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国特色的官员学者/官员博导制度形成中，朱镕基起了很不好的带头作用。看一下报道：

【...1984年，正任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一职的朱镕基，受邀担任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

　　亲自带过四个博士生

　　朱镕基的院长做了17年，但是真正能够有精力倾注到他的学生身上，也是去上海做市长之前。在这期间，朱镕基亲自带了四个技术经济的博士生，其中一个是曾任北京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新四通)总裁的杨宏儒，一个是现在任清华经管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的赵平。

　　朱镕基谈到这四个学生时，曾经在告别清华的演讲时说：“他们的论文我也读过，但的确提不出什么好的建议来。”但董新保说，朱镕基对他的博士生是真正地行使指导之责，吕森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朱镕基这个人是这样的，只要他答应的事，他一定会负责任地做好。”

　　但是，限于条件，在他调任上海市长之后，博士生杨宏儒接受导师指导的机会比师兄赵平要少了很多，他的毕业论文也是在其他老师的指导下完成的。

　　后来，朱镕基曾对学院的老师说：“他(指杨宏儒)的论文我没有看得很深，一看就困”，然后又补充了一句“每一句话都充满了理论”。杨宏儒后来也承认，那时过于追求理论表述的严谨性，文字比较晦涩，有些话的定语也很长，他很理解作为一个市长，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再看这样的东西，确实是一看就困。

　　但朱镕基还是尽量给他的学生安排锻炼的机会，杨鸿儒后来就到上海做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在上海市经委研究室主任的带领下一起研究过上海市的工业状况。】

由此可见，朱镕基哪有学术能力和资格当博导？他又哪有时间和精力花在指导博士生上？据揭露：

【老朱这个头一带，全中国数以千计的官僚博导便开始涌现。不要说那些大学校长，书记，科学院院长之类，就是省长部长等也有不少粉墨登场，挂名博导。】

例如：

【大学蜕变成另一官场？政学两界通吃的官员博导/邓聿文 (博讯北京时间2009年6月28日 转载)

  官员去大学弄个兼职教授、博导或者院长做做,如今已不新鲜。我担心,越来越多的官员加入此列,大学将蜕变成另一个官场。

  最近又有两位高官几乎同时被大学聘为博导。一位是前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被人民大学聘为法学院博导;另一位是现任河南省委书记徐光春,被河南大学聘为博导。...】

不难看出，赵国后来的“产博大跃进”“官员博士化”、学术界蜕变成官场、学术环境恶化，皆与这种制度化的官员学者/官员博导大有关联。

ZT 四川大学邓曦泽组织16名研究生对国内获得科研成果奖和科研资源的情况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在新加坡《联合早报》上发表了文章，指出国内学术界的合法腐败，既充斥着大量“官员学者”的现象，他们做了统计，在第六、第七届高校科研成果优秀奖的1738名获奖者中，“官员学者“占939名；教育部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91人，“官员学者”占372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1218人，“官员学者”占700人。另外他们获得高端学术资源的比率是普通学者的33倍；无职务且不依附任何权利的普通学者，获得资源的不及县处级以上干部的百分之一。并指出这些“官员学者”掌握着学界的立法权、行政权、科研成果评定权，同时又是学术工作当事人和获奖者，成为“四合一”。最后指出不解决“官员学者”，休想改善学术环境。

邓曦泽：学术环境不能回避“合法”腐败

时间:2021-07-08 07:36 内容来源:联合早报 

这些年，中国学界累积的弊端和丑闻不算少，从抄袭、剽窃到学术生态恶化再到恶性暴力，斯文早已扫地。同时，也有许多人给出了各种解药，有关部门也在探寻、尝试各种改革措施。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解决问题，要抓住关键，这是一句口号，也是一个常识。当前学界，科研管理最关键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官员学者大量存在，阻碍学术环境改善。

我再次明确断言：解决官员学者问题，是改善学术环境的必要条件。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决，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话。

回避官员学者问题的所有科研管理改革都是耍流氓。

一、官员学者占据大量高端学术资源

官员学者，指既是官员，也是学者的学者（或官员）。他们是学界腐败的主要群体，也是学术环境和学术生态的主要败坏者。本文所说的官员学者，指行政级别达到正处级和以上的学者。

官员学者最重要的危害是占据大量高端学术资源，从而败坏学术生态。笔者曾组织16名研究生，对部分年份的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三项高端学术资源的获得者情况作了统计，发现大量高端学术资源被官员学者所占据。

第六、七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738名获奖者中，官员学者939人。2010年至2015年的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891人，官员学者372人。2010年至2015年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218项，负责人（或首席专家）1218人，其中官员学者700人。三者合计，总数为3847项，官员学者2011人，占比52.3%；普通学者1836人，占比47.7%。

由于官员学者占比不超过30分之一，他们获得高端学术资源的比率，至少是普通学者的33倍。如果再把副处级干部和某些依附于权力的学者排除在普通学者之外，完全无职务且不依附于权力的普通学者获得高端资源的可能性，恐怕不足处级及以上干部的100分之一。

虽然不排除官员学者在成为官员之前，其学术能力可能高于普通学者，但他们成为官员后，一方面将大量时间花在政务上，学术投入必定大幅减少；另一方面，获得高端资源的概率明显增加，这就很难回避以权谋取高端学术资源的嫌疑。

二、官员学者的特征与危害

在目前制度下，官员学者是合法、合规、公开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不是腐败。实际上，若把通常的学术腐败称为显性腐败，官员与学者不分便是隐性腐败。

人们对学界显性腐败深恶痛绝，但实际上，学术腐败和学术环境恶化的罪魁祸首不是显性腐败，而是隐性腐败，即“合法”腐败。

从法理上看，官学不分肯定是腐败，因为它违背了现代政治的分权原则。由于官员学者可以行使多种权力，使得他们的集权程度超越了政治权力的“三合一”（即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合一），成为“四合一”。

他们既掌握学术界的立法权（即制定学术标准），也掌握行政权（即组织协调学术标准的执行，如设定各种项目、评奖并组织相应的评审会），还掌握司法权（即行使学术权力，包括参与审查学术作品，鉴定其质量如定级、评奖，也就是“裁判”），同时还是学术工作的当事人（即还要以学者身份申请项目、奖项等，也就是“运动员”）。

正如阿克顿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因而，这必然导致寡头学术、权贵学术。所谓的“学阀”“学匪”，指的就是这批人。

比较而言，党政官员只掌握政治权力，他们若要腐败，还须用权力去交易。但是，寡头学者的集权程度远远超过政府官员，他们甚至连行贿受贿这样的交易手段都不需要（因而看起来没有腐败），就可以一起瓜分优质学术资源，剩点残羹冷炙去安慰普通学者。

三、不解决官员学者问题，休想改善学术环境

除了统计数据和理论分析，作为浪迹学界多年的学术个体户，我所观察和亲历的所有学术场合和学术资源分配，都被官员学者主导和把持，普通学者的话语权很小。普通学者要想获得学术资源，尤其是优质学术资源，常常须要投靠学界的权势人物，获得后者的帮助，但代价是丧失学术独立性。

尤其是许多大学，特别是好大学的编制越来越少，合同制甚至“非升即走”的合同制越来越多，青年学者面对的竞争和压力越来越大，生存稳定性越来越差，生存焦虑越来越重。为了在学界活下去，许多青年学者不得不进入某些圈子，依附于各类学术权贵，如自己的导师（当然还得看导师是否有势力）、领导（很常见）、学界大腕即学术寡头（也常见）。

我见过太多的学者（不只是青年学者）依附于权贵。例如，选择博导，优选领导；选择博士后合作导师，更看重合作导师的人脉资源而非学术能力；写论文、申课题，都是看什么应景，能多快好省地出成果，就做什么。这有什么学术独立和自由可言？上述现象，是我认识的好多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亲口告诉我的。

但是，他们的理由——“要活下去”“要生存”“要保饭碗”“要评职称”，让人很难指责。对此，我除了感到同情和无奈，更多的是悲哀。同时，我也看到，太多的官员学者即寡头学者，笼络或驱使下级、学生和投靠者给他当学术长工或短工，活是别人干的，他们却获得主要收益。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近些年来，学界风气越来越糟糕，越来越浮躁，越来越急功近利，能坚守的人越来越少。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学术GDP增速很快，文章、课题、著作大量产出，但质量实在堪忧。这是我和一些学界同仁的共同感受。

说近一点，当前中美之争，科技是核心竞争力。说远一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科技突破是关键。再说宏大一点，中华民族要为人类文明作贡献，学术进步也是最重要方面。

要提升国家科技竞争力，只有靠学者，而且主要靠普通学者而非官员学者。其中，青年学者是生力军，甚至是主力军，因为学术创造力与年龄密切相关，人过中年，创造力便会大幅萎缩，这是常态。爱因斯坦40岁以后，也没什么创造力。因此，关心、帮助青年学者，并且在制度上予以保障，是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

要想为学者尤其是青年学者创造良性环境，一个必要条件是实现官员与学者的分离。要实现官学分离，很简单，只须做到四点：

第一，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申请人（即项目负责人）的身份，申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项目，但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

第二，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申请人的身份，申请省部级及以上的科研奖励，但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

第三，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以第一导师的身份，指导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尤其是不能指导博士研究生，但可以作为副导师。副导师制度现在就有。

第四，一定级别的官员不得作为专家，参与一切评审和鉴定。

上述四条措施，简单、明了、严格、刚性、易操作。

补充规定：上述规定并不禁止官员从事专业技术工作如教学、科研、临床医疗等。如果官员出于学术兴趣而非追逐利益，可以作为非第一申请人参与项目（其余同理）。本来，此补充完全蕴含于上述四条中，但为避免误解，特予申明。

只要做到上述四条规定，就能实现官学分离。虽然官员还拥有一点学术权力，但影响力较小。只要做到上述四条，就可以杜绝不搞学术的官员迅速成为学者甚至“学术权威”的可能。

不管领导和有关部门如何三令五申，只要不能实现官员与学者的分离，就无法消除寡头学术的温床，不论学术GDP多高产，中国学术都绝无希望。权力似乎很强大，但有时候它也很渺小，它连禁止炒作高考状元都做不到。

没有什么比规律更强大。

作者是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