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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起源:美众议院的调查原文(之二)
送交者:  2021年08月12日12:00:42 于 [世界时事论坛] 发送悄悄话

(续之一)

新的领导层和人民解放军的参与


武汉病毒所的⽹站显⽰,袁志明是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武汉国家⽣物安全(⽣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主任51。然⽽,PRC 的⽹站微博⾖瓣 2020  2  7 ⽇发布的消息称,解放军官员已被派往武汉控制疫情应对⾏动。2020  1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生化武器防御专家陈薇少将被派往武汉52,接管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53。鉴于该⽹站审查批评中共的帖⼦的历史,包括审查与天安门屠杀相关的词汇,将这些信息发布到⾖瓣上具有重要意义54。这篇⽂章在受到中国共产党严格审查的⽹站上存活下来,证实了它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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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Sudworth.

49           Ibid.

50           Ibid.

51           “Yuan Zhiming.” Wu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

http://www.whiov.cas.cn/sourcedb_whiov_cas/zw/rck/200907/t20090718_2100080.html 

52           Gertz, Bill. “Chinese Maj. Gen. Chen Wei TAKES Leading Role in Coronavirus Fight.” The Washington Times, 16 Feb. 2020, www.washingtontimes.com/news/2020/feb/16/chinese-maj-gen-chen-wei-takes-leading-role-in-cor/.  53 Guli. “Major General Chen Wei, China's Chief Biochemical Weapons Expert, Takes Over Wuhan P4 Virus

Laboratory.”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https://www.rfi.fr/cn/%E4%B8%AD%E5%9B%BD/20200208-%E4%B8%AD%E5%9B%BD%E9%A6%96%E5%B8% AD%E7%94%9F%E5%8C%96%E6%AD%A6%E5%99%A8%E4%B8%93%E5%AE%B6%E9%99%88%E8%96%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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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AE%9E%E9%AA%8C%E5%AE%A4 

54 Honorof, Marshall. “China Marks Tiananmen Massacre with 'Internet Maintenance Day.'” NBC News, 4 June 2013, https://www.nbcnews.com/id/wbna52096871 

委员会少数党幕僚还从一位前美国高级官员那里得到证词,陈薇将军实际上是在 2019 年末,而不是像公开报道的 2020  1 月,接管了武汉国家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陈将军接管武汉病毒所的⼀部分显⽰,随着有关该病毒的消息的传播,中共对那⾥发⽣的活动感到担忧。如果她在 2019 年就接管了实验室,这就意味着中共更早就知道了这个病毒,⽽且疫情爆发开始得更早——这个话题本节有进⼀步的讨论。

陈将军是位于北京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的研究⼈员,也是第⼗⼆届全国⼈民代表⼤会的代表  2018  1 ⽉,陈将军被挑选为第⼗三届中国⼈民政治协商会议(CPPCC)全国委员会的委员。据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Economic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说,政协是⼀个“关键的协调机构,汇集了中国其他利益集团的代表,并由中国最⾼决策机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名成员领导。 ” 据美国国务院 2021  1  15 ⽇发布的事实清单,在疫情爆发前的⼏年⾥,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代表解放军从事了包括动物实验在内的机密研究 。⽯正丽博⼠多次否认解放军参与了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作。在⼀场仅由罗格斯医学院主办的演讲中,⽯说:我们——我们的⼯作,我们的研究是开放的,⽽且我们有很多国际合作。据我所知,我们所有的研究⼯作都是公开的,透明的。所以,在 COVID-19 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听到称我们与军⽅在我们的实验室有⼀些项⽬,等等诸如此类的这些谣⾔。但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我是实验室的主任,负责研究活动。我不知道这个实验室做过任何这种研究⼯作。这是错误的信息 。这种说法是明显错误的。在 COVID-19 ⼤流⾏病之前,武汉病毒所与解放军的研究⼈员有多种联系;武汉病毒所的英⽂⽹站上列出了好⼏⼈。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中的⼀名副主任委员来⾃第⼆军医⼤学,⼀名委员来⾃中国 302 军医院。新发传染病中⼼科学咨询委员会的成员中有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的⼀名研究员。这个⽹站于 2020  5  28 ⽇被删除,委员会的成员名单也被删除 。不过,该⽹站的存档副本可以在⽹上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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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武汉病毒所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页⾯的存档版本

这就提出了⼀个明显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曾在其中⼀个委员会任职的⽯正丽会对军⽅研究⼈员与武汉病毒所合作的事情撒谎。她的否认和网站被清理看来显然是试图混淆解放军与武汉病毒所的关系。

武汉的医院交通模式地理空间分析

在武汉病毒所的病毒数据库被关闭前后,武汉市中⼼的各医院的车辆流量开始增加。波⼠顿⼤学公共卫⽣学院、波⼠顿⼉童医院和哈佛医学院的研究⼈员使⽤卫星图像研究了 2019  12 ⽉前两年半武汉医院的停车场的容量。他们发现,在被分析的六家医院中,有五家在 2019  9 ⽉和 10 ⽉,即⾸次报告 COVID-19 病例之前,停车场的相对⽇汽车量最⾼。这个⾼峰与中⽂搜索引擎百度上武汉对“咳嗽”和“腹泻”的搜索量的增加相对应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CDC)表⽰,咳嗽和腹泻都是 COVID-19 的症状 。这项研究表明,⼀种与 COVID-19 症状相似的病毒曾于 9 ⽉和 10 ⽉在武汉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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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不同的类似流感的疾病、症状和监测信号的时间序列 

最初疫情爆发地点接近武汉病毒所当⼈们⽣病时,他们可能会在家⾥或⼯作地点附近寻求医治。每⼀家因抱怨有 COVID-19 症状的患者⽽出现客流量增加的医院都位于武汉病毒所总部附近,并通过公共交通线路连接起来。下列地图显⽰了武汉病毒所总部(红⾊)与 2019  9 ⽉和 10 ⽉车辆流量增加的六家医院(蓝⾊)的位置。当绘制在地图上时,这六家医院聚集在武汉武昌的武汉病毒所总部周围,并通过武汉地铁与该设施连接起来——在地图上,各种线路以⿊⾊、黄⾊、粉⾊和绿⾊显⽰。粉⾊线代表的是 2 号线,2017 年该线的⽇客运量超过了 100 万⼈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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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图1:哈佛研究各医院与武汉病毒研究所总部的关系

同样需要指出的是,据⼀位在⽣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作的澳⼤利亚科学家说,每天有班车把武汉病毒所研究⼈员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送到武汉国家⽣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设施然后再接回 。根据公开的地图数据,班车的上下车站点距离武汉病毒所总部不到 500 ⽶。因此,来⾃武汉病毒所总部和武汉国家⽣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研究⼈员很可能使⽤武汉地铁和/或武汉国家⽣物安全四级实验室的班车作为他们⽇常⼯作通勤的⼀部分。

因此,基于武汉病毒所的大量样本库和对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操作的历史,可以合理地得出结论认为,月初,一名或多名研究人员在实验室感染了 SARS-CoV-2,并将其带到城里。根据武汉病毒所的出版物,研究人员在用从野外收集的一种天然病毒进行实验时可能已经接触过这种病毒或被一种他们通过基因操作的病毒所感染。这些研究⼈员可能通过武汉地铁或班车往返武汉,为病毒的传播提供了媒介。这与武汉病⼈⽇益增多的最初迹象都以武汉病毒所位于武昌的设施为中⼼相吻合。

2019 年世界军人运动会和生病的运动员

2019  10  18 ⽇,第七届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世界军⼈运动会在武汉开幕。这个运动会与奥运会类似,但由军⼈运动员组成,增加了⼀些军事项⽬。武汉世界军运会吸引了来⾃ 109个国家的 9308 名运动员,参加了 27 项运动的 329 项赛事。包括俄罗斯、巴西、法国、德国和波兰在内的 25 个国家派出了 100 多名运动员组成的代表团 PRC 政府为世界军运会招募了 23.6 万名志愿者,动⽤了 90 家酒店、三个⽕车站和 2000 多名司机 2019  10  20 ⽇的⽐赛⽹站的存档版本列出了在武汉和湖北省举办活动的 30 多个场馆 。这个直播⽹站已经⽆法访问了——⽬前还不清楚它被删除的原因。在⽐赛期间,许多国际运动员因现在看来是 COVID-19 的症状⽽⽣病。在⼀次采访中,⼀名卢森堡运动员将武汉描述为“⿁城” ,并回忆起他在抵达该市机场时被量体温。在接受加拿⼤报纸《⾦融邮报》(The Financial Post)采访时,⼀位参加过这次世界军运会的加拿⼤武装部队成员说(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这是一座拥有 1500 万人口、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城市。这很奇怪,但我们被告知这是为了方便军运会参与者四处走动。我们到达 12 天后,(我)就病得很重,发烧、发冷、呕吐、失眠。在我们回国的航班上,在 12 个小时的飞行过程中, 60 名加拿大运动员被隔离(在飞机后部)。我们生病的症状从咳嗽到腹泻不一而足 

这名军⼈还透露,随着他的症状加重,他的家⼈也⽣病了 ,这种情况与⼈传⼈的病毒感染和 COVID-19 相⼀致。德国、法国、意⼤利 和瑞典 的运动员也称他们有类似 COVID-19 的症状。

通过将列出的世界军运会场地与公开的地图数据进⾏交叉对照,可以把这些场(⿊⾊)与武汉病毒所总部(红))和上述医院(蓝⾊)的所处位置视觉化。绿⾊标识代表公开表⽰相信⾃⼰在武汉期间感染了 COVID-19 的运动员,并被绘制在他们参加的赛事的主办场馆。这其中的⼀些运动员住在军⼈运动员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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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图2:武汉病毒研究所总部、医院、世界军运会与⽣病的运动员

⾄少有四个向军运会派遣体育代表团的国家现已确认,在 2019  11 ⽉和 12 ⽉,即在爆发疫情的消息⾸次公开之前,他们境内出现了 SARS-CoV-2  COVID-19 的病例。

1.意大利。2021  2 ⽉,意⼤利的研究⼈员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的《新发传染病》(Emerging Infectious Diseases)杂志上发表了⼀个研究快报,描述了⽶兰⼀名 4 岁男孩的案例。对 2019 年采集的样本进⾏的回顾分析确定,这名在 2019  11  21 ⽇出现咳嗽症状的男孩在意⼤利报告⾸例病例的三个⽉之前感染了 SARS-CoV-2。该男孩没有已报告的旅⾏记录 

2.巴西。巴西研究⼈员于 2021  3 ⽉发表的⼀篇⽂章研究了 2019  10 ⽉⾄ 12 ⽉的废⽔样本。此前的研究已经证实,感染该病毒的⼈会有病毒通过胃肠道脱落的长时间经历。11  27 日采集的一份样本检测出 SARS-CoV-2 RNA 呈阳性,证实该病毒在 2020  1  21 ⽇报告美洲第⼀例病例之前⼏个⽉就在巴西圣卡塔琳娜传播74

3.瑞典。瑞典公共卫⽣局表⽰,该国有⼈可能早在 2019  11 ⽉就感染了 SARS-CoV-2 

4.法国。法国的研究⼈员还重新检测了 2019 年底的样本,以努⼒识别早期 COVID-19 病例。他们确认了⼀名 42 岁的男性,他于 12  27 ⽇因类似流感的疾病就诊于急诊室。他与中国没有任何联系,也没有近期旅⾏史。经重新检测,该患者的样本 SARS-CoV2 呈阳性。应当提出的是,在该男⼦发病前,他的⼀个孩⼦也出现了类似的症状,这表明法国的第⼀个病例可能早于 12  27  。如上所述,来⾃法国、意⼤利和瑞典的运动员在武汉世界军运会期间也抱怨出现症状COVID-19 相似的疾病。SARS-CoV-2 在不相接壤的两个大陆的四个国家的存在指向共同来源的可能性。如果像假定的那样,SARS-CoV-2 在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之前首先在武汉感染了人类,那么 2019 年武汉世界军人运动会似乎是全球传播的一个关键媒介——换句话说,它可能是首批“超级传播者”事件之一。

结论

虽然很多公开辩论最初⼤多集中在⼤流⾏病是否起源于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但是现在有优势证据显⽰,病毒是从武汉病毒研究所泄漏的。鉴于武汉病毒所有⽂献可查的对冠状病毒进⾏功能增益实验的历史,包括在⽣物安全⼆级实验室专门对病毒进⾏基因操作,使其更容易感染⼈类,以及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冠状病毒样本77,⼀名或多名研究⼈员偶然感染病毒并将病毒带出实验室是完全有可能的。上⾯列出的证据,加上中共当局的掩盖⾏为,强烈暗⽰武汉病毒研究所是当前⼤流⾏病的来源。

                 

 

III.   基因改造的证据


另⼀个辩论话题是,这个病毒是否可能经过基因改造。在 SARS-CoV-2 出现前的⼏个⽉,武汉病毒所正在对冠状病毒进⾏功能增益研究,并且⽤这些病毒来对⼈类免疫系统进⾏实验。但是科学界声称这个病毒只可能是⾃然产⽣的。然⽽,正如本报告所展⽰的,我们相信,病毒可能经过改造,这是⼀个可能成⽴的假说。

2004 年到 2017 年间有关 SARS 样冠状病毒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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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病毒所对蝙蝠冠状病毒的研究⼯作可以追溯到 2000 年代初 SARS 疫情之后。2004 年,在开展 2002  SARS ⼤流⾏病溯源⼯作期间,⽯正丽与彼得·达萨克见了⾯。达萨克是⽣态健康联盟的⾸席执⾏官,这个总部在纽约的⾮政府组织为世界各地的科学研究提供经费 。过去⼀年半以来,外界对于⽣态健康联盟如何以及为什么将美国纳税⼈的钱提供给武汉病毒所提出疑问。那些资⾦是卫⽣与公众服务部(HHS)、国⽴卫⽣研究院(NIH)、国家科学基⾦会(NSF)和美国国际发展署(USAID)以项⽬资助的⽅式提供给⽣态健康联盟的。

 2005年开始,⽯正丽和达萨克开展冠状病毒合作研究,⼀直持续了16年。他们⼀起“领导了数⼗次前往布满蝙蝠的⼭洞的探险活动,搜集样本,并对它们进⾏分析。 ”他们发现了 500 多种新型冠状病毒,包括⼤约 50 种与 SARS  MERS 相关的病毒。他们也再三参与可以让冠状病毒更易感染⼈类的功能增益研究 。正如下⾯所讨论的,武汉病毒所⼤多数与冠状病毒最为相关的科学出版物,都得到了达萨克通过⽣态健康联盟提供的研究经费。

文章和出版物:《蝙蝠是 SARS 样冠状病毒的⾃然储存库》,《科学》(Science)(2005)。参与者:李⽂东,第⼀作者;⽯正丽,第⼆作者和三名通讯作者之⼀;彼得·达萨克;来⾃澳⼤利亚和中国的其他科学家。

经费:这篇论⽂的经费部分来⾃ PRC 政府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编号: 2005CB523004)和科技部国家⾼技术发展计划(项⽬编号:2005AA219070)为 SARS-CoV 动物宿主专项研究提供的资助。论⽂也有美国政府的资助,NIH  NSF 通过“传染病⽣态学”项⽬资助(编号:R01-TW05869)的形式,从约翰·福格蒂国际中⼼和 V·坎·拉斯姆森基⾦会提供资⾦。

目的:科研⼈员希望通过确定 SARS 样冠状病毒天然宿主蝙蝠的种类,来确定 SARS 的源头。

结论:“这些有关冠状病毒的发现,连同亨尼巴病毒属(23–25, 28)的相关数据似乎表明,蝙蝠中的⼈畜共患病毒存在基因多样性,这增加了病毒变体跨越物种屏障,在⼈类中引发疾病的可能性。因此,提⾼我们对储存宿主分布、动物与动物间和⼈与动物间互动(尤其是在湿货市场系统内),以及蝙蝠携带病毒基因多样性的认识和了解,以防⽌未来疫情爆发,是⾄关重要的。 ”

相关性:这个结论将推动武汉病毒所与彼得·达萨克接下来 15 年的合作,由⽯正丽领导实验室⼯作。

2006年,⽯正丽和达萨克与澳⼤利亚的⼀位研究⼈员合作,在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刊发的同⾏评审⽉刊《新发传染病》上发表论⽂《蝙蝠与 SARS 综述》。⽯再次被列为第⼆作者,这项⼯作同样得到上述 PRC  NIH/NSF 的项⽬经费的⽀持 。在接下来的⼀年,这些经费还⽀持了《蝙蝠冠状病毒与它们宿主之间的进化关系》这篇论⽂在《新发传染病》上的发表。

⽯被列为第六作者,排在另⼀位武汉病毒所研究⼈员之后。达萨克是两名通讯作者之⼀ 

2007年,⽯和武汉病毒所另⼏名研究⼈员与其他科研⼈员⼀起发表了另⼀篇有关冠状病毒的研究。

文章与出版物:《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冠状病毒与起源于蝙蝠的 SARS 样冠状病毒之间的受体使⽤差异》,《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

参与者: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和王林发。⽯正丽被列为通讯作者。经费:这项⼯作得到 PRC 政府以及澳⼤利亚和欧盟委员会的资助。

目的:这项研究专注于 SARS 样冠状病毒刺突蛋⽩所利⽤的受体。刺突蛋⽩是冠状病毒表⾯能够让病毒与细胞上的受体结合的主要结构。为了做这个实验,研究⼈员将 SARS-CoV刺突蛋⽩的不同序列插⼊要研究的 SARS 样病毒的刺突蛋⽩,创造出多个嵌合病毒,并⽤它们针对蝙蝠、果⼦狸和⼈ ACE2 表达细胞进⾏实验。结论:其中⼀个嵌合病毒能够通过⼈ ACE2 受体进⼊细胞。

相关性:ACE2 是⾎管紧张素转化酶 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zyme-2)的缩写,这个转化酶是⼀种蛋⽩质,存在于⼈的⼜、⿐和肺部等细胞和组织的⾯。“在肺部,ACE2  II 型肺泡细胞中极为丰富,II 型肺泡细胞是存在于肺泡的⼀种重要细胞类型,肺泡是吸收氧⽓排出废⽓⼆氧化碳这个过程发⽣的场所 。”ACE2 也是 SARS-CoV-2 刺突蛋⽩与⼈类细胞结合的位置。研究⼈员的结论是,“最⼩插⼊区域”是“⾜以将 SL-COV S SARS 样冠状病毒刺突蛋⽩)从不能与 ACE2 结合转化为可以与⼈ ACE2 结合 。” 换句话说,一个不感染人类的 SARS 样冠状病毒能够通过人为改变,使其能够感染人类。这个研究工作是在二级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的。

⽯正丽和达萨克之后没有作为共同作者⼀同出现在论⽂当中,直到 2013 年。

文章与出版物:《⼀种利⽤ ACE2 受体的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的分离与特征分析》 ,《⾃然》(Nature)。

参与者:武汉病毒所和⽣态健康联盟研究⼈员,包括胡犇。⽯正丽、达萨克和王林发的贡献是设计了实验。⽯正丽和达萨克被列为通讯作者。

经费:这项研究的经费来⾃ PRC 政府的项⽬资助(包括项⽬编号:2013FY113500),以及美国国家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NIAID)的项⽬拨款(编号:R01AI079231),NIH/NSF“传染病⽣态与进化”项⽬拨款(编号:R01TW05869),由卫⽣与公众服务部部长办公室国际流感基⾦⽀持的来⾃ NIH 福格蒂国际中⼼的项⽬资助(编号:R56TW009502),还有来⾃ USAID 防范新发⼤流⾏病威胁的 “预测”(PREDICT)项⽬的拨款 。目的:这项⼯作标志着“第⼀次有记录地分离出⼀株活体 SL-CoV ”SARS 样冠状病毒)。研究⼈员从蝙蝠的粪便样本中分离出了这个病毒,并将其命名为 WIV1。此外,他们还确认了两个新型蝙蝠冠状病毒(SHC014  Rs3367),并且报告说,这是“⾸次确认能够利⽤ ACE2 作为进⼊受体的野⽣型蝙蝠 SL-CoV ”

结论:“最后,这项研究表明针对野⽣动物的病原体发现项⽬在公共卫⽣⽅⾯的重要性。这些项⽬的⽬的是发现‘已知的未知’——此前未知的、与已知病原体密切相关的病毒毒株。这些项⽬聚焦特定⾼风险野⽣⽣物群落和疾病发⽣热点地区,也许是未来预测、准备和防范⼤流⾏病出现的全球战略的⼀个关键部分。” 相关性:通过分离出与 ACE2 结合的野⽣型(⾃然界中的常见毒株)SARS 样冠状病毒,并且将其在⼈类肺部组织中进⾏实验,论⽂作者证明,蝙蝠冠状病毒能够在不经过中间宿主的情况下,直接感染⼈类。

2014年,⽯正丽和达萨克还联合撰写了另外两篇武汉病毒所与⽣态健康联盟合作的论⽂。其中⼀篇论⽂题为《在中国⼩型哺乳动物中发现不同的新型星状病毒》,第⼀作者是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胡犇,他也是此前⽯正丽/达萨克论⽂的共同作者之⼀。⽯正丽在这篇论⽂中是通讯作者,论⽂经费再次得到 PRC 政府(包括项⽬编号:2013FY113500)和 USAID“预测”项⽬的联合资助 

接下来的 2015年,⽯正丽向北卡罗来纳⼤学教堂⼭分校的拉尔夫·巴⾥克及其他研究⼈员提供了 SHC014 的刺突蛋⽩序列和质粒。SHC014 是⽯正丽、达萨克和武汉病毒所研究⼈员2013 年在蝙蝠粪便样本中发现的病毒之⼀。美国研究⼈员利⽤那些样本创造了“⼀个在适应⼩⿏的SARS-CoV的⾻架上表达蝙蝠刺突蛋⽩SHC014的嵌合病毒” 。换句话说,他们从SHC014 中移除刺突蛋白,将其插入到一个经由基因操作、使其更易感染小鼠的 SARS 冠状病毒之中。这个研究是在三级⽣物安全的条件下进⾏的。新创造出的病毒后来显⽰与⼈ ACE2 结合,在⼈类主要的呼吸道细胞“有效率地”  复制,并抵抗住了抗体和疫苗。研究⼈员的结论认为,该研究“表明⽬前在蝙蝠种群中传播的病毒具有可能造成 SARS-CoV 再次出现的潜在风险” 。这个研究的经费来⾃ NIAID  NIH 的多个项⽬资助(编号:U19AI109761U19AI107810 AI085524F32AI102561K99AG049092DK065988),通过⽣态健康联盟获得的 USAID“预测”项⽬的资助,以及 PRC 政府的资助。巴⾥克是通讯作者 

2015 年,⽯正丽、胡犇、王林发和达萨克还共同发表了另⼀篇论⽂。这篇题为《对⼀种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直接祖先密切相关的新型蝙蝠冠状病毒的分离和特征分析》的论⽂发表在《病毒学杂志》上。论⽂的 12 位作者中,九位是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包括胡和⽯,他们是通讯作者。在这篇论文中,武汉病毒所报告成功分离出了第二个新型冠状病毒 WIV16。这个与 SARS 类似的冠状病毒是从 2013 年在 PRC 云南省昆明市收集来的⼀个蝙蝠粪便样本中分离出来的。与之前的研究⼀样,这个研究的经费也得到 NIAID 拨款(编号:R01AI110964)和 PRC 政府(包括项⽬编号:2013FY113500)的资助  

除了前述与北卡⼤学教堂⼭分校研究⼈员的合作之外,⽯正丽还向他们提供了另外的蝙蝠冠状病毒序列和 WIV1 刺突蛋⽩的质粒。由此产⽣的论⽂《SARS 样病毒 WIV1-CoV 或将在⼈类中出现》2016  3 ⽉发表在《美国国际科学院院刊》(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上。虽然⽯和达萨克(以及任何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都不在作者之列,但是巴⾥克是通讯作者。这篇论文意义重大,因为作者讨论了从疾病监测推进到创造嵌合病毒来作为应对大流行病的一种方式——“这份稿件描述了将监测拓展到序列分析以外领域的努⼒,通过构建嵌合和全长⼈畜共患冠状病毒来评估流⾏病出现的可能性。97”

在这项研究中,研究⼈员通过将 WIV1 的刺突蛋⽩插⼊适应感染⼩⿏的⼀个 SARS 毒株当中,制造出嵌合病毒。他们接着将这个嵌合病毒在⼈呼吸道上⽪细胞和⼩⿏中进⾏实验98。除了标准的 BALB/c ⿏(⼀种⽩化品种,实验室培养的⽤于实验的⼩⽩⿏ ),研究⼈员还对⼩⿏进⾏了基因操作,创造出⼀个表达⼈ ACE2hACE2)受体的品种。虽然 hACE2 主要存在于⼩⿏肺部,但是也出现在⼤脑、肝脏、肾和肠胃组织中。这个 WIV1 嵌合病毒随后被⽤来在这些表达 hACE2 的⼩⿏⾝上进⾏实验,证明这种嵌合病毒可以感染⼈类。这项研究得到 NIAID NIH 项⽬的资助(编号:U19AI109761U19AI107810AI1085524F32AI102561K99AG049092 DK065988AI076159  AI079521100

2016年,⽯正丽和达萨克还共同撰写了另外两篇专注于传染病的论⽂。⼀篇题为《蝙蝠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样冠状病毒 WIV1 编码⼀种参与调节宿主免疫反应的额外辅助蛋⽩ ORFX》的论⽂是与王林发共同撰写的。这篇论⽂代表武汉病毒所研究⼯作向前迈出重要⼀步。武汉病毒所研究⼈员在开展这个项⽬过程中,创建了⼀个反向遗传学系统,并使⽤这个系统对 WIV1 进⾏基因改造。WIV1  2013年分离成功的那个活体病毒,北卡⼤学的研究⼈员在⼏个⽉前进⾏过操作。武汉病毒所研究⼈员通过删除或增加病毒 RNA 的基因信息,创造了这个病毒的多个版本。根据论⽂,使⽤这个活体病毒的所有实验都是在⼆级⽣物安全⽔平条件下进⾏的,这种条件不要求防毒⾯罩或⽣物安全柜。在论⽂的 11 位作者中,九位是武汉病毒所的研究⼈员,⽯是通讯作者。论⽂实验得到 NIAID 拨款资助(编号:R01AI110964)和 PRC 政府资⾦的⽀持 

第⼆年,胡犇是论⽂《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丰富基因库的发现为 SARS 冠状病毒起源提供新见解》的第⼀作者。与之前的论⽂⼀样,这篇论⽂的绝⼤多数作者(17 位中的 14 位)都在武汉病毒所⼯作。达萨克、⽯正丽和王林发也都被列为共同作者。⽯是两位通讯作者之⼀。达萨克的贡献是“获取经费 ”

此外,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还利⽤⼀年前他们⾸次推出的反向遗传学系统,将不同的与 SARS 类似的冠状病毒的刺突蛋⽩插⼊ WIV1,创造了⼋株不同的嵌合病毒。其中两株嵌合病毒(WIV1-Rs4231S  WIV1-Rs7327S)和⼀种天然病毒(Rs4874)都在表达 hACE2 的细胞中复制103。再次要强调的是,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在武汉国家安全生物实验室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投入运转前的 2017年,就创造了能够感染人类的嵌合冠状病毒。这项研究得到 NIAID(编号:R01AI110964)、USAID“预测”项⽬和 PRC 政府(包括项⽬编号:2013FY113500)资⾦的联合⽀持。

2018年到2019年武汉病毒所或与武汉病毒所科学家联合开展的 SARS 样冠状病毒研究

虽然⽯正丽和达萨克在2018年和2019年还共同撰写了其它⼏篇有关冠状病毒的论⽂,但是没有⼀篇包含使 SARS 样冠状病毒变得更易感染⼈类的功能增益研究。鉴于 2018 年中国科学院发起⼀个名为“病原体宿主与免疫⼲预”新专项课题 ,这显得尤为奇怪。这个课题共设五个项⽬,其中⼀个是“研究病毒溯源、跨种传播及致病机制”——⽯是这个项⽬的两位负责科学家之⼀105。这个项⽬有三个重点⽅向:1)新病原的溯源、进化及传播机制;2)病毒跨种感染和致病的分⼦机制;3)病毒与宿主相互作⽤机制。武汉病毒所的另⼀名科学家崔宗强负责另⼀个名为“感染与免疫研究的新⽅法、新技术”的项⽬ 。该项⽬关注的重点包括评估新型疫苗和建⽴“⼈源化⼩动物模型”  ⽤于体外病原体实验108

2018 1 ⽉,⽯被指派为⼀个新的中国科学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项的项⽬负责⼈(项⽬批准号:XDB29010101,⾦额 135 万美元),研究“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的基因进化和传播机制”  。这个项⽬,尤其是它所关注的传播机制,与前述的第⼀个重点研究⽅向契合。同⽉,⽯正丽开始了另⼀个项⽬,题为“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适应宿主受体分⼦的进化机制及其跨种感染的风险的研究” 110 这个项⽬的经费为 85 万美元(项⽬批准号:31770175),项⽬周期持续到 2021  12  。这个拨款项⽬与前述第⼆个重点⽅向契合,它的简介特别提到了复制和改造冠状病毒(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针对重要新发突发和烈性病毒(流感病毒、埃博拉病毒、冠状病毒、马尔堡病毒、沙粒病毒等),通过研究其入侵不同宿主细胞的能力以及在不同宿主细胞的复制能力,解析影响其跨种感染的关键分⼦及其致病机制。包括:病毒⼊侵,病毒复制和组装,以及感染模型 

⽯正丽没有在⼤流⾏病开始前发表任何由这个项⽬资助的论⽂,因此不可能知道她在⼤流⾏病之前的⼏个⽉做了什么实验。

⽯正丽2018年和2019年的研究⼯作提供了进⼀步的证据,20191⽉,⽯和其他⼏名科研⼈员参与的“中国蝙蝠携带重要病毒研究”被授予国家⾃然科学⼆等奖 。获奖的六名研究⼈员中,五⼈是前⾯讨论过的 2013 年那篇《⼀种利⽤ ACE2 受体的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的分离与特征分析》论⽂的共同作者。

20191⽉,胡犇获得青年科学基⾦项⽬ 38.585 万美元的资助(项⽬批准号:31800142。青年科学基⾦项⽬“⽀持青年科学技术⼈员在科学基⾦资助范围内⾃主选题,开展基础研究⼯作。” 胡犇所选项⽬的题⽬是《两株新型蝙蝠 SARS 相关冠状病毒对表达⼈ ACE2 的转基因⼩⿏的致病性研究》 。截⾄⽬前,这两株新型与 SARS 相关的冠状病毒还没有被确认,项⽬经费只在有关 SARS-CoV-2 的论⽂中被引述。

武汉病毒所研究人员向世卫组织调查团队证实,他们在 2018 年和 2019 年开展了测试嵌合冠状病毒的实验117。根据《科学》杂志发表的对石正丽的采访,所有冠状病毒实验,包括感染 hACE2 小鼠和果子狸的实验,都是在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和三级生物安全水平的条件下进行的——“我们实验室的冠状病毒研究是在生物安全二级或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中展开的。 ” 这项进⾏中的研究看起来与达萨克公开所称的研发⼴谱冠状病毒疫苗的⽬标相⼀致。2020519⽇,达萨克在接受《病毒学本周动态》(This Week in Virology)采访时,讨论了他资助的、与武汉病毒所对冠状病毒进⾏功能增益研究的⽬标(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冠状病毒相当不错——我的意思是,你是⼀名病毒学家,你对所有这些都清楚——但是…你能够…呃很容易地在实验室对它们进行操作。刺突蛋⽩导致冠状病毒发⽣很多情况——⼈畜共患的风险。所以,你可以拿到序列,构建这个蛋⽩,我们和北卡⼤学的拉尔夫·巴⾥克合作做这个,然后把这个蛋⽩插⼊另⼀个病毒的⾻架,在实验室做些研究。这样你发现⼀个序列后就可以做出更多预测——你有了这种多样性。现在,研发疫苗的逻辑进程是,如果要研发⼀个 SARS 疫苗,⼈们会⽤⼤流⾏病的 SARS 病毒,但是让我们尝试插入一些其它相关的(病毒),获得一个更好的疫苗 

⽯正丽、胡犇和武汉病毒所的其他⼈就是在为达萨克收集、确认、基因改造这些新型病毒,并且⽤它们来对⼈体免疫系统进⾏测试。总之,在 SARS-CoV-2 出现前的那些年,发生过这些事情:

•石正丽和武汉病毒所其他人研究如何改变非感染性的 SARS 样冠状病毒的刺突蛋白,让这些病毒可以与人 ACE2 受体结合;

•石正丽、胡犇、达萨克、王林发和其他研究人员多次合作,对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操作,以增强它们在人类中的感染性。

•石正丽负责的一项新的 PRC 战略优先研究项目,在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和三级生物安全水平条件下,积极制造嵌合病毒和寻找新型病毒;

•证据显示石正丽与其他几位在 2013 年首次分离出活体冠状病毒的科研人员一直有合作;

•批准给胡犇的第二个项目在二级生物安全水平和三级生物安全水平条件下,用新型冠状病毒来测试人类免疫系统;

•研发一种广谱冠状病毒疫苗的公开努力。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是,在大流行病开始前的 2018 年和 2019 年,石正丽及其同事,在达萨克的资助和支持下,积极对冠状病毒进行基因操作,并且用它们来测试人体免疫系统。

SARS-CoV-2 不同寻常的特点

委员会少数党幕僚对科学家、美国政府现任和前任官员的访谈,对 SARS-CoV-2 的⾃然起源提出了⼏点疑问,包括:

1.SARS-CoV-2 的⾼度传染性,他们认为与⿇疹的传染性⼀样;

2.缺乏确定的中间宿主(SARS 爆发四个⽉后以及 MERS 爆发九个⽉后都找到了中间宿主);以及

3.与⼈ ACE2 结合效率⾮常⾼。

 SARS-CoV-2 开始在全球传播以来,这个病毒的⾼传染性⼀直是激烈讨论的话题。⼀些科学家和其他专家指出,感染病例数量惊⼈地多,这个证据表明,SARS-CoV-2 本质上与已知的天然⼄型冠状病毒不同。例如,MERS ⾸次在 2012 年出现,感染⼈数不到 4000 ⼈。SARS ⾸次在 2002 年出现,感染⼈数少于 10,000 ⼈。在本报告撰写之际,SARS-CoV-2 在⾸次出现后的不到两年时间⾥,已经感染了超过 1.964 亿⼈。

SARS-CoV-2 在与⼈ ACE2 受体结合⽅⾯,也有相⽐其它宿主⽽⾔⾮常不寻常的特点。

2020  2 ⽉,美国研究⼈员仔细研究了这个问题。他们发现,SARS-CoV-2 的刺突蛋⽩“与它们常见宿主细胞受体的结合紧密程度是严重急性呼吸综合症(SARS-CoV 上相应刺突蛋⽩的⾄少 10  。”换句话说,相⽐引起 SARS 的病毒与⼈ ACE2 的结合,SARS-CoV-2 与⼈ ACE2的结合要紧密 10 倍多。研究⼈员认为,这很可能揭⽰了为什么这个病毒如此具有传染性 

澳⼤利亚和英国的研究⼈员还考察了 SARS-CoV-2 如何与不同动物 ACE2 结合的情况,并在 2021  6  24 ⽇将他们的研究发表在《科学报告》(Scientific Reports)上。这些科研⼈员发现,SARS-CoV-2 刺突蛋⽩与⼈ ACE2 的结合最强。他们报告说(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这个发现令⼈吃惊,因为人畜共患病毒通常在原始宿主物种中呈现最高的初始结合程度,与新宿主物种受体的初始结合程度则较低,直到它适应了新宿主。随着病毒适应新宿主,病毒需要变异来提⾼其与新宿主受体的结合程度。由于我们对结合程度的测算是基于疫情爆发之初201912月在中国分离出来的SARSCoV-2 样本,蛋⽩与⼈ ACE2 极⾼的结合程度是出乎意料的

这篇论⽂的预印本的第⼀个版本提出的主张更进⼀步,在结论中写道,“数据表明 SARSCoV-2 特别适应感染⼈类,这就病毒究竟是因罕见概率事件发生于自然还是可能源于其它地方提出了重要问题”(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这项研究提供证据显示,SARS-CoV-2 特别适应人类,似乎表明疫情始于非人畜共患来源。

弗林蛋白酶切割位点

讨论最多的⼀个问题围绕 SARS-CoV-2 的弗林蛋⽩酶切割位点(FCS)展开。FCS 是让病毒能够与⼈类细胞结合并进⼊细胞的刺突蛋⽩的⼀部分。2020  2 ⽉,法国和加拿⼤的科学家报告说,SARS-CoV-2 含有的⼀个 FCS,是相同演化⽀的其它冠状病毒所没有的。演化⽀就是被认为拥有类似共同祖先的病毒分⽀。这些科学家还报告说,当⼀个⽀⽓管炎病毒被插⼊⼀个类似的切割位点从⽽被改造后,这个病毒的致病性增加了 。虽然⼀些科学家指出,其它冠状病毒也含有弗林蛋⽩酶切割位点,但是系统发育分析显⽰,SARS-CoV-2 是唯⼀被确认带有这个特点的⼄型冠状病毒⽀系 B(⼄型冠状病毒的⼀个亚属) 

2021  1 ⽉,⼀组美国研究⼈员在《⾃然》杂志上发表论⽂《弗林蛋⽩酶切割位点缺失使SARS-CoV-2 致病性减弱》。研究⼈员在⽂章中说,FCS“可能促进了 SARS-CoV-2 在⼈类中的出现 。”他们利⽤反向遗传学系统,创造了⼀个缺少 FCS  SARS-CoV-2 变异株。结果显⽰,这个病毒在⼈类呼吸道细胞中变弱了,并且在表达 hACE2 ⼩⿏中的发展也呈现出减弱状态。这显⽰了 FCS  COVID-19 快速传播中的重要性。对于 SARS-CoV-2  FCS 是否⾃然产⽣于病毒,还是通过基因操作引⼊的问题,引发公开辩论。换句话说,FCS 究竟是天然发展形成的,还是通过基因操作加进去的?FCS 的部分基因序列包含⼀个 CGG 双重编码组(CGG-CGG)。这组六个核苷酸(三个核苷酸为⼀组,亦称⼀个编码组)是产⽣ FCS  12 个核苷酸的⼀半。SARS-CoV-2 是其所在的病毒家族中唯⼀被确认带有这种组合的冠状病毒。⼀些⼈⼠认为,这是基因操作的证据,并称这个双重编码组揭⽰出 FCS 是被⼈为插⼊病毒的 

“无痕”方式

对病毒基因改造说或病毒⼈造说持批评意见的⼈⼠不断指出,SARS-CoV-2 基因组中缺乏基因操作的明显迹象。他们称,这是病毒不仅是⾃然形成的,⽽且是 COVID-19 ⼤流⾏病只可能是⼈畜共患外溢结果的“证据”。这种论断忽视了与之恰恰相反的关键证据。

2005 年,北卡⼤学教堂⼭分校的⼀位研究⼈员拉尔夫·巴⾥克发表⼀篇题为《⼩⿏肝炎病毒发展与 SARS-CoV 感染性 cDNA 构建体》的论⽂ 。巴⾥克之后在2014年到 2016年与⽯正丽有合作。在那篇论⽂中,巴⾥克提到使⽤他与北卡⼤学同事研发的⼀种全新基因⼯程系统,通过“⽆痕”⽅式构造全长 SARS-CoV 基因组。这个⽅法能把不同部分的基因序列组合成全长基因组,创造⼀个新的具有传染性的冠状病毒129。论⽂包含以下这张图表,名为“SARS-CoV 感染克隆的系统组合战略”。这张图清楚展⽰出不同的 SARS ⽚段如何被⽤来⽣成⼀个全长的、定制的基因组序列。 论⽂说,这些病毒“难以与野⽣型区别 ”,意思就是不可能分辨出它们是否是通过合成制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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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克在20209⽉的⼀次采访中证实了这种解释。他说:“你可以不留任何痕迹地改造⼀个病毒。但是你们寻找的答案只能从武汉实验室的档案中找到。 ”他在提到 2015年与武汉病毒所研究⼈员⼀起创造的嵌合病毒时说,他的团队会故意留下标志性的突变,以显⽰病毒是经过基因改造的。“否则就没有办法区分天然病毒和实验室制造的病毒了。132”

⽯正丽和巴⾥克合作过多篇有关冠状病毒的论⽂。最近⼀篇是在 2020  5 ⽉,他们和其他研究⼈员⼀起发表了《SARS-CoV-2 在表达⼈类⾎管紧张素转化酶 2 的转基因⼩⿏中的致病机制》 。一年后,巴里克联署了 2021  5  14 日在《科学》杂志上的一封联名信。这封信认为,实验室泄漏说必须被认真对待,也应当予以充分评估 

2017年,在武汉病毒所⼯作的博⼠⽣曾磊平向中国科学院⼤学提交了题为《蝙蝠 SARS 样冠状病毒的反向遗传学系统的建⽴及 ORFX 功能研究》的博⼠论⽂ 。其中提到的反向遗传学系统就是武汉病毒所 2016 年⽤来对病毒进⾏基因改造并在⼆级⽣物安全条件下对活体病毒进⾏实验的系统。曾磊平在博⼠论⽂中说,他和武汉病毒所其他研究⼈员利⽤这个系统“构建了以 WIV1 为⾻架的 S 基因嵌合重组病毒 BAC 感染性克隆,在重组病毒基因组中没有留下任何序列痕迹(例如结合酶位点)。 ”(强调为报告作者所加)

曾磊平在论⽂最后的讨论中重申了这种看不出证据的基因操作。他说:我们建⽴了⼀个冠状病毒的反向遗传学系统,并且基于 WIV1 的基因组⾻架,我们构建了一个不留痕迹替代 S 基因的机制,构建了 12  S 基因嵌合重组病毒的 BAC 感染性克隆,并进⾏成功拯救。测试了其中四株重组病毒(包括 SL-CoV Rs4231Rs4874Rs7327  RsSHC014),查看这些毒株在⼈、果⼦狸、蝙蝠体内对 ACE2 的利⽤ 

曾磊平在提交论⽂之时受雇于武汉病毒所,⽯正丽是他的导师。因此明确的是,石正丽和武汉病毒所其他人不仅拥有对冠状病毒进行“不留痕迹地”基因改造的能力,而且在目前这场大流行病发生前的那些年里就在积极地这么做。曾磊平现在看起来是斯坦福⼤学⽣物⼯程的博⼠后研究员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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