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汝谐 （作家 纽约） 

上世纪80年代，是理想主义风行的年代；整个社会氛围充满所谓正能量。大势如此，

毕汝谐亦受到感染。

有一天，我的好朋友王大鹏（后来成为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研究员），急急忙忙地找到我，

说：作家艺术家都是有人文情怀的。莫扎特安抚临终老人的故事，尽人皆知。

你是一个有才华的作家，我相信你也是有人文情怀的。

我冷笑道：哥们儿，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别给我扣高帽子，我当不起呀。

他这才说明原委：他有个世交，其夫人已经是癌症晚期，活不了几天了。

家里有个待嫁的女儿，还没有对象呢。他们希望老太太与世长辞之前，

能够看到女儿有一个很好的对象，含笑离去。

当时在北京,男女青年比例严重失调；团中央有个内部材料，说北京的大龄女青年，

比大龄男青年多很多。原因是，上山下乡的知青家庭，往往优先把女儿办回来；

如此一来，单身男青年就很值钱了。大鹏想来想去，觉得我是充当假女婿的好人选。

我素来对于生活中一切逾越常规的事情，都抱有一种孩童般的兴趣和好奇，马上答应了这件事。 

在这里，我要插一句，我之所以写出王大鹏的名字和工作单位，是因为前几年，

我和大鹏兄有了一点误会，疏远了。我希望大鹏兄能看到这篇文章，念及昔日友谊，与我冰释前嫌。

之后，在王大鹏的安排下，我和那个女孩见了面。一个很端庄的女孩，

对于母亲无力回天的病情感到悲戚，而又不失分寸；对于我的热忱帮助表示感谢，而又合乎礼仪。

我们一起去医院看望她的母亲；我迅速进入角色，说应该说的话，做应该做的事，表现出色。

老太太不错眼珠地看着我，显然非常满意。这正应了民间的一句话：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欢喜。

我还送给老太太一本刚刚发行的东海杂志，上面有我的一篇爱情小说，题目就叫以爱情的名义；

总而言之，皆大欢喜。  

后来，我精确地按照正常恋爱所应有的频率，每隔十天半个月，去医院看看老太太。那年头，

医院里还没有护工，单靠护士照顾是照顾不过来的。有时候，既然赶上了，我也搭把手，

给老太太倒屎倒尿。

这就引起了我的深思：我一向好逸恶劳，厌恶体力劳动，却心甘情愿地为一个素昧平生的老太太提供服务，

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认为，这就是人性的复杂之处。文革前，贺龙元帅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动辄吹胡子瞪眼，

很多高级将领都怕他 ；可是有一回，贺龙去北京体育学院视察，半路上看到几个苦孩子在打草；

他马上吩咐停车（大红旗轿车！），这个四体不勤、养尊处优的元帅，亲手帮着苦孩子打草。 

我帮着照料老太太，贺龙帮着苦孩子打草；我们由此满足了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需求。

偶一为之的善举，使我们—— 微若鄙人，巨如元帅 ——感到自己很高尚。 

拖了几个月，老太太油尽灯灭了。听王大鹏说，老太太瞑目的时候，枕边还放着那本东海杂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