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长超：六四是中国现代执政党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败的拐点

历史有时很诡异，很纷争，但随着岁月的流逝，又往往会渐趋一致，复归公正。历史很严峻，它比任何伟大人物更伟大。因此，我们认识事物，要用历史的眼光，要突破当时社会环境的种种局限。

举例来说。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有多少人投入?有多少人贊成?通过对刘少奇案的定性时，除一个人外，全部代表投了贊成票。那时候，毛泽东如日中天，一句真顶一万句。然而，毛泽东死去不到一个月，他寄于厚望的妻子江青和侄子毛远新被逮捕，后来经过审判，江青成了反革命集团的首领。全国人民有谁想到，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竟然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家属。

按照中共建国后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的待遇，江青有事要请假，运动来了得请罪，要带反革命分子帽子。毛泽东要检举揭发，要宣布与江青划清界限。——那年代就是这样过来的。这个结局，他老人家会想到吗？亿万人民群众想到吗？

然而，历史老人想到了，并且这样执行了。历史就是这样过来的。它告诉我一个道理，看待风云多变的事情，要有历史的眼光。不以眼前的利害为依据，不以权力的权威为依据，甚至不以主张者或反对者人群的多少为依据。而要以事件本身的是非和历史的影响为依据。

历史很严峻，它比任何伟大人物更伟大。伟大人物也将是历史需要评估的对象。

同样的道理，对于1989年发生的震动世界的那件事情，也要用历史的眼光来认识它。这段历史已经过去26年了，历史的是非越来越清晰了，至少在我的心中早就很清晰了。我对这个事件的认识，我认为它是一个巨大的历史事件，它是一个历史的拐点。

首先，它是中国现代执政党全面地、深度地、塌方式腐败的拐点。

那个事件之前，中国也有腐败，中央也有腐败，但是，没有全面的、深层的、整体的腐败。那个事件后，接二连三地出现了陈希同、陈良宇的腐败（有权斗的因素），又出现了薄熙来、王立军的腐败。从全国腐败立案人数、涉案金额等因素看，都是急剧上升。

现在，全国普通民众的犯罪率为1/400，但是，从现在党中央已经查明的腐败情况看，上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的腐败，占了1/9，前政治局委员中的腐败比例也不低。从腐败的金额看，数额非常惊人。单是从某个军委领导人抄家所获的就有亿元以上的现金。无论是从当代横向的比较还是从中国历史上朝代的比较，情况都是空前的。

由于腐败的面积如此之广，深度如此之深，如果真要反腐败，涉及的人数之多之高，都将是空前绝后。如果反得太认真，会造成形象的极端恶劣，造成大批重要岗位的空缺，或者造成强烈的阻力和消极的抵抗，极大地影响行政效率。它也有可能影响根基。而不反，或者选择性反，则不能获得人民的信任，不能彻底扭转腐败的趋势。因此，反难，不反也难。大腐败使中国进入了一种进退维谷的境地。

这个局面的发端，是那个风波事件。中国腐败如此严重，有一个分界线，那就是那个事件。那个事件，成了中国腐败的催化剂和膨胀剂。

这是什么原因呢？原因其实很简单

第一，那个事件起始于反对腐败，反对官倒

结果是，反对腐败和反对官倒的人，或者死于坦克之下，或者受到监禁，或者受到处分，或者被迫流亡。而腐败者受到保护，事件发生后无一人被清算。这等于向人们明白宣告，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要坚决打击的。

事件的流血处理方式成了一种无声的鼓励。它告诉世人，反腐败者的下场会如何!

第二，那个事件之后，当局为了让社会遗忘和淡化那个流血事件，转移人们的注意力，掀起了一个鼓励追求利益的热潮。当时，下海成风，谋利成风，权力寻租，权钱结合，资本寻找靠山，成了一种时尚。从此开始，中国掀起了一股腐败的逐利的狂潮，可以说，中国特色的腐败，不仅是有权者的腐败，也不仅是有钱者的腐败，而且是整个社会的腐败，是一种全民族的腐败。

今天，考试考核中的作弊现象铺天盖地，商品中的假药假烟假货见怪不怪，假博士假专着假论文司空见惯，不就是全民腐败的标志吗？中华5000年的作假之风，未有今日之盛，中华5000年的腐败之风，未有今日之猖,这一切，始于那个89年的拐点。

第二，这是民心的一个拐点。

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总体而言，党群之间，官民之间，即使有矛盾，或者有很深的矛盾，但是，仍然有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希望。文革前将几千万地富反坏打成贱民，将300万右派打入地狱达20年之久，文革中将大批干部、知识分子打成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冤案遍于中华。

胡耀邦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群众仍然信任你，胡极大地改善了党的形象和党群关系。但是，当你指挥着野战部队驾着坦克、端着冲锋鎗,向手无寸铁的市民进行屠杀的时候，你的形象发生了质变。这种屠杀行为是不可原谅的，而且，你26年来，没有给无辜被杀的市民一个说法，没有对这个事件一个说法，民心难平。

人同此人，天同此理。当谷开来为了瓜瓜发烧强要薄一波的司机带孩子看病时，司机被戒严部队开枪打死，他也是很悲痛，很愤怒的。向人民残忍地开了枪，又没有任何悔悟之心，你要说这件事，还要继续狠狠地整你，例如年年要将失去孩子的丁子霖软禁，人民怎么会对你有所希望呢？它的态度是想努力让人们遗忘，但是，这么大的历史事件，人民是不会遗忘的。

光州事件不会遗忘，二二八事件不会遗忘，天安门事件更不会遗忘。这本来也可以成为一个资源，胡耀邦平反冤假错案，中共的形象并没有破坏，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是，邓后的政治家，没有一个有这样的见识和魄力,他们或者不明白世界潮流和历史的是非，或者是营营之徒，苟且之辈,以为用暴力维稳就能长治久安了，开着坦克镇压，就是一个男儿了。

那个事件是用暴力处理了，它也开了一个先例，助长了暴力迷信综合症的发展。暴力维稳成了新常态。孙志刚因为没有带身份证，竟被在看守所打死，钱云会反对强拆，竟然被推土机活活压死，四川，南京，上海的一些市民，因为反对强行动迁而被烧死打死，反抗强迁而自焚者的一群亲属也被暴力镇压，西藏发生了100多自焚事件，警察向民众开枪事件屡屡发生。活体解剖事件的真相虽然若明若暗，但越来越震惊世界人民的良心。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人类的文明在不断进步，有些人却对暴力如此迷信，自然会越来越站在失去民心的境地。再加上举世无双的腐败，要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是越来越遥远、越来越困难了。

第三，这是历史拐弯的拐点

这个事件，如一粒催化剂，引起了迅速的化学反应；如一粒火星，引起了一堆易燃物的熊熊燃烧。

先是引发了坚固无比的柏林围墙的倒掉。这是一垛钢筋水泥制造的墙，全长169.5公里，其中包括水泥板墙104.5公里、水泥墙10公里、铁丝网55公里。墙高约3.6米，相当于两个彪形大汉的高度，也相当于世界一流的女排运动员摸高的高度。这还不算，沿墙修建了253个瞭望塔、136个碉堡、270个警犾桩、108公里长的防汽车和坦克的壕沟。此外，还有一接触便会发出信号的铁栅栏119.5公里和供边防军士兵巡逻用的巡逻道119.5公里。

总之，这道墙是一道现代化的墙，一道高科技的墙，也是一道军事化的墙。这道墙护卫下的东柏林固若金汤。它保卫着史达林式的社会主义，保卫着无产阶级专政，保卫德国共产党的领导。

它夺去了1065个青年活蹦活跳的生命；260个青年在墙上流了血，负了伤；更有3000多人因企图越墙而被拘捕，被关到更坚固更狭小的大墙之内。无产阶级专政显示了强大的威力。

1989年11月10日，那个风波事件后5个月，存在了28年之久的柏林围墙倒了。它不是年久失修之类的物理的原因而倒坍的，它是被人民拆除的。

那个风波事件发生后半年，1989年12月16日，罗马尼亚蒂米什瓦拉市暴发了万人游行，表达对齐奥塞斯库统治的不满。齐下令警察开枪，把风暴镇压下去了。12月21日，齐奥塞斯库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召开群众大会，庆祝镇压的胜利。但是，参加集会的群众却乘机举行了反对齐奥塞斯库的游行，齐氏急忙派军队进行镇压。但是，军队不愿意向人民开枪，回到了营房，国防部长自杀。民众包围了总统府，齐奥塞斯库夫妇从楼顶上乘上直升飞机逃逸。但是，全国到处在举行着反对他们的示威游行，直升机的驾驭员也不愿意为他们服务。齐氏和妻子两人躲来躲去，最后终于被反对他们计程车兵抓获，经过特别法庭的审判，被判处了死刑。罗马尼亚救国阵线委员会接管国家一切权力，易国名为罗马尼亚。

那个事件发生后2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发生了剧变。1991年8月19日：副总统亚纳叶夫、国防部长亚佐夫、克格勃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等共八人，组成"紧急状态委员会"，利用总统度假的时机发动政变，宣布总统因健康原因不能视事，由副总统依法接替，并软禁总统于克里米亚。在莫斯科，则调动坦克师、摩托化师、空降师和其它部队，包围俄罗斯政府办公大楼"白宫"。五万群众闻讯聚集"白宫"广场，支持俄罗斯政府。坦克兵态度友好，叶尔钦走出"白宫"登上坦克，向群众演讲，坚持改革，反对政变，要求放回戈巴契夫。电视实况传播全世界，反响强烈。吉尔吉兹、乌克兰、白俄罗斯、乌兹别克等共和国总统宣布反对政变。8月20日，空军、空降部队、海军、战略火箭部队司令等宣布反对政变。莫斯科军区空降师、塔曼摩托化师等拒绝政变者命令，掉转枪口，保卫"白宫"。8月21日，政变失败。政变首犯八人，内务部长自杀，七人被捕，以叛国罪起诉。戈巴契夫辞去苏共总书记，苏共解散。1991年12月25日，戈巴契夫宣布停止苏联总统职务，苏联结束。

一场本来是反对改革的政变却催化了改革，催化了转型。

在这几起事件中，德国领导人昂纳克，罗共领导人齐奥塞斯库和苏联的政变集团，都曾经利用军队镇压人民。但是，最后或者惧怕严重后果而未下令开枪，或者军队没有听从命令未开枪，结果未造成大规模流血事件，基本实现了和平解决或极少量的流血，实现了和平转型。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的流血事件在资讯时代迅速传播，产生了重大影响，震动了整个世界，受到了世界性的谴责，也引起了军队的觉醒。

有些领导或军人出于害怕承担历史的责任和世界性的舆论压力，没有下令或执行开枪的命令，因而实现了比较和平的社会转型。从这个意义说，中国的风波起了社会转型的催化剂的作用，也起了推动国际社会和平转型的作用。在人类历史上，这是有重要的进步意义的。

后人是否会这样认识这个事件？我不知道。后人也许会批驳我的这种认识。不过，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比较客观公正理性地评价这个事件，对它的历史结论，决不会如当年邓小平所定性的动乱或反革命暴乱。我这样相信，因为我相信，历史不可欺，民心不可欺。

-------

朱长超1944年生，上海南汇人，研究员，九三学社会（社）员。196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1982年毕业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专业。后又修完华东政法法学院法学本科、华东师大汉语文学系本科，并通过了心理咨询师3级2级的考试，此外还学过中医等，粗通文理，略识中西，有开阔的知识面。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信息研究所工作。社会兼职：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思维科学研究所上海分所所长，上海南市思维进修学校校长。现为上海社会科学学院信息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思维科学学会筹委会副理事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以上转自网路文章)

-----------------分界线------------------

【自由副刊．王丹专栏】 当记忆被重新建立(ZT)

Louisa Lim，中文名字是林慕莲。她的父亲是新加坡华人，母亲是英国人，而她自己，则在香港长大，大学念的是当代中国研究。这样的背景，使得她对中国那片土地充满了复杂的情感和好奇。大学毕业后，她选择了从事媒体工作。2003年开始相继担任英国BBC和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NPR）驻北京记者，常驻北京十年。2014年的时候，她接受牛津大学的邀请写一本关于中国的书，她选择了「六四」这个主题。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重返天安门》这本书。过几天，就是中国天安门事件三十二周年了，我又重新打开这本书。再读之下，我发现，最打动我的，竟然是她的序言中提到的两个小故事。

第一个故事，是她第一次根据她的《重返天安门》一书进行公开演讲（当然是在中国之外）的时候，那是2014年。在观众提问的环节，一位中年的中国妇女站起来问了一个问题：「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一切都不是真的吗？」「有任何一件事是真的吗？」林慕莲说，她当时注意到，这位妇女问的时候，消瘦的身子明显在发抖，听起来冷静的声音带着一丝颤抖，「口气宛如在请求宽恕。」

这段描述非常生动，看得出一个优秀的记者的敏锐的观察，但更让我们看到了当一段已经被掩埋的记忆，被重新挖掘出来的时候，对于当事人来说，内心的冲击是多么剧烈。从那近乎祈求的提问中，我们看到的是提问者的内心挣扎，她是多么希望林慕莲能够给她哪怕是一点点关于「六四」这个事件，中国政府没有全部说谎的证明。尽管其实我们都从她的肢体动作看得出，她自己也知道这样的挣扎的无意义。只有当一个人内心一向坚定信奉的东西突然坍塌的时候，尤其是当这个人愿意诚实面对真相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挣扎，这样颤抖的声音，和这样的绝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国家机器强行抹去人民的历史记忆，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的心理伤害。很多时候，恢复记忆，是需要勇气的。

同样的例子，也是发生在林慕莲的一次演讲中，那是在美国中西部一个大学。当时，台下一个年轻的中国留学生一动不动坐着聆听，当她讲完后，这位留学生站起来说了一段话，她说：「我在中国生活了二十八年，直到现在我才发现，我对我的国家的历史一点儿也不了解。我上最优秀的学校，管理最好的学校，而我对一切都一无所知。」这段话，字面上看起来非常冷静，但如果我们深究冷静的字句背后的含义，你就会感受到震撼。林慕莲在回忆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沉痛地说了一句在我看来十分精辟深刻的话：「对今日一些年轻世代的中国人来说，为了保护自己，无知不仅很重要，甚至是必要的。」

这段话深刻地描写了中国的现实。很多中国人是故意迴避历史的，所以他们故意地不提起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这种迴避其实是理性计算的结果，是为了在现实中能够生存，因此是一种「必要」。而当遗忘成为必要的时候，就是一个民族最悲哀的时候。所以林慕莲说，「让记忆保持鲜活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捍卫自己的历史记忆。」这样的感慨，我想，经历过从「二二八」到白色恐怖时期，也曾经全民族被迫失去记忆，或者把「无知」当做「必要」的台湾人来说，想必会感同身受。我们也都会同意，记忆被重新建立是如此重要，不仅是为了真相，更是为了心灵的重置。

(以上转自台湾自由时报)

-----------------分界线----------------

周锋锁：只有中国民主化 六四话题才成过去(ZT)

北京「八九民运」前学生领袖周锋锁说，相信「六四的话题永远不会老，只有在中国民主化之后才会成为过去」。

明报今天刊登了对周锋锁的访问，他说，「因为八九民运所提出的是中国民主化，并不因为中共的胡作非为而成为过去，反之会总是成为很重要的目标。」

他说，继续讨论和反思「八九六四」对当下现实更具警醒意义，「比如对于美国来讲，非常愚蠢地在过去这么多年扶持了中共」。

他表示，「八九民运」清楚显示中共政权的「残暴、专制」，是一个「defining moment（关键时刻）」，美国一切对中国政策应从这开始，而美国经过32年才回到起点。

被问及32年来中国政治的变化，周锋锁认为，从「八九」到现在，中共政权的内核一直没变，那就是「不惜一切追逐和维护它的绝对权力」，包括以牺牲他人甚或自己人的生命与尊严为代价。

据报导，1989年北京学运爆发时，周锋锁是清华大学物理系4年级学生，他组建了清华大学学生广播台和天安门广场「学运之声」广播站，其后与王丹、封从德等人当选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常委。

学生运动被镇压后，他与另外20名学生领袖一同被通缉，并很快被捕及入狱1年。

周锋锁于1995年前往美国，2007年与他人合办非营利机构「人道中国」，主要为大陆参与民主运动受迫害者、良心犯提供资助与发声。

报导表示，今年2月，「人道中国」与另外23个在美非营利人权机构，向美国总统拜登发出联署信，呼吁将人权作为对中国政策优先考量因素。

周锋锁在访问中说，「人道中国」今年以来帮助过数十名参与「反送中」运动示威的港人，他们当中有被香港国安法起诉者，并协助其中10多名流亡者在美国安顿。