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格致夫先生的文章《郭文贵爆料何致老人政治抬头？》一文，觉得国外的精英终于觉醒，意识到了郭文贵爆料的根本性质，即老人政治这一当今中共高层政治的终极恶梦。但是该文的觉醒并不彻底，因为他仍然认为习近平在郭文贵爆料之前，已经相当程度上摆脱了老人干政，只不过又被郭爆料拉了回来。实际上，不论是胡温还是习李、习王，都是老人政治的棋子，习近平没有一天摆脱过江泽民的垂帘听政，他始终生活在江泽民庞大势力的阴影中。国内外舆论普遍认为习近平已掌握绝对权力的判断是个虚假的结论，中共的最高领导权几十年来一直掌握在江泽民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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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贵在最近放出的视频，他有这么一段话：“。。。让全世界都知道习主席有多么的困难！习主席永远不可能承认他心中的痛苦，因为他没有团队，他没有利益集团。我这个未来想讲的话，大家可以看一看，不论是郭伯雄、徐才厚还是令计划，所有被抓的人，哪一个是习主席的敌人呢？一个都不是！包括周永康。习主席没有跟他们有任何私仇，包括个人政治冲突，包括薄熙来，也不是习主席去抓的。习主席是真正要反腐的，但反腐被人家绑架，被人家利用了。。。”（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G4jfA_Ge44&feature=youtu.be ，39分43秒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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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话超出大众的理解能力，使人听了以后如堕云雾。习主席不是掌握绝对最高权力了吗？成了核心了吗？为什么郭文贵又说习近平没有团队，身边没有亲信，是孤家寡人呢？郭似乎暗示习近平身不由己，是被人架空的扯线木偶？为什么说令薄郭徐新四人帮都不是习抓的，和习没有任何利害冲突，而是别人抓的？这个别人是谁？媒体广泛传播的周永康、薄熙来嫉妒习近平，要对习近平不利，所以招致习近平的报复等等传说，难道不是真实的事情？与媒体渲染的，习王冲破重重阻力，查处新四人帮的神话相反，事实上有人在习近平上台之前就已经搞了很大的动作，做了许多手脚，令薄郭徐新四人帮在18大之前就已注定了倒台命运？当前反腐被谁利用？这些人利用的目的为何？所有上述事情内幕到底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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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文贵的海外爆料全面开花，精彩纷呈。但其爆料线索万变不离其宗，他自己也毫不讳言，就是矛头直指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他所有的“盗国者”，“以贪治国、以黑反腐的集大成者”，“蒙蔽习主席的罪魁”等大帽子，无疑都是给王岐山准备的。特别是他揭露傅政华令其调查王岐山及其家人，声言受到习近平的背书，暴露了习王的裂隙，进而揭开了中共高层深不可测的黑洞，表明中共绝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即习近平大权在握，而王岐山以发小、老友身份协助反腐的权力模式，看似自然，实际上却是一种假象，不论习还是王，都不是最终决策者，都是前台木偶，习王反腐是决策人特意营造的虚假表象，用来掩盖中共高层内部不可告人的老人垂帘听政的真实内幕。

           记得前几天看一篇文章，描述中共退休常委对王岐山恨之入骨，李鹏的老婆曾骂王岐山是鬼子六，满肚子坏水，其背后意涵极深。鬼子六就是晚清辛酉政变的主谋，咸丰皇帝的弟弟恭亲王奕訢。当时咸丰皇帝刚死，政权由肃顺为首的顾命八大臣掌握。而鬼子六奕訢密谋勾结慈禧太后，在两宫从热河回京后发动政变，夺回了政权，开启了晚清长达40年的慈禧垂帘听政，导致清朝政治凋敝，人心丧尽，最终崩溃。而始作俑者鬼子六不久就被慈禧抛弃，郁郁而终。这种深层含义与中纪委把曾庆红比作庆亲王异曲同工，以清宫剧来描述中共现状，令人更容易理解目前中共高层的诡谲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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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曾在2015年初的《习近平反腐就是要打破垂帘听政》一文中，从18大确立的最高权力架构上入手，逻辑推理，深入分析，最终得出江泽民势力遍布要津，其亲信党羽包揽党政军所有关键职位的结论；中共的核心军权、政法权、金融财权，以及中共组织宣传大权，分别掌握在由喜贵、贾廷安、刘云山、孟建柱、周小川之手，中央常委会除习近平之外的所有成员，包括王岐山，以及中央军委全部成员，全都是江泽民的门生信徒、左膀右臂，一个萝卜一个坑，忠实地执行江泽民意志，同时巧妙地掩饰真相，给外界造成习近平掌握绝对权力，一统山河的幻象，为维护江泽民垂帘听政的格局尽情表演，瞒天过海，欺骗天下所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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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令薄周徐新四人帮的倒台，我在《膜蛤纪实：贾廷安献妙计，江泽民智取周徐令薄》中交待了来龙去脉，以演义形式展示了这一历史上罕见的政治大戏。18大之前江泽民在由喜贵、贾廷安的辅佐下，装病住院，玩弄诈术，引蛇出洞，诱使令薄周徐新四人帮错判局势，原形毕露，被江抓住把柄，置他们于死地，并利用令计划的鲁莽失误，制造借口，在18大之前，闪电出手，软禁胡锦涛，接管政权，从而在政治上瓦解了第四代领导人胡锦涛的政治基础和影响，一举清除所有异己力量，在台面上只留下两个势力，就是具有超级力量的江泽民本人，相对于势单力孤的政治侏儒习近平；只有这两人才是具有合法正统地位的前任和现任核心，18大以后高层政治的真正超级玩家；即使胡锦涛，名义上是第四代领导人，但无人再提起，事实上已被废掉，远离决策中心，淡出政坛。而所有其他人都俯伏在江的脚下，颤栗效忠。因为他们都明白陈良宇、黄菊以及令薄周徐郭这些倒霉蛋的下台原因，那就是如果不懂政治，不服从垂帘听政大局，超越自己的政治身份，将被以腐败巨贪的名义打老虎，面临身败名裂，家破人亡的悲惨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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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其权力结构，庞大势力，以及在反腐、经济、军队等领域运作方式和特点，我在许多文章中都有论及，读者可参考《军改后江泽民仍借贾廷安掌控军队干部任免权》、《抓郭伯雄徐才厚江泽民先得利》、《令完成逃亡路线图就是和江泽民集团殊死决斗》、《如果江泽民现在死，中国政局会有什么惊人变化？》、《股灾背后 习李与利益集团争夺经济主导权》等文章。在这里我只想强调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并非人们想象的请客吃饭，不仅仅是一般组织意义上对党政机构的掌控，而是带有军阀性质的军事独裁强势集团执政，具有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极端残酷性。它是以掌控军权为主要基础，特别是掌握负责宫廷内卫和北京城市主要设施防务的数十万8341精锐铁甲（注1)，外围的首都卫戍部队，和驻防京畿周边的野战兵团，形成三位一体，分兵把守，密切合作，同时彼此监视、互相牵制的防卫体制，滴水不漏，固若金汤。在这种体制下，任何个人都不值一提，任何针对太上皇的政变行动都不可能成功，在此基础上的垂帘听政体制，是不可战胜的，除了主政者生理死亡外，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推翻这个体制。而这一含义首先领会最深的应是具有傀儡性质的领导人如胡温、习李等，他们才是江体制首先防范的政治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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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小平在晚年，为了保证改革开放政策的连续性，同时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死后，子女亲人受到保护，不会被人秋后算账，对江泽民采取了笼络政策，把衣钵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江泽民，为此不惜牺牲自己多年的心腹知己杨尚昆兄弟，消掉杨家军权，然后交给江泽民；甚至在生前指定胡锦涛为第四代领导人，为江泽民的垂帘听政培养傀儡接班人。可以说邓小平交班江泽民，不遗余力，机关算尽，力保家人几十年的平安。果然邓小平死后，江泽民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同时遵守诺言，暗中保护邓小平一家平安度日，远离祸事。可以说邓小平的新老交替处理的非常成功。

            江泽民自2002年名义上退休，交棒给胡锦涛开始，中共就进入了新老交替的阶段。众所周知，由于江泽民全面干政，继续行使大权，这一进程被打断，一直处于停滞状态。但是尽管如此，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江泽民也逃不掉，随着年龄的增大，和平地交班给习近平，成为越来越急迫的事务。江泽民事事学邓小平，在交班问题上也是一样，其中核心的问题就是如何保证自己死后，习近平不为难自己的家人，让他们平安生活。但是世事无常，做到这点谈何容易？江泽民已经很难象邓小平那样能把握未来，很难保证家人后代远离政治，避免受到其他冲击，因为此时中共的形势与当年邓小平时完全不同，前途渺茫，局势难测。中共领导的改革大潮高峰期已过，经济上的成功造就了中共上下官员的大规模全面贪腐，中共各级领导忙于捡实惠、捞好处，社会和民间财力被抽空，大量转移出国境，问题推给未来，债留后世，积累了庞大的社会欠账，势必要受到后世的追究，面临终极审判。可以毫不夸张地断言，中共统治已进入衰落时期，社会大规模的动荡与革命迫在眉睫；在动乱的形势下，没有人能够绝对安全，更不用提江核心的家属，随时被人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随时会被推到风口浪尖上，落得个粉身碎骨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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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按照正常的牌理，江泽民学习邓小平，把权力衣钵和平移交，已经不足以保证亲人后代在自己身后的安全；仅仅交班给习近平还不够，还要给历史做出交代，为中共的未来做出正面贡献，得到历史的饶恕，或者说支持习近平大力反腐，掀起反腐高潮，争取10-20年时间，使自己的家人逐渐淡出政治，逐渐被世人遗忘。换句话说，江泽民主导反腐，一方面是扶植习近平，使其羽翼尽快丰满起来，同时最重要的，用其他贪官的首级，来为多年来大规模贪腐买单，为中共罪恶作替罪羊，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使自己的家人脱离险境，度过大变革的前夜，得到最终的解脱。用最简明的一句话来说，就是江泽民准备把所有昔日下属的身家性命交给习近平，做投名状，任其宰割，必要时牺牲这些头颅，以最大限度地影响未来历史进程，获取未来的政治宽恕，赢得后世家人的永久平安。而上述才是中共近年来大规模反腐的最深刻的政治历史背景，是中共新老交替时期的特殊需要，是首先体现中共太上皇意志的政治性运动，而不应该被单纯理解为习近平个人的报负和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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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意思哪？所有退休常委，包括现任高级官员，都是江泽民的下属，与习近平素无缘源，习近平在掌握绝对权力的同时，必然换掉这些人，让自己信得过的也更加年轻的人上台；同时，为了坐稳宝座，树立权威，必然要清除异己，杀人立威，这是历朝历代上位新君必不可少的政治套路，也是中共历代领导人的一贯做法；而江泽民投其所好，用昔日自己心腹亲信的身家性命，为习近平权力铺路，让习近平见自己的情，饮水思源，保护好自己的后代。这与当年邓小平的做派完全相同。当年邓小平为了笼络江泽民，不惜牺牲心腹杨尚昆的前途，因为形格势禁，邓小平执政生涯已经面临终结，不再需要心腹亲信了，朋友是用来卖的，杨尚昆被出卖，正是体现了亲信好友的最后功用。而江泽民也一样，已经年过九旬，不再有重新执政的任何可能了，那么多亲信党徒，什么曾庆红、李长春、吴官正等等，这些昔日鞍前马后的跟班亲随，已经百无一用，只有最后的功能，那就是被当成商品出卖，以换取江泽民自身家庭的安全，这就是政治的惨酷无情。

             这一点是理解郭文贵爆料的根本关键，即曾庆红早已与江泽民决裂，曾庆红已经被江列为政治打击的首要目标，曾庆红在王岐山的反腐扫荡下，势力土崩瓦解，被逼无奈，只好启用郭文贵爆料这最后一招，来挽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命运。而某气功组织，把江、曾仍然视为同一种势力，把江曾二人说成郭文贵的共同老板，无中生有地制造“江习斗”的神话，是其基于对江刻骨仇恨的基础之上的策略主张，虽然可以理解，但是并非事实；郭文贵爆料王岐山，暴露出习王体制的冲突，给了“江习斗”谬论以致命打击，使他们的学说不攻自破，所以，他们对郭文贵爆料采取不予理睬，不予报道，却不断制造江被捕或者江病危等假消息来干扰视线，引导舆论，当然这是题外话。总之，江泽民与曾庆红的分道扬镳，是18大以后的新情况，应该是我们理解郭文贵政治立场的重要一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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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岐山作为受江泽民委托，辅佐习近平，主导反腐大局的关键性人物，几年来忠实执行了江泽民的初心，先是协助习近平反腐，利用中纪委这一强力工具，拿下了令薄周徐等前江系干将，为习近平在上台之后很短时间就以反腐打开局面，奠定了强势领导人的风格，造神运动初战告捷；随后王岐山把矛头转向了曾庆红等人，称其为大清朝的庆亲王，卖国贪腐，无恶不作；搞臭名声后围而不打；所有昔日江系亲信逐渐明白了江习王的意图，陷入了慌乱恐惧的局面。这些人有的自求生路，向习王输诚，表示忠心；而其中，贾庆林、贺国强当过福建省委书记或省长，曾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顶头上司，想必当时关系尚可，事后贾、贺自愿投靠，早早上岸，成为退休常委中的异数。从郭文贵对所有退休常委都表示礼貌，独独把贺国强从退休常委中挑出来，予以单独重击来看，应该就是这么个情况。而大部分退休常委，如曾庆红、李长春、吴官正、李岚清等人高攀不上，其在地方下属部门的代理人被以反腐名义抓出，纷纷落马，政治势力受到剪除，只好听天由命，任人宰割，局面十分凄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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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岐山确实才能出众，助习近平坐稳江山，消平山头，屡出奇招。他一方面以省以下反腐为重点，调动各省大力反贪，重在制造肃杀的政治空气，造势为主，形成官场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以逸待劳，为习近平掌握各省封疆制造机会。各省比学赶帮，以抓出高官贪腐案件为荣，竞相攀比，以此为登龙捷径，升官秘诀。广东胡春华本是团派异己，但大力反腐，积极配合习王号召，曾经一次就在佛山撤职逮捕上百名科级干部，致使地方政务几乎瘫痪，官场谈反腐而色变，闻纪委而丧胆，从而立下奇功，虽不能就此入常，但已大大改善团派境遇，前途看好。而重庆孙政才本来是宰相根苗，但因反腐不力，心慈手软，被批为“肃清薄熙来余毒不力”的罪名，前途暗淡，几乎笃定失去入常资格。

            18大以来，王岐山中纪委的反腐有两大线索，除了令计划团派势力的山西、江苏、云南等一大主线外，另一个就是石油系统、工业系统，以及四川、河北、湖南等曾庆红周永康的窝点和势力聚集的领域，挖地三尺，追踪株连，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人们只知道江主席恨令计划，习主席恨周永康，人们不知道这里边还有另一个深藏不露的主题，只有江习王三个人知晓的秘密，即打着铲除周永康残余的旗号，借机消平曾庆红的势力，把庆亲王变成光秃秃的白条鸡。

             仅在石油系统，这几年中纪委就抓出来几十个副部级以上的高官，除了少数是周永康的死党，大部分是曾庆红的亲信，或者双方共同的亲信。计有蒋洁敏、陈同海、王天普、王永春、廖永远、李华林、冉新权、王道富、陶玉春、李崇禧、郭永祥、温青山、王立新、薄启亮、沈定成、王文沧、冀文林等，地方上的省部级如苏荣、苏树林、周本顺等。曾的大秘施芝鸿，以及原北京市市长王安顺，均被排挤到冷门机关，坐冷板凳。其他如国安部副部长马建、公安部副部长李东升、河北政法委书记张越等低级干将，也同样被列入黑名单，斩草除根，以绝后患。几年下来，庆亲王政治实力被消除殆尽，虎落平阳，除了以前的秘书施芝鸿在媒体面前勉强说几句话外，众叛亲离，作困愁城，呼唤不灵。总之，几年下来，习王奠定了反腐肃贪的施政大局，开辟了今后十年的执政脉络；19大进一步确立习王反腐路线，反腐倡廉将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只要形势需要，随时从丰富的老虎库存中抓出大老虎，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成为挽救困局的壮阳大力丸，鼓舞民心士气，延续中共政治寿命，左右逢源，大旗不倒，永保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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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郭文贵的爆料似乎就是被习王追杀的退休常委，在19大江习王势力即将大获全胜、摧枯拉朽的形势下，对自身危险命运的哀鸣和反抗。而郭文贵比权量力，审时度势，断不会以推翻中共为最终目标，逞强蛮干，以卵击石。而他的爆料，实际上立足于逼决策者抛弃王岐山，釜底抽薪，阻断王岐山19大连任之路，给退休常委们谋取生存空间。

            而郭文贵采取的策略也并非一味哀求，借口“郭七条”，明着诉诸习近平，实际上喊话江泽民，是郭与江泽民的博弈，因为王的是否连任，并非取决于习近平，而是由太上皇做最后决定；郭计划应是通过曝光，把江泽民、习近平、王岐山的三人默契彻底揭穿，把王岐山这张暗牌变成明牌，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真相大白于天下，从而使中共高层权力架构失去政治功用，不仅令王岐山的权威荡然无存， 而且会使老江的垂帘听政暴露于阳光之下，不可持续，从而被舆论所指，晚节不保，甚至陷入全体高层的合力抵制，无法应对的危险局面；最终迫使江泽民为自身考虑，被迫放弃王岐山，另起炉灶；王岐山一旦19大上致仕退休，将给习近平执政格局重大打击，也严重干扰了江泽民新老交替的大局，给中共未来增添极大的变数。但是对于退休常委来说，没有王岐山的政治格局，将是赶走索命的无常，脱离危险，起死回生、避免灭亡的大好局面，逃过一劫，保住身家性命。这种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决定了双方的这场政治博弈，是你死我活的严酷斗争，成王败寇，不容有失。对郭文贵来说，如果不被干掉，能活到最后，阻止王岐山的19大连任，是他所能期盼的、最佳的的结果，是双方皆大欢喜的结局。

            注1：  按中共的传统，以中央警卫局的10-15万精锐铁甲御林军为核心，加上城区内武警治安部队，市区外围的卫戍部队，以及驻防河北的38集团军，构成了防卫京畿地区的基本军事力量；他们不相统属，各有分工，各负其责，彼此监视，互相制约，分别对最高领导人负责，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控制首都政治局势，掌控根本大权的最终手段。江泽民之所以能够在党内军内长期垂帘听政，幕后操纵一切，保持太上皇地位长久不变，最终靠的也正是这个杀手锏。

            在邓小平时代，首都军事力量分别掌握在当时的中央警卫局局长杨德中，和邓小平大秘，军委委员、总政副主任王瑞林上将手中。到了江泽民时代，中央警卫局局长换成了由喜贵，由成为新的御林军首领；而其他武警、卫戍区以及38军等外围军事力量的首脑，则由江泽民大秘，主管军中干部任免的总政治部副主任贾廷安上将掌握。这两个人分别手握重兵，掌控首都不同的军事力量，组成了江泽民把持最高领导权的铜墙铁壁，为垂帘听政立下汗马功劳。

            2007年由喜贵上将名义上退休，但仍然兼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暗操实权；前任局长曹青中将，以及现任局长王少军中将，均出于由喜贵门下，能力魄力欠佳，性格沉闷老实，胆小听喝，都是徒有其名的傀儡局长，而且这两个人只担任中央警卫局局长，并不兼任中办副主任的职务。由喜贵利用傀儡掩盖自己退而不休的事实，中央警卫局的大权始终掌握在由喜贵手中。贾廷安则生于1952年，相对来讲年富力强，他任军委政治部第一副主任，主管干部任免调配，负责所有军中师级以上干部任免调动，少将以上军衔的授予等，协助江泽民掌管军中人事大权数十年，其政治生涯与江泽民共始终，休戚与共。

            在18大以后，由喜贵曾对中央警卫局进行了较大调整，淘汰许多昔日与曹青关系密切的部下，并将曹青以突然袭击的方式调走，让王少军当局长，相比之下，王少军比曹青年纪更轻，实力更小，更听话，由喜贵的权力有了进一步加强。而某气功组织借此演义说习近平调38军接管警卫局，张又侠带兵进驻，等等，都是为了渲染“江习斗”而制造的故事。关于习近平借此掌握中央警卫局的说法没有根据，中央警卫局至今是江泽民的囊中之物，由喜贵仍然是8341的绝对领导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