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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一滴汗水一分成就。没有冰雪寒彻骨，那来梅花扑鼻香！？

400年以前，102名英国清教徒离开英国，到达大西洋彼岸，在上岸之前，其中的41名成年男子于1620年11月11日在五月花号签订一份五月花号公约。这一批政治难民，从英格兰出发，11月11日在北美洲鱈魚角附近靠岸（均按儒略历）66天的航程只有一人死去，且誕生了一名嬰孩，所以仍然維持102名抵達目的地。

《五月花号公约》寫道：「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耀，我們飄洋過海，在維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實施、維護和發展，將來不時依此而制定頒佈，被認為是對這殖民地全體人民都最合適、最方便的法律、法規、條令、憲章和公職，我們都保證遵守和服從。清教徒分离主义派是英国清教中最激进的一派，由于受英国国教的残酷迫害，1608年8月离开英国到荷兰。其中一部分教徒决定迁居北美，并与弗吉尼亚公司签订移民合同。1620年9月16日，在牧师布莱斯特率领下乘五月花号前往北美。全船乘客102名，其中，分离派教徒35名，余为工匠、渔民、贫苦农民及14名契约奴。當年冬天，不少人饥寒交迫，染病身亡。活下来的只有50多人。他们也是经历千辛万苦，巨大的牺牲精神，契约精神，感恩的精神，才换来今天美国的繁荣和富强。

他们面向困难，面对牺牲与辛苦，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在契约精神下，化腐朽为神奇，化落后为进步，化混沌为组织和秩序。阿富汗呢？化曾经60-70年代的繁荣为战区和废墟，然后，把自己变成为“难民”？为了谁？为什么？未来在怎么办？思考吧

美国从五月花号开始，到独立战争，内战，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那一次战争他们逃避，他们没有流血牺牲，而且坚定勇敢地“捍卫”自己的自由吗？！

任何国家，任何民族，和个人的自由，权力都是用生命，鲜血，汗水换来的，来之不易。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没有苦难，就没有荣耀！没有教训，就没有知识！没有思考和学习，就没有升华与提高。世界就是这样！

今天的阿富汗难民与300年前的五月花号难民，对比一下，看看自己还缺一些什么？未来怎么办

我们今天的阿富汗难民，中东穆斯林难民，能够像400年前英国五月花号难民那样承受那样的苦难，付出那样的代价，具有那样的牺牲精神，那样一种契约精神吗？那样一种的感恩的精神吗？如果有？你们一样可以建设一个繁荣稳定的阿富汗。

差别在于五月花号难民：為了上帝的榮耀，為了增加基督教的信仰，為了提高我們國王和國家的榮耀，我們飄洋過海，在維吉尼亞北部開發第一個殖民地。我們這些簽署人在上帝面前共同莊嚴立誓簽約，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阿富汗难民，你们的精神在那里？在真主面前，你们的誓約在那里？你们的阿富汗是为什么成为“战区”的？是因为“自願結為民眾自治團體”，建设自己的国家呢? 还是拿起“武器”去“逼迫与恐骇”其他国家呢？例如，周围的国家，或者远在太平洋彼岸的国家？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1】阿富汗问题的两难

听说美防长劳埃德·奥斯汀（Lloyd Austin）最近疑惑表示：没想到阿政府11天内垮台　军队如蒸发了一般。事实上，个人认为道理很简单，这正是因为作为阿富汗难民和为西方国家工作过，有关系，有贡献的人，都有更好的出路，和去处！例如：阿富汗难民在德国，井然有序的进入庇护所。无论在西方任何一个国家，难道不比在阿富汗生活更好吗。阿富汗人不傻，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在阿富汗战斗牺牲，流血流汗，不过话又说回来。就是西方把几千万阿富汗人都作为难民收留。中东问题也没有解决。

这是一个两难问题，作为从人道主义角度，西方应该大量的，尽可能收留阿富汗难民。但是，从中东和平和长治久安，建设出发，应该把阿富汗青壮年，精英留在阿富汗，重建阿富汗（谁应该为阿富汗流血流汗，流血牺牲，难道是美国军队吗？是西方吗？没有吃苦，没有流血流汗就没有美好的未来，全世界都一样）。说不定，中东恐怖份子塔利班与政府军队联合演一出双簧？这样的拉拉扯扯，来来回回的反复折腾，阿富汗，中东难民就会源源不断的向欧洲，和美国，加拿大扩散？奥巴马，拜登说不一定非常乐见其成。本来可以的有序化撤军，有一些人说不定就是想“搞出一些混乱”和人道危机出来呢？这里面的“猫腻”到底有没有呀？人心叵测。人自救者，天助也。否则，谁也没有能力让阿富汗繁荣富强起来。

【2】阿富汗人的心态，观念，政治都要改

长期以来，中东非洲，亚非拉社会的政治生态，政体都是以部落形式，而且政教合一.

我们考察早期细菌，病毒的生存方式，在农耕文明出现以前（相当于自养式光合作用的细菌以前），人类基本上没有手工艺和复杂的社会分工（而复杂的社会分工的古文明形态常常出现在农耕文明的两河流域，黄河长江流域，印度河恒河，尼罗河流域）。而其他地区基本上是部落为单位的游牧寄养式（不断迁徙逐水草而居的寄生异养），除了“征战”而没有文明形态，部落之间常常因为资源与利益战争，暴力，掠夺和抢劫不断。这种情况在亚洲，和中亚北方最普遍，长期生产力十分低下，没有什么文明型态。而欧洲大陆也是从罗马帝国以后的封建制度的农耕文明开始。

但是，农耕文明也受到可耕地面积和产量的约束，周期性出现人口增长，大饥荒的天灾人祸，战争人口大灭绝和减少的改朝换代。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这样周而复始。

这种情况与病毒，细菌的寄生和异养生存有关，例如：异养寄生的腐生细菌作为生态系中重要的分解者（寄生，食物链底层），一旦腐生宿主被“分解”消耗殆尽，细菌的“自相残杀”

或者“自杀”模式也就“启动”，暴力，抢劫，战争爆发。没有像动物一样的自主性迁徙，寻找新食物的能力。病毒，细菌只能够依靠水流，或者空气的自然流动而寻找下一个宿主。

所以，多细胞有组织分化的高等生物“形成”，动物，植物的生物圈食物分解链形成。非常相当于人类出现高度分工合作的“工业化”以后，人类才基本上解决了“吃饭穿衣”和“寿命稳定”的最基本生存问题。

也就是说，寄生和异养病毒，细菌无论破坏力，寄生能力，分解能力，排斥异己的能力多么“强大”，他们的生命周期，繁殖能力都是无法“保障”和“确定”的。所以，只有高级组织分化的生命的动植物，才有确定性的，可预期的“寿命”而言！他们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开花，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而细菌与病毒政治的生命形态无论多么“繁荣”，渗透繁殖能力多么强，乃像糠秕被风吹散。他们怀的是糠秕，生的是碎秸。他们酵母的气就是吞灭自己的火（酵母菌产生的酒精）。当酒精浓度达到一定值，就自取灭亡。

同理，人类文明如果想保持“可持续性”，永续发展和世世代代延续，必须要解决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分工问题。而不能够就像酵母菌一样，自我膨胀，自我发酵。

而不是像病毒，细菌一样的简单依赖于腐生宿主的“单一群体化”的攻击性，腐蚀性的“政教合一”组织形式。而必须多细胞有组织分化，各个器官相互配合，分工合作，形成以适应不同“环境”，不同“食物”来源的“复杂生物”。

为什么中东中亚，非洲穆斯林，部落文化必须政教合一的战争，暴力，掠夺和抢劫模式？因为他们没有在细胞维度以上“高度分化”的“工业化”的社会组织能力，生产能力，创造能力，以及能动性。个体基本上是“被”严格意义的“束缚”在“家庭”或者“宗教部落”的层面。

【3】人类文明几千年战争与冲突的根源

我们人类文明到目前为止，最大的国家组织能力，也就是最多“几亿”人口的个体，而相比较一个中型体量的哺乳动物，例如：人类的肌体可以轻松就有机地组织40-70万亿的细胞和300万亿益生菌（大约400多种菌群包括中性菌群和有害菌群）。而我们人类目前，才大约70亿人口，还不到一个人体细胞数量的万分之一，都搞不定。然而，几千年以来，战争，冲突，暴力与杀戮不断，近百年来的各种各样的世界大战，和陆陆续续的地区冲突延绵不绝？原因何在！？道理很简单，缺乏组织性，无法调和各个方面的需要和利益冲突。其根本原因在于，人类文明中绝大部分人仍然处于病毒，细菌政治生态的进化阶段，而只有少数现代文明的发达国家才初步进入了在国家层面的非军事化的有机组织比较完整法治的商业化市场调整反馈管理模式（也就是行政，司法，市场相对独立的权力制衡的宪法宪政的中心法则，以宪法与法律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模式）。由于人类进化的历史和地区的不平衡，等等原因：

根据生物的简单和复制组织程度，我们可以把他们的政治组织形态，归类如下：

a  病毒形态：病毒形态政治是一种简单个体寄生性自我複製物。

b  细菌形态政治：缺乏创造性，有简单的以“细胞为单位（家庭，家族为单位）”的组织能力（原细菌的营养方式有自养及异养，其中异养的腐生细菌是生态系中重要的分解者（寄生，或者食物链底层）。

c  现代文明细胞组织形态(公民社会)：具有完整染色体遗传物质的表达机制（宪法，宪政与法治）。在社会契约精神的支配下，自觉自愿遵纪守法，每一个细胞行为，自由与复制均受到（宪法与法律的约束），有广泛的大社会组织能力（以器官为单位，或者家庭为单位，或者以细胞个体为单位，均有较大个人自由，每一个个体只受到法律和宪法的约束）。

从最近的几百年开始，东亚，中亚，包括俄罗斯开始从农耕文明，游牧文明向工业化的商业文明转型。但是，由于千百年来自身文化，思维惯性的影响。一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困难重重。特别是“自律植物神经系统部分（对于肌体内部市场的管理，监督，调节，反馈）”。下面我们以中国为例：

中国历史上的“国家”形式，事实上是一个“升级版”的大家庭，家族管理模式，而不是一个“正常的法治国家”。他们的国家最多就是一个“军事化”的大家庭。这种国家的存在目的不是组织，协调生产，监督市场的公平公正性，而是为了“战争”（或者是“保家卫国”，或者是扩张）。而生产仅仅是自给自足的家庭式自然经济。

就算是到了“和平”年代，中国人仍然“习惯于军事化的管理”模式，家长制的领导方式，“举国体制”的战争手段，国家层面一切都是被管控的（粮食，武器）的计划经济，个体的独立性，自主性，创造性极差。然而，我们考察任何一种高等生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和灵长类，他们的细胞组织并非如此。他们都有两套管理系统（中枢神经系统对外，和自律植物神经系统对内），两套系统基本上相对独立。而中国人只有一套，对内对外都是这一套（政教合一）。也就是说对内对外都是政治！

在正常体温状态下，人体基本上是语言，情感，思维逻辑对外行为为一体军事化管理（政治）与对内（调节，反馈，法治）市场管理模式（需求和内分泌驱动）相统一。政治与运动，两者与体温有关（群体效应），体温越高，就会激活人体内更多的免疫细胞，从而能更好地歼灭入侵的病原微生物，维护身体的健康。但是，体温是和基础代谢率挂钩的，体温每上升1℃，基础代谢会提高 13%；基础代谢率高，体温上升，血液流速加快（就像中国人全民皆兵，全民皆运动员的“举国体制”差不多，天天高温，天天运动，发高烧，神经高度紧张），当然白细胞，淋巴细胞的工作效率当然也随之高。同理，在俄罗斯苏共崩溃以前也是这样，国家机器完全军事化，以军事工业，重工业为主体，与西方军备竞赛为主轴，什么都是“举国体制”军事化管理，包括体育，教育等等（以急功近利为目标），而每一个个体的自主性，创造能力，特长都不能够自由而且充分发挥，长此以往，怎么样，问题终究会暴露？一个正常肌体建设能够长期这样搞吗？正常的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生殖系统，都长期被“偏废”，得不到平衡，健康发展！单方面发展免疫系统，运动系统、而神经系统与内分泌系统也会受到严重“损伤”而“失调”。这样的系统或迟或早都会“崩溃”，只是时间问题。

所以，俄罗斯与中国的自律植物神经系统发育，极端不完全。而中东，和非洲地区，也就是其他亚非拉更加就不用说了！就一个字“烂”。

人体通过体温，调节两种生理模式的转变。体温过高，精神紧张，压力太大和长期发热会使病人的一些生理功能紊乱，例如，由于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可使病人出现烦躁、谵语、幻觉，甚至抽搐。中国人就是政治抽搐不断也是这样（只不过因为不同维度，周期不同，在细胞维度以秒为单位，在社会维度以年为单位）, 一会大跃进，一会文化大革命，三反五反，反贪污，反腐败，运动不断。现在，中国政治就是存在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 烦躁，急功近利，幻觉(世界强国，超英赶美), 谵语东升西降，帝国主义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这样长期抽搐（一惊一乍的），从一种极端，走向另外一种极端，一会儿亩产万斤，粮食多到没地方放，一会儿又饿死人了，大饥荒。。等等。市场也是如此，大起大落，产生巨大泡沫与谎言，然后泡沫和谎言破灭，周而复始！都是瞎折腾！所以，中国从几千年农耕文明到现在，还没有从“细菌式”的家庭，大家族政治文化中“脱胎”出来，成为现代化文明的高度组织分化的细胞组织结构形态的国家。

俄罗斯在从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大清洗，大屠杀，政治迫害比比皆是。但是，赫鲁晓夫彻底否定斯大林，结束了内部不断的政治运动和大清洗。但是，苏联在国际事务，对外关系方面“国家”仍然以“军事化”的“姿态”一直延续到苏共倒塌。

而相比较，中国就没有彻底否定老毛的内部政治形态，所以，群众运动，自律性神经系统的功能障碍，烦躁、谵语、幻觉，甚至抽搐，仍然不断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