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代，人类在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成果的推动下，实现了一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革命。这是人类社会文明的一场具有重大意义的升华，也是社会生活本身的一场带有实质意义的进步，历史地看，这要比18世纪中叶发端于英国工业革命后出现的殖民化浪潮更加具有文明的价值和性质。

通过对40多年全球化态势的回顾和观察，对于全球化的伟大意义和作用，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1、全球化是人类在世界范围内的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产业能力的再造和升级过程，其规模和生产力水平远远超过18世纪中叶在英国发起的工业革命。2、现代电子技术实现了人类全球信息交流的即时性。3、基于前两点，人类的政治观念发生巨大的改变，尤其是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念，已经被许多的更加文明的理念所代替，可以说，全球化位人类超越国家主权观念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支撑。

因此，发端于20世纪的以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无论从何种角度衡量，都是一场远远超越工业革命以来殖民化趋势的伟大的社会进步。

历史上，国际范围的殖民化最初是由于欧洲航海业的发展而兴起的，以公元1500年前后位时间标志，西班牙、葡萄牙等依靠强大的航海能力，对其他国家进行疯狂的掠夺。到18世纪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兴起后，英国通过强大的制造业实力和世界贸易，把自己打造成为了一个“日不落帝国”。英国是推动世界殖民化程度最大的国家，她把殖民化程度推向了最高峰。而英国的工业革命则充当殖民能力的助产士。在20世纪，美国取代英国在世界事务上的领袖地位后，美国从来没有像传统的欧洲国家那样在世界范围内进行殖民主义扩张，特别是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一般说来，美国都是通过二战结束建立起来的国际货币体系和联合国体系在国际社会发挥重大的影响力。

眼下，起自1980年代的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国际局势，正在经历一种巨大的变局。因此，人类必须面对和回答的一个严肃的理论问题是：21世纪人类全球化的趋势与未来究竟如何？人类又如何化解和摆脱当前的一系列严峻情况的挑战？也就是，究竟如恶化为人类社会找到可靠而具体的现实出路？

历史上，战争是人类社会一系列重大危机出现后的最终的结局和选择。20世纪时如此，或者说，人类自由文字记载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以最终走向战争的方式解决问题。20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最能够证明这一点。当然，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为了永久性的避免战争，主要国家的领袖们共同设计了现行的“联合国”体系，但是，从人类进入21世纪的情景看，联合国在主导世界局势和解决各种实际问题方面的能力已经严重弱化，甚至于无能为力或者在关键时刻毫无作用。实际的情况已经表明，源自二战结束建立起来的联合国体系已经走到尽头，人类必须设计一种替代联合国体系的崭新的国际机制。而现在仍然看不到达成这样局面的条件，更不具备设计出崭新的国际机制的可靠的理论依据和被主要国际共同接受的可行方案。

人类进入21世纪后的前20年，美国经历了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之后发动了三场针对恐怖主义的局部战争，并且，在2008年“次贷危机”后，从经济上极大调整了内部政策，特别是到特朗普执政的4年里，在“美国优先”的指导思想下，对外直接而公开的与中国为敌，对内极力引导制造业的回流，可以说，特朗普执政4年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

自2019年末全球性的“新冠肺炎”瘟疫爆发以来，国际局势显现的更加动荡和具有不确定性。一方面，1980年代以来的全球化趋势似乎已经终结；另一方面，世界主要国家之间的竞争导向依靠军事化的方式。在国际政治方面，世界主要国家的执政仍然延续20世纪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垒的思维。这必将使得人类在21世纪爆发第一场世界性的军事战争。因此，世界主要国家必须以极大的克制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

全球性的经济大调整与货币金融危机的状况仍然没有过去，而且还会向着更加严重的情势演化。一方面，科技革命在人类社会发展与进步中的作用占据核心的地位；一方面，人类的普遍性的思维和价值文明仍然没有形成。

现在，欧盟各国随着英国的“脱欧”而显得不团结和严重分裂。亚洲历史上从来就不是团结的大洲。亚洲在未来30年里，将呈现以中国、日本、印度为主要力量的全面竞争的态势。

当前国际局势表现出如下几个明显的特征：一、21世纪前20年的国际局势以及各种危机，已经为爆发一场全球性的战争积累了条件。而从现状看，战争的因素正在加剧形成。二、世界经济一体化形成的产业分工局面难以为继，而且，以电子技术催生的信息化与信息经济形态面临着艰难的转型，人类发生新的产业技术革命的科学知识与技术发明尚未出现。三、美国与欧盟在经历40多年全球化的局面后，再次转向以自我为中心的政策导向。四、中国时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国家，亚洲的政治稳定对于全球来说至关重要。因此，中国的社会稳定即是对于全人类的一个重要贡献。同时，中国内部面临着严峻的稳定与发展的挑战。

在二战后，发端于美国的亿电子技术为先导的科技革命，引发了人类社会生活于生产的一系列实质性的飞跃。美国是人类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造成国家。在1945年二战结束后，发端于美国硅谷的电子科技革命，开辟了人类的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局面。1980年代以来是人类的全球化态势蓬勃发展的时期。然而，全球化态势走到2020年之际，国际社会由于一系列复杂的现实问题，尤其是2019年末爆发世界性的“新冠肺炎”大瘟疫之后，世界各主要国家特别是美国，开始对内政和外交等各个领域进行重大的调整，使得全球化局面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

但是，我认为，目前的国际局势决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只是一次重大的调整。对于中国而言，起自1980年代的改革开放时期以来的40年，是中国从来未有的、从未经历过的一场社会高速发展和巨大变革的时期。改革开放时期的社会主题叫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历史地看，改革开放时期是华夏民族由衰转盛的一场伟大的前凑曲，在这样的大转折与大变革中，全体社会成员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和沐浴着社会进步的阳光雨露，但同时也经受着剧烈的社会变迁带来的形形色色的苦痛，人物越小，遭受的压力就越大。

在目前全球化急剧转型的关头，中国与美国在台湾、南海等区域的军事冲突已经成为一种现实。中美贸易摩擦、意识形态的对抗，必然走向依靠军事实力的对抗，并且有可能以军事战争的方式解决。历史上，英国与美国之间的关系，在美国独立战争（1775年-1783年)完成后，英美两国之间就再也没有发生过直接的军事战争，而且，美国自1776年建国后，秉承欧洲文艺复兴的一切优秀的价值观和政治传统，逐步发展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一个领袖型国家。美国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自身社会发展方面，不仅在20世纪中叶把工业革命推向成熟的地步，而且开辟了人类的信息经济形态的成型。应该说，美国是迄今为止的历史上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主要的社会方面对人类文明贡献最大的国家。

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应该是一种基于文明价值的知识发现、技术发明的竞争，两国都应该主动屏弃军事竞赛的方式和方法，并且斩断战争的=思维和意识形态对抗，共同开辟基于文明价值的新型关系。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差别巨大，但是，任何差别都不应该成为两国之间文明相处的屏障。两国之间必须建立起一种共同恪守和遵循文明法则的互动机制。

当下的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国家主权至上的观念以及20世纪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传统的意识形态对抗的延续，已经成为创建崭新的国际秩序的严重障碍。然而，人类仍然不能够找到正确化解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有效途径，同时，在经济方面，人类根深蒂固的金钱至上和物质利益第一的意识，也是影响走向光明未来的一道屏障。

科学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不能够从根本上化解人类本性中存在的许多恶质的倾向，相反，甚至还强化着一些恶劣的品质。显然，人类的社会文明的发展与进步不是单一因素可以解决的问题，而是需要所有文明因素的合力。宗教作为人类社会中最为持久的意识形态，在人类还不拥有文字之前便心口相传，毫无疑问，在21世纪，科学应该主动而积极的实现与宗教的融合贯通。宗教是一种向善的力量，科学应该为宗教的存在提供强有力的实证方面的支撑。目前看，科学在支持宗教方面所作的工作尚微不足道。

人类如何真正而彻底地实现自身灵魂的美好？这可能是一个直到人类在地球上灭亡也不能够解决的问题。但是，人类为了自身在地球上的幸福生活，必须致力于实现自身灵魂的美好，并且致力于使得美好的人性得以发挥作用，并且遏制一系列固有的恶劣品性。

在当前，美国必须承担起再造全球化格局的国际重任，并且应该自觉地挑起再造崭新的国际机制的重担。毫无疑问，美国时人类全部由文字记载的历史中出现的一个最具有正义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国家。自20世纪以来，人类的一系列重大的文明进步都是在美国的推动下得以实现的。

世界个主要国家的政治领袖们，需要把主要的注意力和关注点放在科学知识的发现和技术发明方面，而不是放在军事方面。化解人类当下的危机，需要的是崭新的知识体系和技术发明，以及与之相应的产业领域的升级。在21世纪世界各国都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人类如果仍然不能够避免全球性的战争，只能说明人类的恶劣本性的顽固不化。21世纪核武下的全球战争，意味着全人类的失败，而不只是某个国家、某个民族的失败。

为21世纪人类的的全球化开辟崭新的局面，这是全人类的共同出路，只有如此，全人类才有可能拥有一种美好的未来。

徐国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