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有着强烈的平等观，始终追求国家资源由全社会成员共同占有和享用，利益分配在各个阶层、群体中尽可能均等。周恩来曾指出：“毛泽东所提出的原则总是照顾大多数，为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

　　美国学者特里尔曾说：“毛泽东的政府使新中国比旧中国在三种方式上有更多的社会正义。酬劳主要取决于工作而不再是出身或者土地和资本的占有。因此，中国的产品分配成为世界上最为平等的分配方式之一，绝对贫困和死于身无分文的人极少。并且，进步的基本手段——首先是卫生保健和初级教育——不再是只有少数人才可购买的商品。”

　　“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根据中央办公厅的安排，听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汇报工作。钱信忠在汇报中讲到全国医务人员分布情况时说：全国现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医疗经费的使用农村只占25%，城市则占去了75%。

　　毛泽东听后不禁雷霆大怒。他声色俱厉地对钱信忠部长说：“卫生部只给全国人口的15%工作，而且这15%中主要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应该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确实是当时全国卫生工作的当务之急。卫生部立即研究贯彻毛泽东的这一工作指示。

　　1965年8月，心忧农村的毛泽东再次召见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毛泽东与他们重点谈了改善农民医疗条件的问题，并且提出了在农村培训不脱产的卫生员的总构想。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越蠢。现在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适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农民。”毛泽东接着说：“医学教育要改革，根本用不着读那么多书……高小毕业生学三年就够了，主要在实践中学习提高，这样的医生放到农村去，就算本事不大，总比骗人的医生与巫医要好，而且农村也养得起。”

　　毛泽东曾多次指示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

　　千百年来中国农村长期以来缺医少药，农民就医是由来已久的历史难题。新中国建立后，人民政府虽十分重视农村广大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但当时中国经过正规培训的医生很少，农村中那些旧有的医生依然有其存在的市场。这些旧医生中，不乏巫医神汉，跳大神的现象在中国农村也普遍存在。接生婆仍然在广大农村活动，落后的接生方式使许多农村妇女产后生病，婴儿死亡率很高。即便是那些稍有些医学知识的农村医生，水平也普通较低，致使医疗事故频频发生。

　　毛泽东曾多次认为，中医需要器械不多，行动灵活方便，中药也不贵，农民抓得起，因此，发展中医对解决农民看病难的问题十分有利。1958年，毛泽东作出批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整理，提高。”但是，培养大批中医需要时间，而且这些学成的中医大多也留在城市医院工作，广大农村缺医少药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于是毛泽东又多次指示城市中的医院要组织医疗队下乡为农民治病。1965年1月，毛泽东和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关于组织巡回医疗队下农村基层的报告。很多医疗专家纷纷响应，像著名的胸外科专家黄家驷、儿科专家周华康、妇科专家林巧稚都曾加入其中，深入农村巡诊。到1965年上半年，全国城市共组织了2800人下农村巡诊。

　　但此项措施收效甚微。医疗队下乡毕竟是临时性的，由于医疗队人数有限，每次下乡只能走两三个乡镇，且医疗队下乡只能轻装，不可能带齐各种医疗器械，也不可能配齐各专科人员，无法达到有效地为农民治病的目的。此外，医疗队长期下乡，各级医院要打乱日常工作来安排人员，农村要为安排医疗队的食宿而费脑筋。因此，许多地方组织医疗队下乡没有长期坚持，有的地方甚至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态度，敷衍了事。

　　毛泽东对此既然是极为不满，他决心破解农民就医难这一困扰已久的难题。

　　“赤脚医生就是好”

　　1965年6月、8月，毛泽东与卫生部部长钱信忠等人两次谈话后，解决农民看病难的工作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那就是：去培养一大批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

　　经广泛组织与业务培训，农村稍有文化的赤脚医生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靠“一根银针，一把草药”服务乡民。1968年夏天，上海《文汇报》刊文《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介绍了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卫生员王桂珍、上海浦东新区卫校退休教师黄钰祥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事迹。从此，“赤脚医生”成为半农半医乡村医生的特定称谓，王桂珍则被看做“赤脚医生”第一人，她的形象还被印在了1977年上海发行的粮票上。

　　何谓赤脚医生呢？即乡村中没有纳入国家编制的非正式医生。（民族复兴网编者按：当时的编制主要起到限制公务员的名额问题，在个人待遇上并没有大的区别，有些人甚至不愿做干部宁可干工人。这是因为当时是多劳多得的分配机制，工人可出产量，而干部要干在先起模范带头作用，恰恰没有量化标准，所以往往没有一线工人待遇高。这就是毛主席时代共产党信誉高的一个根本原因——为人民服务！至于赤脚医生，根本原因是因为有公社这个集体经济体系，可以解决赤脚医生个人的待遇问题，不高，但，另有些许象征性补贴，关键是公社这个集体经济体系。公社这个集体经济体系瓦解后，即使想干都没有这个基础。）他们掌握有一些卫生知识，可以治疗常见病，能为产妇接生，主要任务是降低婴儿死亡率和根除传染疾病。赤脚医生通常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学世家，二是高、初中毕业生中略懂医术病理者，其中有一些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挑选出来后，到县一级的卫生学校接受短期培训，结业后即成为赤脚医生，但没固定薪金，许多人要赤着脚，荷锄扶犁耕地种田，赤脚医生名称由此而来。

　　上海《文汇报》刊发《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后不久，当年9月出版的《红旗》杂志第三期和9月14日出版的《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调查报告。文章先后在三个重头报刊上发表，自然引起了广泛关注，特别是这篇文章第一次把农村“半农半医”的卫生员称为“赤脚医生”，让人耳目一新。

　　文章也引起了毛泽东的关注。毛泽东仔细阅读了9月1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这篇文章，并批示道：“‘赤脚医生’就是好。”

　　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活跃在广阔农村的“半农半医”群体，确实受到了广大农民的欢迎。农民有个头疼脑热，再不用远赴公社或者县城去医治了，劳动中受的一般创伤能够得到及时治疗。而且，农民们在大队卫生室或者公社卫生院看病，医疗费用主要从公社和大队积累资金中出，除扣少量工分外，社员基本上不花什么钱，有的地方连五分钱的挂号费也不收，这怎能不受到广大农民的由衷拥护和欢迎呢？

　　1969年，黄钰祥所在的江镇公社卫生院接受了一个特殊的任务，编写一本适合南方地区使用的赤脚医生实用教材。黄钰祥当初的讲义自然被视为教材的蓝本。1970年6月，《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供南方地区使用）》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此后，南北方不同版本的赤脚医生培训教材不断改进、再版。不久，由上海中医学院、浙江中医学院等集体编著的《赤脚医生手册》出版，这本深紫色塑料皮封面的手册，立刻成为风靡全国的畅销书，各地的赤脚医生几乎人手一册。它不按照传统的做法先讲解剖学、生理学、生化学、药理学，而是以问题为中心，清晰明了、简单易行、务求实效，成为医学教育成功的案例。

　　《赤脚医生手册》不仅为解决几亿人的医疗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一直是中国人的全民健康指导手册，它的发行量仅次于《毛泽东选集》。《赤脚医生手册》也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先后被翻译的文字达50多种，在全世界发行，时至今日，在一些西方国家的书店里仍然可以看到英文版的《赤脚医生手册》。

　　农村合作医疗制度随之广泛建立

　　赤脚医生是合作医疗的忠实实践者。随着“赤脚医生”规模的形成，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也逐步建立起来了。新中国合作医疗的制度是一个叫覃祥官的人在鄂西长阳土家山寨创造的，1966年8月10日，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村合作医疗试点——“乐园公社杜家村大队卫生室”挂牌了。覃祥官主动辞去公社卫生所的“铁饭碗”，在大队卫生室当起了记工分、吃农村口粮的“赤脚医生”。农民每人每年交1元合作医疗费，大队再从集体公益金中人均提留5角钱作为合作医疗基金。除个别老痼疾病需要常年吃药的以外，群众每次看病只交5分钱的挂号费，看病吃药就不要钱了。

　　湖北省委于1968年适时将一份反映乐园公社合作医疗情况的调查报告送到了中央办公厅。中央对这个经验十分重视，派员对这个经验进行核实后，将反映这个经验的材料拿到北京郊区农村，组织农民开了两次座谈会进行讨论。1968年11月30日，中央有关部门专门给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毛泽东看了报告后非常高兴，连声称赞合作医疗制度好，并且当即在报告上写下了四个字：“此件照办。”于是该制度在全国90%以上的农村迅速推广，惠及亿万农民，是当时中国亿万农民的最大福利制度。

　　1969年10月1日，中央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新中国成立20周年庆典。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观看沿着长安街前进的游行队伍时，惊喜地发现了“赤脚医生”方队。这个方队由近千名肩背药箱、背负斗笠、挽着裤腿、打着赤脚的年轻农村姑娘组成。她们高呼着“为人民服务”的口号，整齐地从城楼下的长安街走过。队列的前边是一个特制的轮车，上面载着“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15个大字。这个方队代表的是当时分布在全国的“赤脚医生”。当这个方队走到天安门城楼下边时，毛泽东微笑着，身体向前微微倾斜着，频频向这个方队挥手致意。毛泽东的高兴是有理由的。当时，“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已经在中国农村大地普遍铺开。全国绝大部分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赤脚医生”数量已经超过100万，毛泽东改变农村缺医少药状况的理想已经初步变成了现实。

　　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专门向国外介绍“赤脚医生”的长达52分钟的纪录片《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这部纪录片真实地记录了当时中国“赤脚医生”就地取材、土法上马，炮制针对农村常见病的药物和使用小小银针治大病的情形。该片在许多国家放映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正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6年9月初，“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和“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参加会议的有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中国“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的代表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出席了会议。会上，覃祥官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之后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部长和各大媒体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全体出席会议者们赞叹，他们称赞中国创造了人间奇迹。

　　如今，虽然“赤脚医生”已成为了历史名词，但其折射出的毛泽东亲民情怀，仍在感动着我们。爱民者，民恒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