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政治的根本目的，自由是文明的基本底线 ---爱民主义论 余东海 反对不允许反对的政治，批判不允许批判的学说，是君子当仁不让的责任。 ----东海曰 一 在政治领域，人民最贵重，人民是政治的最高目的和终极价值，也是衡量政治品质的第一标准。国家、政府之所以重要，领导和官员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人民需要，人民是国家、政府、领导和官员必须爱护的对象。换言之，爱民是国家、政府、领导和官员必须尽到的责任。这就是民本思想的正义。 王道贵重人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在政治序列中，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一在圣王心目中，孟子说“文王视民如伤” 对人民像对待伤病员一样细致耐心，关怀备至，不敢轻易打扰。赵岐注：“视民如伤者，雍容不动扰也。”孙奭疏：“言文王 常有恤民之心，故视下民常若有所伤，而不敢以横役扰动之。” 《左传·哀公元年》也说：“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可见，视民如伤在当时就是一种悠久的政治传统。 千万注意，贵民重民爱民，不是谄媚人民，逢民之恶，就像父母爱子，不是讨好纵容子女、纵之为非作歹一样。君子爱人以德，君王爱民以礼。建立王道礼制，是对人民最好的仁爱。 礼制于民，既有导之以德的文化教育、道德教化，又有齐之以礼的礼仪示范和刑法约束。制民之产，自由农工商，为其生活医疗提供基本保障，让他们病有所医，难有所助，幼有所教，老有所依，鳏寡孤独皆有所养，都更是王道题中应有之义。 两极主义完全搞反了，一味谄媚人民，但毫不体恤人民疾苦，反而恣意侵犯人民的自由和财产。呜呼，人民能忍，吾不能忍也，吾不能忍也！ 有一条东海律：国家力量如何使用，用于何处，用来何为，如何对待人民，是判断政治性质和政府品质的关键。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爱民如子，视民如伤，庶之富之教之，王道也；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以仁民保国之名，求强国强军之实，霸道也；道之以邪道，齐之以恶法，以民为奴，防民如贼，两极主义也。 关于经济问题，杨一清厅友最喜欢讲两点，一是制民之产，一是自由农工商。我非常同意。制民之产，对土地和国有资产，国家保留一部分，将大部分公正地分配给国民，并制定法律保障民众的财产权，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自由农工商，让农工商和各行各业享有创业、创造、创新的自由。百年来国人的智力能力已遭到严重破坏，只有有序自由的社会环境才能恢复提升之。 二 爱民，就要给人民有序的自由。有序自由有两种模式：礼制德治的自由和民主法治的自由。前者是最佳追求，后者是次优选择。 东海早就指出，古代管晏派导出来的霸道政治，西方自由主义导出来的民主法治，都属于善道善制。对它们，有两种倾向很普遍，都是错误的。一是过度抬举，或视为历史终结，或等同于王道；二是过度贬低，斥之为野蛮，夷之为夷狄。 如果说王道德治是君子，霸道法治就是善人，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可以超越，不能反对。能够保障自由就是西方法治的一大优点。 頤眞軒厅友说：“所谓天堂，就是你可以骂它是地狱的地方；所谓地狱，就是你只能说它是天堂的地方。”这就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之别。自由政治固然不如王道政治，但它能为自由人权提供一定的保障，能把人民当人看，远远优于极权政治。极权政治剥夺人民的自由，防民之口，侵人之权，不把人民当人看。 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是现代文明的入门券，没有言论自由就无法进入文明的殿堂。而良好文化是自由的通行证，没有良好文化就无法走上自由的道路。 政治性的良好文化，即良好的政治文化，即可以导出良好政治和制度的文化，古往今来只有仁本主义和人本主义两种体系，仁本主义体系又是最好的，远远好于人本主义。至于其它文化体系，无论好不好，都不足以通往自由和文明。 真男厅友说：“当今中国，最急迫的不是搞民主，甚至也不是自由，而是建立国人的精神支柱。这个精神支柱只能是儒家。”答：要以儒家为国人的精神支柱，就要弘扬儒家；儒家要弘扬起来，就要有基本自由，自由办学讲学出书。如果只能顺着马帮腔调、看着当局脸色说话，就没什么意义，真儒也不愿意。 在非自由社会，人民可以不追求自由，但不应该敌视、反对、排斥自由。排斥自由的人多了，自由就没有了。即使原来有，也会远走高飞。 排斥自由的方式、表现很多，反对自由，是排斥自由；反对真理正义，是排斥自由；把自由视为西方特产而批判之，是排斥自由；信奉、支持两极主义，是排斥自由；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追求自由，追求民粹主义的伪自由，也是排斥自由。排斥自由的人多了，结果就是三化：社会丛林化，国家监狱化，人民奴隶化。 三化的结果，人民苦难深重，特别难以自救。 前面说过，自由有两种：民主法治的自由和礼制德治的自由。礼制德治就是王道政治，是人民之幸，小人之福。 小人可恶可善，可邪可正，可以为盗贼也可以为圣贤。古来绝大多数圣贤君子都是从小人成长起来的。但多数小人的正邪善恶往往取决于环境，环境恶劣则随波逐流沦为奸恶之徒，环境良好则积善成德成为正人君子。 孟子曰：“待文王而后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多数小人就属于“待文王而后兴者”。 文王意味着王道，文化、政治、道德、制度一切环境皆善。陆贾《新语·无为》引孔子的话说:“尧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纣之民，可比屋而诛者，教化使然也。”
经典和古籍的尧舜之民，就是自由民，而且普遍德行优良。可比屋而封，意谓家家都有德行，堪受旌表。 三 古典儒家中国，没有自由之名，却有自由之实。由于历史的局限性，由于古典礼制的制度局限性和历代王朝的道德局限性，古典自由局限不小，品质不高，到了清朝，问题更大。 但是，推翻清朝之后，完全可以突破历史局限，对礼法和自由的品质进行历史性的提升，建设现代化的礼义之邦和中华文明。故推翻清朝的时候，最不应该将儒家一起推翻，最应该将儒家政治转型为公天下。王道有公天下和家天下之别。 家天下君主制属于小康王道。历代小康王朝包括夏商周，都有一个共同特征：礼崩乐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丧失天道民意的代表性，蜕化为一家一姓小朝廷。商汤伐桀，武王伐纣，就是因为桀纣天命已绝，不再代表天道和天下。历代王朝衰败灭亡，外因因时而异，内因不约而同：背了王道原则，变了中华本色。 家天下是历史权道。鉴于对历史局限性的尊重，儒家对之予以历史的认同，但并非终极认同。儒家始终秉持公天下的理想。当代儒家和政治家应该追求“天下为公，选贤与能”的王道。 自由政治，自由的边界是法律；王道政治，自由的边界是礼法。国有国礼国法，家有家礼家法。礼法是自由的两条边界，人伦的两道屏障，也是和谐的基本保障。 无礼无法，国家和家庭必无和谐幸福可言。小人之家必然无礼，盗贼之家必然无法。无礼无法的家庭，必然父子无亲、长幼无序、夫妇无别甚至乾坤颠倒。这类家庭欲求和谐幸福，无异南辕北辙。 这百年来，绝大多数家庭无礼无法无天，绝大多数夫妇非君子非淑女，故不必调查即可知，这百年来，政治生活固然最反常，家庭生活同样最反常，是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妇不妇、兄不兄弟不弟之现象最为普遍的时代，贫富贵贱、上上下下都一样。那些富贵之家，父子夫妇兄弟姐妹翻脸和内斗起来更加残酷！ 家庭的和谐幸福，有赖于双方的道德奠基。君子淑女组成的家庭，幸福的概率最高，而礼法只能行于君子淑女组成的家庭。 可怜百年来绝大多数国人，与君子淑女彻底绝缘，不仅现实生活中绝缘，与历史上、书本中的君子淑女也彻底绝缘。它们或者认为君子是伪的，淑女是装的；或者认为要追求自由幸福，就要抛弃君子淑女那一套。于是，它们与和谐幸福彻底绝缘，如愿以偿地追到了丛林化、禽兽化的自由，成了自由化的禽兽！ 在新的历史平台上重建高品质的王道礼制，是提升保障人民幸福的最佳法门。人民幸不幸福，以五度衡量之。五度指健康度、富裕度、文明度、自由度、仁义度。 四 仁者之爱无边界而有秩序。爱物先爱人，爱人先爱亲人；爱国先爱民，爱民先爱本国之民，这是有序。然只爱亲人不爱他人，就不配为文化人；只爱人不爱万物，就不配为大文化人；只爱本国之民不爱天下之民，亦不配为大政治家。 对于儒家来说，人民是政治的根本目的，爱民是政府的第一责任。然复须知，民众自有民众的基本责任和礼法要求。孝父是儿子的责任，忠君是臣下的责任，爱国是其君其臣肉食者的责任。官民应该各尽本分，各守本分。 百年来民众高调忠君爱国，民国流行爱国主义，已很反常；马帮又加上忠君主义，把效忠领袖放在第一位，更是背逆。 一些无权无位无肉可食小民，连汤都喝不上的食草动物，偏偏以忠君爱国自吹自擂，说轻了是自作多情，瞎充大头；说重点是僭权越位，有非分想；更重说，是试图三帮而分一杯羹。他们洋洋得意，君子为之寒碜，如此民众，非愚则刁也。 马融《忠经》是强调忠君的，有其思想局限，并非儒家正经。但即使如此，对民众之忠的要求也不高调。其论及“兆人之忠”时说：“君德昭明，则阴阳风雨以和，人赖之而生也。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穑，以供王赋，此兆人之忠也。” 兆人即万民，民众之忠的表现只是“祗承君之法度，行孝悌于其家，服勤稼穑，以供王赋”云，即遵守法律，孝悌于家，勤劳生产，依规纳税。这才是民众应尽的责任。《忠经》“尽忠章”又说：“君子尽忠，则尽其心；小人尽忠，则尽其力。”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就是尽忠。 关于爱国，有必要说明两点。其一、爱国先爱人，爱人先爱己，自尊自重自爱，建立基本人格，否则就没有爱的内力和能力。不能自爱焉能爱人，不能爱人焉能爱民，不能爱民焉能爱国。其二、在极权主义国度，所谓爱国，实为爱党；所谓爱党，也是假的，实为爱权势爱财富。有利则爱，无利则散。 当然，民众高调忠君爱国，高举爱国主义，罪责在上面，在上层建筑。鼓吹爱国主义的政府，必是恶政府；鼓吹爱国主义的官员，必是爱国贼和民贼；鼓吹爱国主义的知识分子必是三帮分子。民本国本，正邪之别，来不得丝毫马虎和混淆。 对于人民来说，国家的价值是工具性的。如果国家不能以民为本，不能爱民主义，如果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背道而驰，其存在价值就是负面的，就必须重建。
2021-8-19余东海集于邕城青秀山下独乐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