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河

  这是个人对刘晓波先生一点粗浅的认识。在写帖子前先表明一下我对中共关押刘晓波的抗议。2009九年底，中共以子虚乌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因参与起草“零八宪章”）判处刘晓波有期徒刑11年；这是残酷的政治迫害，说明中共顽固并一贯地地坚持专制制度的政治态度。

  刘晓波在狱中被检查出肝癌晚期。据称刘希望出国医治，但遭到中共拒绝，现在国内保外就医。消息传出，网上人们议论很多，多是谴责中共对刘的政治迫害。“过气”的刘晓波再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人物。

  印象中刘晓波先生于2010年10月8日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后，在反共“民运”人士中是有争议的。据我认为，这主要是他在狱中写了一篇《我的最后陈述》，题目是“我没有敌人”。其中写有这样的话：“我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个人的遭遇来看待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变化，以最大的善意对待政权的敌意，以爱化解恨。”他认为，“仇恨会腐蚀一个人的智慧和良知，敌人意识将毒化一个民族的精神，煽动起你死我活的残酷斗争，毁掉一个社会的宽容和人性，阻碍一个国家走向自由民主的进程”。

  海外流亡“民运”人士魏京生说：“以我的观察，诺贝尔和平奖之所以颁给刘晓波是因为他与绝大部分的民运人士不同。他对政府有更多合作的表态，对其他受苦的反抗者有更多批评”。更有10多名因推动中国民主活动而被迫流亡海外的人士，集体发表公开信反对刘晓波取得诺贝尔和平奖；其中公开信主要联络人伦敦大学学院许毅称：“他（刘晓波）的行为是为自己谋名利，在关键的时刻表现软弱，没有办法成为楷模。”并表示“若他真的得奖，那真是像吞下一只苍蝇这么恶心。”

  有关刘晓波先生说“我没有敌人”的确切含义和详解我还不清楚；但本人认为他在话中表现出的宽容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就宽容这个词来说，就我个人感觉，中国人往往不认同；特别是建国之后的“毛泽东时代”，那时提倡“爱憎分明”，讲究“痛打落水狗”。要被彻底消灭的“帝修反”都是“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这些敌人都被冠以“匪”、“鬼子”、“狗强盗”等等非人的称呼。即便“文革”后“以阶级斗争为纲”成为过去，敌人还是天经地义不能够被宽容的。

  可是，刘晓波先生最初给我的印象可不是个宽容的人。我觉得一知道他，就认为他是个愤青。1989年“六四”事件中，他急不可待地从美国回到中国，来到天安门广场鼓吹街头政治，最后天安门广场“四君子绝食”，他是其中一分子。那时觉得刘晓波先生的话总有“不着调”的感觉。现在他怎么变了呢？怎么，他的思想认识就该一成不变？看来刘晓波先生这些年在政治观点上是有变化的；或者说我对他的一直有或多或少的误解。

  众所周知，刘晓波先生认为中国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言论。这话对有民族感情的中国人来说相当刺耳。他说这话时是1988年11月。下面是有关资料摘抄：

  香港《解放月报》（现《开放杂志》）主编金钟采访刘晓波：“有人对中国人的民族性格提出批评，你以为如何？”刘晓波回应：“我绝不认为中国的落伍是几个昏君造成的，而是每个人造成的，因为制度是人创造的，中国的所有悲剧，都是中国人自编自导自演和自我欣赏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对于金钟问“什么条件下，中国才有可能实现一个真正的历史变革”的问题，刘晓波回答：“三百年殖民地。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么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会变成今年香港这样，三百年够不够，我还有怀疑。”他在2006年表示，这句话是“中国的现代化需要经过长期的西化过程方能实现”信念的极端表达，可以公开西化的领域是进步最快的领域，比如源于西方的市场经济、私有制和自由贸易使中国经济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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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仔细读刘的这些话，仔细想了一下，还真不觉得他是无的放矢。言语是有些愤青味道，他的“这可能与人种有关”确实有些“大嘴巴”，把中国人的奴性和人种联系起来不但不着边际，也让人揪“小辫子”。话说回来了，我也是最近一些年才认为，中国要逐步实现民主制度，民众得换届。这么说我的思想认识也与以前有所不同了。

  刘晓波先生对中国大陆的教育制度的评价也让我深思，尽管话讲得激愤。他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有一点令世界各国无法企及，即它通过教育把人变成一个奴隶。这个制度不但没有一点变化，而且中国通过教育把人变成奴隶的技巧和一套程式已达到世界上最成熟和登峰造极的地步”。

  刘晓波先生在2009年底就宣称“我没有敌人”了。他高度赞扬“天安门母亲”，赞扬她们“以爱心融化恩怨，以理性约愤怒，以善意化解敌意，以和解缩小鸿沟，以勇气呼唤良知，以坚韧赢得尊敬”。

  “六四”事件中许多青年学生遇难，他们的母亲成为受专制迫害最深重的群体之一。但她们在公开信里这样写道：“我们从血泪与苦难中逐渐明白：六四不仅是一家一户的不幸，而且是整个民族的不幸。这种不幸的发生，源于人与人之间的猜忌与敌对，源于国人对生命和人的价值的漠视，源于我们这片土地上文明与法制的缺位。因而，其救赎之道，既不能靠中国历史上屡屡发生过的以暴易暴和阶级拼杀，也不能靠今天执政者反复宣示的所谓三个代表或亲民路线，而是要以和平的方式在中华大地上结束传统的专制统治，以确立现代民主、宪政的权威，要使每一个公民摆脱皇权时代遗留下来的依附性格和历史的惰性，在观念上确立人类普世价值的地位。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放弃了牙眼相报的偏狭，放弃了以恶抗恶的极端，决定以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克制来谋求‘六四’问题的和平解决。对于我们这些受难亲属来说，作出这样的选择是艰难的，也是痛苦的，但为了避免矛盾的激化，社会的动荡，我们作出了这个理智的选择。”

  在网上看到胡平先生就刘晓波“我没有敌人”的论点的分析；其中有段话这样讲的：

  在非暴力抗争的理论和实践中，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把罪恶和罪恶的执行者区分开来。是的，罪恶都是人干出来的，制止罪恶而又不制裁罪恶的执行者，这看上去不符合恶有恶报的正义原则。然而在非暴力抗争中，你必须做出这样的区分。如果我们对专制者说：“放下屠刀，你不能杀我们，等我们接过刀来杀你。”那还搞得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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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晓波的宽容精神值得赞许，但令人纠结的是当前中国大陆的社会状况和中共统治者的顽冥不化。中国大陆社会因专制统治集团的腐败造成贫富差别急剧拉大，社会矛盾也随之激化；然而中国民众并没有民主意识，并以独立人格意识争取自身权益。民众的逆来顺受则更造成统治阶层的“维稳”心态；一旦国家经济和政治上出现无法解决的问题，社会动荡起来，民众开始暴力革命，还会有宽容精神的空间吗？而那时的中国必将陷入灾难的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