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世上从不存在永恒不朽之物，美式民主当然也不是。

　　“让美国人做一件对的事，必须要等他们把所有错事作完以后。”这是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时的名言。

　　我最近在读一本新出的《丘吉尔传》。这本书的副标题叫“与命运同行”，我觉得，这个副标题起的异常精准而又黑色幽默。

　　作为一个老迈帝国的保守主义者，丘吉尔的一生其实都在不得不等各种命运的时机。比如在二战中，丘吉尔为英国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其实就是等。

　　等对岸的美国人什么时候能意识到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希特勒的纳粹德国不仅仅是欧洲霸权的挑战者，也是英美制度的挑战者，美国必须亲自下场、与英国一起全力一搏，才能保卫自己的制度不失。

　　其实二战时代的美国外交反应就很慢，但好歹还算及时，因为美国幸运的赶上了两个“奇异点”：

　　其一，是美国刚好出了个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居然破天荒的连任了四届，且任期内权力惊人。这在美国史上是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的。

　　在整个20世纪，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各自为合众国贡献了一位最杰出的总统。

　　共和党那位是罗纳德·里根，而民主党这边就是这位小罗斯福，两位总统共同的特点，就是用他们强大的人格魅力和总统的独裁权帮助美国在关键节点上完成了战略转向，最终击败了美国在当时最重要的对手：纳粹德国和红色苏联。

　　其二，德国稳定发挥了它一贯低级的结盟水平 ，选择了与军国主义日本同攻同守。

　　而当时已经陷入疯狂的日本面对美国的围堵，不揣冒昧的以自己的孱弱国力选择主动偷袭珍珠港。这种“不讲武德”的“偷袭”，直接帮罗斯福堵住了其国内孤立主义的嘴巴。

　　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在得手之后曾感叹了一句：“我们惊醒了一个巨人。”

　　是的，美国是个巨人，势大力沉是它的可怕之处，而在战略转向上反应迟缓，是它的缺陷。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德国没有日本这个“猪队友”，如果当时德国的外交策略更谨慎、精明一点，或者如果美国不是由强硬的罗斯福当政，而换一位老迈、软弱、话都说不清的总统……这个国家会怎样？它能赶在二战结束前被惊醒吗？

　　有部美剧叫《高堡奇人》，幻想1933年罗斯福就被国内既得利益集团成功刺杀了（史上确有其事，只不过那刺客枪法实在太拉胯，连开三枪都没打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那个时间线里，在二战中“躺平”的美国已经完蛋很多年了。

　　上世纪90年代，弗朗西斯·福山写了《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这本书其实是用学术的语言讲了一个神话故事，认为美国在二战和冷战中能取得胜利，是其民主制度的“昭昭天命”。美式民主今后就永垂不朽了，成为人类的终极制度。

　　这个说法一度忽悠了不少人——虽然福山写的其实是个神话小说。

　　但考察20世纪的历史，我们其实根本看不到福山所谓的这种“历史大势”。

　　美国能在20世纪走向国际舞台之后一而再再而三的击败其挑战者，是一个又一个充满运气的偶然连缀而成的。

　　而其最大的运气，是在两次面对最严峻挑战时，都能推出一个强力领导人，帮助美国克服民主制度“反应慢”的致命缺陷。

　　当然，你可以说，这种“巧合”本身也是美国政治制度设计的精妙之处。

　　是的，美国在历史上能得胜，恰恰不是因为它是纯粹的民主制，而是其制度中存在“反民主”的成分，美国的建国先贤们仿照罗马，将其制度打造为了一种独裁与民主的混合政体，我们称之为“共和”。

　　昨天，我写了《美国真能对俄和解？聊聊拜登的“崇祯式困境”》一文，认为当今的美国与当年的晚明一样，存在致命的“战略锈死”病。

　　文章发出后，不出意外，遭遇了一些朋友的反对，有人质问我怎么可以这样谈美国：“民主的美国岂是一个400年前的腐朽的东方专制王朝可比的？”“民主的美国压根不会存在你说的战略锈死问题！”

　　持这种观点的朋友，我建议您去读一下《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看看民主的雅典在与威权的斯巴达对阵时那种迟缓、盲动、被国内各派势力所左右，最终目标感完全丧失，是多么狼狈。

　　其实，如果单论战略的灵活性，民主制度非但不是最好的，反而可能是史上所有制度中最差的。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威权体系下领导者可以一言以决之的战略转向，在民主体系下需要经过反复讨论，平衡国内各个利益集团才能做出。

　　如果抛开国力不论，单论战略转向的灵活性，今日的美国可能还不如皇权机制尚能完善运行时的大明。

　　相比威权，民主永远是个反应很慢的制度，这一点我们在2020年的疫情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而与防疫这种内政事务相比，外交和军事政策其实需要更快的反应速度和转向能力。

　　所以在美国的体制还健康时，总统的行政权在外交和军事上是有着类似威权的独裁权力的。这就是现代共和制不同于古典民主制最大的改良之一。

　　在建国之初，熟读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熟知民主软肋的建国先贤们，是仿照罗马共和国时代紧急时刻任命的“狄克推多（独裁官）”给总统在外交上赋权的，这就是为什么“总统在联邦内部是人民的卑仆，在联邦之外却是威严的君主。”

　　注意看，华盛顿总统衣衫之下，藏着一把罗马独裁官使用的“法西斯”。

　　但总统的这种外交威严，我们在今日的美国外交中是难以看到的。看过了拜登在美俄会晤后的那个混乱而狼狈的记者会，你觉得他在外交上还有半点美国总统本应有点的威严吗？

　　很多人对此次美俄首脑峰会感到非常紧张甚至兴奋，觉得这跟G7会谈一样，是大事儿。美俄达成所谓“战略稳定协议”就能进而达成什么“总妥协”，拜登的对华包围网已经编织成功了。

　　但实际上，类似的会谈早在川普当政的时代，就至少出现过三次了，

　　每次的剧本都是：总统跟普京谈的好好的，美俄媾和好像已经近在眼前。可川普一回国内就遭遇了国内各派势力的责难，总统应付“通俄”的指责尚且不及，压根无法履行与普京达成的口头协议。

　　所以这些八字刚有一撇的媾和之事，最后都不了了之了。现在美国总统在对俄事务上受到的国内国外掣肘实在太多，总统在对俄外交中几乎已经陷入“失能症”的状态。这与崇祯时代明朝对满清想谈又不敢谈、谈了又执行不下去的情景，是极端类似的。

　　我将此视为一个重要表征，美式共和制正在逐步劣化为雅典式民主制：仅仅过去了几十年，美国已经不能像冷战时代一样，总统说与大国破冰就破冰，说低头就可以低头。当年的美国总统可以不顾国内政治正确采取一切外交行动，只为了腾出手来对付他的主要战略对手。

　　这才是曾经的美国能屈能伸、并借此赢得两次对抗胜利的外交形态。

　　请问，对比今夕美国的外交战略反应速度。今日的美国，不是战略锈死，是什么？这个国家在外交上不是正在衰老，反应力正在下降，又是什么？

　　而从俄方会晤后的新闻发布会看，普京的对美策略也非常明确：普京并没有蠢到拜登一抛橄榄枝就立刻“投诚”。人家的态度是：愿意讲和？可以啊！请先给行动，减少制裁，对俄让利。我们俄罗斯人从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赔本的买卖俺们不做。

　　实际上，从奥巴马而至川普、再到拜登，普京见谁都是这么谈的。这个态度对俄罗斯来说稳赚不赔：美国愿意对俄松绑那自然好，即便不行，这样一次气氛暧昧的美俄会谈，也有利于俄罗斯在另一个大国面前自抬身价。

　　在中美关系逐渐向对抗转化的大背景下，俄罗斯对谁都不把话说死，是对己方最有利的。

　　无非“间于齐楚”么，这点招人家战斗民族是最会玩的。

　　所以切勿把此次美俄会谈的意义看的太重，觉得“美俄媾和”马上就要形成了，弄得好像你第一天关注国际政治一样。

　　古今中外，各国的政治体制也许有不同，但人性总是不变的，所以历史才会不断地重演。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不能善加维护，不能遏制其内生的既得利益者，都会腐败劣化。曾经在萨拉米斯湾击败波斯的雅典会，曾经驱除鞑虏的明朝会，曾经在二战和冷战中两次克敌制胜的美国，同样也会。

　　除非你像福山曾经认为的那般，认为美式制度是一切政治制度的最终形态，能陪着人类一起走向世界末日。

　　文尾再多说一句，很多人说我昨天那篇文章“粉红化”“五毛化”“胡锡进化”，甚至说我“献媚xxx”云云。

　　我对非此即彼的直线性真的很无语，我只是客观谈了我对目前美国所遇到的问题的看法，不存在任何褒贬。怎么一顶顶帽子又扣下来了呢？

　　我说美国存在致命问题，并不代表我要献媚谁。正如我说美国某种制度很好，也不代表我要反对谁。

　　请不要那么二元化思维，这个世界上，在“五毛”与“美分”之间存在另一种人——他们名叫正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