的批示。


1990年10月,蒋爱珍的户口由新疆转入绍兴市。这期间的一个晚上,蒋爱珍到卫生局长家里商谈工作安排的事宜,正巧来了一位中年男同志向局长请示工作。局长介绍他认识在座的蒋爱珍时,他兴奋地与蒋爱珍紧紧握手,说:“1979年我在《人民日报》上看到对你的案件的报道,我当时在部队当兵,我给你写过信,没想到今天在这里见到你……”


这位男同志是某医院的院长。他对蒋爱珍说:“欢迎你到我们医院工作。好吗?”卫生局长也很高兴:“有你院长拍板,那蒋爱珍过两天就办手续到你们医院上班。”蒋爱珍去到这所医院后,默默地工作,平静地生活。


她与年迈的母亲住在一起,骑自行车上班来回只需几分钟。穿过两条窄窄的小巷,便是她三哥蒋阿龙的家,三哥三嫂对她都特别关心,做了点好吃的也要通知她。走向了新的生活,蒋爱珍心情很舒畅。她感谢国家改造犯人的政策,感谢许多人对她的关心,她要用自己出色的工作报答大家。她与同事友好相处,碰到脏活苦活抢着干。


很快,她取得了人们的信任,受到了好评。1991年度,她被医院评为先进工作者。1992年7月,医院与台商合资建立了一个清洗剂厂,领导上经过研究,任命蒋爱珍为厂长,并在《厂况介绍》中印上了她的名字。


蒋爱珍对院长恳切地说:“我干点具体工作可以,但要我当负责人,甚至把我的名字印在说明书上,我不同意。我不要任何出头露面的事情和机会。”后来领导上接受了她的意见,将印好的说明书全部废弃。与此同时,蒋爱珍谢绝一切来访。


她渴望平静地生活。


她有一个幸福温馨的小家


蒋爱珍回到故乡绍兴市时已经34岁,许多人关心她的婚姻。在服刑期间,她曾收到100多封向她表示爱情的信,但蒋爱珍从未加以考虑。回到故乡后,朝夕有母亲哥嫂相伴,她心情舒畅了,开始注意打扮了。这使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走在大街上,常常引起一些男士注目。不久,她身边就出现了几位向她表示爱慕的男性。但她还是经人介绍认识了小高。


小高比她大两岁,聪明朴实,曾在北大荒接受再教育,也经历了不少坎坷。他知道蒋爱珍,同情蒋爱珍,认识蒋爱珍后又深深地爱着她。经过半年多的恋爱,他们确定了关系,于1992年国庆期间举行了婚礼,建立了小家庭。


结婚前夕蒋爱珍带着幸福的笑容,领着笔者到她的新房做客。这是市内花园小区一套约50平方米的新宅,小高花费了近2万元把新宅仔细装饰了一番。小高和蒋爱珍一起为客人递烟沏茶。天气很热,他们拉开时髦的百叶窗,窗外飘进一阵花香,青绿的芭蕉树和盛开的鸡冠花在微风中轻轻摆动。主人喜悦的心情溢于言表。


日子过得很快,待我第二次来到绍兴市在蒋爱珍家里做客时,已是5年以后的事了。


1997年5月下旬,笔者出差在杭州逗留期间,再次往绍兴市造访蒋爱珍。在她家刚坐几分钟,小高提着一只活鸡和一筐枇杷也回来了。于是宰鸡,做饭,屋子里充满温馨。吃饭时,蒋爱珍的哥哥蒋根土骑自行车来了,蒋爱珍心爱的小儿子淘淘也由一位带他的阿姨送回家来了。小儿子一进家门便扑在蒋爱珍的怀里。淘淘今年快4岁了,天真活泼,有几分帅气。


蒋爱珍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幸福的妻子。尽管家里有几位客人,她的手脚几乎没有闲过,非常麻利地干这干那。小高慢慢地喝着啤酒、抽着烟,与我们谈他的事业、他的收入、他调皮的儿子。


江南小城的夜晚是非常美好的。我望着大街上闪烁着霓虹灯的商店以及喧闹的小商摊,望着夜幕下数不清的万家灯火,有一种百感交集的感叹。人生,社会,政府,法律,周围的种种环境,对一个人短暂的一生,是多么重要啊!


但愿正直善良的人们都活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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