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前篇：中东路，1896到1928（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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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东铁路勘查、施工过程中，吉林交涉总局、黑龙江交涉处等清政府对俄交涉机构的“封建衙门”作风令俄国人非常不满。中东铁路总监工（总工程师）尤格维奇（茹格维志）鉴于“铁路开筑，汽车通行以后，中俄杂处其中，纠葛必不可少”，要求中方按照近代外交体制成立“铁路交涉局”，“专司铁路交涉”。经清政府批准，1899年5月31日，吉林将军延茂与尤格维奇签订了《吉林铁路交涉总局章程》，之后在哈尔滨设立了吉林铁路交涉总局，在吉林辖区内的铁路重要区段设立了铁路交涉分局。同年10月5日，黑龙江将军恩泽与尤格维奇签订了内容相似的《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章程》，1902年1月，在哈尔滨又设立了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在各地设立了相应的交涉分局。中东铁路管理局所在地哈尔滨时为吉林将军辖地，但与黑龙江将军辖地仅一江之隔。吉林、黑龙江两将军辖地以松花江分界，江北属黑龙江将军，江南属吉林将军。
清末民初的东北行政地图
《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章程》、《吉林铁路交涉总局章程》内容相当，两章程中比较重要的规定有：
铁路交涉（总）局专管铁路界内交涉事宜，该局应会同（俄方）总监工协商办理工作事宜；
遇有重大事件，或铁路交涉局总办与总监工意见不同时，应上报将军，由将军安排与总监工照会核办；
总办与总监工议定之事，总办应拟定成文，一方面通报将军，一方面报交涉局(吉林交涉总局、黑龙江交涉处)备案；
铁路购买公私地段时，应将契约据交铁路交涉总局验明盖印生效；
铁路交涉总局总办任免须经（东省铁路）公司同意。
吉林、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设立后，原有吉林交涉总局、黑龙江交涉处并未撤销，二套班子可能同署办公。
随着铁路工人和中外商贾的大批涌入，中东铁路（即东省铁路、东清铁路）沿线人口迅速增加，日渐繁荣，到日俄战争结束时（1905年9月），仅哈尔滨一地，中、俄人士及其它各国侨民总数已达25万左右。鉴于中东铁路沿线的主权、利权及管理问题日渐突出、重要，清政府试图更多地介入铁路及附属地的行政管理，以维护、行使中国对中东铁路路区的主权。
日俄战争后的中东铁路、南满铁路
1905年10月6日，署理吉林将军达桂、暂署黑龙江将军程德全联名上奏清廷，指出：“窃惟吉林哈尔滨地方，为东清铁路之中心点，主权利权应亟维持，力争先著”。10月31日，两将军所奏得到批准，清政府在中东铁路枢纽-哈尔滨设立了隶属吉林将军的滨江关道，职责为专办吉、江两省铁路交涉事务并稽征关税，时任吉林铁路交涉使、吉林候补知府杜学瀛被任命为滨江关道首任道员。
清政府的初衷是以兼具行政、外交（交涉）双重权力的滨江关道替代黑龙江、吉林铁路交涉局，及吉林交涉总局、黑龙江交涉处等原有对俄交涉机构，但俄方对滨江关道的设立持抵制态度，仍坚持与原有交涉机构打交道。于是，滨江关道设立后，原有交涉机构未能裁撤，新旧机构并存且一度同地办公，杜学瀛本人也兼任新旧多个职务，按需要以不同的身份和俄国人打交道。半年之后（1906年5月11日），杜学瀛在傅家店（位于松花江南岸，中东铁路东侧，后改称傅家甸，今属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道外区）设立专门官署并启用“滨江关道兼吉江交涉事宜关防（印信）”。
1906年，署吉林将军达桂上奏清廷，指出“哈尔滨俄人屡向傅家店侵展，华洋杂处，交涉日繁，傅家店一带商民日众，无以为治，并且江防紧要”，奏请仿营口厅成例设置滨江厅。1907年1月23日，达桂所奏得到清廷批准，之后清政府设置滨江厅，“专理华洋交涉”及“命盗案件”。4月18日，首任滨江厅江防同知朱启经在傅家甸启用关防（印信），正式办公。滨江厅隶属于滨江关道。滨江厅设立后也遭到俄方的抵制。
注：1861年5月24日，营口代替牛庄成为东三省第一个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1866年，清政府在营口设置奉锦山海关兵备道；1867年1月设营口海防同知厅，负责海疆治安。
滨江关道、滨江厅的设立都是清政府维护中东铁路路区主权、利权的努力。设立滨江厅主要着眼于哈尔滨一带附属地外围的行政管理、华洋交涉、江防；而设立滨江关道则着眼于介入附属地本身的行政管理，并兼顾铁路、附属地的对俄交涉。
滨江关道初建时，没有辖地。滨江厅初建时，辖区仅为傅家店（今道外区头道街至十四道街）和四家子（十四道街至二十道街）方圆约5公里范围。滨江厅的辖地也使滨江关道有了辖地。
当时，哈尔滨已开发地区一地两治：一是滨江厅-滨江关道所辖的傅家店和四家子；再就是东省铁路公司买、租，由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的“附属地”，包括：道里、南岗、香坊西部(以现在红旗大街为界)、道外西部(以景阳街、承德街为界，包括江北船坞)等。
1906年9月1日，清廷颁布《宣示预备立宪谕》。
1907年4月20日，清政府实行东北改制。改盛京将军为东三省总督，裁撤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将三将军辖区改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东三省总督总揽东三省军政事务，节制三省巡抚。东三省正式设立。
东三省首任总督为徐世昌，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首任巡抚分别为唐绍仪、朱家宝、段芝贵。
1906年10月，沙皇内阁批准了由东省铁路公司制订的《东省铁路附属地民政总则大纲》（有《东省铁路附属地民政大纲》等不同名称），该《大纲》的方案是：仿照租界的形式，在中东铁路沿线附属地建立民事机关，成立警察局、法院、邮政局、教育处、地亩处等行政机构。
1907年7月，中东铁路管理局设立民政部（民政处），主管哈尔滨、满洲里、海拉尔、绥芬河等铁路沿线附属地的民政事宜。民政部下辖警务处、地亩处和学务处，铁路“附属地”土地的管理、经营由地亩处负责。
1907年11月7日，俄国财政部顾问希鲍夫、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副局长希尔科夫、驻哈俄国总领事留巴、地亩处长戈伦勃切夫斯基等组织120余位俄国商民在商务俱乐部（原址在现兆麟公园内）开会，会议通过了《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章程草案》，规定由俄国人担任市公议会董事会主席，公议会活动受东省铁路公司理事会和东省铁路管理局（即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监督。23日，霍尔瓦特、东省铁路公司将该草案公布于众，并宣布将埠头区（现道里区一部分）、新市街（现南岗区一部分）合7.8平方公里的区域划归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管辖。
1908年3月，地亩处长戈伦勃切夫斯基等人组织了哈尔滨自治公议会选举，选出了40名议员，两名候补议员，推举贝尔格为第一任公议会会长，并成立了公议会执行机关—董事会，董事共5人，任期3年，公议会会长贝尔格兼任董事会主席。俄方控制的哈尔滨城市管理机构正式建立。之后，中东铁路管理局民政处（部）把埠头、南岗的商业事务、市政、城市设施、园林绿化、文化教育等事项的管理权移交给了哈尔滨自治公议会、董事会（香坊区应仍由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
这样，哈尔滨又出现了一地三治的局面：清政府滨江关道-滨江厅管理傅家甸、四家子；哈尔滨自治公议会管理埠头、南岗；中东铁路管理局管理香坊。
俄国人在哈尔滨的“自治”活动引起了清政府官员的警惕，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为首的东北要员纷纷上奏清廷，陈明利害，建议采取措施。不晚于1908年2月，清政府外务部照会驻华俄国公使蹼科第，指出“东清铁路系属商业。。。，无管理地方之权”（出处？），并声明“原拟自治章程，中国万难允任，应即撤销”。
就中东铁路附属地内自治及管辖权问题，中俄双方举行了多轮磋商。1909年5月10日，清政府外务部尚书兼会办大臣梁敦彦与俄国驻华公使廓索维慈(罗斯托韦茨)在北京签订了《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共18条。俄方在《大纲》中做出了“铁路界内首先承认中国主权，不得稍有损失”的承诺，清政府则同意“中俄双方共同在东省铁路界内设立公议会，经理地方自治”，在强调华、俄共同参与自治机构的同时，也承认了哈尔滨等地的自治公议会。《大纲》中也写入了“东省铁路界内中外人民一律平等”这一内容。
《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规定：“公议会所决定重要事件，皆须经东省铁路公司‘核夺施行’”。这一规定实际上使东省铁路公司（中东铁路管理局）成为公议会的上级机构。东省铁路公司名义上中俄合办，但实际的管理、决策权都由俄方把持，因此，公议会也必然由俄方把持。
《大纲》还规定：“交涉总局总办及铁路总办位置在公议会会长及办事处领袖之上，有监察之权”。交涉总局总办包括两人，即吉林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和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办，皆为大清官员，铁路总办即东清铁路管理局局长。这三人虽然都被赋予了高于公议会会长的地位，但他们的关系并不对等，因为中方铁路总办的任免须经东省铁路公司（东清铁路管理局）同意（《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局章程》、《吉林铁路交涉总局章程》）。因此，中方交涉总局总办于自治公议会的地位更多是象征性的。
综合上述两项规定，可以明确，按《东省铁路界内公议会大纲》，掌握自治公议会最高权力的实体是俄国把持的东省铁路公司及其管理机构-中东铁路管理局，掌握自治公议会最高权力的个人是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霍尔瓦特。与此同时，清政府对自治公议会的管辖权更多是名义上的。
1907年8月30日，东省铁路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吉林省中东铁路公司购地合同》和《黑龙江省铁路公司购地合同》，东省铁路公司所占用的两省土地共约300万亩（约0.2万平方公里)，这已经是清政府与俄方多年交涉，将东省铁路公司占地予以相当幅度缩减的结果。又经过反复交涉后，1910年，俄方同意再将部分空闲之地退还中国，重新划定后的铁路占地约为190万亩（约0.126万平方公里）。此后，东清铁路（中东铁路）附属地面积未再有大的变化。
1910年9月29日，经黑龙江铁路交涉总办李鸿谟的有力交涉，中东铁路管理局宣布，“俄商与本公司订立租地合同，其画押据系由俄国官员代者作证，若系华商应由交涉局作证。”俄方承认了（吉林、黑龙江）铁路交涉局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内的租地权。
基于中国对附属地的领土主权，依照中、俄历次条约，以及“界外收税”的有关国际惯例，在黑龙江巡抚周树模的支持下，1910年11月到12月间，李鸿谟连续三次照会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及代办达聂耳（达聂尔），交涉铁路附属地的税务问题，12月，双方达成了若干共识，其中之一是：交涉局官员（中方）在东省铁路附属地外侧口岸、关卡建立税务机关，对进出附属地的粮食、牛、马、羊、草、皮张等“土货”统一征收“进口税”。
1911年10月到1912年7月间，为改定木材采伐合同，李鸿谟又与达聂尔进行了艰苦的谈判，最终双方签定了《增订东省铁路公司在江省指明地段砍备应用木植之副合同》，此合同将俄方伐木工作限制在指定地段内进行。
1909年9月25日（一说1910年五月初四），经东三省总督锡良、吉林巡抚陈昭常奏请，清政府将“滨江关道”改为“吉林西北路分巡兵备道”（以下简称西北路兵备道），职责为：巡防吉林省西北一带等处地方，兼管哈尔滨关税及商埠交涉事宜。西北路兵备道道台（首任道台可能是李家鳌）仍驻哈尔滨，和滨江关道道员一样，西北路兵备道道台也身兼两职，同时兼任吉林铁路交涉总局总办，兼管与东省铁路管理局交涉，并负责监察附属地界内自治公议会事宜。相较滨江关道只辖弹丸之地，西北路兵备道的辖区扩大至四府一厅两县：新城、双城、宾州、五常四府，榆树一厅，长寿即今延寿县、阿城二县。西北路兵备道道台成为吉林西北地区兼有兵权、行政权、外交权的高级地方长官。提升对俄交涉官员的权力、地位，有助于清政府加强、改善对中东铁路附属地内外的“双轨制”管辖、介入。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爆发；
1912年1月1日，孙文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2月12日，宣统帝溥仪、隆裕太后发布逊位诏书，并授权袁世凯组织临时共和政府；
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正式大总统。
1913年1月，中华民国政府将吉林西北路兵备道改为西北路道，道台（时为李家鳌）改称观察使。1914年6月，按《各省所属道区域表》，为避免与国内其它道区名称冲突，西北路道又改为滨江道，观察使改称道尹，首任道尹仍为李家鳌，道尹公署驻滨江城，下辖滨江、双城、五常、宾县、阿城、同宾（今延寿）6县（后又增设珠河、苇河2县）。滨江道道尹为一道之行政长官，对吉林省省长负责；滨江道尹兼任外交特派员，负责辖境内的对外交涉事务；道尹有权调动辖境内驻军或邻近驻军及军舰；遇有紧急情况或特别重要事件，道尹可直接向大总统请示。
1914年4月24日，中东铁路管理局总办霍尔瓦特照会滨江道尹兼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李家鳌，通报将派遣中东铁路护路军“越界围剿胡匪”，得到李家鳌同意后，当日，俄国骑兵200余名自哈尔滨出发，“未携通译，不说营队名号”，先至呼兰县休整，而后直奔兰西县(今黑龙江绥化市兰西县)，并以“匪警名义”在兰西县“暂驻”。数月之后，俄军又以“剿匪”名义，在富锦、拉哈苏苏(今黑龙江临江县)等沿江口岸大肆活动，设立驻所。
1914年6月28日（塞尔维亚国庆日），奥匈帝国皇储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夫妇在波斯尼亚首府萨拉热窝视察时遇刺身亡。7月28日，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宣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一战爆发后，民国政府决定提升东北亚枢纽哈尔滨的外交级别，将铁路交涉局纳入中央一级外交体系之内，由中央直辖。具体方案是：在哈尔滨建立“交涉员”制度，由中央直接派遣职业外交官出任“哈尔滨交涉员”；保留吉林、黑龙江铁路交涉局的建制，但将两省对铁路交涉局的管辖权收归中央；涉及中东铁路（东省铁路）的重大交涉事件，由哈尔滨交涉员直接向民国政府外交部、交通部汇报。
1914年10月1日，民国政府正式任命李鸿谟为哈尔滨交涉员，并由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改任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同时明文规定，接任黑龙江铁路交涉局总办的马忠骏受李鸿谟节制。由于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同时兼任滨江道道尹，因此李鸿谟一人身兼三职——哈尔滨交涉员、吉林铁路交涉局总办、滨江道尹，李鸿谟成为中华民国在中东铁路附属地及毗邻地区的最高外交、行政官员，并握有一定兵权。
1915年，“俄兵藉护轮非法入境，强占方正县德墨里街、乌尔河、新甸各处未肯撤退，并在新甸修建永久工事”。李鸿谟照会霍瓦尔特，指出，滨江道已命令沿江（中国）军队节节驻扎，中国政府完全可以承担保护俄船安全的责任。经过一再交涉，1916年7月2日，霍尔瓦特做出了限期撤兵的许诺。1918年夏天，按照两年前李鸿谟与霍尔瓦特达成的协议，俄军撤出了非法占据地区，中国政府在收复地区设立团部，派兵驻扎，并加强了对江航的控制。（据李朋：《吉黑两省铁路交涉局的“嬗变”——1898—1917年中东铁路附属地行政管理权研究》）
1917年3月，二月革命爆发，沙皇尼古拉二世逊位，俄国临时政府成立，霍尔瓦特继续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不久又被俄临时政府任命为中东路区（附属地）行政长官。
1917年4月底，布尔什维克领导下的护路队士兵苏维埃（也称士兵委员会）在哈尔滨成立，留金上尉被推选为主席。6月22日，士兵苏维埃与铁路工人苏维埃合并，留金上尉又被推选为哈尔滨俄人工兵苏维埃主席。布尔什维克苏维埃势力与霍尔瓦特为首的旧俄势力展开了争夺中东铁路、铁路附属地控制权的斗争。
1917年7、8月间，在哈的数千俄国军警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哈尔滨警察系统瘫痪。经与霍尔瓦特达成默契，8月，李鸿谟将驻守扶余（吉林省松原地区扶余县）的中国军队换装为中方“商警”，以保护“在哈侨民”的名义，从道外进入哈尔滨市中心俄方控制地区，代替俄国巡警执行警务，一度收回了哈尔滨市内的设警权。由于事前未通报吉林省长郭宗熙，事后，郭宗熙以“交涉未能及时呈报，交涉案情较大未能请示办法”为由电告中央，1917年11月，李鸿谟被民国政府免职。
1917年8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以“护法”名义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广州军政府，并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中国由此产生了南北对峙的两个政府，中国南北分裂的局面一直延续到1928年末。
随后，孙中山、段祺瑞先后下达了通缉、讨伐对方的命令，1917年10月6日，南北战争（即护法战争）在湖南爆发，中华民国绵延不绝的长期内战也由此开启。
191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爆发，俄国临时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上台。以段祺瑞等人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拒绝承认苏维埃俄国政权。布尔什维克苏俄政府宣布免除俄国临时政府任命的驻华公使库达舍夫（库达摄夫）和中东铁路局长霍尔瓦特的职务，但民国政府允许这二人留任，并继续向原俄国使团偿付庚子赔款中应付俄国的部分。
由于中东铁路俄国军警纷纷倒向苏维埃，地位不稳，难以控制局面的霍尔瓦特遂与中国政府谈判，提出了由中国军队进驻中东铁路沿线维持秩序的请求。哈尔滨工兵苏维埃认为霍尔瓦特此举是向中国出卖俄国利益，双方剑拔弩张，斗争更加激化。
1917年12月4日，列宁致电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发出了武装夺权的指示。中东路区局势更加混乱紧张，随时有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的可能。
12月5日，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照会中国政府，要求中国派兵进驻中东路区，保护当地外国人安全，维护社会秩序。白俄公使库达摄夫也敦促中国政府向中东路区派兵。
12月7日，北京政府命令吉林督军孟恩远派兵前往哈尔滨，并命令奉天、黑龙江两省予以协助。
清末民初的东北行政地图
12月12日，哈尔滨俄国工兵苏维埃发出布告公民书，宣称：自本日起，哈尔滨工兵苏维埃对外代表俄国行使主权，所有该地有关国家及公共机关均受工兵苏维埃管辖。
同一天，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任命总统府顾问何宗莲中将、总统府侍卫武官长张宗昌中将为大总统特使，命令二人即日前往哈尔滨，会同吉林督军孟恩远、滨江道尹施绍常等处理中东路区“俄乱”事宜。
12月17日，进驻哈尔滨的吉林军队设立了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吉林混成第3旅旅长陶祥贵
任总司令，团长么佩珍为副司令，吉林混成第2旅旅长高士傧任会办。
12月18日，何宗莲、张宗昌、陶祥贵等与霍尔瓦特开会，密商解除中东铁路沿线苏维埃武装及将其遣送出境的具体方案。
12月26日，高士傧、么佩珍率领中国军队对布尔什维克武装执行强制缴械。驻扎哈尔滨的各支“工兵苏维埃”，或者和平缴械，或者略作抵抗后被缴械。被解除武装的中东路区4000多名“过激党”成员，包括留金在内，自28日起，被陆续经中东铁路运送出境。
12月28日，中东铁路警备司令部和滨江道尹发布告示，宣布中国军队正式驻守中东铁路沿线。
12月29日，北京政府任命吉林省长郭宗熙兼任中东铁路督办。1918年2月1日，中东铁路督办公署在哈尔滨正式设立办工。
1918年初，霍尔瓦特招募了蒙兵3000人，用以补充俄国护路军。18年1月5日，中国当局将霍氏所募蒙兵强行给资遣散。
2月6日，中华民国政府在哈尔滨设立了“中东路临时警备司令部”，黑龙江督军署参谋长张焕相兼任司令（时任黑龙江督军是鲍贵卿），张明文、张奎武为左、右副司令。
2月11日，滨江县（隶属于滨江道）在哈尔滨中东路界内设立了临时警察总局，滨江县知事张曾矩兼任局长，同时，在哈尔滨道里设置了中国警察岗位，这是中国首次在哈尔滨道里驻警。
1918年4月27日，中东铁路股东会议在北京召开，决定董事会自哈尔滨迁至北京，选举吉林省长郭宗熙为董事会总理，霍尔瓦特为协理兼总办，高尔察克（沙俄海军上将）、颜世清（原吉长道尹）等人为理事。次日，董事会任命拉琴诺夫为中东铁路管理局代理局长。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