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乡客

1968 年，十八岁的杨曦光（杨小凯）写了一篇《中国向何处去？》，被康生点名批判，遭逮捕后判刑入狱十年。其后由一位“释囚”华丽转身为大学生、经济学家的经历有其独特性，旁人无法复制。《中国向何处去？》并不仅仅是提出一个问题，里面有他对于宪制的思考。但是他太年轻，不知道在某些国度，思考就是僭越，才有系狱十年的遭遇。至于后来一连串因祸得福的演变，确实是谁都想不到。他后来出了国，关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命题似乎一直都还是他努力想要破解的猜想命题，这一点从他关于“后发劣势”的阐述可见端倪，可惜他在 2004 年带着那个未解的谜题息劳归主了。到如今，他所魂牵梦绕的谜题也无须再猜想，答案已经摆在世人面前。头上顶着八大称号的总舵手，正在把这艘东方巨轮驶向来处去。阿里巴巴、腾讯、百度、滴滴、银泰等企业因为触犯“反垄断法”被罚款是“吃大户”的 2.0；“国进民退”，国企吞并民营企业是“公私合营”的翻版，至于最近“供销合作社”的第三次分家，意味着“统购统销”政策的回流。与其说是“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倒不如说是深化落实“内循环经济”。

1950 年 7 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作社法（草案）》、《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章程（草案）》等文件正式成立，统一领导和管理全国的供销、生产、渔业、手工业、消费、信用合作社。1953 年 10 月以后国家陆续对粮食、油料、棉花“统购统销”。同年 12 月，鉴于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所领导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将单独建立组织系统和全国领导机构，城市和工矿区的消费合作社将划归国营商业领导，因此决定将中华全国合作社联合总社改名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通过了《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章程》。

1956年以前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主要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以土地分红为特点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实行社员私有土地作价入股，统一经营；大型农具、耕畜等入社统一使用，由合作社付报酬，或作价入社，由合作社分期付款；以按劳分配为主，辅以土地分红。1956 年开始在生产资料集体所有基础上建立完全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8 年的人民公社化运动中，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全部并社升级为农村人民公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完成了它的历史任务。《渔业互助组》一步步从“渔业初级合作社”走到“渔业高级合作社”，渔民私有的船网工具等大型生产资料折价归集体所有，全年收入扣除税金、生产费用，提留公积金、公益金后的剩余部分按劳分配。到了这个时候，前述的各类“合作社”只剩下了《供销合作社》保持原有的形式运作。

《供销合作社》从一开始就设定为集体所有制性质，但在过去七十年间有过几次分分合合的变化。1958 年 3 月大跃进时期，决定把县以上供销合作社与国营商业合并，基层供销社下放给人民公社；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服务部合并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二商业部。1962 年又将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分开办公，全国供销合作社系统恢复为完整独立的系统，一切制度均按集体所有制性质办。1970年中央再次决定将供销合作社同国营商业合并，由集体所有制改为全民所有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与商业部、粮食部、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合并组建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1975 年，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于当年 2 月决定恢复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名称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供销合作总社”，作为中央政府的一个部门，不再作为集体所有制群众经济组织。1982 年 2 月，再次决定将供销合作社同国营商业合并，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第三次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合并，但保留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牌子。1995 年 2 月决定恢复成立“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并提出了支持供销合作社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这就是《供销合作社》的“三合三分”。

《供销合作社》为什么分，又为什么合，官方自然有必须如此操作的原因，但老百姓大体上是不得与闻。系统内的从业员在执行过程中当然能够感受到期间的分别，无论感受如何，由于没有话语权，也只好“由之”。今年 6 月 23 日，供销合作总社、中央农办、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四部门联合出台了《关于开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试点的指导意见》再次引起了人们的深切关注。因为这份《意见》指出，到2023年6月底，官方将打造具有示范引领作用的“三位一体”试点单位，使试点地区农业生产组织化、规模化、集约化水平进一步提升，现代化农村流通网络更加健全，农村信用体系进一步完善，初步构建起区域性“三位一体”综合合作服务平台。

我个人对这份《意见》的理解是，由于疫情以及航运、能源各种因素的影响，过往经济蓬勃发展的势头受到阻遏。以往数量庞大的“农民工”回流农村，而农村可耕种面积又因为“城镇化”的原因有所缩减，如何引导农民重新投入农业生产，并且保证成效对于维持社会稳定非常重要。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粮食作物播种面积从 2016 年的高峰逐年下跌，到 2020 年有所增加，但是仍然未能达到 2018 年的水平。即此之故，近年中国的粮食进口数额大幅上升。原因有两个，一是国内生产不能满足需求，另外的原因是国外的粮价虽然持续上升，相较于国内同类商品的价格还是相对的低。但是，要满足 14 亿民众的刚性需求，不能光靠进口。于是《供销合作社》的“三位一体”将取代已经消逝的“人民公社”职能，把农村劳动力归拢起来，把已经分包出去的土地重新调整分配，结合个体或小团体的信用度提供种子、化肥和农药，并且切实保证贷放出去的资金和物质能够有合理回报。

在物资短缺的年代，“统购统销”消除了市场的投机行为，最主要是稳定了粮食价格，缓解了粮食危机； “统购统销”也实现了在资源短缺情况下资源的合理配置，为中国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原始的资本积累。如今个体经济发展多年，走回头路式“三位一体”的示范作用到底有多大还不好说。不过根据以往的历史经验来判断，“举国体制”毕竟威力无比，倘若庙堂上的“话事人”觉得形势严峻，非如此不能有效缓解危机，那么无论“试点”效果如何，“以点带面，遍地开花”也只在挥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