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话实说

Fri 24/09/2021 11:09 PM

八九六四之后，澳洲驻北京大使馆停止赴澳留学签证审理（也许只停止了英语课程的签证审理），积压了一大批签证申请直到当年的11月底才回愎。我的签证是12月下旬获批的。

收到签证后没有立即购买机票启程，首先，我的课程是1990年4月开始，其次，我当时在一家非“明正言顺”的私企任职，负责产品技术及质量管理，经常去各地的企业查验产品，非常忙， 第三，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所以想和家人在一起过一个春节，也就没忙着买票。

我的英语学校在布里斯班。那时只有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简称国航）一家飞国际航线，当时因私出国购买机票也要求买国航，不能买外航，所谓“肥水不留外人田”。但有一个不公开的“内部条文”，国航不飞的地方可以买外国航空公司。因为是内部不公开的政策，咱“级别不够”，所以不知道。同时期，单位有个同事，去的是佩斯，他买的是外航机票，我感到惊讶，怎么买的外国航空公司机票？问过之后，我才知道有这么一个“内部政策”。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从事交通运输管理的研究机构，那位同事在专门研究运输管理及方针政策的科室。我随然没直接看过，但我确信内部条文的存在。因为在等级森严的故国，你的知情权是由你的地位决定的。当政者就是通过各种等级的内部政策，以及名目繁多的领导小组来治理国家的。如果乘坐国航，因国航的飞机从澳洲的北端进入后，要飞过布里斯班到悉尼降落，我还需要再买一张从悉尼飞回布里斯班的澳洲国内航班机票，这显然属于不合理运输，不仅提高机票的费用而且还要花额外时间转机，等机及由此产生的所有不便。而外航则提供从北京飞往东南亚国家某个北京至布里斯班之间的城市，再直飞布里斯班，而且价格比国航便宜许多，所长，我要买外航的机票。这和是否爱国，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订机票的时候被一口拒绝了，并告之没有选择，只能买国航的机票。因为我己经知道有一条“内部政策”，便与售票处的人理论。不知道这些人是真不知道还是装糊涂，一口否决有这个“内部政策”。太多的国人总是利用手中仅有的那点权力，使劲浑身的解数甘愿为统治者效力。殊不知，在人生的某个节点，他们也会成为受害者。在查验了我的工作证，知道我在从事运输管理及相关方针政策研究机构工作之后，让我直接联系中国民航（简称民航）主管部门，并提供了电话及地址，告之他们批准后，便可买外航机票。

我如约来到民航，接待的是一位女处长和另外一位年青男性职员，可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我直入主题，说明我的目的地是布里斯班，按那条“内部政策”，因国航没有航班，我应该被充许购买外航。处长倒是在静静的听，可那位年青的职员确表现出一百个不耐烦，我的话音刚落，他就站起来，摆出一副蛮不讲理，抡胳膊打架的姿态冲我大声说：你要爱国，为国家着想，你就只能买国航，不能买外航！好像我就不该知道那条内部政策，而我现在知道了也没资格享受。一副十足的奴才加流氓嘴脸！

我开始以为这是处长安排好的，让这个年轻人唱红脸。后来处长的所作所为，证明还真不是这么回事儿。从头到尾，我在他们的办公室，大概也就停留了1小时左右。期间，处长有三次让他回到他的座位。前两次他短暂的离开后又回来了。第三次，处长的表情，语气及手势简直就是驱逐，就差说“滚”字了。

处长就是处长。虽然没有从头到尾重复大道理，但还是让我为国家着想，把钱给留给中国公司。也让我从她的角度想想，用现在时髦的名词叫做“换位思考”，她很为难批准我买外航机票。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我没有被感动，因为在以前的生命历程中，我被感动过无数次。但后来终于发现，与其说是被感动，不如直接说受骗上当。我开诚布公的对处长说：您和我都是从属运输管理工作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不合理运输。您的意思就是让我个人为这种不合理运输支付更高的费用，额外花我自己的钱为国家着想。而且，这是冤枉钱，完全可以避免。您这是饱汉不知饿汉饥，站着说话不腰疼。我现在出国留学，需要花钱的地方多着呢，缺钱缺的历害，您是否也能为我着想？我估计处长来之前，她心里是有不同方案的。如果她能做通我的“思想工作”，此事也就到此为止了。如果不能说服我，就像现在我提出从悉尼再飞回布里斯班要额外花费的问题，她会在提出另外的方案。她沉思了一分钟便对我说：我为你着想，考虑你说的实际问题，但你也要为我想想，她用眼撇了一眼那位科员的方向，然后接着说，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在售票窗口买一张国航到悉尼的机票，然后我们为你买一张从悉尼到布里斯本的澳洲国内航班机票，就是说从悉尼飞回布里斯本的费用我们支付。这个方案倒是我从未想过的，打了我一个措手不及。从当时处长外柔内刚的表情看，我判定就是我说下大天来，她也不会批准我买外航机票。所以，我最终妥协接受了这个方案。这张从悉尼到布里斯班的机票是他们用澳币支付的（记得少于200澳币，忘了准确的数额）。我虽然没争取到全部，但我至少得到了一点点。我时常想，如果每一位普普通通的国人，都愿意为自己合法的权益争取那么一点点，也许四十多年后，今天的中国就可能完全不一样了。

回忆这件小事让我联想到当今国内官员们的人格和水平。以那位女处长当时的年龄应该早已退出官僚体制了。今天在位的那些中高层的官员们，正是当时那位年青职员的同辈，今天的中国，尽管维稳费用出奇的高，但群体事件，宛如星星之火，连绵不断。重多原因中，官员的人格，品性及水平应该是一个重要因素。我很感谢那位女处长。最起码她考虑了普通人的诉求，承认了体制的不合理性，并用她手中的权利做了一点点妥协。要是换做那位年轻的职员，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人品有问题，是典型的媚上欺下，专挑软柿子捏，看见怂人就压不火类型的人。网络上时不时的有短视频流出，那些穿着制服的城管，专门抢夺打砸老弱妇孺的小摊，甚至拳脚棍棒相加，就属这类人。而那个社会体制则推助这类人把人性之恶发挥到了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